人类有上帝的形象，上帝又是谁？

林登·拉魯什
1995年3月18日

目前，一个文件正在国际新闻界流传，文中提到一群斯里兰卡佛教和尚以激烈危险的方式攻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这个攻击源于教宗1994年出版的著作《跨越希望的门槛（Crossing the Threshold of Faith）》¹。和尚们并没有在书中发现事实上的错误，却认为该书抨击性太强，认为教皇违反了「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原则。

这项争议中包含的问题与美国最高法院争辩，说「可证明无辜的证据并不足以停止对其执行死刑」的情形是相同的。难道我们的道德已经堕落到了离开真理和正义的原则，而径行司法审判的程度吗？同样的，我们是否已经到了这样的衰变点，以至于鼓励人们仅仅热衷于个人情感，便支持他或她对特定宗教或信仰的选择，而不至于抨击敌对观点以显示人本身的信仰是基于对真理的信奉呢？

由和尚抱怨直接导致这项有关真理的问题，引出了学术上称为宗教现象学的一种敌对性评论。我们在此的目的是从学术的角度讨论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在他臭名昭著的〈宗教经历的多样性〉一文中所暗示的，或者纳粹哲学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直接明讲的这项问题。尼采主义者(Nietzschean)海德格以神学教育所形成的持续影响同现今恐怖主义运动所编造，存在主义称之为「解放神学」者最为相近。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穷人运动的国际恐怖组织之一「扎帕提斯达」(Zapatista)在墨西哥恰帕省的活动。

每一种诸如此类的错乱，真理和理性都扔在一边，取而代之的是放到统治地位的非理性个人感觉。和尚们抱怨的心理与海德格的现象学一致，经常违反审判的义务，成为真理的忠实仆人，事实是神学中的的存在主义领导了洽帕省的恐怖主义造反的这一事实，都是推定原则的众多前提之一。这些现象暗含着重要的原则，我们将一一检视。

我们讨论此事，不仅从宗教事物和国家领袖的角度看待，例如，公民信仰宗教的哪些方面显示了改变独立、联邦宪法、和美国发展的正面影响？不过，我们先从和尚的攻击言论开始。

教宗的原始言论

争论的原则是从和尚特别宣布的段落开始。以下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英文版书中提到佛教时的原文。

佛陀体验到的「顿悟」，可归结为彻悟到世界是恶的，是人罪恶和痛苦的根源。为了从罪恶中解脱，人必须从世间解脱，使我们自外在现实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这种束缚存在于我们的天性，我们心里，我们的肉体上。

我们越是从这些束缚中得到解脱，越是对存在世间的一切不动心，越能从来自世间的痛苦与罪恶中得到解脱。

我们这么做是否就接近天主呢？佛陀传下来的顿悟中，并没有谈到这一点。佛教极可称得上是一种无神论的体制，不是透过来自上帝的善，使人从罪恶中得到解脱，而是通过脱离这罪恶的世界而得救。这种完全的脱俗并未与上帝结合，而是所谓的涅槃，是对世界完全无动于衷的境界。总之，个人的得救是摆脱罪恶:此一世界乃是罪恶的根源，借着对世界不动心，这是灵修过程的极致。

为了尊重和尚有关的意见，现将有关论点叙述如下。为了显示这个问题的权威性，我们从摩西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都承认上的存在这一点出发。柏拉图(Plato)的对话中，严格而清楚的定义上帝的观念；古代儒家传统和古印度传统，也有关于上帝的某些表述，否则就不会有宗教信仰关于摩西传统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义中承认的上帝

以下的论点是上述观点的推论。有组织的宗教中对于神的所有叙述，无论是现今还是史前的历史，只有摩西传统中关于上帝的存在，才是凡人能以智慧证明。所有其他宗教中，上帝的存在只是非理性迷信的异教徒之致命现实，对于他们来说神只是盲目信仰的现象。我们将在随后宣示，基督教神学的方法，乃是根植于苏格拉底方法(Socratic method)，而柏拉图有运用苏格拉底的方法于他的提麦诗篇的对话(Timaeus)中。这是一个优点，我们从此出发来评论和尚抱怨的政治意义。

由于问题广泛，我们将重点放在欧洲2600年文明进程的范围内，检视基督教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最敏感的地方。²我们把和尚的问题置于对抗基督教寡头邪恶的蛮人，法国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和路易十一(Louis XI)的封建主义对手，以及目前反基督的英国君主制的矛盾中³。

斯里兰卡和尚应当好好的阅读圣经旧约第一章的创世纪，其中犹太教徒、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体现了他们信仰的关键。最关键且可以获得科学证明的地方在第26至30节提到了人的产生；第27节中有这样的记载：「所以上帝按照自己的形像做人，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男人、女人，创造了整个人类」。摩西在这一章重复提到，上帝很满意的看着他创造的宇宙和世界。第11节的结论说上帝审查自己的创造是一个完美的整体，其中包括人类：「很好，都很好」。那些试图逃离世界寻求涅槃的人无法理解这个上帝，爱世界的上帝。这难道不是摩西传统的相反位置吗？这难道不是和尚们攻击的真理吗？

费罗的摩西(Philo’s Moses)

在此议题之外，我们参考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任奎斯特(William Hubbs Rehnquist)和他意见相同者，在死刑问题上可怕的背弃真理，这个错误在本质上与和尚们的错误同属一类。我们对死刑的态度，认为不顾人类个体生命的神圣，与不顾真理的原则一致。最近以来，这种不顾真理的倾向，在美国的司法和其他法律过程中，不断增强并占据主导地位。我们看到腐败的趋势，从美国司法实践反映出来；以社会整体而言，这是不顾真理原则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与前三K党员和美国最高法院官员布莱克(Hugo Black)极端错误的解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禁止以政府权威设立教会问题是一致的。例如，禁止在美国设立像英国一样的国教。这个大法官虽然不对整个国家的道德沦丧负有全部责任，但是他的负面影响确实很大。

后来，布莱克要求在美国公共生活中禁止基督教。明显的，他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普遍的无神论及自由主义假象，以及特别是赫胥黎(Thomas Huxley)的英国式不可知论，实际上都是异教徒宗教信仰通过保罗•萨皮(Paolo Sarpi)的追随者们的英-法「启蒙运动」所生的影响。实际上，布莱克并未将政府和宗教分开；他是努力在美国建立英国式的异教室宗教(例如无神论)。他这种不合理的教条，实际上同和尚对教宗新书的攻击，本质上一致。

不同于布莱克，美国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对于宗教的本意，乃是任何宗教只要不在现实生活中鼓励非法活动，国家就必须允许宗教自由活动，因此，禁止由国家建立教会对宗教信仰没有负面影响。

我以世人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理解来说明：当宗教试图影响社会时，便会表现出不同的、正面的正义影响。对各宗教团体而言，他们的意见也许是「盲目的信仰」；但是当各宗教团体只是将其合理、合法的意向加于国家之上时，这「盲目的信仰」变犯规了。

从整体看社会，应用以下普世基督教会原则：所有特别的宗教意见，都要在社会合法的情形下实行，而且必须是智力上透明–有完全可知的证明，且可论证，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该论证的推理基础–公理性预设(axiomatic assumptions)。

因此，无论是国家还是法庭都不允许有做蠢事的特权，宣誓效忠美国宪法的政府官员受到美国宪法的约束。尤其是美国宪法形成的当时，对于选民来说，无论男女、文盲和傻瓜都会受到责备。如果官员对表达这些基本原理的誓言表示异议，无论是恶意还是无知忽略这些原理，都要受到弹劾。没有人能够一笔废除这些原理，而不使美国宪法成为泡影，或不会伤害美国整个联邦制度。

假设美国国家法律建立在摩西传统的两个方面，直接与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任奎斯特等人关于死刑的错误概念矛盾。

美利坚合众国乃是紧接着首先确立于15世纪欧洲中地政府原则之上而建立的由法国国王路易十一世和让·玻定(Jean Bodin)所定义的「共同体」联邦制度，成为现代国家的基础。这个国家创造产生的原理乃是基于前述的基督教原则，从路易十一的联邦制而来。这些原理非常生动的体现在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和我们的联邦宪法序言中。

根据上述事实，我们又不得不更进一步考虑摩西传统的公理特征，特别是基督教的传统特征；创世纪第一章第26-30节关于治国原理中，指出人类「具有上帝的形象」，即拉丁文「Imago Dei」。如果一个人站在立法机构前，提出完全根植于上述上帝的公理性概念时，他如何才能清楚的证实这个原理源于上帝呢？盲目的信想或仅参照前人授予的教条传统，或其他种种，都不足以明辨。问题在于，对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类的上帝，既非盲目的信仰，也非简单的依靠引述传统的某个人是可知的吗？这是一个可以明了的概念吗？

人们常说「我相信……」或「我们相信……」言者真心真意，但是人们在说此话时，并没有提出明白可知的上帝的定义。的确，像这种说法的人需要教条，但是不需要准确的表述教条，只要想到教条就可以了。确实，无论人们视其目的为何，都应当记录下这种情形。

然而，如果人需要用上述的公设来说明一个命题，公设必须是明白可知的。对于像使徒约翰、保罗和奥古斯丁 (Augustinus)等传统基督教神学家来说，这是合理的负担。有两条线索可以鉴定这项挑战的基础：即参照著名的亚历山大的费罗(Philo of Alexandria)的例子和柏拉图对上帝存在的本体性证明。这个立足点一旦确立，和尚抱怨的实际性错误和任奎斯特及布莱克们可怕的谬误就无所遁逃。

谈到圣经第一章创世纪时，基督使徒彼得(Apostle Peter)曾经与友人费罗(Philo of Alexandria)共同对抗有灵知的魔术师西门(Simon the Magician)，重点在圣诗第26-30节上，个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这里所指并非肉体上的相像，而是人类个体潜在创造能力的形象，重点在于创造。

费罗实例的关键在于确实掌握了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方法，每个人都赋予了动物所无的智慧潜力。这种对自然界的想像能力，不仅在人类之前从来没有，而且在一定的限制下，可以将这些理念充分的运用于宇宙中。完成这件事情的条件，乃是那个智慧的想像合乎普遍大法，在上帝充分创造智慧的形像中，铸成每个人的智慧便是创造的定义。

这意味着，人在自己的智力型态以内，可以进行认识，这智力形态便是上的形象的反应。

柏拉图发展了这一观点，定义了之后称为人类创造性的名词，作为智力形态连续的四个组成。他将这四部分命名为：前提(hypothesis)、大前提(higher hypothesis)、假定前提(hypothesizing the higher hypothesis)，和有关上帝存在的非前提性确定知识(the knowledge of the certainty of the efficient existence of the unhypothesized God or God)⁴。现代语言可以将柏拉图的四段论，归纳为如下的内容。对于熟悉本文作者科学方面发现的读者来说，相关叙述也许是老生常谈，对不熟悉的读者而言，这个归纳就显得必要。

关于前提假说的原理

从形式几何学，例如阿基里德几何学的演绎，开始我们的讨论。几何学是由一系列的公理框架组成，是尾部开放的公理系列，系列中的每一个公理，都不与其他公理矛盾。这种公理之间的和谐一致性，表示公理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和共同基本条件。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方法中，最简单的便是引证足够的假定条件，例如：公理和公理的假定条件。

因此，读者可以正确的使用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其他实证主义者错用的术语：「继承性原理」。尽管罗素等人使用这个术语，却指出公理和公设整合系列之间的关系，属于某种「原生」原理：如果一个设想在条件和公理上一致，就不会在开放排列的整个公理系列中产生不一致，因为公理本身是一致的。以柏拉图的术语称呼公理和公设系列便是：前提。

为了清楚表达柏拉图另三个关于人类智慧的术语，可以做一次时间的大跨跃，从公元前四世纪跳到公元1854年六月的哥廷根大学，高斯(Carl F. Gauss)和狄利克雷(Lejeune Dirichlet)的聪明同路人黎曼(Bernhard Riemann)，讲述了自1794-1814年法国综合技术学院(Ecole Polytechnique)和高斯本人的伟大工作以来，最为基础的发现，也许是二百年来最为重要的科学发现，也是后来所有科学工作的基础。年轻的黎曼提出他的发现，作为大学教授职位的资格论文。为了感激柏拉图完整的科学方法像黎曼一样评价几何学，和现今数学的最敏感公理系统，请允许作者以自己的术语讲述此事。

在其最大部分与现代课堂欧式几何关联的幼稚几何学，并不与物理现实直接关联，也不是我们感官的创造；必须是一个天真想像的创造，可称之为「天真视觉形象几何学」。

与视觉世界不同，天真视觉形象几何学勾画出的时空世界，在四维中是完美连续的：在空间的前后，从上到下，从一边到另一边；在时间上，从以前到后来都是如此。柏林的哲学经验主义者尤拉(Leonhard Euler)认为时间和空间的扩展无限，时间和空间也是无限可分，并以之攻击莱布尼兹(Leibniz)的单子论(Monadology)。黎曼的作品打破了尤拉关于天真视觉一致性的争论。正如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所展示的精确视觉，并非是线性可扩展的，也并非完美连续。这种几何学并非视觉景象，而是一种智力性创造，是天真视觉形象几何学。

按照萨皮(Paolo Sarpi)、伽利略(Galileo)、培根(Francis Bacon)、笛卡尔(Rene Descartes)和牛顿(Isaac Newton)典型化的这种想像，数学物理应当由线性可衡量的定位，和时空可见形象物体的运动构成。然而，如同莱布尼兹和伯努力(Jean Bernoulli)在黎曼之前一个半世纪证实，一旦介绍了物理上的最少时间和最小动作概念，伽利略和牛顿等人的简单代数物理变分崩离析了。因此，黎曼关于费罗创造性智慧教条的发现变展露无余。

一旦引入「最短时间」和「最小作用力」的概念，作为物体改变物理状态的基本量，便发现我们毫不怀疑现实中存在的现象，却与数学物理中广泛接受的原理大相径庭。以形式主义的术语说明此点，便是这些不规则的现象，强迫我们重新检视使用中的公理和公设，从而产生新的一组公理和公设，以与各种现象一致，包括那些反常的重要现象。这种工作以新的较好的假说，即柏拉图所称的前提，代替旧的假说。

对于假说需要改变的发现，表现了创造性发现的最本质因素，并将创造性发现从非创造性的作品和一般逻辑推理中区别开来。尽管我们只是在数学物理方面引证了这项道理，但是伟大的创造性原理，在古典诗歌艺术、音乐艺术、悲剧艺术和绘画艺术方面都有其普遍性。

因此，并入其余三下创造性智慧中，阐述普遍真理更真实的发现过程，从解决本体悖论的角度，可以由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Parmenides)的对话表明。对话中，柏拉图对形式逻辑不留情面的推理，直到产生荒谬的结论方才罢休。所要发现的「一」(One，柏拉图在对话中与「多(many)」相对的观念—译注)，是一种行动过程的统一形式，包含每一个以及全体变化。这些变化定义了一些事实的集合，且以其作为函数上相关聚集的元素。例如要包括在经证实过的相关事实集合中的一个同样经证实，但又异常的命题时，便迫使我们建立即适合以前发现的事实，又适合新发现的事实之理论。其所发现的新原理就是新假说，就是「一」个包含了所有事实的新假说。

重复过去我们头脑创造性发现的经历，能够帮助\我们熟悉自己的创造性潜力，我们必须用它使原来的发现再生。这能够使我们产生创造性发现的能力，成为一种自觉的想法：说明这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现象，由于它影响了实际世界，不是观想现象，是真正的智慧现象；是一种思想目标，一种莱布尼兹的「单子」(monad), 柏拉图著作中的「观念」(idea)，或黎曼所称的「精神」(Geistesmassen)。

从此点出发，我们便能够发现高一层次的智慧目标-大前提，或者一个连续创造性发现的有效原理(例如：假说)。这在开普勒(Johannes Kepler)的著作中显现为理性。例如：显现为几何学里面中的一种新方法，黎曼所发现之物理学时空当中的「曲率」。

因此，我们可以从此类有效原理的相对优越概念，产生连续有效的假设发现。这种从产生过程上总体把握高级假说的术语叫做「假定前提」。这个过程肯定的提出了上帝的存在。他并非任何一种自然神，而是费罗和摩西所称之上帝。

简而言之，需从人类整个创造性发展，和宇宙类似的发展来看问题。「所有创造性的发展」都基于一个单一有效的创造性智慧，如果将时间和空间算做一个单一不可分割的事件，那么这个智慧存在于所有时间和空间当中。这便是柏拉图所称的「善」或「上帝」。

何物为真

「真理」是现实的；「真实」是对该现实的有效发现。整个科学史中，真实的质量由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方法做了最好的界定。几百年来，柏拉图现实观点的反对者，一直坚持说柏拉图的辩证法只是很精明，但那只是因为他置现实于理想的境界，他在感官的现实中是谬误的。为此，我们有了各种各样形式主义文盲，非难柏拉图的「理想主义」。

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批评柏拉图「理想主义」者，所有物理科学的知识，都来自于实验证明，都是得自物理经济学领域。和尚们、宗教现象学者们，及雨果·布莱克的个人崇拜者们的争论，以及对柏拉图的批判，都像破船一样被抛弃；他们被彻底粉碎了，更讽刺的是，他们撞上了数学、物理经济学现实的坚硬礁岩。

「形而上学！」这是最了解情况的反对者，对我们上述描绘所喊叫的。对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来说，「物质的」乃是属于可以感觉的。他们是自己感觉确信中「盲目信仰」的牺牲品；他们是天真视觉影像时空观的献身者。对他们来说，智慧上但非感觉上确定的东西，可能成为感觉领域中变化的有效原因，这种情形便「只是形而上学」。

牛顿有句「我不提出假说(hypotheses non fingo)」就是这个问题的例子。牛顿除去自己最喜好的黑色魔术之外，并不接受形而上学。⁵当黎曼在大约两个世纪之后，对牛顿的口号以最善意的口吻指出为「自欺欺人」时，他认为牛顿关于惯性的想法，乃是描述相像时空运动假说重叠的产物。牛顿无知的使用「假说」一词时，与该问题的公理性悖论乃是一致的。

在实际上，假说在想法上与更高的效率相连，这只有上帝和人类的智慧中才具有；整个有效的想法指导着低级感觉现象领域内的运动，就像牧羊人按照自己的意志指挥羊群一样。因此，柏拉图的批评者拒绝自然中有效的存在，正是这些问题证实了圣经创世纪第26-30节中的真理。这方面的关键证据，笔者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各种场合多次发表过，在此将其摘要如下。

如果人类真如菲利普王子(HRH Prince Philip)所描述的，仅是一种高级猩猩，那么世界人口数，自新生代(Cenozoic)的200万年以来，绝不会超过类似杂食动物高级猩猩族的密度；人类绝不会超过数百万人口。试考虑关于这方面研究，将会证明上述观点。有关衰败文化研究指出，这些文化中的人口已经崩溃到所谓的「原始」状态，即大都过着像猩猩一般的「寻食」式生存方式。

试考虑人口发展图和史前历史人口分布图(参见图一和表一)。图一引自「罗素如何成为一个邪恶者」文中的人口曲线图。表一即有历史纪录的人口和史前人口，则在美国德州参议员葛兰(Sen. Phil Gramm)「美国的保守党革命」一书中出现过。在全部「动物生态学」特有的每一种动物潜在相对密度固定不变的范围内，人类的人口历史，在人类主宰的文化里的人口潜力中，处于长坡式上升；即整个过程，高于全系列的范围内不断增长。以最近的发展言，从公元1440年的欧洲以来，可以看到人类潜在相对人口密度最清楚的发展例证–人类的人口发展以双曲线函数的方式快速增长。因此，人类是从低向高自我进化演替的物种。

公元1440年以前，人类就已经在数量上超越了所有杂食类的哺乳动物，达到数亿人口之巨。值得注意的是，自从法国皇帝路易十一建立现代国家的联邦制(共同体)以来的五个半世纪，人类的总数增长到公元1440年的7倍。

在过去五个世纪里，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关键因素，是人类过渡到现代国家产生之前的每一种文化中，9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奴制、奴隶制，甚至更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在1440年以前，人类不曾过过好日子，寿命从未增长，也不曾有小康生活、消费标准提高，或加强生产合作，遑论本世纪的都市发展，及其相关的寿命和生活潜在标准的持续增加了。

检视近五个世纪欧洲文化发展最明显的特征，便可得到问题的清楚印象。第一，政治权力中，从未根除有害的旧寡头制度；第二，近三十年，「新潮的」角色是扭转一个世纪来呈上升趋势的技术进步。这两项重要的观察，公平地说，是人类存在的所有历程中，前所未有，无法与现代国家增加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比较，而比较的标准是每平方公里土地、每户、每个劳动力的生产能力。

但是，现代国家对人类发展的特殊贡献，也把同样的原理带入一个关注点，对约二百万年来人类的发展举足轻重，根据某些古生物学家推论，这二百万年正是人类文化已经在地球上存在的历史。人们粗略鉴定的「文化」概念，乃是人类知识和行为，在千百年间所累积起来的综合反应。为此，我们可以将「文化」视为有鉴定意义的知识类别，是与科学、技术、语言和源自希腊的古典艺术与欧洲传统相连的知识类别。迄今为止，也许这些变化有效地推进潜在人类生存的条件，统合了物理科学领域中的公理革命性变化相同的发明。

因此，真理不属于已知的事物，真理存在于人类得到知识的连续过程。简言之，有关真理知识的本体论，最初形式并非关于某种特殊的感觉现象，而是人类发展征服宇宙能力的过程中，随着科学发现所得之原理，进而随着特殊现象的产生迅速发展。也正是这种发展，增加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以每平方公里土地、每户、每个劳动力的生产能力作为衡量标准。

读者可能听过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前535?- 前475?，古希腊哲学家—译注) )的名言「变化之外无恒事 (nothing is constant but change)」。一个人的思想应当发展到柏拉图在对话录巴门尼德篇中的本体悖论：解决矛盾的钥匙，乃是从一系列的个别现象，转换到定义该系列整体现象可引证的变化原则。本体论的现实，包含每个及整体的「超限数(transfinite)」有序化原理，而不是表达系列中的单一现象。

大前提将上述所提之变化，定义为本体上对真实的相对初始表达。

在萨皮、伽利略、牛顿等追随者的偏见里，直到盲目的宗教迷信者存于天真的想像中，局限在个别的感觉现象。按照一般课堂，数学所表达的「盲目信仰」的异教徒想法，物理科学乃是线性可见时空中的运动。描述这种运动时，无论虚实，可怜的异教徒只是以个别感觉现象的列族(array)片面的方式，研究作用力和远距离行为之间的各种关系，并将列族中的互动作用，两两(pair-wise)明确感应的分析。

真实宇宙中，物质的变动很不同。无论是粒子的存在，还是在时空中的位移，都不是最原始的。所谓原始的，乃是粒子在整个时空中的变化和过程，及其对原理的影响。这些变化的概念，在人类征服自然的更高层次上，以每平方公里土地、每户、每人的生产力进行比较。于是，当经验主义者迷信的依赖特殊现象，以他们作为分析方法的起始点时，科学却从柏拉图、开普勒、和黎曼开始。科学始于某些发现，也就是这些思想上的发现增强了人类对自然的力量，这些发现以绝对不连续的形式取代「理论网格」，即从先前为人接受的较低层级假说中产生新的假说。

于是科学自上而下，从物理时空的公理性整体特征开始。经验主义的迷信，从个体的最小感觉假定开始。经验主义把重点放在个人，从感觉现象得到的刺激；与此对照，科学把重点放在连续进步的过程上，这种进步增加了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这也是科学发展的目的，是本体论时空观的本意。于是，真实的即是可明白的，苏格拉底方法显示的本体论原始观。

这便是凡人心智中可以明述的「假定前提」(参见儒家「明明德」句–译注)。

上帝之爱

现在考虑两个迄今为止已经研究过的真实的敏感因素；(1) 真理不是演绎证据的主体，真实的主体不存在于连续的成功中，非连续的演绎对公理和条件系统产生破坏作用；( 2)实验的条件下，真实可以展示，但是真实本身并不作为感觉现象而存在；现实从未作为感觉现象存在过，只是作为原理展示成为有效的智慧目标，作为一种暗示的形式存在。可是，演示性的效果表示，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可藉由自己的智慧发现和应用科学原理来增加。

试考虑如下画面，一个学生通过著名的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 西元前276年－前194年；古希腊天文学家–译注)的活动来度量地球的大小。 ⁶教授指导学生进行这项活动的关键点，是在现代航天时代之前提出，没有任何人见过地球的曲率。史前第三世纪晚期，埃拉托斯特尼运用前人阿里斯塔克斯(Aristarchus，公元前310年－前230年，古希腊天文学家–译注)的方法与弧和角度之间的关系，成功的计算了地球的大小，误差小于1%。 (见图二)此处最敏感的是发现本身，不仅看到原本看不到的东西，而且发现存在物同原本想像的情形相反。

尽管如此，在现今的条件下–现代航空航天技术提供人类直接观测地球本身，埃拉托斯特尼和阿里斯塔克斯两人，便可以不直接借助人们的感觉来完成他们的演示，我们因此得到一个有效果的、更易于接受的有效的思维目标(thought-object)存在的演示，而思为目标，在头脑中的存在，独立于感觉的直接证据以外。

我们将此例作为典型的大课堂中，教授学生的例子。课堂上有两个突出的特点：(1)学生需要演示已经存在的有效想法，而学生无法在感觉上提出有效想法确实存在的证据；(2)这种想法说明相信天真、自信感觉的证据十分愚昧。它定义了一种发现类别，因此，学生的内心只会受到不可见的发现过程影响。

在同类的每一种情况下，学生开始经历假说阶段，鉴定学生以前类似的经历，每个成功的例子都产生新的假说，超越并替换旧的假说。这种新旧假说转换的过程，重复显示学生驾驭自然能力的提高。

这便是古典人文主义者的教育方法，与令人头脑发呆的「教科书」相反。十分不幸的是，这正是目前学校的流行教学方法。

现在重点集中在研究发现的三个特点上：(1)课堂上的关键概念，不能由教科书传递；(2)所有发现的工作都与上帝之爱德(agape)「爱汝邻舍」的心理(情感)素质有关；来自于(3)这一类发现的特征都在所有古典艺术中呈现，这一类的技术进步过程，同劳动生产力的进步精密相关，意味着人类的潜在相对人口密度。

简言之，对于以上三点来说，每一个真正的创造性发现，都为一种语言增加一些原来没有的内容。每个学生对以前发现的初级重复过程，在学生的头脑来说也是如此。这种想法无法透过文字，在以前语言上没有的术语进行沟通。

下个问题是神对世人之爱德。当少年开始最初的创造性发现时，他几乎每天在幸福的家里玩耍时都曾经历过。少年早年的幸福和情感上的健康程度，取决于他所在文化历史的创造性发现级别。儿童早期，每一个最初的发现对他都是特殊的，在早年品行形塑中，会有发现的闪光。这种极真实的「闪光」会为家庭的年长者和学校教授发现，这种闪光具有基督教使徒约翰和保罗所称之爱德(agape)「邻人之爱」。

第二种现象直接涉及捍卫基督教最关键的问题，上帝之爱的问题。教宗在书中有关章节谈到上帝之爱，上帝爱人类，上帝爱这个世界。这个现象在此值得特别注意，这个客体事物的特性如果经过研讨，作者自传性记录中所增加的部分，能使问题变得更清晰。

不幸的是，少年的欢乐时光在上过几年学以后就消失了。作者仍旧记得自己少时在一年级前后的闪光能力，和后来在大学时代难以忍受的经历。数读者，尽管大家各自的经历不同，也会回忆起与作者类似的议题和故事。

最初，问题出在作者发现，父母朋友圈中和自己的同学中有不诚实的习惯。即便是对于一个少年来说，也可以发现这些大人和同学在公共场合与私下所言不同；显然他们对同一事物的意见，可以因为场合不同而花样百出。因为作者在当时的少年中读过相当数量参考书籍，所以他在小学的初期就发现，学校的课堂和课本所教授的观念，经常是自相矛盾、错误百出且平庸的，有时候与其说是教授真实，倒不如说是维护权威。

也许有人会怀疑，二次世界大战成长的那一代人，受父母的影响比较大。典型的美国成人「对别人言听计从」，将虚伪强加于道德敏感的子女。 1960年代后期1970年代早期，笔者曾经在几所大学教授战争时代的年轻人，这一次相关的问题，被当时的风尚弄的十分模糊。虚伪渗透着可怕的迷乱，混合在流行的政治议题和其他流行议题中。 1940后期和19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抓住了从二次世界大战回来的一代，而这一代人的历史又预兆着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早期他们子女在大学里的道德浅薄和玩世不恭。

笔者的智慧和道德形成于12岁的青少年时期，那时系统的阅读了十七、十八世纪英、法和德国哲学家的著作，从培根到康德(Kant)。那个阶段，作者掌握了他一生贡献于莱布尼兹立场的意象，同时反对培根、笛卡尔、牛顿、休莫(Hume)和康德等人。于是，作者在青春期的时候便养成了检视他们的立场，检视他们命题背后隐含的公理性假定，这使得作者从更全面、更深刻的角度看待教科书和课堂教学，从更深刻的角度探讨。这种情况下，作者发现了成年人和同辈熟人，在公共场所，不真实习惯更深刻、更丑恶的一面。

请试着想像一个青春期的少年，对父母或老师进行如下的对话。少年说：「我不能接受那个假定。」

长者斥责说：「等你真正懂得掌握这个领域以后，才有权利询问假定的问题。在那之前，你的任务是学习传授的知识，没有权利问这些问题。」长者的斥责，提出了现今课堂教学中普遍接受的原理性假定，例如；当少年时代过去以后，也许他和她正在研究所修习相关问题的硕士学位，但是他早已经忘记，早年闪现在脑海里的苏格拉底式问题。⁷

1950年代到1960年代期间，耶鲁大学心理分析家劳伦斯·库比(Lawrence S. Kubie, 1896–1973) 发表了相关研究，指出现代课堂和教科书教育损害年轻知识份子的创造力。库比强调学院式「练习和演算」教育破坏学生创造力。他可能已经把现代高等教育的病理特征，与康德否定之否定的道德疾病等而视之，或者简而言之，相当于牛顿非理性主义教条的毒害。

良好教育的本质，是教育者和受教者达成共识。教育者不会传授而受教者也不会相信任何不确定为真者；不能容忍武断的假定，天真的假定要以苏格拉底式的查验抓出错误。这样形成的原则，一旦背叛这个道德原则，顺从权威而放弃这个原则，就会损失智慧的力量，使受教者变得愚蠢，也会变成永久的愚蠢。极少有人具有内部强大的道德力量，足以对抗德育教授们，以教科书形式对道德的毒害。当然，在现代美国典型教育下这种情况就更少了。

以「教科书式」教育完成的道德欺骗，和对学生头脑的愚昧，有一种特殊的性质。对于第一印象来说，便是呆板、干如黄尘一样乏味的形式主义，就像今天在大学课堂讲课教学一样，成为智慧发挥的坟墓。举例来说，阅读像干枯沙漠一样单调乏味的罗素-怀海德之数学原理，就是一个相当实际的体会。从深层角度考虑，上述情形没有上帝之爱的闪光存在，没有上帝之爱这种我们儿时便已体会的真正创造性发现的喜悦、能力和闪光。

将精神生活中的感性和理性分隔开来的说法很流行，然而并不合理。真正理性的实践在寻找「理性的闪光」，特别与我们内部资质联系的「爱德」的感性，与发明有关的、满腔热诚的公理性–革命性心理活动。这是一种感觉动机上的力量，是提供理性力量的泉源。有人可能会称之为「对真理的情感」，却被「练习与演算」形式主义的方法或者类似的「驯服训练」方法所削弱，从整体上对儿童的培养极为不利。「我会诚实讲出我所知道的事情」这句话被娼妇的「我会讲真正对我有好处的事情，我会试着让我自己相信，我奴颜的淫妇嘴里说出的话，真正代表我个人感觉上的实际利益」所取代。

没有对真理的情感，生命就从知识旁边流逝。如果知识中没有享受，只有令人恶心的、十分罪恶的、完全非基督徒的康德式玩意儿：便会接受那种否定之否定的流行意见。

正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所写，如果没有上帝的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上帝之爱……乃是真理的喜乐。」如果没有对真理的爱，就无法表达真理的知识。

为了想要真理之爱，律师、证人、法官在对自己有利的时候撒谎，这就是实际生活中所谓的司法正义。学校中如此，科学书籍中如此，立法机构如此，公民选举箱中也是如此，人们用刀刃刺杀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子孙，以及他们自己。除非人们重新爱上帝、爱人类、爱这个世界，否则这种悲惨的道德衰落无法改变。

上帝之爱得渗透人类的创造，反映出上帝并非虚构，上帝对人类之爱具体到赋予人类创造性的智慧，而超越了简单的存在，超越了时间和空间。没有上帝，宇宙都不会存在。

对技术进步之爱

一般技术进步的过程，表现了上帝之爱，与人类在宇宙存在的实际理解之间的关系。

这种一般技术进步，可以表现为时间命题的集合，每个过程均明确而有效的包含了革命性发展的假说。因此，每一种技术革新都在命题系列中，设计的重要原理包含在特殊的假说中，相关的原理创造性发现也在其中。

对于此类的典型实例，发展过程的各个步骤简述如下：

带来技术原理改进发明的过程，往往不是从感性知觉开始，而是从智慧性的目标开始，从反常现象的存在开始。典型的例子是物理学领域的现象需要新的解释，因为他违反已经存在的数学物理原理。例如普朗克(Max Plank)发现了开普勒反射(Kepler-echoing)量子原则，从而改变了伽利略、牛顿、尤拉(Euler)和麦克斯威尔(Maxwell)所描述的世界形象。

如果我们应用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对话的原理，以对待本体论矛盾的方法对待这种反常的情况，就会把我们领向一个新的数学物理领域，基于旧物理学的基本理论数学物理教条，不一致的假说所支持的新物理学。一般原理上，普朗克的科学发现，和黎曼的特许任教资格论文一致，和门得列夫化学元素周期表所体现的原理也一致。普朗克本人收到3K党式私刑的攻击，攻击者是旧物理学的保卫者麦克斯威尔和马赫(Mach)的追随者，以及1918年以前的实证主义哲学家，显示出认识论矛盾解除的特征。

新的假说需要原理证明，证明特殊的反常事实支持这种理论的发展。爱因斯坦理解这一点，他意识到光电效应显示的量子原理，具有这种敏感的实验意义。

一旦原理证明完成，接着就是在更复杂的条件下，重复发现与新原理相关的更多问题，再下一步便是将这些发现的原理，应用到全社会的机器工业中。如此从敏感的发现开始，一直到机器工业的应用，整个过程产生了一整套的原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过程。

如果我们将这种机器制造的原理，结合新技术对劳动生产的关系，这个总的结果便是人类劳动生产能力的增长。⁸

这便是自然哲学上创造性发现的典型过程，增加了人类潜在相对人口密度的发展能力。在人类创造性原理的作用下，引起的增长是人类有别于动物并超越动物的根本标记。从爱德而来的人类创造潜力，对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都知道他反映了上帝的形象。

这种情形并非只是反映在「特殊的」个别人身上，其他人就不具有创造性的能力；也并非只有什么能够有灵感想像的集体人们才能拥有。这是宇宙性的，在人类中普遍存在，每个人都有上帝赋予的能力。这种创造性存在于个人的内心，也无法在人与人之间随便转换。人不能以交流的方式与他人沟通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如果人坚持要他人重复他自己内心的创造性精神活动，只会引起他人的愤怒，人们在生活中可以感受到这种现象。

于是人类便奉献给神，原因是人类个体的创造性潜力，乃是来自上帝的形象。如果没有上帝之爱使人类具有创造性的智慧，人间男女便与野兽没有任何差别。由上帝的挚爱而来的人类创造性，带来了对上帝的爱，对人类的爱，对世界的爱。如果没有创造性的爱，人类除去兽性外，便什么也没有，人类便一个个走向灭亡，最后从世界消失。

古典艺术形式中的上帝之爱

目前大学和专业圈子广泛接受的审美教条中，大部分属于根植于非理性传统的公开的欺骗，包括经验主义、浪漫主义、实证主义、种族主义。

这方面争论的例子，可在席勒(Friedrich Shiller)和海涅(Heinrich Heine)揭露康德(Kant)的审美教条中看出。他们认为康德的审美观点犹如纳粹魔鬼一般，并提供了范例。席勒的重点放在坎特堕落的审美教条上，堕落的审美教条在康德最后的重要著作「判断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ement)」中有详细的表述。海涅提出的批评更为有力，因为海涅经历了法西斯王子梅特尼奇(Prince Metternich)的卡斯堡通令(Carlsbad Decrees) 禁止席勒的作品，和梅特尼奇的代言人–德国「国家哲学家」的黑格尔(GWF Hegel)不遗余力的破坏席勒的作品。

音乐方面，李斯特、华格纳等人非道德的浪漫主义，来源于康德「判断力批判」的中心部分：康德和实证主义者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及所有的经验主义者一样，拒绝世界存在任何创造性发现明白可知的原理。康德从其「判断力批判」的中心前提中，得到浪漫主义审美学派的教条，以及世间不存在关于真和美的明确标准。

所有的浪漫主义者，如华格纳著名的「崔斯坦与伊索德(Tristan und Isolde)」中的「爱之死(Liebestod)」一幕，如李斯特、白辽士等人反对存在于巴哈、海顿、莫札特、贝多芬、舒伯特、和布拉姆斯等人的爱德情感，取而代之的是要求音乐对性爱欲望的表现。一度的马志尼式(Mazzinian )掷弹手华格纳，曾经像他的恐怖主义同盟巴古宁(Mikhail Bakunin)一样，痛恨贝多芬，宣称他自己要致力于毁灭贝多芬的影响。

更糟的是，为这种道德衰落原始纳粹恐怖主义者，如华格纳之流的辩护者成功的影响了作曲家和录音师，使谎言成为正式的教条，宣称音乐的「古典时期」之后是「浪漫时期」诸如此类。这种毫无根据、武断的意识形态，常用来标志1815年的维也纳议会之后所有的音乐作品，全标为非理性主义者的浪漫主义，或至少是「兴起的浪漫主义时代」。

在这种持续的腐败影响下，贝多芬最后的作品–反浪漫主义，严谨的古典主义作品–音乐批评家竟然解释为浪漫主义作品；舒伯特的作品，则解释为全部是浪漫主义；欺骗走到了如此无耻的地步，以至于19世纪最后一个浪漫主义作曲家去世以后，从创作动机到实际作曲都充满古典主义的布拉姆斯的严谨古典作品，审美主义恶棍却说成是浪漫主义。⁹

可怜的是，被可怕的欲望弄的歇斯底里的音乐家们，正好保卫了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在二次世界大战前，成功地将国际公认的「A」音调升到440周，并以浪漫主义的方式演奏古典音乐，以融入时代。因此，古典作品在现代最有名的音乐家演奏下，竟显得不堪入耳。

为何所有现代的审美教学纯属欺骗，不仅是音乐而且是诗歌、戏剧、绘画等等都是如此？或者，为何古典艺术形式的道德层次，绝对超越其他任何选择呢？何谓古典艺术形式的创造性效果，向导致人类人口潜在相对密度的增加呢？创造性任何能够在古典艺术形式中，在物理科学中以每平方公里、每户、每人的方式，增加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呢？古典音乐在宗教生活中充当什么角色呢？

上述答案的核心如下：同样的创造性原理，描述了以前的创造性原理在自然科学中优先原理的发现，乃是音乐中所有古典形式作曲和表演的杰出特征。这种作曲和表演的原理，适用于所有的艺术形式：音乐、诗歌、戏剧、绘画等等；古典艺术的实质是在作曲家、演奏家和听众、观众中唤起爱德的本质，唤起理性创造的力量解决问题，而其他力量无法替代。这是唤起上帝之爱而非性欲冲动的刺激，是艺术美的内涵，也是观众内心反应的适宜表现形式，表达了艺术真实的原理。古典艺术乃是真实与美丽，美丽与真实。

古典悲剧艺术形式中，上述原理能够得到广泛的说明，这些悲剧相关的作者是艾斯奇勒斯(Aeschylus, 西元前525年－前456年, 古希腊剧作–译注)、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1564－1593，英国伊莉莎白年代的剧作家，为莎士比亚的同代人物–译注)、莎士比亚、席勒。这些可做参考的例子回答了下述问题：为何一个悲惨的结局，会成为伟大戏剧的根本？

席勒将所有的艺术定义为「孕育的时刻」，艺术家以此作为起始点，展开紧张的情节，观众可能不会从外面完整的体会到这一切，但是随着情节的展开，观众会经历到奇异的情节变化。天才的火花使艺术具有不仅仅具有娱乐的价值，孕育的时刻，艺术品中存在着一个反常，同科学中引起现存数学物理大变革的反常，本质上完全一致。

悲剧中，反常由选择包含生死攸关的威胁，或者血缘中的各种矛盾组成孕育的时刻。如果戏剧中的角色，按照他们的定位发展，最后就会遭到毁灭。只是当他们意识到必须在公理上改变问题才有可能解决时，他们才有机会逃脱。因此，伟大的悲剧人物提供了实际生活中的原理，适合戏剧中的情节。尽管剧中的情节有解决的可能，但是其中人物沿着老路一直走下去，从而遭到毁灭；如此引出悲剧的第二个关键点，便是情节高潮，突出刺激。

回忆莎翁名剧哈姆雷特中的情节，第三幕哈姆雷特著名的独白，就可以了解这种突出的例证：

死亡之後的恐懼，
那界限之外未知的國度，
迷惑的意志，前行者一去不復返，
它使我們寧可忍受痛苦
它是否會傳向他人？
良知都使我們成為懦夫；
加入完結的天真叫聲
弱病的蒼白思想；
大得進取精華和時機，
連結至此，他們離去，

失去行動之名。

这一点以后，哈姆雷特执着的按照他的命运向前走，直到悲剧的结局。从哈姆雷特口中的独白，预先显示了他自身的缺憾，观众也从此看着情节因此展开。荷瑞修(Horatio)在剧终时说到：

让与此相同的事情发生吧，
尽管人们的心是野蛮的；
恐怕还有更多的误机图谋和错误发生了。

观众看着角色顽固的避免解决问题，而走向他们的结局。那就是悲剧艺术的关键点，在道德上提升了悲剧的质量，也是席勒的观众经过剧场洗礼后，有所提高。

同样的原理，可以扩展到所有的古典诗歌，不论是否悲剧都是一样。一个反常表现，诗人在听众的心中，展开了一个暗喻。语法家在诗歌创作时的企图，应该永远跟从艺术的需求；艺术和亚里士多德主义原则是不可错用的。

古典音乐是表现上帝之爱的最纯正形式。古典音乐作曲的最高形式，是海顿(Hayden)作品第33号的第三弦乐四重奏，海顿在创作这个作品时，从动机到思想均为古典型式，之后古典音乐的原则，为莫札特改写1747年巴哈「音乐的奉献(Musical Offering)」而精心归纳成形。古典作曲形式中，一般音程设定在作曲之外，当成整个作品的孕育时刻。在整个作品中，没有任何不同的孕育时刻连贯其中，整个作品从起始点开始，通过若干作曲公理下之革命性创造完整的连贯。在这种孕育中，感情和情绪的质量规范者整个曲调节奏和反点，上帝之爱作为创造性转换的核心，贯穿整个作曲的始终。

在绘画艺术中，达芬奇的「岩间圣母(Virgin of Grotto)」和拉斐尔(Raphael)的「圣容显现(Transfiguration)」所表现的创造性原理，同黎曼那篇著名的论文所表现的原理一致。

这是整个创造过程中最重要的原理，上帝之爱所引发追求真理的感情刺激，乃是古典艺术形式区别垃圾一般的浪漫主义或者现代主义的本质。特别是古典音乐中，这种情形为海顿-莫札特-贝多芬所确定的对位动机作曲法表现得最为清晰。在总体的古典艺术形式中，上帝之爱乃是推动艺术创作的根本力量。他贡献给上帝之爱，就像基督使徒约翰和保罗所理解的，真理便是美丽，美丽便是真理。

真理之创造理性

尽管有萨皮在荷兰、英国，后来是法国领导知识生活相对成功，真正的科学却在形式主义数学的窒息下趋于死亡；科学被工程学所取代。工程学虽然十分有用，却不是科学。然后，大约30年前，在非理性主义的「新时代」篡改之下，工程学也开始窒息，情形如同1920年代拥护罗素的索尔维会议(Solvay Conference)之后科学窒息的情形一样。¹⁰

这种窒息科学的特征，来自于如下的过程，伟大的开普勒理解的理性论，被恶毒的小人培根、伽利略、弗拉德(Robert Fludd, 1574-1637) 、笛卡尔和牛顿等人所主张的因果论排挤。两者之间的本体性差别在此真正显现，开普勒的理性论源自于柏拉图的高级假说原理，伽利略和牛顿的因果论，则认为时空中的线性测量是直接的视觉影响，后者在本体上比前者低两个数量级。

规定一个目标，在一个冲击下，整个系统会如何反应呢？或者将一个反常介入已存在的物理时空系统，结果将是什么呢？科学真理不会对任何假说的理论撒谎，却真正反映了客观、真实修正旧有假说者。开普勒将理性论置于高级假说之上。

在此重申，感性不同于射击或射线在特殊现象之间的传播。变化结果可归于黎曼所定义的时空曲率，不但属于高级假说领域，也反应上帝的法成功的统治高级假说领域；是智慧法在物理时空中的表现，是开普勒和莱布尼兹的理性论。这就是科学真理。

科学与古典艺术相通

为了表现一个关键点，不妨将注意力拉回到希腊悲剧诗人艾斯奇勒斯的悲剧普罗米修斯，回到这部悲剧的孕育时刻。除去这部悲剧之外，也许没有任何其他戏剧如此直接的将受到真理影响的国家政策和神学联系在一起。

传奇中，宙斯所领的奥林帕斯诸神惩罚普罗米修斯，将他困在一块岩石上，因为他傲慢的反对那些异教诸神。艾斯库罗斯的戏剧中，一个反常出现了：宙斯的命运被更高的力量所定，而这个命运的实现需要宙斯自己完成。

宙斯是谁？所谓的奥林帕斯诸神是谁？所有与此相关的传说，无论是艾斯奇勒斯还是其他作品都指出了关键的根源，也许是由「海上人」建立起来的王国，一个富有的王国在大约今天摩洛哥的地方。神话里，海上人变成不朽的，变成了奥林帕斯诸神。这个故事里，他们成了人类致命的敌人，但是人类为大力士普罗米修斯所保护，他为人类带来火和其他技术，从而使人类自宙斯的奥林匹克王朝里活下来。

表面上，普罗米修斯因为违背宙斯的意志遭到惩罚。但是随着剧情的展开，普罗米修斯因拷打而说出宙斯自我毁灭的秘密，宙斯希望知道自己的秘密，以便避开毁灭。在此宙斯的悲剧命运，是他将被自己任性的欲望所结的果子毁灭。在普罗米修斯戏剧第一部分结尾的时候，普罗米修斯被痛苦拷打，他等待在奥林帕斯诸神的曙光中，宙斯的毁灭和自己的解救。

在此，基督使徒保罗所言充份体现希腊的未知神，展现了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前540年－前480年，古希腊哲学家–译注)的「道(logos)」和柏拉图提麦斯篇对话(Timaeus)的神。

普罗米修斯戏剧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实际历史中，直到1440年佛罗伦斯(又译翡冷翠)大公会议(Council of Florence)成功的改革了国家政策，¹¹包括所有文化中生活的95%人民都处在农奴制、奴隶制，或者更坏的生活环境下；古代没有「好的」社会，没有一个文化没有魔鬼。剩余的5%人口中，可以分为两个阶级：顶端，是有力的统治家族，相当于现代欧洲的贵族。王朝之下，以仆人存在的军人、牧师、职员、商人等等。普罗米修斯戏剧，实际上是古代真实生活的缩影。

普罗米修斯戏剧还有另外的公理性意义。普罗米修斯是古代希腊的科学知识形象，因此也是真理的化身。戏剧中，最初对普罗米修斯提出的的控告，是把科学和技巧带给人类，使人类能够从宙斯欲将人类毁灭的灾难中，解救出来。

艾斯奇勒斯的戏剧普罗米修斯也许应当加上副标–「宙斯的悲剧之死」，普罗米修斯戏剧本身画出了一条线，通过索伦(Solon)在雅典的改革，将希腊爱奥尼亚(Ionian)文化，连结柏拉图科学院。他表现了古希腊文化中，魔鬼的奴隶社会和人道平等的分野，前者是雷克格斯(Lycurgus，约西元前7世纪，古希腊时代斯巴达立法者，确立了西方文化军国民主义教育制度)的斯巴达，后者是索伦的改革，代表佛罗伦斯大公会议和法王路易十一联邦制对社会改革的渴望，及王权社会魔鬼的区别，达到了高于宙斯王权魔鬼的上帝。

因此，古典诗歌、古典音乐、古典戏剧、古典绘画都是道德和法律的伟大教授，优良的社会组织形式，既是依赖于这些法律和道德。如前所述，古典艺术基于来自上帝之爱的创造性原则，便是高级假说在自然科学和技术进步中的集合。艺术是科学之母，精神如果得不到营养，科学的努力就会失去生命。艺术的意义是使男人和女人能够吸收来自上帝是爱的创造性原理，也是成功的社会所必须具有的原理。

艺术和科学贡献的上帝之爱，乃是真理的价值。

我们以此与东方社会的南亚、东亚、和东南亚比较。这是印度教沙克蒂(Shakti，性力女神)和湿婆(Shiva，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与梵天、毗湿奴并称。湿婆是毁灭之神)徘徊的领域，历史上它的主体是佛教。除去摩西传统的影响之外，中东的情况和亚洲其他地方一样差，甚至更差。然而，古典儒家和梵语传统共鸣的时刻，亚洲的悲惨传统是皇权，也许不像墨西哥原住民那么恶劣的魔鬼情形，但是生存环境总体上也不佳，90%的人们生存状况都不好。

这并非拒绝人道主义对古代亚洲文化的情谊。像印度和波斯一样，欧洲文明的语言文化，也源自于公元前4000年由古代梵语圣歌典型化的中亚文明。古代中国的生活中，出现若干伟大的时期，所有的人道主义都得益。但是，尽管这些文化中95%以上的人口，依然生活在仆人、奴隶，甚至更坏的环境中。

这种残忍单调的生活，一代又一代的传下去，使拥有特权和被压迫的灵魂都失去感觉。爱一个人必须注视对方的眼睛，知道那双眼睛后面有真正的灵魂；人类并非一定要以这种方式去爱，但是不爱人便是空的。除去少数统治者外，其他人都生活在残忍的压迫之下，那些凶残的暴君任意以他们的特权压迫人民，绝非任何人类的生活。没有改变的希望，麻木成为人们从现实无边的痛苦中逃避的唯一心理方法。静修(Hesychasm, 属希腊正教，源于14世纪圣山神秘教派—译注)乃是从现实中逃避，不是哲学，也不是宗教，只是镇定剂。

15世纪的基督教文艺复兴，乃是佛罗伦斯大公会议的中心，反映路易十一作为人类社会联邦制度的开拓者，为全人类带来了脱离王权制度的希望。不幸的是，封建王朝在16世纪和之后的几个世纪获胜，他们控制了人类文明的新形式，是憎恨人类的力量。他们掌握科学和技术时，宙斯那样的魔鬼便决定毁灭科学技术的发展。

尽管向邪恶抗争不易，路易十一的法国仍然首先确立现代国家宪法的制度，为人类开启了真正自由的大门，是直到500年前，人类历史从未出现的变革。一旦摆脱独裁力量，人类也许能在下一个十年实现自由，尽管不是天堂，届时人类的理性时代即将展开。

这个自由不是魔鬼亚当斯密非道德意志的自由，是自由参见提高人类生存环境的权利，这个目标藉由全人类最关键的创造性艺术发明，和创造性科学发明的再生实现，同时透过我们创造性心理活动力量的培养和实现，为人类的文明发现贡献的喜悦，在此都得以实现。为了这个目标生存，是如此热爱这个世界，以至于绝不轻易放弃，因此而更热爱人类，为可爱的上帝服务，为伟大的造物主服务。

若无摩西在圣经创世纪第一章25-30节中所述的上帝，若无基督教在1440年佛罗伦斯大公会议唤醒人类生活，以上所述绝无可能实现。亲爱的朋友们，这，就是科学的事实，是真理，相反的则不是真理。

注释

1994年12月21日佛教僧伽(Sangha, 斯里兰卡重要的全国性佛教组织)警告说，如果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不就其最近发表「跨越希望的门槛」书中的观点道歉，他们就要抵制教皇到该国的访问和会面。这些和尚们形容该书的内容是：「中伤、误导和蓄意歪曲。」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跨越希望的门槛」(纽约：艾尔佛雷德克诺夫(Alfred A. Knopf, 1994) 出版，维托瑞奥·梅树理(Vittorio Messori)编辑，内容是他向教皇提问以及后者的回答。
这个日期刚好与德国诗人席勒证明索伦的改革传统和奴隶主斯巴达传统，是欧洲文明两个显著特点的时间相同。
伊莉莎白女王的王夫菲利普·蒙巴顿亲王(冯·巴登堡)不只一次宣称，宁可信奉自己所选择的古代异教地母盖亚(Earth-mother Gaia)也不想信奉摩西、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盖亚是湿婆-沙克蒂(Shakti-shiva), 伊丝塔(Ishta，美索不达米亚的女神), 伊西斯-欧西里斯(Isis-Osiris，古埃及信仰的女神-神话中的冥王，九柱神之一，是古埃及最重要的神祇之一), 库柏勒-酒神(Cybele-Dionysus，小亚细亚的自然女神，也是众神之母-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撒旦(Satan，魔鬼)等等以及其他地方崇拜的偶像，都是古代德尔菲(Delphi)地区附近的神庙。她是当地阿波罗-巨蛇女巫-酒神崇拜者的保护女神；对他的情人撒旦巨蛇女巫者流的敬拜，由阿波罗的教士们以阿波罗的名义布置的任务中，在女巫-酒神的墓地表演神谕的功能。所以亲王公开宣称的宗教倾向，就不仅是一般的异教问题，而是信仰魔鬼的问题。因为这种多型的伽雅-女巫-酒神-阿波罗意味着一千多年的历史。
亦可译为假说、高级假说、假说化的高级假说，和有关上帝的非假说性确定知识。
凯恩斯爵士等人在本世纪为牛顿开胸的实验报告，只不过是一桩着迷于利欲薰心的黑色魔术的实践，对科学毫无贡献。
早在700多年前，埃及的埃拉托色尼就估算出环球子午线的大致角度，并由此估算出地球的直径约为7,850公里。
对于提前入学的小学生而言，当他们因为学习障碍而提问的时候，其实一半是提问一半是有障碍。有一种方法可以帮助孩子们建立概念，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下述形式是一般表现正确的回答：「让我来举一个例子，他应该能够很好地帮助你理解你的问题。」实际上你不能指望每一位家长和老师都能够找到适用的例子。然而，如果科目、参考题、师资培训和课程设置都有足够的竞争性(正如大多数不具备)，所有这类学生可能广泛的面对至关重要的概念问题，原本可以提前得知。
「劳动生产力」是美国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米尔顿于1791年12月为美国国会一篇名为〈制造论〉的报告中所采用。该词起源于科学经济学的创始人莱布尼兹的「实体经济学」，这是为了和今天世界上所有大学讲授的经验经济学垃圾区别。用下述方式测量「劳动生产力」就可以得到一个不错的近似值，并得出某一个标准的技术水平、估计寿命，和计算所有为维持该水平质量之再生产消费清单等。测算这种「市场框篮」时，必须注意以下三点：(1)生产方面：人均生产支出和投资；(2)家庭需要：平均每户和每人消费；(3)平均每平方公里表面积直接或间接用于生产、运输和居住的能力。有4种类型的「市场框篮」：(1)实物经济的基础设施：水利和土地改良、基础卫生设施、基本交通设施、动力生产及输送基础通讯设备和城市基础设施；(2)软体基本建设：医疗卫生、教育和科学；(3)制造和消费品实物组成部分；(4)必不可少的家庭生产单位和消费者的服务成份：医疗卫生、教育和科技。测量这些社会中自产自销的指标(人均、户均和每平方公里的地域)所需的输入，表示社会再生产的「能源系统」；产出超过投入的增长部分，可称为该程序中的「剩余能源」。劳动生产力的变化，可恰当的用这种方法大致测算。
这篇批判的内容，使我们想起两位一直活到本世纪的浪漫主义作曲家雨果.沃尔夫和理查德.史特劳斯。除了他们适应的浪漫主义流派之外，两人都被视为具有天才的音乐家素质，一种由诗一般的发声成就所呈现的素质。沃尔夫在布拉姆斯创作《四首严肃的歌 (Four Serious Songs)》之前就得到了精神病(可以认为是一种死亡)。公平合理的说，史特劳斯最好的作品是在他创作的歌曲里找到。这些限定的条件，表明正文的陈述对布拉姆斯表示尊敬，但在这儿的演说中只不过是一个速记。
就这点而言，爱因斯坦对老朋友罗素的胡说八道的戏言，如讲尼尔斯.波尔说：「上帝不掷骰子，」也只是退出讨论而已。在他的环境和许诺上，爱因斯坦的弱点，表现在不诅咒同事中腐朽堕落之骗局的同谋。
受佛罗伦斯大公会议影响的贞德的法国、共生兄弟会教育的主教托马斯.A.坎宾丝、青年红衣主教库萨的尼古拉斯和后鹿特丹的伊拉斯莫斯的影响下，法国国王路易十一世建立的共同体，标志者第一个现代型态的民族国家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