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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有上帝的形象，上帝又是誰？

林登·拉魯旭
1995年3月18日

目前，一個文件正在國際新聞界流傳，文中提到一群斯里蘭卡佛教和尚以激烈危險的方式攻擊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這個攻擊源於教宗1994年出版的著作《跨越希望的門檻（Crossing the Threshold of Faith）》¹。和尚們並沒有在書中發現事實上的錯誤，卻認為該書抨擊性太強，認為教皇違反了「政治正確性」(political correctness)原則。

這項爭議中包含的問題與美國最高法院爭辯，說「可證明無辜的證據並不足以停止對其執行死刑」的情形是相同的。難道我們的道德已經墮落到了離開真理和正義的原則，而逕行司法審判的程度嗎？同樣的，我們是否已經到了這樣的衰變點，以至於鼓勵人們僅僅熱衷於個人情感，便支持他或她對特定宗教或信仰的選擇，而不至於抨擊敵對觀點以顯示人本身的信仰是基於對真理的信奉呢？

由和尚抱怨直接導致這項有關真理的問題，引出了學術上稱為宗教現象學的一種敵對性評論。我們在此的目的是從學術的角度討論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在他臭名昭著的〈宗教經歷的多樣性〉一文中所暗示的，或者納粹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直接明講的這項問題。尼采主義者(Nietzschean)海德格以神學教育所形成的持續影響同現今恐怖主義運動所編造，存在主義稱之為「解放神學」者最為相近。值得注意的是所謂窮人運動的國際恐怖組織之一「扎帕提斯達」(Zapatista)在墨西哥恰帕省的活動。

每一種諸如此類的錯亂，真理和理性都扔在一邊，取而代之的是放到統治地位的非理性個人感覺。和尚們抱怨的心理與海德格的現象學一致，經常違反審判的義務，成為真理的忠實僕人，事實是神學中的的存在主義領導了洽帕省的恐怖主義造反的這一事實，都是推定原則的眾多前提之一。這些現象暗含著重要的原則，我們將一一檢視。

我們討論此事，不僅從宗教事物和國家領袖的角度看待，例如，公民信仰宗教的哪些方面顯示了改變獨立、聯邦憲法、和美國發展的正面影響？不過，我們先從和尚的攻擊言論開始。

教宗的原始言論

爭論的原則是從和尚特別宣布的段落開始。以下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英文版書中提到佛教時的原文。

佛陀體驗到的「頓悟」，可歸結為徹悟到世界是惡的，是人罪惡和痛苦的根源。為了從罪惡中解脫，人必須從世間解脱，使我們自外在現實的束縛中解脫出來；這種束縛存在於我們的天性，我們心裡，我們的肉體上。

我們越是從這些束縛中得到解脫，越是對存在世間的一切不動心，越能從來自世間的痛苦與罪惡中得到解脫。

我們這麼做是否就接近天主呢？佛陀傳下來的頓悟中，並沒有談到這一點。佛教極可稱得上是一種無神論的體制，不是透過來自上帝的善，使人從罪惡中得到解脫，而是通過脫離這罪惡的世界而得救。這種完全的脫俗並未與上帝結合，而是所謂的涅槃，是對世界完全無動於衷的境界。總之，個人的得救是擺脫罪惡:此一世界乃是罪惡的根源，藉著對世界不動心，這是靈修過程的極致。

為了尊重和尚有關的意見，現將有關論點敘述如下。為了顯示這個問題的權威性，我們從摩西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教義都承認上的存在這一點出發。柏拉圖(Plato)的對話中，嚴格而清楚的定義上帝的觀念；古代儒家傳統和古印度傳統，也有關於上帝的某些表述，否則就不會有宗教信仰關於摩西傳統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義中承認的上帝

以下的論點是上述觀點的推論。有組織的宗教中對於神的所有敘述，無論是現今還是史前的歷史，只有摩西傳統中關於上帝的存在，才是凡人能以智慧證明。所有其他宗教中，上帝的存在只是非理性迷信的異教徒之致命現實，對於他們來說神只是盲目信仰的現象。我們將在隨後宣示，基督教神學的方法，乃是根植於蘇格拉底方法(Socratic method)，而柏拉圖有運用蘇格拉底的方法於他的提麥詩篇的對話(Timaus)中。這是一個優點，我們從此出發來評論和尚抱怨的政治意義。

由於問題廣泛，我們將重點放在歐洲2600年文明進程的範圍內，檢視基督教理論和實際兩個方面最敏感的地方。²我們把和尚的問題置於對抗基督教寡頭邪惡的蠻人，法國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和路易十一(Louis XI)的封建主義對手，以及目前反基督的英國君主制的矛盾中³。

斯里蘭卡和尚應當好好的閱讀聖經舊約第一章的創世紀，其中猶太教徒、基督徒和伊斯蘭教徒體現了他們信仰的關鍵。最關鍵且可以獲得科學證明的地方在第26至30節提到了人的產生；第27節中有這樣的記載：「所以上帝按照自己的形像做人，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了男人、女人，創造了整個人類」。摩西在這一章重複提到，上帝很滿意的看著他創造的宇宙和世界。第11節的結論說上帝審查自己的創造是一個完美的整體，其中包括人類：「很好，都很好」。那些試圖逃離世界尋求涅槃的人無法理解這個上帝，愛世界的上帝。這難道不是摩西傳統的相反位置嗎？這難道不是和尚們攻擊的真理嗎？

費羅的摩西 (Philo’s Moses)

在此議題之外，我們參考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任奎斯特(William Hubbs Rehnquist)和他意見相同者，在死刑問題上可怕的背棄真理，這個錯誤在本質上與和尚們的錯誤同屬一類。我們對死刑的態度，認為不顧人類個體生命的神聖，與不顧真理的原則一致。最近以來，這種不顧真理的傾向，在美國的司法和其他法律過程中，不斷增強並佔據主導地位。我們看到腐敗的趨勢，從美國司法實踐反映出來；以社會整體而言，這是不顧真理原則的發展趨勢。這種趨勢與前三K黨員和美國最高法院官員布萊克(Hugo Black)極端錯誤的解釋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關於禁止以政府權威設立教會問題是一致的。例如，禁止在美國設立像英國一樣的國教。這個大法官雖然不對整個國家的道德淪喪負有全部責任，但是他的負面影響確實很大。

後來，布萊克要求在美國公共生活中禁止基督教。明顯的，他忽略了一個事實，即普遍的無神論及自由主義假象，以及特別是赫胥黎(Thomas Huxley)的英國式不可知論，實際上都是異教徒宗教信仰通過保羅•薩皮(Paolo Sarpi)的追隨者們的英-法「啟蒙運動」所生的影響。實際上，布萊克並未將政府和宗教分開；他是努力在美國建立英國式的異教室宗教(例如無神論)。他這種不合理的教條，實際上同和尚對教宗新書的攻擊，本質上一致。

不同於布萊克，美國聯邦憲法第一修正案對於宗教的本意，乃是任何宗教只要不在現實生活中鼓勵非法活動，國家就必須允許宗教自由活動，因此，禁止由國家建立教會對宗教信仰沒有負面影響。

我以世人對憲法第一修正案的理解來說明：當宗教試圖影響社會時，便會表現出不同的、正面的正義影響。對各宗教團體而言，他們的意見也許是「盲目的信仰」；但是當各宗教團體只是將其合理、合法的意向加於國家之上時，這「盲目的信仰」變犯規了。

從整體看社會，應用以下普世基督教會原則：所有特別的宗教意見，都要在社會合法的情形下實行，而且必須是智力上透明–有完全可知的證明，且可論證，在任何情況下，都存在該論證的推理基礎–公理性預設 (axiomatic assumptions)。

因此，無論是國家還是法庭都不允許有做蠢事的特權，宣誓效忠美國憲法的政府官員受到美國憲法的約束。尤其是美國憲法形成的當時，對於選民來說，無論男女、文盲和傻瓜都會受到責備。如果官員對表達這些基本原理的誓言表示異議，無論是惡意還是無知忽略這些原理，都要受到彈劾。沒有人能夠一筆廢除這些原理，而不使美國憲法成為泡影，或不會傷害美國整個聯邦制度。

假設美國國家法律建立在摩西傳統的兩個方面，直接與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任奎斯特等人關於死刑的錯誤概念矛盾。

美利堅合眾國乃是緊接著首先確立於15世紀歐洲中地政府原則之上而建立的由法國國王路易十一世和讓·玻定(Jean Bodin)所定義的「共同體」聯邦制度，成為現代國家的基礎。這個國家創造產生的原理乃是基於前述的基督教原則，從路易十一的聯邦制而來。這些原理非常生動的體現在1776年的美國獨立宣言和我們的聯邦憲法序言中。

根據上述事實，我們又不得不更進一步考慮摩西傳統的公理特徵，特別是基督教的傳統特徵；創世紀第一章第26-30節關於治國原理中，指出人類「具有上帝的形象」，即拉丁文「Imago Dei」。如果一個人站在立法機構前，提出完全根植於上述上帝的公理性概念時，他如何才能清楚的證實這個原理源於上帝呢？盲目的信想或僅參照前人授予的教條傳統，或其他種種，都不足以明辨。問題在於，對以自己的形象創造人類的上帝，既非盲目的信仰，也非簡單的依靠引述傳統的某個人是可知的嗎？這是一個可以明瞭的概念嗎？

人們常說「我相信……」或「我們相信……」言者真心真意，但是人們在說此話時，並沒有提出明白可知的上帝的定義。的確，像這種說法的人需要教條，但是不需要準確的表述教條，只要想到教條就可以了。確實，無論人們視其目的為何，都應當記錄下這種情形。

然而，如果人需要用上述的公設來說明一個命題，公設必須是明白可知的。對於像使徒約翰、保羅和奧古斯丁 (Augustinus)等傳統基督教神學家來說，這是合理的負擔。有兩條線索可以鑑定這項挑戰的基礎：即參照著名的亞歷山大的費羅(Philo of Alexandria)的例子和柏拉圖對上帝存在的本體性證明。這個立足點一旦確立，和尚抱怨的實際性錯誤和任奎斯特及布萊克們可怕的謬誤就無所遁逃。

談到聖經第一章創世紀時，基督使徒彼得(Apostle Peter)曾經與友人費羅(Philo of Alexandria)共同對抗有靈知的魔術師西門(Simon the Magician)，重點在聖詩第26-30節上，個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創造的。這裡所指並非肉體上的相像，而是人類個體潛在創造能力的形象，重點在於創造。

費羅實例的關鍵在於確實掌握了柏拉圖的蘇格拉底方法，每個人都賦予了動物所無的智慧潛力。這種對自然界的想像能力，不僅在人類之前從來沒有，而且在一定的限制下，可以將這些理念充分的運用於宇宙中。完成這件事情的條件，乃是那個智慧的想像合乎普遍大法，在上帝充分創造智慧的形像中，鑄成每個人的智慧便是創造的定義。

這意味著，人在自己的智力型態以內，可以進行認識，這智力形態便是上的形象的反應。

柏拉圖發展了這一觀點，定義了之後稱為人類創造性的名詞，作為智力形態連續的四個組成。他將這四部分命名為：前提(hypothesis)、大前提(higher hypothesis)、假定前提(hypothesizing the higher hypothesis)，和有關上帝存在的非前提性確定知識(the knowledge of the certainty of the efficient existence of the unhypothesized God or God)⁴。現代語言可以將柏拉圖的四段論，歸納為如下的內容。對於熟悉本文作者科學方面發現的讀者來說，相關敘述也許是老生常談，對不熟悉的讀者而言，這個歸納就顯得必要。

關於前提假說的原理

從形式幾何學，例如阿基里德幾何學的演繹，開始我們的討論。幾何學是由一系列的公理框架組成，是尾部開放的公理系列，系列中的每一個公理，都不與其他公理矛盾。這種公理之間的和諧一致性，表示公理之間的相互依存性和共同基本條件。柏拉圖的蘇格拉底方法中，最簡單的便是引證足夠的假定條件，例如：公理和公理的假定條件。

因此，讀者可以正確的使用羅素(Bertrand Russell)和其他實證主義者錯用的術語：「繼承性原理」。儘管羅素等人使用這個術語，卻指出公理和公設整合系列之間的關係，屬於某種「原生」原理：如果一個設想在條件和公理上一致，就不會在開放排列的整個公理系列中產生不一致，因為公理本身是一致的。以柏拉圖的術語稱呼公理和公設系列便是：前提。

為了清楚表達柏拉圖另三個關於人類智慧的術語，可以做一次時間的大跨躍，從公元前四世紀跳到公元1854年六月的哥廷根大學，高斯(Carl F. Gauss)和狄利克雷(Lejeune Dirichlet)的聰明同路人黎曼(Bernhard Riemann)，講述了自1794-1814年法國綜合技術學院(Ecole Polytechnique)和高斯本人的偉大工作以來，最為基礎的發現，也許是二百年來最為重要的科學發現，也是後來所有科學工作的基礎。年輕的黎曼提出他的發現，作為大學教授職位的資格論文。為了感激柏拉圖完整的科學方法像黎曼一樣評價幾何學，和現今數學的最敏感公理系統，請允許作者以自己的術語講述此事。

在其最大部分與現代課堂歐式幾何關聯的幼稚幾何學，並不與物理現實直接關聯，也不是我們感官的創造；必須是一個天真想像的創造，可稱之為「天真視覺形象幾何學」。

與視覺世界不同，天真視覺形象幾何學勾畫出的時空世界，在四維中是完美連續的：在空間的前後，從上到下，從一邊到另一邊；在時間上，從以前到後來都是如此。柏林的哲學經驗主義者尤拉(Leonhard Euler)認為時間和空間的擴展無限，時間和空間也是無限可分，並以之攻擊萊布尼茲(Leibniz)的單子論(Monadology)。黎曼的作品打破了尤拉關於天真視覺一致性的爭論。正如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所展示的精確視覺，並非是線性可擴展的，也並非完美連續。這種幾何學並非視覺景象，而是一種智力性創造，是天真視覺形象幾何學。

按照薩皮(Paolo Sarpi)、伽利略(Galileo)、培根(Francis Bacon)、笛卡爾(Rene Descartes)和牛頓(Isaac Newton)典型化的這種想像，數學物理應當由線性可衡量的定位，和時空可見形象物體的運動構成。然而，如同萊布尼茲和伯努力(Jean Bernoulli)在黎曼之前一個半世紀證實，一旦介紹了物理上的最少時間和最小動作概念，伽利略和牛頓等人的簡單代數物理變分崩離析了。因此，黎曼關於費羅創造性智慧教條的發現變展露無餘。

一旦引入「最短時間」和「最小作用力」的概念，作為物體改變物理狀態的基本量，便發現我們毫不懷疑現實中存在的現象，卻與數學物理中廣泛接受的原理大相逕庭。以形式主義的術語說明此點，便是這些不規則的現象，強迫我們重新檢視使用中的公理和公設，從而產生新的一組公理和公設，以與各種現象一致，包括那些反常的重要現象。這種工作以新的較好的假說，即柏拉圖所稱的前提，代替舊的假說。

對於假說需要改變的發現，表現了創造性發現的最本質因素，並將創造性發現從非創造性的作品和一般邏輯推理中區別開來。儘管我們只是在數學物理方面引證了這項道理，但是偉大的創造性原理，在古典詩歌藝術、音樂藝術、悲劇藝術和繪畫藝術方面都有其普遍性。

因此，併入其餘三下創造性智慧中，闡述普遍真理更真實的發現過程，從解決本體悖論的角度，可以由柏拉圖在巴門尼德篇(Parmenides)的對話表明。對話中，柏拉圖對形式邏輯不留情面的推理，直到產生荒謬的結論方才罷休。所要發現的「一」(One，柏拉圖在對話中與「多(many)」相對的觀念—譯註)，是一種行動過程的統一形式，包含每一個以及全體變化。這些變化定義了一些事實的集合，且以其作為函數上相關聚集的元素。例如要包括在經證實過的相關事實集合中的一個同樣經證實，但又異常的命題時，便迫使我們建立即適合以前發現的事實，又適合新發現的事實之理論。其所發現的新原理就是新假說，就是「一」個包含了所有事實的新假說。

重複過去我們頭腦創造性發現的經歷，能夠幫助\我們熟悉自己的創造性潛力，我們必須用它使原來的發現再生。這能夠使我們產生創造性發現的能力，成為一種自覺的想法：說明這是一種實際存在的現象，由於它影響了實際世界，不是觀想現象，是真正的智慧現象；是一種思想目標，一種萊布尼茲的「單子」(monad),柏拉圖著作中的「觀念」(idea)，或黎曼所稱的「精神」(Geistesmassen)。

從此點出發，我們便能夠發現高一層次的智慧目標-大前提，或者一個連續創造性發現的有效原理(例如：假說)。這在開普勒(Johannes Kepler)的著作中顯現為理性。例如：顯現為幾何學裡面中的一種新方法，黎曼所發現之物理學時空當中的「曲率」。

因此，我們可以從此類有效原理的相對優越概念，產生連續有效的假設發現。這種從產生過程上總體把握高級假說的術語叫做「假定前提」。這個過程肯定的提出了上帝的存在。他並非任何一種自然神，而是費羅和摩西所稱之上帝。

簡而言之，需從人類整個創造性發展，和宇宙類似的發展來看問題。「所有創造性的發展」都基於一個單一有效的創造性智慧，如果將時間和空間算做一個單一不可分割的事件，那麼這個智慧存在於所有時間和空間當中。這便是柏拉圖所稱的「善」或「上帝」。

何物為真

「真理」是現實的；「真實」是對該現實的有效發現。整個科學史中，真實的質量由柏拉圖的蘇格拉底方法做了最好的界定。幾百年來，柏拉圖現實觀點的反對者，一直堅持說柏拉圖的辯證法只是很精明，但那只是因為他置現實於理想的境界，他在感官的現實中是謬誤的。為此，我們有了各種各樣形式主義文盲，非難柏拉圖的「理想主義」。

不同於馬克思主義和其他批評柏拉圖「理想主義」者，所有物理科學的知識，都來自於實驗證明，都是得自物理經濟學領域。和尚們、宗教現象學者們，及雨果·布萊克的個人崇拜者們的爭論，以及對柏拉圖的批判，都像破船一樣被拋棄；他們被徹底粉碎了，更諷刺的是，他們撞上了數學、物理經濟學現實的堅硬礁岩。

「形而上學！」這是最了解情況的反對者，對我們上述描繪所喊叫的。對唯物主義和經驗主義來說，「物質的」乃是屬於可以感覺的。他們是自己感覺確信中「盲目信仰」的犧牲品；他們是天真視覺影像時空觀的獻身者。對他們來說，智慧上但非感覺上確定的東西，可能成為感覺領域中變化的有效原因，這種情形便「只是形而上學」。

牛頓有句「我不提出假說(hypotheses non fingo)」就是這個問題的例子。牛頓除去自己最喜好的黑色魔術之外，並不接受形而上學。⁵當黎曼在大約兩個世紀之後，對牛頓的口號以最善意的口吻指出為「自欺欺人」時，他認為牛頓關於慣性的想法，乃是描述相像時空運動假說重疊的產物。牛頓無知的使用「假說」一詞時，與該問題的公理性悖論乃是一致的。

在實際上，假說在想法上與更高的效率相連，這只有上帝和人類的智慧中才具有；整個有效的想法指導著低級感覺現象領域內的運動，就像牧羊人按照自己的意志指揮羊群一樣。因此，柏拉圖的批評者拒絕自然中有效的存在，正是這些問題證實了聖經創世紀第26-30節中的真理。這方面的關鍵證據，筆者近半個世紀以來，在各種場合多次發表過，在此將其摘要如下。

如果人類真如菲利普王子(H.R.H. Prince Philip)所描述的，僅是一種高級猩猩，那麼世界人口數，自新生代(Cenozoic)的200萬年以來，絕不會超過類似雜食動物高級猩猩族的密度；人類絕不會超過數百萬人口。試考慮關於這方面研究，將會證明上述觀點。有關衰敗文化研究指出，這些文化中的人口已經崩潰到所謂的「原始」狀態，即大都過著像猩猩一般的「尋食」式生存方式。

試考慮人口發展圖和史前歷史人口分佈圖(參見圖一和表一)。圖一引自「羅素如何成為一個邪惡者」文中的人口曲線圖。表一即有歷史紀錄的人口和史前人口，則在美國德州參議員葛蘭(Sen. Phil Gramm)「美國的保守黨革命」一書中出現過。在全部「動物生態學」特有的每一種動物潛在相對密度固定不變的範圍內，人類的人口歷史，在人類主宰的文化里的人口潛力中，處於長坡式上升；即整個過程，高於全系列的範圍內不斷增長。以最近的發展言，從公元1440年的歐洲以來，可以看到人類潛在相對人口密度最清楚的發展例證–人類的人口發展以雙曲線函數的方式快速增長。因此，人類是從低向高自我進化演替的物種。

公元1440年以前，人類就已經在數量上超越了所有雜食類的哺乳動物，達到數億人口之巨。值得注意的是，自從法國皇帝路易十一建立現代國家的聯邦制(共同體)以來的五個半世紀，人類的總數增長到公元1440年的7倍。

在過去五個世紀裡，與此相關的另外一個關鍵因素，是人類過渡到現代國家產生之前的每一種文化中，9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農奴制、奴隸制，甚至更惡劣的生存環境中。在1440年以前，人類不曾過過好日子，壽命從未增長，也不曾有小康生活、消費標準提高，或加強生產合作，遑論本世紀的都市發展，及其相關的壽命和生活潛在標準的持續增加了。

檢視近五個世紀歐洲文化發展最明顯的特徵，便可得到問題的清楚印象。第一，政治權力中，從未根除有害的舊寡頭制度；第二，近三十年，「新潮的」角色是扭轉一個世紀來呈上升趨勢的技術進步。這兩項重要的觀察，公平地說，是人類存在的所有歷程中，前所未有，無法與現代國家增加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比較，而比較的標準是每平方公里土地、每戶、每個勞動力的生產能力。

但是，現代國家對人類發展的特殊貢獻，也把同樣的原理帶入一個關注點，對約二百萬年來人類的發展舉足輕重，根據某些古生物學家推論，這二百萬年正是人類文化已經在地球上存在的歷史。人們粗略鑑定的「文化」概念，乃是人類知識和行為，在千百年間所累積起來的綜合反應。為此，我們可以將「文化」視為有鑒定意義的知識類別，是與科學、技術、語言和源自希臘的古典藝術與歐洲傳統相連的知識類別。迄今為止，也許這些變化有效地推進潛在人類生存的條件，統合了物理科學領域中的公理革命性變化相同的發明。

因此，真理不屬於已知的事物，真理存在於人類得到知識的連續過程。簡言之，有關真理知識的本體論，最初形式並非關於某種特殊的感覺現象，而是人類發展征服宇宙能力的過程中，隨著科學發現所得之原理，進而隨著特殊現象的產生迅速發展。也正是這種發展，增加了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以每平方公里土地、每戶、每個勞動力的生產能力作為衡量標準。

讀者可能聽過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前535?- 前475?，古希臘哲學家—譯註) )的名言「變化之外無恆事 (nothing is constant but change)」。一個人的思想應當發展到柏拉圖在對話錄巴門尼德篇中的本體悖論：解決矛盾的鑰匙，乃是從一系列的個別現象，轉換到定義該系列整體現象可引證的變化原則。本體論的現實，包含每個及整體的「超限數(transfinite)」有序化原理，而不是表達系列中的單一現象。

大前提將上述所提之變化，定義為本體上對真實的相對初始表達。

在薩皮、伽利略、牛頓等追隨者的偏見裡，直到盲目的宗教迷信者存於天真的想像中，侷限在個別的感覺現象。按照一般課堂，數學所表達的「盲目信仰」的異教徒想法，物理科學乃是線性可見時空中的運動。描述這種運動時，無論虛實，可憐的異教徒只是以個別感覺現象的列族(array)片面的方式，研究作用力和遠距離行為之間的各種關係，並將列族中的互動作用，兩兩(pairwise)明確感應的分析。

真實宇宙中，物質的變動很不同。無論是粒子的存在，還是在時空中的位移，都不是最原始的。所謂原始的，乃是粒子在整個時空中的變化和過程，及其對原理的影響。這些變化的概念，在人類征服自然的更高層次上，以每平方公里土地、每戶、每人的生產力進行比較。於是，當經驗主義者迷信的依賴特殊現象，以他們作為分析方法的起始點時，科學卻從柏拉圖、開普勒、和黎曼開始。科學始於某些發現，也就是這些思想上的發現增強了人類對自然的力量，這些發現以絕對不連續的形式取代「理論網格」，即從先前為人接受的較低層級假說中產生新的假說。

於是科學自上而下，從物理時空的公理性整體特徵開始。經驗主義的迷信，從個體的最小感覺假定開始。經驗主義把重點放在個人，從感覺現象得到的刺激；與此對照，科學把重點放在連續進步的過程上，這種進步增加了人類駕馭自然的能力。這也是科學發展的目的，是本體論時空觀的本意。於是，真實的即是可明白的，蘇格拉底方法顯示的本體論原始觀。

這便是凡人心智中可以明述的「假定前提」(參見儒家「明明德」句–譯註)。

上帝之愛

現在考慮兩個迄今為止已經研究過的真實的敏感因素；(1) 真理不是演繹證據的主體，真實的主體不存在於連續的成功中，非連續的演繹對公理和條件系統產生破壞作用；(2)實驗的條件下，真實可以展示，但是真實本身並不作為感覺現象而存在；現實從未作為感覺現象存在過，只是作為原理展示成為有效的智慧目標，作為一種暗示的形式存在。可是，演示性的效果表示，人類駕馭自然的能力，可藉由自己的智慧發現和應用科學原理來增加。

試考慮如下畫面，一個學生通過著名的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 西元前276年－前194年；古希臘天文學家–譯註)的活動來度量地球的大小。⁶教授指導學生進行這項活動的關鍵點，是在現代航天時代之前提出，沒有任何人見過地球的曲率。史前第三世紀晚期，埃拉托斯特尼運用前人阿里斯塔克斯(Aristarchus，公元前310年－前230年，古希臘天文學家–譯註)的方法與弧和角度之間的關係，成功的計算了地球的大小，誤差小於1%。(見圖二)此處最敏感的是發現本身，不僅看到原本看不到的東西，而且發現存在物同原本想像的情形相反。

儘管如此，在現今的條件下–現代航空航天技術提供人類直接觀測地球本身，埃拉托斯特尼和阿里斯塔克斯兩人，便可以不直接借助人們的感覺來完成他們的演示，我們因此得到一個有效果的、更易於接受的有效的思維目標(thought-object)存在的演示，而思為目標，在頭腦中的存在，獨立於感覺的直接證據以外。

我們將此例作為典型的大課堂中，教授學生的例子。課堂上有兩個突出的特點：(1)學生需要演示已經存在的有效想法，而學生無法在感覺上提出有效想法確實存在的證據；(2)這種想法說明相信天真、自信感覺的證據十分愚昧。它定義了一種發現類別，因此，學生的內心只會受到不可見的發現過程影響。

在同類的每一種情況下，學生開始經歷假說階段，鑑定學生以前類似的經歷，每個成功的例子都產生新的假說，超越並替換舊的假說。這種新舊假說轉換的過程，重複顯示學生駕馭自然能力的提高。

這便是古典人文主義者的教育方法，與令人頭腦發呆的「教科書」相反。十分不幸的是，這正是目前學校的流行教學方法。

現在重點集中在研究發現的三個特點上：(1)課堂上的關鍵概念，不能由教科書傳遞；(2)所有發現的工作都與上帝之愛德(agape)「愛汝鄰舍」的心理(情感)素質有關；來自於(3)這一類發現的特徵都在所有古典藝術中呈現，這一類的技術進步過程，同勞動生產力的進步精密相關，意味著人類的潛在相對人口密度。

簡言之，對於以上三點來說，每一個真正的創造性發現，都為一種語言增加一些原來沒有的內容。每個學生對以前發現的初級重複過程，在學生的頭腦來說也是如此。這種想法無法透過文字，在以前語言上沒有的術語進行溝通。

下個問題是神對世人之愛德。當少年開始最初的創造性發現時，他幾乎每天在幸福的家裡玩耍時都曾經歷過。少年早年的幸福和情感上的健康程度，取決於他所在文化歷史的創造性發現級別。兒童早期，每一個最初的發現對他都是特殊的，在早年品行形塑中，會有發現的閃光。這種極真實的「閃光」會為家庭的年長者和學校教授發現，這種閃光具有基督教使徒約翰和保羅所稱之愛德(agape)「鄰人之愛」。

第二種現象直接涉及捍衛基督教最關鍵的問題，上帝之愛的問題。教宗在書中有關章節談到上帝之愛，上帝愛人類，上帝愛這個世界。這個現象在此值得特別注意，這個客體事物的特性如果經過研討，作者自傳性記錄中所增加的部分，能使問題變得更清晰。

不幸的是，少年的歡樂時光在上過幾年學以後就消失了。作者仍舊記得自己少時在一年級前後的閃光能力，和後來在大學時代難以忍受的經歷。數讀者，儘管大家各自的經歷不同，也會回憶起與作者類似的議題和故事。

最初，問題出在作者發現，父母朋友圈中和自己的同學中有不誠實的習慣。即便是對於一個少年來說，也可以發現這些大人和同學在公共場合與私下所言不同；顯然他們對同一事物的意見，可以因為場合不同而花樣百出。因為作者在當時的少年中讀過相當數量參考書籍，所以他在小學的初期就發現，學校的課堂和課本所教授的觀念，經常是自相矛盾、錯誤百出且平庸的，有時候與其說是教授真實，倒不如說是維護權威。

也許有人會懷疑，二次世界大戰成長的那一代人，受父母的影響比較大。典型的美國成人「對別人言聽計從」，將虛偽強加於道德敏感的子女。1960年代後期1970年代早期，筆者曾經在幾所大學教授戰爭時代的年輕人，這一次相關的問題，被當時的風尚弄的十分模糊。虛偽滲透著可怕的迷亂，混合在流行的政治議題和其他流行議題中。1940後期和1950年代的麥卡錫主義，抓住了從二次世界大戰回來的一代，而這一代人的歷史又預兆著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早期他們子女在大學裡的道德淺薄和玩世不恭。

筆者的智慧和道德形成於12歲的青少年時期，那時系統的閱讀了十七、十八世紀英、法和德國哲學家的著作，從培根到康德(Kant)。那個階段，作者掌握了他一生貢獻於萊布尼茲立場的意象，同時反對培根、笛卡爾、牛頓、休莫(Hume)和康德等人。於是，作者在青春期的時候便養成了檢視他們的立場，檢視他們命題背後隱含的公理性假定，這使得作者從更全面、更深刻的角度看待教科書和課堂教學，從更深刻的角度探討。這種情況下，作者發現了成年人和同輩熟人，在公共場所，不真實習慣更深刻、更醜惡的一面。

請試著想像一個青春期的少年，對父母或老師進行如下的對話。少年說：「我不能接受那個假定。」

長者斥責說：「等你真正懂得掌握這個領域以後，才有權利詢問假定的問題。在那之前，你的任務是學習傳授的知識，沒有權利問這些問題。」長者的斥責，提出了現今課堂教學中普遍接受的原理性假定，例如；當少年時代過去以後，也許他和她正在研究所修習相關問題的碩士學位，但是他早已經忘記，早年閃現在腦海裡的蘇格拉底式問題。⁷

1950年代到1960年代期間，耶魯大學心理分析家勞倫斯·庫比(Lawrence S. Kubie, 1896–1973) 發表了相關研究，指出現代課堂和教科書教育損害年輕知識份子的創造力。庫比強調學院式「練習和演算」教育破壞學生創造力。他可能已經把現代高等教育的病理特徵，與康德否定之否定的道德疾病等而視之，或者簡而言之，相當於牛頓非理性主義教條的毒害。

良好教育的本質，是教育者和受教者達成共識。教育者不會傳授而受教者也不會相信任何不確定為真者；不能容忍武斷的假定，天真的假定要以蘇格拉底式的查驗抓出錯誤。這樣形成的原則，一旦背叛這個道德原則，順從權威而放棄這個原則，就會損失智慧的力量，使受教者變得愚蠢，也會變成永久的愚蠢。極少有人具有內部強大的道德力量，足以對抗德育教授們，以教科書形式對道德的毒害。當然，在現代美國典型教育下這種情況就更少了。

以「教科書式」教育完成的道德欺騙，和對學生頭腦的愚昧，有一種特殊的性質。對於第一印象來說，便是呆板、乾如黃塵一樣乏味的形式主義，就像今天在大學課堂講課教學一樣，成為智慧發揮的墳墓。舉例來說，閱讀像乾枯沙漠一樣單調乏味的羅素-懷海德之數學原理，就是一個相當實際的體會。從深層角度考慮，上述情形沒有上帝之愛的閃光存在，沒有上帝之愛這種我們兒時便已體會的真正創造性發現的喜悅、能力和閃光。

將精神生活中的感性和理性分隔開來的說法很流行，然而並不合理。真正理性的實踐在尋找「理性的閃光」，特別與我們內部資質聯繫的「愛德」的感性，與發明有關的、滿腔熱誠的公理性–革命性心理活動。這是一種感覺動機上的力量，是提供理性力量的泉源。有人可能會稱之為「對真理的情感」，卻被「練習與演算」形式主義的方法或者類似的「馴服訓練」方法所削弱，從整體上對兒童的培養極為不利。「我會誠實講出我所知道的事情」這句話被娼婦的「我會講真正對我有好處的事情，我會試著讓我自己相信，我奴顏的淫婦嘴裡說出的話，真正代表我個人感覺上的實際利益」所取代。

沒有對真理的情感，生命就從知識旁邊流逝。如果知識中沒有享受，只有令人噁心的、十分罪惡的、完全非基督徒的康德式玩意兒：便會接受那種否定之否定的流行意見。

正如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所寫，如果沒有上帝的愛，「我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樣的奧祕，各樣的知識，而且有全備的信，叫我能夠移山，卻沒有愛，我就算不得甚麼。……上帝之愛……乃是真理的喜樂。」如果沒有對真理的愛，就無法表達真理的知識。

為了想要真理之愛，律師、證人、法官在對自己有利的時候撒謊，這就是實際生活中所謂的司法正義。學校中如此，科學書籍中如此，立法機構如此，公民選舉箱中也是如此，人們用刀刃刺殺自己的國家、自己的子孫，以及他們自己。除非人們重新愛上帝、愛人類、愛這個世界，否則這種悲慘的道德衰落無法改變。

上帝之愛得滲透人類的創造，反映出上帝並非虛構，上帝對人類之愛具體到賦予人類創造性的智慧，而超越了簡單的存在，超越了時間和空間。沒有上帝，宇宙都不會存在。

對技術進步之愛

一般技術進步的過程，表現了上帝之愛，與人類在宇宙存在的實際理解之間的關係。

這種一般技術進步，可以表現為時間命題的集合，每個過程均明確而有效的包含了革命性發展的假說。因此，每一種技術革新都在命題系列中，設計的重要原理包含在特殊的假說中，相關的原理創造性發現也在其中。

對於此類的典型實例，發展過程的各個步驟簡述如下：

帶來技術原理改進發明的過程，往往不是從感性知覺開始，而是從智慧性的目標開始，從反常現象的存在開始。典型的例子是物理學領域的現象需要新的解釋，因為他違反已經存在的數學物理原理。例如普朗克(Max Plank)發現了開普勒反射(Kepler-echoing)量子原則，從而改變了伽利略、牛頓、尤拉(Euler)和麥克斯威爾(Maxwell)所描述的世界形象。

如果我們應用柏拉圖的巴門尼德篇對話的原理，以對待本體論矛盾的方法對待這種反常的情況，就會把我們領向一個新的數學物理領域，基於舊物理學的基本理論數學物理教條，不一致的假說所支持的新物理學。一般原理上，普朗克的科學發現，和黎曼的特許任教資格論文一致，和門得列夫化學元素週期表所體現的原理也一致。普朗克本人收到3K黨式私刑的攻擊，攻擊者是舊物理學的保衛者麥克斯威爾和馬赫(Mach)的追隨者，以及1918年以前的實證主義哲學家，顯示出認識論矛盾解除的特徵。

新的假說需要原理證明，證明特殊的反常事實支持這種理論的發展。愛因斯坦理解這一點，他意識到光電效應顯示的量子原理，具有這種敏感的實驗意義。

一旦原理證明完成，接著就是在更複雜的條件下，重複發現與新原理相關的更多問題，再下一步便是將這些發現的原理，應用到全社會的機器工業中。如此從敏感的發現開始，一直到機器工業的應用，整個過程產生了一整套的原理，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過程。

如果我們將這種機器製造的原理，結合新技術對勞動生產的關係，這個總的結果便是人類勞動生產能力的增長。 ⁸

這便是自然哲學上創造性發現的典型過程，增加了人類潛在相對人口密度的發展能力。在人類創造性原理的作用下，引起的增長是人類有別於動物並超越動物的根本標記。從愛德而來的人類創造潛力，對每個人都一樣，每個人都知道他反映了上帝的形象。

這種情形並非只是反映在「特殊的」個別人身上，其他人就不具有創造性的能力；也並非只有什麼能夠有靈感想像的集體人們才能擁有。這是宇宙性的，在人類中普遍存在，每個人都有上帝賦予的能力。這種創造性存在於個人的內心，也無法在人與人之間隨便轉換。人不能以交流的方式與他人溝通創造性的精神活動，如果人堅持要他人重複他自己內心的創造性精神活動，只會引起他人的憤怒，人們在生活中可以感受到這種現象。

於是人類便奉獻給神，原因是人類個體的創造性潛力，乃是來自上帝的形象。如果沒有上帝之愛使人類具有創造性的智慧，人間男女便與野獸沒有任何差別。由上帝的摯愛而來的人類創造性，帶來了對上帝的愛，對人類的愛，對世界的愛。如果沒有創造性的愛，人類除去獸性外，便什麼也沒有，人類便一個個走向滅亡，最後從世界消失。

古典藝術形式中的上帝之愛

目前大學和專業圈子廣泛接受的審美教條中，大部分屬於根植於非理性傳統的公開的欺騙，包括經驗主義、浪漫主義、實證主義、種族主義。

這方面爭論的例子，可在席勒(Friedrich Shiller)和海涅(Heinrich Heine)揭露康德(Kant)的審美教條中看出。他們認為康德的審美觀點猶如納粹魔鬼一般，並提供了範例。席勒的重點放在坎特墮落的審美教條上，墮落的審美教條在康德最後的重要著作「判斷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ement)」中有詳細的表述。海涅提出的批評更為有力，因為海涅經歷了法西斯王子梅特尼奇(Prince Metternich)的卡斯堡通令(Carlsbad Decrees) 禁止席勒的作品，和梅特尼奇的代言人–德國「國家哲學家」的黑格爾(G.W.F. Hegel)不遺餘力的破壞席勒的作品。

音樂方面，李斯特、華格納等人非道德的浪漫主義，來源於康德「判斷力批判」的中心部分：康德和實證主義者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及所有的經驗主義者一樣，拒絕世界存在任何創造性發現明白可知的原理。康德從其「判斷力批判」的中心前提中，得到浪漫主義審美學派的教條，以及世間不存在關於真和美的明確標準。

所有的浪漫主義者，如華格納著名的「崔斯坦與伊索德(Tristan und Isolde)」中的「愛之死(Liebestod)」一幕，如李斯特、白遼士等人反對存在於巴哈、海頓、莫札特、貝多芬、舒伯特、和布拉姆斯等人的愛德情感，取而代之的是要求音樂對性愛慾望的表現。一度的馬志尼式(Mazzinian )擲彈手華格納，曾經像他的恐怖主義同盟巴古寧(Mikhail Bakunin)一樣，痛恨貝多芬，宣稱他自己要致力於毀滅貝多芬的影響。

更糟的是，為這種道德衰落原始納粹恐怖主義者，如華格納之流的辯護者成功的影響了作曲家和錄音師，使謊言成為正式的教條，宣稱音樂的「古典時期」之後是「浪漫時期」諸如此類。這種毫無根據、武斷的意識形態，常用來標誌1815年的維也納議會之後所有的音樂作品，全標為非理性主義者的浪漫主義，或至少是「興起的浪漫主義時代」。

在這種持續的腐敗影響下，貝多芬最後的作品–反浪漫主義，嚴謹的古典主義作品–音樂批評家竟然解釋為浪漫主義作品；舒伯特的作品，則解釋為全部是浪漫主義；欺騙走到了如此無恥的地步，以至於19世紀最後一個浪漫主義作曲家去世以後，從創作動機到實際作曲都充滿古典主義的布拉姆斯的嚴謹古典作品，審美主義惡棍卻說成是浪漫主義。⁹

可憐的是，被可怕的慾望弄的歇斯底里的音樂家們，正好保衛了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在二次世界大戰前，成功地將國際公認的「A」音調升到440周，並以浪漫主義的方式演奏古典音樂，以融入時代。因此，古典作品在現代最有名的音樂家演奏下，竟顯得不堪入耳。

為何所有現代的審美教學純屬欺騙，不僅是音樂而且是詩歌、戲劇、繪畫等等都是如此？或者，為何古典藝術形式的道德層次，絕對超越其他任何選擇呢？何謂古典藝術形式的創造性效果，向導致人類人口潛在相對密度的增加呢？創造性任何能夠在古典藝術形式中，在物理科學中以每平方公里、每戶、每人的方式，增加人類駕馭自然的能力呢？古典音樂在宗教生活中充當什麼角色呢？

上述答案的核心如下：同樣的創造性原理，描述了以前的創造性原理在自然科學中優先原理的發現，乃是音樂中所有古典形式作曲和表演的傑出特徵。這種作曲和表演的原理，適用於所有的藝術形式：音樂、詩歌、戲劇、繪畫等等；古典藝術的實質是在作曲家、演奏家和聽眾、觀眾中喚起愛德的本質，喚起理性創造的力量解決問題，而其他力量無法替代。這是喚起上帝之愛而非性慾衝動的刺激，是藝術美的內涵，也是觀眾內心反應的適宜表現形式，表達了藝術真實的原理。古典藝術乃是真實與美麗，美麗與真實。

古典悲劇藝術形式中，上述原理能夠得到廣泛的說明，這些悲劇相關的作者是艾斯奇勒斯(Aeschylus, 西元前525年－前456年, 古希臘劇作–譯註)、馬洛（Christopher Marlowe，1564－1593，英國伊莉莎白年代的劇作家，為莎士比亞的同代人物–譯註)、莎士比亞、席勒。這些可做參考的例子回答了下述問題：為何一個悲慘的結局，會成為偉大戲劇的根本？

席勒將所有的藝術定義為「孕育的時刻」，藝術家以此作為起始點，展開緊張的情節，觀眾可能不會從外面完整的體會到這一切，但是隨著情節的展開，觀眾會經歷到奇異的情節變化。天才的火花使藝術具有不僅僅具有娛樂的價值，孕育的時刻，藝術品中存在著一個反常，同科學中引起現存數學物理大變革的反常，本質上完全一致。

悲劇中，反常由選擇包含生死攸關的威脅，或者血緣中的各種矛盾組成孕育的時刻。如果戲劇中的角色，按照他們的定位發展，最後就會遭到毀滅。只是當他們意識到必須在公理上改變問題才有可能解決時，他們才有機會逃脫。因此，偉大的悲劇人物提供了實際生活中的原理，適合戲劇中的情節。儘管劇中的情節有解決的可能，但是其中人物沿著老路一直走下去，從而遭到毀滅；如此引出悲劇的第二個關鍵點，便是情節高潮，突出刺激。

回憶莎翁名劇哈姆雷特中的情節，第三幕哈姆雷特著名的獨白，就可以了解這種突出的例證：

死亡之後的恐懼，
那界限之外未知的國度，
迷惑的意志，前行者一去不復返，
它使我們寧可忍受痛苦
它是否會傳向他人？
良知都使我們成為懦夫；
加入完結的天真叫聲
弱病的蒼白思想；
大得進取精華和時機，
連結至此，他們離去，
失去行動之名。

這一點以後，哈姆雷特執著的按照他的命運向前走，直到悲劇的結局。從哈姆雷特口中的獨白，預先顯示了他自身的缺憾，觀眾也從此看著情節因此展開。荷瑞修(Horatio)在劇終時說到：

讓與此相同的事情發生吧，
盡管人們的心是野蠻的；
恐怕還有更多的誤機圖謀和錯誤發生了。

觀眾看著角色頑固的避免解決問題，而走向他們的結局。那就是悲劇藝術的關鍵點，在道德上提升了悲劇的質量，也是席勒的觀眾經過劇場洗禮後，有所提高。

同樣的原理，可以擴展到所有的古典詩歌，不論是否悲劇都是一樣。一個反常表現，詩人在聽眾的心中，展開了一個暗喻。語法家在詩歌創作時的企圖，應該永遠跟從藝術的需求；藝術和亞里士多德主義原則是不可錯用的。

古典音樂是表現上帝之愛的最純正形式。古典音樂作曲的最高形式，是海頓(Hayden)作品第33號的第三弦樂四重奏，海頓在創作這個作品時，從動機到思想均為古典型式，之後古典音樂的原則，為莫札特改寫1747年巴哈「音樂的奉獻(Musical Offering)」而精心歸納成形。古典作曲形式中，一般音程設定在作曲之外，當成整個作品的孕育時刻。在整個作品中，沒有任何不同的孕育時刻連貫其中，整個作品從起始點開始，通過若干作曲公理下之革命性創造完整的連貫。在這種孕育中，感情和情緒的質量規範者整個曲調節奏和反點，上帝之愛作為創造性轉換的核心，貫穿整個作曲的始終。

在繪畫藝術中，達芬奇的「岩間聖母(Virgin of Grotto)」和拉斐爾(Raphael)的「聖容顯現(Transfiguration)」所表現的創造性原理，同黎曼那篇著名的論文所表現的原理一致。

這是整個創造過程中最重要的原理，上帝之愛所引發追求真理的感情刺激，乃是古典藝術形式區別垃圾一般的浪漫主義或者現代主義的本質。特別是古典音樂中，這種情形為海頓-莫札特-貝多芬所確定的對位動機作曲法表現得最為清晰。在總體的古典藝術形式中，上帝之愛乃是推動藝術創作的根本力量。他貢獻給上帝之愛，就像基督使徒約翰和保羅所理解的，真理便是美麗，美麗便是真理。

真理之創造理性

儘管有薩皮在荷蘭、英國，後來是法國領導知識生活相對成功，真正的科學卻在形式主義數學的窒息下趨於死亡；科學被工程學所取代。工程學雖然十分有用，卻不是科學。然後，大約30年前，在非理性主義的「新時代」篡改之下，工程學也開始窒息，情形如同1920年代擁護羅素的索爾維會議(Solvay Conference)之後科學窒息的情形一樣。¹⁰

這種窒息科學的特徵，來自於如下的過程，偉大的開普勒理解的理性論，被惡毒的小人培根、伽利略、弗拉德(Robert Fludd, 1574-1637)、笛卡爾和牛頓等人所主張的因果論排擠。兩者之間的本體性差別在此真正顯現，開普勒的理性論源自於柏拉圖的高級假說原理，伽利略和牛頓的因果論，則認為時空中的線性測量是直接的視覺影響，後者在本體上比前者低兩個數量級。

規定一個目標，在一個衝擊下，整個系統會如何反應呢？或者將一個反常介入已存在的物理時空系統，結果將是什麼呢？科學真理不會對任何假說的理論撒謊，卻真正反映了客觀、真實修正舊有假說者。開普勒將理性論置於高級假說之上。

在此重申，感性不同於射擊或射線在特殊現象之間的傳播。變化結果可歸於黎曼所定義的時空曲率，不但屬於高級假說領域，也反應上帝的法成功的統治高級假說領域；是智慧法在物理時空中的表現，是開普勒和萊布尼茲的理性論。這就是科學真理。

科學與古典藝術相通

為了表現一個關鍵點，不妨將注意力拉回到希臘悲劇詩人艾斯奇勒斯的悲劇普羅米修斯，回到這部悲劇的孕育時刻。除去這部悲劇之外，也許沒有任何其他戲劇如此直接的將受到真理影響的國家政策和神學聯繫在一起。

傳奇中，宙斯所領的奧林帕斯諸神懲罰普羅米修斯，將他困在一塊岩石上，因為他傲慢的反對那些異教諸神。艾斯庫羅斯的戲劇中，一個反常出現了：宙斯的命運被更高的力量所定，而這個命運的實現需要宙斯自己完成。

宙斯是誰？所謂的奧林帕斯諸神是誰？所有與此相關的傳說，無論是艾斯奇勒斯還是其他作品都指出了關鍵的根源，也許是由「海上人」建立起來的王國，一個富有的王國在大約今天摩洛哥的地方。神話裡，海上人變成不朽的，變成了奧林帕斯諸神。這個故事裡，他們成了人類致命的敵人，但是人類為大力士普羅米修斯所保護，他為人類帶來火和其他技術，從而使人類自宙斯的奧林匹克王朝裡活下來。

表面上，普羅米修斯因為違背宙斯的意志遭到懲罰。但是隨著劇情的展開，普羅米修斯因拷打而說出宙斯自我毀滅的秘密，宙斯希望知道自己的秘密，以便避開毀滅。在此宙斯的悲劇命運，是他將被自己任性的慾望所結的果子毀滅。在普羅米修斯戲劇第一部分結尾的時候，普羅米修斯被痛苦拷打，他等待在奧林帕斯諸神的曙光中，宙斯的毀滅和自己的解救。

在此，基督使徒保羅所言充份體現希臘的未知神，展現了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前540年－前480年，古希臘哲學家–譯註)的「道(logos)」和柏拉圖提麥斯篇對話(Timaeus)的神。

普羅米修斯戲劇還有另外一個方面。實際歷史中，直到1440年佛羅倫斯(又譯翡冷翠)大公會議(Council of Florence)成功的改革了國家政策，¹¹包括所有文化中生活的95%人民都處在農奴制、奴隸制，或者更壞的生活環境下；古代沒有「好的」社會，沒有一個文化沒有魔鬼。剩餘的5%人口中，可以分為兩個階級：頂端，是有力的統治家族，相當於現代歐洲的貴族。王朝之下，以僕人存在的軍人、牧師、職員、商人等等。普羅米修斯戲劇，實際上是古代真實生活的縮影。

普羅米修斯戲劇還有另外的公理性意義。普羅米修斯是古代希臘的科學知識形象，因此也是真理的化身。戲劇中，最初對普羅米修斯提出的的控告，是把科學和技巧帶給人類，使人類能夠從宙斯欲將人類毀滅的災難中，解救出來。

艾斯奇勒斯的戲劇普羅米修斯也許應當加上副標–「宙斯的悲劇之死」，普羅米修斯戲劇本身畫出了一條線，通過索倫(Solon)在雅典的改革，將希臘愛奧尼亞(Ionian)文化，連結柏拉圖科學院。他表現了古希臘文化中，魔鬼的奴隸社會和人道平等的分野，前者是雷克格斯(Lycurgus，約西元前7世紀，古希臘時代斯巴達立法者，確立了西方文化軍國民主義教育制度)的斯巴達，後者是索倫的改革，代表佛羅倫斯大公會議和法王路易十一聯邦制對社會改革的渴望，及王權社會魔鬼的區別，達到了高於宙斯王權魔鬼的上帝。

因此，古典詩歌、古典音樂、古典戲劇、古典繪畫都是道德和法律的偉大教授，優良的社會組織形式，既是依賴於這些法律和道德。如前所述，古典藝術基於來自上帝之愛的創造性原則，便是高級假說在自然科學和技術進步中的集合。藝術是科學之母，精神如果得不到營養，科學的努力就會失去生命。藝術的意義是使男人和女人能夠吸收來自上帝是愛的創造性原理，也是成功的社會所必須具有的原理。

藝術和科學貢獻的上帝之愛，乃是真理的價值。

我們以此與東方社會的南亞、東亞、和東南亞比較。這是印度教沙克蒂(Shakti，性力女神)和濕婆(Shiva，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與梵天、毗濕奴並稱。濕婆是毀滅之神)徘徊的領域，歷史上它的主體是佛教。除去摩西傳統的影響之外，中東的情況和亞洲其他地方一樣差，甚至更差。然而，古典儒家和梵語傳統共鳴的時刻，亞洲的悲慘傳統是皇權，也許不像墨西哥原住民那麼惡劣的魔鬼情形，但是生存環境總體上也不佳，90%的人們生存狀況都不好。

這並非拒絕人道主義對古代亞洲文化的情誼。像印度和波斯一樣，歐洲文明的語言文化，也源自於公元前4000年由古代梵語聖歌典型化的中亞文明。古代中國的生活中，出現若干偉大的時期，所有的人道主義都得益。但是，盡管這些文化中95%以上的人口，依然生活在僕人、奴隸，甚至更壞的環境中。

這種殘忍單調的生活，一代又一代的傳下去，使擁有特權和被壓迫的靈魂都失去感覺。愛一個人必須注視對方的眼睛，知道那雙眼睛後面有真正的靈魂；人類並非一定要以這種方式去愛，但是不愛人便是空的。除去少數統治者外，其他人都生活在殘忍的壓迫之下，那些兇殘的暴君任意以他們的特權壓迫人民，絕非任何人類的生活。沒有改變的希望，麻木成為人們從現實無邊的痛苦中逃避的唯一心理方法。靜修(Hesychasm, 屬希臘正教，源於14世紀聖山神秘教派—譯註)乃是從現實中逃避，不是哲學，也不是宗教，只是鎮定劑。

15世紀的基督教文藝復興，乃是佛羅倫斯大公會議的中心，反映路易十一作為人類社會聯邦制度的開拓者，為全人類帶來了脫離王權制度的希望。不幸的是，封建王朝在16世紀和之後的幾個世紀獲勝，他們控制了人類文明的新形式，是憎恨人類的力量。他們掌握科學和技術時，宙斯那樣的魔鬼便決定毀滅科學技術的發展。

儘管向邪惡抗爭不易，路易十一的法國仍然首先確立現代國家憲法的制度，為人類開啟了真正自由的大門，是直到500年前，人類歷史從未出現的變革。一旦擺脫獨裁力量，人類也許能在下一個十年實現自由，儘管不是天堂，屆時人類的理性時代即將展開。

這個自由不是魔鬼亞當斯密非道德意志的自由，是自由參見提高人類生存環境的權利，這個目標藉由全人類最關鍵的創造性藝術發明，和創造性科學發明的再生實現，同時透過我們創造性心理活動力量的培養和實現，為人類的文明發現貢獻的喜悅，在此都得以實現。為了這個目標生存，是如此熱愛這個世界，以至於絕不輕易放棄，因此而更熱愛人類，為可愛的上帝服務，為偉大的造物主服務。

若無摩西在聖經創世紀第一章25-30節中所述的上帝，若無基督教在1440年佛羅倫斯大公會議喚醒人類生活，以上所述絕無可能實現。親愛的朋友們，這，就是科學的事實，是真理，相反的則不是真理。

注釋

1994年12月21日佛教僧伽(Sangha, 斯里蘭卡重要的全國性佛教組織)警告說，如果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不就其最近發表「跨越希望的門檻」書中的觀點道歉，他們就要抵制教皇到該國的訪問和會面。這些和尚們形容該書的內容是：「中傷、誤導和蓄意歪曲。」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跨越希望的門檻」(紐約：艾爾佛雷德克諾夫 (Alfred A. Knopf, 1994) 出版，維托瑞奧·梅樹理(Vittorio Messori)編輯，內容是他向教皇提問以及後者的回答。
這個日期剛好與德國詩人席勒證明索倫的改革傳統和奴隸主斯巴達傳統，是歐洲文明兩個顯著特點的時間相同。
伊莉莎白女王的王夫菲利普·蒙巴頓親王(馮·巴登堡)不只一次宣稱，寧可信奉自己所選擇的古代異教地母蓋亞(Earth-mother Gaia)也不想信奉摩西、基督教或伊斯蘭教。蓋亞是濕婆-沙克蒂(Shakti-shiva), 伊絲塔(Ishta，美索不達米亞的女神), 伊西斯-歐西里斯(Isis-Osiris，古埃及信仰的女神-神话中的冥王，九柱神之一，是古埃及最重要的神祇之一), 庫柏勒-酒神(Cybele-Dionysus，小亞細亞的自然女神，也是眾神之母-古希臘神話中的酒神), 撒旦(Satan，魔鬼)等等以及其他地方崇拜的偶像，都是古代德爾菲(Delphi)地區附近的神廟。她是當地阿波羅-巨蛇女巫-酒神崇拜者的保護女神；對他的情人撒旦巨蛇女巫者流的敬拜，由阿波羅的教士們以阿波羅的名義布置的任務中，在女巫-酒神的墓地表演神諭的功能。所以親王公開宣稱的宗教傾向，就不僅是一般的異教問題，而是信仰魔鬼的問題。因為這種多型的伽雅-女巫-酒神-阿波羅意味著一千多年的歷史。
亦可譯為假說、高級假說、假說化的高級假說，和有關上帝的非假說性確定知識。
凱恩斯爵士等人在本世紀為牛頓開胸的實驗報告，只不過是一樁著迷於利慾薰心的黑色魔術的實踐，對科學毫無貢獻。
早在700多年前，埃及的埃拉托色尼就估算出環球子午線的大致角度，並由此估算出地球的直徑約為7,850公里。
對於提前入學的小學生而言，當他們因為學習障礙而提問的時候，其實一半是提問一半是有障礙。有一種方法可以幫助孩子們建立概念，在最糟糕的情況下，下述形式是一般表現正確的回答：「讓我來舉一個例子，他應該能夠很好地幫助你理解你的問題。」實際上你不能指望每一位家長和老師都能夠找到適用的例子。然而，如果科目、參考題、師資培訓和課程設置都有足夠的競爭性(正如大多數不具備)，所有這類學生可能廣泛的面對至關重要的概念問題，原本可以提前得知。
「勞動生產力」是美國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米爾頓於1791年12月為美國國會一篇名為〈製造論〉的報告中所採用。該詞起源於科學經濟學的創始人萊布尼茲的「實體經濟學」，這是為了和今天世界上所有大學講授的經驗經濟學垃圾區別。用下述方式測量「勞動生產力」就可以得到一個不錯的近似值，並得出某一個標準的技術水平、估計壽命，和計算所有為維持該水平質量之再生產消費清單等。測算這種「市場框籃」時，必須注意以下三點：(1)生產方面：人均生產支出和投資；(2)家庭需要：平均每戶和每人消費；(3)平均每平方公里表面積直接或間接用於生產、運輸和居住的能力。有4種類型的「市場框籃」：(1)實物經濟的基礎設施：水利和土地改良、基礎衛生設施、基本交通設施、動力生產及輸送基礎通訊設備和城市基礎設施；(2)軟體基本建設：醫療衛生、教育和科學；(3)製造和消費品實物組成部分；(4)必不可少的家庭生產單位和消費者的服務成份：醫療衛生、教育和科技。測量這些社會中自產自銷的指標(人均、戶均和每平方公里的地域)所需的輸入，表示社會再生產的「能源系統」；產出超過投入的增長部分，可稱為該程序中的「剩餘能源」。勞動生產力的變化，可恰當的用這種方法大致測算。
這篇批判的內容，使我們想起兩位一直活到本世紀的浪漫主義作曲家雨果.沃爾夫和理查德.史特勞斯。除了他們適應的浪漫主義流派之外，兩人都被視為具有天才的音樂家素質，一種由詩一般的發聲成就所呈現的素質。沃爾夫在布拉姆斯創作《四首嚴肅的歌 (Four Serious Songs)》之前就得到了精神病(可以認為是一種死亡)。公平合理的說，史特勞斯最好的作品是在他創作的歌曲裡找到。這些限定的條件，表明正文的陳述對布拉姆斯表示尊敬，但在這兒的演說中只不過是一個速記。
就這點而言，愛因斯坦對老朋友羅素的胡說八道的戲言，如講尼爾斯.波爾說：「上帝不擲骰子，」也只是退出討論而已。在他的環境和許諾上，愛因斯坦的弱點，表現在不詛咒同事中腐朽墮落之騙局的同謀。
受佛羅倫斯大公會議影響的貞德的法國、共生兄弟會教育的主教托馬斯.A.坎賓絲、青年紅衣主教庫薩的尼古拉斯和後鹿特丹的伊拉斯莫斯的影響下，法國國王路易十一世建立的共同體，標誌者第一個現代型態的民族國家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