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西方更理解「一带一路」倡议

Print This Post

黑尔佳•策普•拉鲁什

[2019欧亚经济论坛在中国古城西安市举行,大会邀请欧亚两洲58国的1000多位专家与会,进行为期两天的演讲和讨论。黑尔佳•策普•拉鲁什应邀于2019年9月11日担任主题演讲人。 ]

大多数中国人很难理解为什么西方这么多机构对「一带一路」倡议(BRI,即新丝绸之路)如此反感,最近甚至激起反华情绪;例如,为什么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和45万名留学生被怀疑是间谍,让人想起麦卡锡时代1最糟糕的日子,而欧洲的一些安全机构正提出类似指控。因为中国人从完全不同的角度体验「一带一路」倡议的现实。

对中国人民来说,邓小平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 1971年,我第一次到访中国,当时还是相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如今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某些方面甚至是第一大国民经济体。八亿人摆脱贫困;其中3亿是富裕的中产阶级,另外6亿人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改善。现代化的步伐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扩建30,000公里的高速铁路系统即可为证,该系统很快将连接所有重要城市。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将「新丝绸之路」提上议事日程以来,对所有与会国家提供中国成功模式的合作,以实现「双赢」合作。此后短短六年间,「一带一路」倡议获得来自各方令人难以置信的回应,目前与130个国家和30多个大型国际组织合作。这是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基础设施、开通六个主要走廊、修建铁路线、扩建港口、建立工业园区和科学城,并首次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克服贫困、不发达的机会。

一开始,「一带一路」倡议就向全球各国开放。习近平主席不仅明确向美国和欧洲提供合作,并在多次演讲中提出全新的国际合作模式,即「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他提出了史无前例的更高合作概念,克服地缘政治,并以和谐的发展体系取代造福全民的利益。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是21世纪和平秩序绝对必要的经济基础!

尽管亚、非、拉美诸国,甚至欧洲的一些国家,新丝绸之路也被视为最伟大的愿景,是「发展促和平」的概念,正如1967年教宗保禄六世在〈民族之发展〉的通谕中所述–但其对手却将同一政策称为「制度竞争」。

许多中国人不明白地缘政治点燃的激烈反应。同时,在过去50年中,西方已经习于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其政治倾向和价值。

关键的是,1971年以来,西方已经发生范式转换,与中国的走向相反。

迈向新的法西斯主义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废除以固定汇率和美元黄金储备为标准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步放弃实体经济,转而支持金融经济的货币利润政策,利润逐渐趋于最大化。

这种趋势在1999年废弃了格拉斯-斯蒂格尔(Glass-Steagall)银行分离系统,对金融市场完全放松管制,导致反覆的金融泡沫,直致2008年的崩溃。中央银行却未采取任何措施消除崩溃的原因,反而持续透过量化宽松、零利率甚至是负利率,以实体经济为代价,促进赌场经济的投机。结果,今天跨大西洋金融体系面临比11年前更加严重的崩溃危险。

1971年8月,先夫美国经济学家林登·拉鲁什(Lyndon LaRouche)很有远见的提出警告,如果不以新世界经济秩序取代尼克松的货币主义政策,将面临新一波萧条和新法西斯主义。

1972年,拉鲁什反对罗马俱乐部出版根据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成长的极限》,该书至今仍为环保运动的谬论基础,「绿化」西方很大一部分的政党拉鲁什在其大作《成长无极限》中,强调人类创造力是科技进步的引擎,也是定义「资源」的要素。同时,他警告,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转向摇滚-毒品-反文化的价值观,从中期来看,将破坏人们的认知能力,不仅造成文化危机,也破坏经济生产力。

不幸的是,今日正陷入此境。

1978年中国采取了相反的道路。以创新和国家信贷提供资金为基础,实行统制经济的实体经济,取代四人帮的反技术政策。

西方人不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基本上与年轻的美国共和国财政大臣汉弥尔顿2Alexander Hamilton)提出的美国制度完全相同,运用主权建立国家银行创造信用。这是中国非常有名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3(Friedrich List)提出,也是林肯经济顾问凯里(Henry C. Carey)的架构,影响了罗斯福复兴银行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美国为解决金融危机设立的公司)的经济政策,带领美国走出1930年代萧条时期。二战后的德国重建,即模仿复兴银行公司,设立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reditanstalt für Wiederaufbau),创造经济奇迹。

因此,今天,中国在做的正是美国和德国当年经济成功的基础,只是这两国后来以新自由主义取代这项政策,如今,世界最大衍生性金融品交易商德意志银行的破产,就是这种「成功」模式最好的例子。

蔡元培与美学教育

我个人认为西方人不了解,中国也未特别强调,「一带一路」倡议成功极其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儒家社会2500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只不过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中断了。中国在这项传统下,共同利益较个人主义发挥更大作用,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共同利益一直有更大的意义,但是随着当今自由主义盛行,已经退化为「万事可行」了。

儒家传统意味着品格是教育的最高目标,「君子」一词可与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美丽灵魂」相呼应。因此,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人们尊重公共道德并与恶人抗争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社会高度发展的先决条件。

当今西方社会废除了发展「美好性格」的洪堡教育理念,使得当代时代精神完全背离道德改善的思想。因此,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有人会称中国为「威权主义制度」,但是从中国自身的文化历史来看,绝非如此。

任何想了解习近平想法的人,都必须一读去年他回覆中央美术学院(CAFA)八位老教授的来函,他在信中强调美育对中国青年精神发展的重要性,在培养美好心灵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可使学生充满爱意,并促进伟大艺术作品的创作。

孔子已经了解,诗歌和雅乐在人的美育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理解习近平视野的万能钥匙是建立现代中国教育制度的学者-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蔡元培,因此不应局限于「中国梦」,而是从人类整体社会和谐发展观之。蔡元培在寻访当时最佳教育体制的旅途中,来到了莱比锡,接触了鲍姆加登4和席勒关于美学的著作,并透过哲学史学家文德尔班5的著作,认识洪堡的教育理念。他对席勒的美学教育与儒家道德的契和十分兴奋,认为席勒「无可置疑」的影响了德国古典主义的精神。

蔡元培运用上述理念使中国的教育体制现代化,并创造「美育」一词,强化了孔子沉浸在伟大古典艺术中提升品格的思想,从而连结感官世界与理性。因此, 1919年5月10日蔡元培在一篇文章的内容,也可以连结当今西方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国家问题的根源在于许多人的短视,希望快速成功或取得金钱,却无任何更高的道德思想,美育是唯一的解方。」

再也看不见善良了吗?

今天许多西方人很难相信中国提出双赢合作的想法是认真的,因为他们已经非常习惯上述的范式转换,所有人类的互动都是零和游戏。但是,西方国家应该记得,1648年结束150年宗教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又译西伐利亚和约)》确立了一项原则,即持久和平必须考虑其他人的利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国际法,并为《联合国宪章》奠定基础。

是西方,不是中国,抛弃其中的原则,例如绝对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却以所谓的R2P(保护权)的概念取而代之,即以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战争,透过颜色革命干涉和政权更迭,一如目前世人所见的香港现况。

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与儒家关于和谐发展的观念对应,蔡元培也对此传统提出重要思想。他有一个「大同世界」的梦想,一个和谐、没有军队和战争的梦想,可以透过文化对话,透过参与其他民族的文化,比较人类的呼吸、进食和饮水等,生存基本元素的文化。的确,回顾人类历史显示,参与其他文化可促进更高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想法,西方几乎没有任何真正的分析家或政治家有任何深远的回应。如果有到,也只是顺便说一句,似乎是宣告中国打算在未来的世界舞台发挥领导作用,除了共产主义的宣传外别无他用。但是习近平在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之际,也就是2050年,中国人民应该拥有民主、人权、发达的文化和幸福的生活。而且,不仅是中国人,是这个星球上的所有民族。

地球的事态混乱发展,我们必须无保留的地提出一个所有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都关心的问题,并积极的回答:人类能否赋予自己一个保证长期生存的秩序,适合拥有身为具创造力的人类所应享有的尊严?习近平关于命运共同体的概念,首先非常清楚地提出将人民放在首位的想法,然后才及于大家共同定义的国家利益。

为了能够跟上塑造「改革后的国际治理」这一新秩序的讨论,西方国家必须回到自由主义已经摒弃的人文传统。相应的想法可以在库萨(Nicholas of Cusa)主教的作品中找到,他认为唯有微观世界的和谐发展才能实现宏观世界的和谐。莱布尼兹在宇宙的前定和谐(pre-stabilized harmony of the universe)中也提及,(人类)有可能进入更高的阶次,随着更高阶的发展,自由度增加,我们才可能生活在最好的世界。席勒也认为,世界公民与爱国者都为人类未来的共同利益努力,两者之间并无矛盾。

总之:中国应协助西方理解新丝绸之路的概念。中国不须对反华的攻击有防御性反应,反而应该对自己辉煌的历史更自豪、更自信于深邃的儒家道德理论,启发了富兰克林的道德哲学;深奥的中国诗歌;意境优美的文人绘画。中国应该挑战西方,重振其文艺复兴时期但丁、佩脱拉克6和布鲁内莱斯基7的人文主义传统;巴赫,贝多芬和席勒的古典音乐文化;以及政治的共和传统。只有当西方经历了伟大的「复兴」,振兴汉密尔顿、李斯特和林肯的经济顾问凯里的思想时,问题才得解决。

莱布尼兹对中国充满热情,曾经向耶稣会传教士学习各种中国知识。他着迷于康熙皇帝的数学结论与他的结论相同,并认为存在所有人民和文化都接受的普遍原则。他甚至认为中国人的道德很优越。他写道:

「中国似乎应该派遣传教士给道德日益严重败坏的我们,教会我们自然神学的应用和实践。因此,我相信:如果选出一位智者,不是要判断女神的外貌,而是判断人民的卓越,他会把金苹果给中国人。」

德国中产阶级和中小型企业(SME)以及意大利北部港口的热那亚、奥地利的维也纳、瑞士的苏黎世、法国的里昂、欧洲最大内陆港杜伊斯堡和汉堡(以上二者位于德国)等城市,以及更多的城市早已意识到,潜力不仅仅是扩大双边关系,最重要的是扩大与第三国的合作,例如非洲和西南亚的工业化。

这种热情可在太空旅行的国际合作中看出——欧洲航天局(又译欧洲太空总署)与中国航天局的项目合作,对未来中国空间站国际合作的构想,国际月球村的兴建以及在火星进行环境地球化—在在说明习近平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愿景终将实现。


脚注

  1. 1950年代初期,(美国)国会对政府官员(之后扩及到各阶层)在没有足够证据情况下指控其人不忠、颠覆、叛国等罪
  2. Alexander Hamilton,1755 – 1804,美国开国元勋,宪法的起草人之一,财经专家,第一任财政部长,政党制度的创建者,在美国金融、财政和工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3. Friedrich List,1789-1846,德国经济学家,为经济历史学派的先驱,思想为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理论基础。
  4. 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1714-1762,德国哲学家、美学开创者。
  5. 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
  6. Francesco Petrarca,又译彼特拉克,1304-1374,义大利学者、诗人、文艺复兴第一个人文主义者,有「文艺复兴之父」之誉。
  7. Filippo Brunelleschi,又译布鲁内列斯基,1377-1446,义大利文艺复兴早期颇负盛名的建筑师与工程师,主要建筑作品都位于义大利佛罗伦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