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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未来潜能是最高理想

 

黑尔佳•策普•拉鲁什

[5月15、16日席勒学会创办人黑尔佳•策普•拉鲁什参加北京举行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习近平主席在会中发表了主题演讲。策普•拉鲁什也以”人类未来潜能是最高理想”的论文发表10分钟的演讲,并收入大会论文集出版。以下为黑尔佳•策普•拉鲁什的演说内容。]

历史转折点的特征是大多数人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概念。唯远见人士才能看清未来积极的潜力,在决定性的一刻干预这个过程,避免潜在的灾难,迎向人类的新时代。我们发现自己处于这样的阶段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苏联解体后,旧的世界秩序正在解体,但是新的秩序却尚未建立。我们似乎正处于推翻国际法的时期,因为目前联合国和任何其他机构似乎都无法执行。

不可否认的是,近几个世纪以来钟摆似乎从有利于西方文明摆荡回亚洲– 虽然几千年来亚洲在人类历史中占据了领先的地位。这显然得益于亚洲的人口发展,全新的战略干预,如“一带一路倡议”(BRI),以及明确的目标,例如《中国制造2025》的概念或习近平主席为中国2050年设定的展望。

这些为亚洲带来了极佳的机遇,也许还伴随着全新的责任形式,会点燃推进整个人类的灵感。习近平主席谈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时,显然心中已如此想。我们正处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宝贵机遇,以人类一致更高的想法,明确定义的任务,有意识地为一个新时代设计。如果我们想要创造更人性的秩序,就必须建立在各种文化产生的最佳概念之上。因此,这些概念必须具有本体论特征,其中的任何内容都具跨时代的特性,如以佛法的道德规范做为例,精神领袖和亚洲社会都会遵循人类历史的新篇章。

显而易见的,定义这种“正义方式”的动力必须来自亚洲古老的传统,例如儒家、佛教或耆那教,都与人类终身自我修炼和道德修养的承诺联系在一起。虽然西方古典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也有类似的主张,但是以提升人类道德作为生活目标的观念几乎与当今西方自由主义相反。自由主义拒绝偏向道德要求的优先权或任何一方哲学的优越性。

为使人类即将面临的共同体新范式,奠基于安全的基础,我们该如何设计前述原则,以满足现代自然科学与新国际关系体系的需求?

这个问题必须从不同层面回答。 1954年4月29日,《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及交通协定》中首次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梵文Panchsheel)写入正式文件,是个很好的起点。序言指出,双方一致同意以下原则:1.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2. 互不侵犯, 3. 互不干涉内政, 4. 平等互利, 5. 和平共处。

1955年的万隆会议(第一次亚非团结会议),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将五项原则扩充为万隆会议十项原则。 1961年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第一次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强调以同样原则作为国际法的核心要素。透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首次将国家间的关系定义为以全球重组为基础开放所有国家参与。习主席在2017年5月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主题演讲中强调, “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经验,但不会干涉他国内政,不会输出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更不会强加于人。”

这些和平共处的原则深深扎根于亚洲文化。其中一些概念本质上是哲学的,另一些则是神学。本文旨在确定具有先进人性的方法,并与人类未来的理解相关。这也是习主席海外访问的态度,正如2014年他在新德里向印度精英发表的演说中强调:

「中国自古就知道,『国虽大,好战必亡』。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实现天下大同。中华民族主张的『天下大同』和印度人民追求的『世界一家(Vasudhaiva Kutumbakum) 』、和『不杀生(ahimsa)』是相通的。」

因此,吠陀文本、奥义书和古典梵文学的印度古代经典中,有许多重要的概念具有宗教和实践的政治意义。包括,习近平提到的ahimsa (不杀生)原则,尊重所有其他生物 – 不仅放弃身体暴力,还不以任何方式伤害对方,无论是口头还是精神。 Ahimsa即使面对现实世界中的复杂挑战,也是一种预防战争和解决冲突的方法。

梨俱吠陀本集是现存最古老的完整文学作品,即使在复杂的助记符号帮助下,口头传承了几个世纪。梨俱吠陀中有关于宇宙秩序的基本思想,最终也指导人类在地球上的行动。

奥义书中,有五个原则反映了相同的基本方向。最基本的概念是无所不包的婆罗门。 “Ishawaram idam sarvam jagat kincha jagatvam jagat” – 无论存在于何处的所有东西,都为同样神圣的力量所浸润。莱布尼兹关于单细胞生物的想法中,也有类似的发现,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是也。

第二个原则,婆罗门传达的是每个人意识中,呈现整个现实世界的创造性原则,有情众生的梵我(Atman)。梵我反映这个无所不包的婆罗门,是个人意识,却没有从根本上与婆罗门分开。 “Ishwara sarvabhutanam idise tishtati” -上帝在每个人的心中。梵我与婆罗门之间的关系是整个吠陀教义围绕其发展的核心。这在库萨的哲学中,对应就是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相互吸引,使得无形的力量 – 创造性理性创造的想法 – 有可能带来物理宇宙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个原则是吠陀的人类共同灵性,所以世人同属一个家庭。奥义书称人性为“不朽之子(amritashya putra)”。

奥义书提出的第四个概念是所有宗教和所有精神的同质性。 “Ekoham svat virpra bahuda vadanti” – “真理是一,圣人异以名之。”相对于「恒法」(Sanatana Dharma) — “永恒之法”,这是超越所有宗教的单一宗教,也是库萨在柏拉图式对话“《论信仰的和平》(De Pace Fidei)”中所传达的观点,他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沦陷后立即写下这一对话以及相关的血腥冲突。这次对话中,各大宗教和国家代表都向上帝求助,因为他们都以祂的名义征战、杀戮。上帝指出,他们都是各自国家和宗教的哲学家,必须超越各大宗教传统和先知的教导。因此可以理解,宗教之上有一个上帝,唯一的真理超越各大传统。另外,1893年9月11日印度教僧人辨喜(Swami Vivekenada,1863 – 1902,向西方推广瑜伽第一人)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宗教议会之前发表的著名演讲中,引述了同样的论点:各大宗教的追随者只因观点狭隘而争论不休,却未意识到最高的存在是无限的。

第五个概念是吠陀倡导所有生物的福利。 “Bahujana shukhaya bahujana hitaya cha” – 印度教哲学寻求“(地球上)人类和众生的利益。”有关于儒家发展和谐思想的亲和力,孔子曾明确表达:“成功者应助人成功(译意)。”当然,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想法和各国之间“双赢合作”的概念。儒家哲学也为新时代命名,这个新时代始于日本天皇德仁的年号「令和」,字面意义是“追求和谐”。日本评论家强调可以追溯至该国著名的古典诗集《万叶集》,不过正如学者王鹏(译音)指出,令和就像古代的年号,也像现代中国一样,是对和平和谐最高的祝福。

因此,世人对于以世界和平秩序为基础和谐发展的想法,植基于亚洲各大文化中,并且迥异于国家之间零和游戏的想法。然而,正如晓莲大师1 所言,实现上述想法显然需要人类进化的新阶段,即属灵者的时代;或者在生物圈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心灵空间,弗拉基米尔-维纳德斯基2 在其中看到了宇宙自然律轨迹。

宇宙固有的律法,使其进入更高阶发展。维纳德斯基将人类的创造性理性看作是宇宙的基本组成部分,一种地质动力,自人类进化的以来,一直在质量上往更高的发展推进。林登·拉鲁什在物理经济学中,以潜在相对人口密度的概念,证明人类创造力的绝对效率,也因此区别所有生灵与人类的不同。

然而,这种反熵的高级发展既不是线性,也不是客观过程的自动结果- 例如在历史或辩证唯物主义中发现的变化- 随着新发现物理原则过程中的客观效应,这一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人类的主观智力和发展的更高道德。

在完成本文开头所言有意识地塑造人类新范式的任务中,对中国和亚洲其他文化无疑是无比的优势,尤其儒家哲学中道德品质的发展一直是亚洲广大地区最重要的教育目标。尽管人们大肆宣传未来经济平台的经济数位化和人工智能,但是人类的道德品质始终是问题,它将决定新技术是为人类的利益,还是邪恶的目的。因此,具有一流战略意义的是几个月前,习近平致函中国美术学院的八位教授,强调美育对中国青年智力发展的非凡重要性。美育在美丽灵魂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充满爱的学生,促进了伟大艺术作品的创作。

除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断过,儒家思想持续的传统可以追溯数千年,其中道德品质的发展代表教育的最高目标。因此,在中国,人们视关注公共道德和打击人们口中的不良特征为理所当然,也是高度发达社会的先决条件。例如,1906年清政府翰林院关于教育目标的法院报告,首先要求的是课程内容教导公共道德和儒家道德,以便“每个人都关心他人如同关心自己,热爱国家如同爱自己的家庭。”

然而,理解当今中国美育特殊意义的关键,不仅在于儒家教义认为道德品质在诗歌和美好音乐中占有重要意义,也在于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他对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影响比任何人都大。蔡元培15岁取得秀才,也因为非凡的智慧和勤奋,24岁中进士,1894年26岁成为翰林院编修,达到清朝学术生涯的最高峰。他对古典文字有着极佳的诠释,并以其优美的古典风格闻名。

这段期间,蔡元培和中国精英都因中国受挫于中日战争而大为惊讶,且自鸦片战争以来,每役必败,不仅放弃权利还支付侵略者高额赔偿。知识分子讨论后,认为长期落后的日本是因为明治维新才得兴起,因而试图从这一转变中汲取教训。

这些可耻的失败都归咎于清朝的腐败。蔡元培坚信,唯有提升教育品质,才能改变人民的意识,国家也才有生存之道。蔡元培先生因而前往日本和欧洲考查当地的教育制度。最后,他抵达法国和德国,1907到1911年驻足莱比锡研究西方文明和文化历史,之后,1912年孙中山任命为教育总长。

蔡元培深入研究包姆嘉登3 、康德和席勒的美学著作以及洪堡4的教育理念。受到威廉·文德尔班5哲学史的启发以及第一手接触康德、席勒和洪堡作品。他很快意识到席勒有关 “美丽灵魂”的概念完全与儒家君子思想一致,因此席勒的美育理念不仅与儒家道德诉求完全密切相关,而且,相较于任何早期或当代的哲学家,席勒以更清晰、更高的角度谈论这些观点。 “席勒的综合理论和美育理念为每个人带来了极大的清晰度,” 蔡元培说。 “自此,我们可以借欧洲的美育理念,规划我们对这一主题的理解。”并说:“在德国,美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想尽全力来推广。”蔡元培创造了过去从未存在的中文术语“美育”。

席勒写下了《美学书简》(Aesthetic Letters, 1975)回应法国大革命的失败,并认为政治领域的任何进步自此都只能来自高尚的人格。唯有超越感官世界的短暂幸福,人类的努力不仅为自己而是为社区;不仅为现在,而是为未来;不是为身体上的愉悦,而是为灵性的创意,唯其如此,国家才能繁荣昌盛。席勒在《书简》和进一步开创性的美学著作中,说明沉浸在伟大的古典艺术中,才可以实现高贵的品格。

蔡元培认识到孔子的教义与席勒美学之间的惊人契合。闲暇时沉浸在诗歌、音乐和绘画中,唤醒了观赏者美感的愉悦,既不是对感官世界的渴望,也不是拒绝。反之,品味形成,情感益趋高贵。美感包含美和高贵,从而连结感性世界与理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资质,却不是都会产生伟大而高尚的情操。因此,这种聪明才智必须透过淬链,才能成为强大的驱动力。

1912年,蔡元培撰写《新教育论文(译)》和《中学道德与个人发展教科书(译)》,将人类良知订定行为基本指南。 1919年5月10日的文章中,他写道:“我认为,国家问题的根源,在于众人的短视,只想要快速成功或赚快钱,却没有任何更高尚的道德情操。美育是(对治此问题)唯一的药方。”

当然,不应忽略,蔡元培先生领导北京大学获得国际公认的科学名声,他以校长之姿接受洪堡提出的许多建议,他们整合了研究和教学,并以品格之美作为柏林大学的教育目标。由于蔡元培的声望,北京大学很快就吸引了海外归国的年轻中国学者,就像他成为许多其他艺术院校的灵感一样。

在我看来,蔡元培把国家视为大家庭,认为国家的利益优先于个人的家庭利益,对于理解习近平主席的政策和他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也至关重要。因为对他而言,国家的繁荣是公民幸福的先决条件。然而,作为众生的家园,世人的利益也设定在个别国家利益之前。蔡元培写道:“直至’大同’实现之前,社会的利益不可能与世界的利益一致。”他还强调,在履行国家义务时,必须小心不要与世界的责任相悖。他梦想建立“大同世界”,一片和平和谐,没有阶级和国界,没有军队和战争,人们相互理解互助。他认为“文化对话”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我经常认为一个国家必须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就像身体,如果没有呼吸体外的空气,就无法吃喝,也无法成长。“是的,他在这次文化会议中看到了更高发展的先决条件:”如果看看世界历史的发展,会看到文化冲突导致新文化出现。”

藉由充满活力的“新丝绸之路精神”,绝对可以实现这项愿景,必须确定新范式 “正义路径”的原则是由美育所生的前景组成。经济学的世界中,不是基于利润最大化原则或个人贪婪最大满足原则,而是基于人类创造力的最佳提升,作为反熵发展宇宙的动力;如果“宇宙秩序”激发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那么孔子,席勒、蔡元培、习近平和林登·拉鲁什的梦想就是人类的政治立法者。泰戈尔与爱因斯坦著名的对话中曾说:“当人类与宇宙和谐相处时,我们感受到的永恒,一如真理与美。”

  1. Sri Aurobindo,1872-1950,印度哲学家、瑜伽士,又译「旭莲大师」
  2. Vladimir Vernadsky, 1863 ~ 1945,乌克兰著名科学家,在矿物、化学、生物等方面都有贡献
  3. 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1714~1762,德国哲学家
  4. Wilhelm von Humboldt,1767 – 1835,创办德国洪堡大学
  5. 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