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他有罪还是杀了他!」 那一夜他们要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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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登•拉鲁什
2004年3月2日

1986年10月6日,400多名军事武装人员降临维吉尼亚州的里斯堡小镇突击EIR办公室,同时部署另一个更见不得人的使命。我居住的地区被各式战机、装甲车,和武装人员包围,等候命令射击。幸好,因为司法部刑事处处长威尔德(William Weld)的上司下令取消这一次的攻击,没有发生恐怖的屠杀。这一股针对我、内人、和某些同事的军事力量,第二天早晨就撤退了。

美国司法部介入针对我本人想要把我从政治圈消灭,那已经是第二次有案可查的案例。第一次发生在1973年FBI的内部,在美国国内运作;第二次则是国际性运作,发生在1986年10月6-7日,苏联总书记戈巴契夫也介入其中。至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官僚想要利用选举权法,将我自这次的总统竞选中排除,则是更高层次的幕后运作。因此,我们必须指出1973和1986年试图将我个人排除在外的关键点。

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怨言,大多数美国人也都和我一样受害。我认为,他们有权利知道事情的真相。

1986年10月6-7 日,瑞典总理巴莫(Olof Palme, 1927-1986, 瑞典前首相)遭到杀害,有关当局立即将罪名推到我头上,内容都采自长期对我进行不利报导的华盛顿邮报和其他知名新闻媒体。其实这一次的暗杀都是从汉默 (Armand Hammer, 1898-1990,西方石油公司总裁,也是从罗斯福总统到雷根总统任内的资政)的同伙戈巴契夫政府借着遍布世界仇视我本人的宣传一手主导。苏联参与这次 (对我本人)的攻击,幕后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苏联了解我将战略防卫构想(SDI,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俗称「星战计画」)介绍给雷根总统中的重要性。戈巴契夫,一如他的前任苏联总书记安德洛波夫(Yuri Andropov),痛恨我向国际社会和美国推动SDI计画的重要性。

那一年以后,事情变得愈来愈清楚,他们利用这次暗杀巴莫的事件,建构一个报复性杀害我的动机和环境;目前为止,还没有其他提出杀害巴莫的有力动机。同年稍后10月6-7日的里斯堡事件,追踪所有相关的发展,我们发现这二件事间隔的时间、以及事件演变的模式,包括波士顿的威尔德采取的准备步骤,都在在说明刺杀巴莫和10月6-7日事件之间的关联性。

当思及司法部那二次明显针对我的「翦除」行动时,有一个问题是:「1973 年和1986 年的那二次行动间是否有关连?」实际上,有很紧密地的关连性,而且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了解为什么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麦考理夫(Terry McAuliffe)背后的金主反对我,他们几乎是歇斯底里地要排除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目前是民主党募款能力最强的候选人。为什么这些人这么怕我,宁可冒高度的政治风险,也要把我从政界铲除?

1986 年10月6-7日则是第二个案例,明显的动机主要是因为我在发展SDI计画中扮演的角色,官方想要杀害我、内子、和其他相关人等。讽刺,但不偶然地,这次的行动却因为雷根总统和戈巴契夫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会面而破功,雷根总统再次声明支持SDI的决心。

但是,这与FBI 1973年早期的行动有直接关连。1973 的大选活动他们为了把我「翦除」,采取和1986 年10月6-7日同样几近屠杀的手段,以及这一次用极其顽强的手段把我从辩论中排除。因为我无论是否竞选,每一次的议题都攻击某些自由派的经济学者以及其他将整个世界投入前纳粹经济大臣夏克特(Hjalmar Schacht,1877-1970)的政策。

这些行动的源头不是美国司法部,反而是美国政府更有可能。美国政府其实就和威尼斯式国际金融寡头利益集团,和旗下的律师事务所没什么两样,他们这伙人在 1922-45年间在欧陆推动法西斯专政浪潮。两者间的共同点是1922-45年间和今天的国际金融利益集团,都在美国和全世界强力推动夏克特经济,就像目前在阿根廷的抢劫就是他们实践法西斯主义的代表作。

试图透过民主党的诉讼将我排除的金融家,只不过希望确保美国选出的总统在全国经济和社会政策问题上支持法西斯主义的银行家。有个谚语说明这些支持夏克特金融家利益集团是躲在民主党之后的「金主(big bucks)」。

三个相关的问题

从1973 到现在所有反对我的行动,都和三个具有共同特色的问题紧紧相连。一、我赞成FDR 反对夏克特经济。二、我反对目前与「野蛮人」钱尼相关的所谓「乌托邦」军事教条。第三、我意图扭转美国过去40 年向下沉沦的愚蠢,从领先世界的生产大国到今日罗马帝国式大规模掠食的「后工业」的面包和马戏。

回到1971年夏秋之交,尼克森总统于8月15-16日下令将功效不彰的布莱顿森林系统废了,我谴责那些无能的经济学家,他们坚信透过所谓的「内在稳定器 (built-in stabilizers)*」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从60年代中期起,我就一再公开提出警告,抵制这种可能造成一系列国际金融危机最后导致目前这种不可收拾的局面。事情已经发生了。事实又再一次证明我是有远见的经济先知;实际上每本大学的经济课本、每个经济学教授或类似的型式都证明在这个问题上完全错误。

*(译者注) 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政府税收和开支体系本身就具有缓冲私人部门收入变动的作用,自动稳定经济状况,称为”内在稳定器”(the Built-in Stabilizers),”主要包括:所得税、救济金、失业津贴、累进所得税等。西方经济学家特别强调,这些财政政策的内在稳定器具有缓和经济衰退,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但本身作用不足以稳定经济,必须与其他需求管理措施配合使用。

所以,我同事和我展开反对「光说不练的」**经济学教授的活动。这次活动在校园内和在别处导致的混乱,迫使这些痛苦的经济学家选择他们中的佼佼者在开放辩论中击败我。不幸的美国知名凯恩斯经济学家勒纳(Abba Lerner, 凯恩斯主义者)教授很快就雀屏中选。

我们在纽约王后学院的校园碰面。教授和其他的知名之士聚集在前排,学生和其他人则在他们后面。我挑战勒纳的主题是,他对巴西的主张事实上就是纳粹经济大臣夏克特的理论。我警告,他对巴西提出典型的法西斯似严峻政策会在尼克森的法案创造的新情势下推动。轮到勒纳辩论时,他扭捏不安的试图改变主题,从我具体的议题变成时间测试的问题:巴西政策。辩论结束后,勒纳抽噎地哭道,「但如果德国接受夏克特的政策,就不会有希特勒了。」

从此以后,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号称顶尖的经济学家,有勇气在美国政府推动夏克特经济政策的问题上,在公开辩论的时候向我挑战。勒纳的朋友胡克(Sidney Hook,哲学家)教授指出了重点:「拉鲁旭赢得了辩论,不过」–他最终会输的更多。他是说「当权者」会团结起来对付我。

这完全不是巧合。美国过去领先全球的最大制造国美誉,已经因为1966-68年间尼克森为了竞选总统将美国和英国的经济转向夏克特式「后工业」乌托邦而被取代。这种其蠢无比的「后工业」变成不怀好意的货币主义,导致美国政府必须摒弃愚蠢后甘乃迪经济和文化政策,更正确的说就是做出我曾经警告他们我恐怕他们会做的事。尼克森1971年 8月15 日的决定使得这一切不可避免的走向毁灭和法西斯似的专权。尼克森八月中旬的决策不可避免的使得1971 年拉鲁旭-勒纳的 辩论必须继续下去,关于美国经济政策的主要议题,从当前新夏克特主义到拉萨德兄弟公司(Lazard Freres & Co)的跟班罗哈亭(Felix Rohatyn, 拉萨德公司前总经理)。

尼克森的决策将美国选民和一些重要的机构投入了一场真正的经济意识形态的鱼缸。也就是说: 这些可怜的鱼可能认为他选择想要在里面游泳的鱼缸能统治宇宙,可是鱼缸中已经没有原来运载他方向的知觉。其他相信真相的人以自己定义「不证自明」的定义、公理,和假设使自己陷入笛卡儿式的乌托邦幻觉中,使得这种解析成为一种悲剧。他们相信的宇宙,只是一个充满傻瓜的鱼缸,他们相信自己的自由选择,并根据这种信念,掌控自己的命运。

今天已经很少人会极力支持夏克特式的自由学派金融家而痛恨罗斯福总统。多数婴儿潮族经营的公司,譬如我同为竞选总统职位的对手,甚至于都不知道什么是夏克特战略。不过,那些夏克特式金融家努力在后凡尔赛十年期间建造的法西斯式国际主义虽然已经被美国总统罗斯福击败,可是他们今天仍然尽一切可能想要摧毁农工业,这是当年罗斯福战胜希特勒的王牌。因此,1944年8月,当美国登陆诺曼地预告希特勒的死期之后,那些不得不支持罗斯福努力的金融家们,由罗素为首的右派透过防止核子战争的方式将世界推向乌托邦教条式帝国主义的世界政府。

军事传统主义者艾森豪总统在两任总统的任期中,藉由「军事工业集团」保护美国宪法不受这些乌托邦者流的冲撞。甘乃迪总统的刺杀打破了与这些乌托邦者流抗衡的力量;美国正式陷入中南半岛的不对称战争流沙中,另一方面,60年代中期也伴随着乌托邦者流的胜利确立了「后工业」时期。马丁路德金恩博士和包伯甘乃迪遭到谋杀,是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将我们的经济文化推向更糟的废墟。

60 年代中期向下沉沦的文化典范,不过是典型狂放的摇滚-毒品-性的反传统文化,这就足以摧毁曾经创造全球最伟大的经济体,美国经济,的头脑和胆识。诱使文化典范沉沦的目的就是连根拔除和美国总统罗斯福有关的一切成就。

我曾经向雷根总统提出稍后被命名为战略防卫构想(SDI)的计画,很快就有人认为会增加热核战争的危险,在史勒辛格(James R. Schlesinger, 国防部长)同党的解读下,将之视为「有立即性危险」。我根据我的信念向核子狂人布里辛斯基的老友,史勒辛格等人三边宣战。我表示,美国必须想方设法参与苏联长期可能走向热核战争,包括1970年代以来一直提倡罗素似的所谓「和解」政策。因此,当雷根政府的国家安全理事会愿意透过我的反向通道和苏联政府讨论,将我的提议作为相关的选项,我立刻成了这些国防当局里里外外的乌托邦式政策中最危险的人物。1983年3月23日总统在电视转播的演讲中,他们认为我反对他们计画的政治力量太强,因此绝对不允许生存。这是我今天代表反对钱尼和他新保守主义同伙同样的问题。那就是1986 年事件背后主要的动机。

因此,我反对夏克特经济、乌托邦军事狂、和我们国家过去四十年在经济、智力和道德向下沉沦的文化典范,是同一议题的三个方向。所以, 1973 年他们希望我「消失」,1986年则公然展开消灭我的无耻行动,和今天则试图消灭我在国际社会上的所有影响力。

「监狱,任何人?」

1986 年10月6-7日试图放弃攻击我的结果就是,导致另一场在相关议题进行高层次的辩论。「我们到底是该杀他,还是把他关起来?」是那次辩论主题。来自乌托邦派的威胁就是,「如果您允许他攻击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合法构陷,您这一次就无法阻止我们杀他!」

这场争论的结论就在1983 年3月23 日雷根总统的电视演说当晚决定了。几天后,乌托邦派重新组合他们的力量,包括右翼乌托邦派、极力反对SDI (和拉鲁旭和「氢弹之父」泰勒(Edward Teller, 1908-2003)的葛拉罕(Daniel P. Graham)和乌托邦派的传统基金会。因此,虽然SDI的名字继续使用,但是,这些人在葛拉罕幕后指使的影响下,内容完全变质了他们强调的是过时的,尤其是要毫无用处的「现有」技术。

1988 年10月12 日,我在柏林发表一场令人难忘的演说,并为同月在某个全国电视竞选专栏的电视转播而录音。我预言苏联盟国已将近崩溃,可能很快就会从波兰开始,并迅速传入其他东欧国家以及苏联经济的现况。我提出美国应采取的行动路线,藉由肯定的经济措施,借此机会在世界各地连根拔除制造主要军事冲突的机构。

很快就有人催促要以最快的速度把我丢到拘留所,如果要找出美国最狡诈的匆促判刑,就非维吉尼亚东区的亚历山大联邦法院莫属。如此,实际上,就是最近就职的乔治布希总统把我投入监狱的,而且,五年多之后克林顿才把我放出来。现在,世界又进入新一轮的危机。这一次,那些银行家再次希望民主党会提名一个实际上能为他们执行夏克特政策的工读生送入白宫。他们害怕我这个一点都不像工读生的人会进白宫。

许多国家的领导不是当选就是被杀,或因诽谤而入狱。如此,如果人民允许发生这种事,则强有力的金融家同党经常决定了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因此,在今天的世界里,对共和国最重要的就是选出能干的领导人,使他们不被赞成法西斯的金融家黑手党成员手中杀害。

* “Quackademic” 是美式英文中关于Academic以鸭子声发音的成语,也就是”Quack”-ademic 。 意思是光说不练的教授。相信中国一定也有相对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