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真正掌握经济学吗？》 基础数理经济学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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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真正掌握經濟學嗎？》 基礎數理經濟學教科書

目錄

前言 …………………………………………………………………………………. 3

序言 …………………………………………………………………………………. 4

第二版前言 ………………………………………………………………………..

第一章: 來布尼茲的經濟學思想 ……………………………………….. 9

第二章: 相對潛在人口密度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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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真正掌握经济学吗？ 基础数理经济学教科书》

目录

前言.............................................................................................. 3

序言 ............................................................................................. 4

第二版前言 .................................................................................. 7

第一章: 来布尼兹的经济学思想 ............................................... 9

第二章: 相对潜在人口密度 ...................................................... 18

第三章: 政治经济学中的热力学原理 ...................................... 25

第四章: 经济价值的定义 .......................................................... 36

第五章: 技术是如何产生的 ...................................................... 46

第六章: 功与能 .......................................................................... 55

第七章: 谈谈货币理论 .............................................................. 58

第八章: 工资和人口 .................................................................. 67

第九章: 经济基础设施 .............................................................. 75

第十章: 简论通货膨胀 .............................................................. 82

作者简介 ..................................................................................... 84

前言

本书有两个互不相同但却互有联系的作用。一方面，这是一本当之无愧的大学教科书，它从现代数理经济学的角度阐述了国民经济政策的制定问题，揭露了计量经济学、运筹论和系统分析论为什么娄娄失败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由于本书探讨的是像美国这样的民族国家政府的政策制定问题，它也可以作为政府官员和政府的主要顾问们在这些问题上的行动手册。

由于作者目前正在角逐一九八四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如果他被选为总统，或者他在这一政策领域对总统有极大影响，本书的内容将是表明美国政策走向的绝好风向标。正是由于这一意义以及这一意义所带来的明显结果，我们曾有选择地向一些适宜的读者散发过最初的复印稿。

一九八四年二月

序言

林登·拉鲁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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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一家国际专业周刊<<主管策略评论>>的首席执行官。该杂志对美国经济的季度预测是经济学史上最为准确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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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学的最早论述见于犹太人的基督教著作<<创世纪>>。在<<创世纪>>中，人被告知说他只能通过每天的劳动而生存下来。他还接受神的指示要富有成果，增加人口，遍布地球，战胜自然界的所有产物和物体。最佳的忠告是：不按这些指示做事的社会都不会持久。

经济科学是一门近代的科学。按照严格的现代科学意义来说，第一个经济科学家是歌特弗莱德·来布尼兹，他也是第一个提出微分数学的人（1）。他对现代科学涉猎之广，就是当今的大多数大学生也无法全部列举他所涉猎的所有学科（2）。开创经济科学的想法并不是始于来布尼兹，达芬奇的机器设计理论和其它一些例子表明，在十五世纪末期就已经有很多人在探索经济科学。到十七世纪初，这方面的研究通常称为财政学。实际上到十九世纪初，德国的一些大学仍在财政学课程中教授来布尼兹的经济科学原理；在它们的教学大纲中，来布尼兹的经济学列在实物经济学项下。

来布尼兹对经济科学的发展始于他一六七一年发表的一篇论述生产性劳动力的必要成本和工资的论文，题目是“社会与经济”。他后来又集中研究了热动力机器的原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功”与“能”的概念，物理科学正是在他之后引入了这两个名词。他也是在对热动力机器的研究中，为“技术”一词下了定义。

十八世纪期间，来布尼兹的经济科学思想风靡欧洲许多地方，并影响到美国本杰明·富兰克林周围的人。来布尼兹在就任沙皇彼得一世的顾问期间，制定了一套开发俄国矿山发展俄国工业的综合计划；在这一政策遭到扭转的十八世纪末之前，俄国的工业产出一直高于英国。直到十九世纪初，德国的大多数有名科学家都是经过以来布尼兹思想为基础的技术学校和大学的培养。在法国，来布尼兹的科学为遵从奥拉托利会教学秩序的人士所接受，并且成为一七九四年在富兰克林的前合作者拉扎尔·卡诺特（Lazare Carnot）领导下建立的法国巴黎工科学校的基础。

从一七九一年到大约一八三〇年这段时期中，来布尼兹的经济学思想在世界上被称为“美国政治经济体系”，这是因为美国财政部长亚力山大·汉密尔顿在一七九一年向国会提交的题为“制造业报告”中创造了这一名称。一八一二年战争结束之后，卡诺特和拉斐叶（Marquis De Lafayette）手下的人与美国领导人密切合作，其渠道是拉斐叶的法国共济会在美国军方的组织“辛辛那提协会”。在富兰克林和汉密尔顿的亲密合作者、费城的出版商马修·凯雷（Mathew Carey）领导下，汉密尔顿的经济政策重新占有上风，把美国的经济从当时那种严重衰退中拯救出来。拉斐叶向凯雷介绍了一位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奇·李斯特（Friedrich List）；李斯特后来组建了德国海关联盟，从而保障了十九世纪德国的工业发展。十九世纪中叶美国的权威经济学家是马修·凯雷的儿子亨利·凯雷

（Henry Carey）。亨利·克雷（Henry Clay）及其辉格党主张采用以汉密尔顿－凯雷－李斯特的美国体系为基础的经济政策，来自克雷－凯雷辉格党的美国总统林肯也是这一主张。大约在一八六八年，美国体系开始作为一种政策取向引入日本。这部分是由于与亨利·凯雷关系密切的经济学家佩兴·史密斯（E. Peshine Smith），史密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中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经济顾问，正是明治维新为日本成为现代工业大国奠定了基础。

大约在与来布尼兹开创经济科学的同一时期，耶稣会士及其受训人员开始提出一套与之相对的学说。受过耶稣会培训的伦敦皇家学会头目和十八世纪末英国银行业头目威廉·佩蒂（William Petty）就是这方面的英国带头羊。亨利七世之后的早期英国经济思想属于财政学范畴，与十七世纪末法国让－巴普蒂斯特·科尔伯特（Jean Baptiste Colbert）的经济政策属同一取向。在法国，耶稣会士根据他们对中国经济的研究直接炮制了后来称为“重农主义”的理论；奎斯纳（Quesnay）博士就是这方面的开山鼻祖。英国、法国和世界其它地方的耶稣会政治经济学都集中力量攻击科尔伯特的思想。

正式的英国政治经济学始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在这方面的工作从他追随大卫·休谟（David Hume）就开始了。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亚当斯密就在格拉斯勾大学讲授休谟的哲学，在此期间，他于一七五九年写下了<<道德情感论>>一书。一七六三年，亚当斯密得到威廉·佩蒂的直接传人谢尔伯恩（Shelburne）爵士的青徕，在一次著名的同车旅行中（3），谢尔伯恩指示亚当斯密制定一个计划，目的是同时破坏法国和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经济。该计划的主要内容后来都写进了<<国富论>。亚当斯密在法国和瑞士的游学，主要是得到了奎斯纳博士及其盟友的支持。

在亚当斯密之后，最著名的英国政治经济学家是边沁（Jeremy Bentham）。边沁也是谢尔伯恩爵士的徒弟，他一七八九年的<<道德与立法原则>>和一七八七年的<<利益至上之辩>>这两本书，是边沁对政治经济学的最直接论述。在边沁时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主要基地是设在黑利伯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培训中心，边沁本人与这一中心关系密切。该中心还培养出托马斯·马尔萨斯、笛卡尔、詹姆斯·米尔（James Mill）和约翰·斯图华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谢尔伯恩爵士是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利益的主要政治代表，他与乔治三世达成协议，同意让东印度公司在该公司自己的巴林银行帮助下接管英格兰政府；其结果就是以威廉·皮特

(William Pitt）首相为代表的政府长期成为谢尔伯恩的傀儡（4）。

在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之后，或者说紧接会议之后的一段时期中，世界上直接对抗的两大政治经济体系是美国体系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体系。在美国，一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美国体系始终是辉格党、民主党中的辉格派和共和党的政策，而新英格兰废奴主义者、纽约金融权势集团、邦联运动的领袖、杰克逊总统、范比尔仑总统、坡尔克总统、皮尔斯总统、布坎南总统、以及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期间民主党的总统制造人、纽约的奥古斯特·贝尔蒙特（August Belmont）则是采取英国体系。随着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到后期美国“硬币恢复法”的实施，美国政府遭致破产，从而引起一场深刻而持久的经济衰退，社会动荡不安，金融恐慌不断，直到一九〇七年产生大恐慌，导致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建立。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建立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当选，美国被完全纳入英国体系。与之同时，美国“硬币恢复法”破坏了美国的货币体系，使世界上的金融经济实力的平衡向英国倾斜，最终让英国的金本位制控制了世界贸易。伦敦与荷兰、瑞士和威尼斯坚诺阿银行势力一道，建立了英国政治经济体系在世界的实际统治地位。

由于这些历史原因，当今世界上大学里教授的经济学要么是英国的政治经济体系，要么是从这一体系中衍生出的某种变种。这也包括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虽然卡尔·马克思是鸠色普·马兹尼

(Giuseppe Mazzini）“青年欧洲”的产物，他的思想完全来自于重农主义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理论。马克思曾经极力抨击弗里德里奇·李斯特和亨利·凯雷，为东印度公司的理论百般辩护（5）。如果把英国体系与美国体系加以比较，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可以说是英国政治经济体系的一个分支。今天，虽然许多大学都在其经济学教学大纲中纳入了马克思的经济学，但在这些教学大纲中却见不到来布尼兹、查普台尔（Chaptal）、费利尔（Ferrier）、都品（Dupin）等人的早期财政学著述，也见不到汉密尔顿、凯雷父子和李斯特的经济学思想。这些英国体系的反对者在某种程度上被完全屏蔽起来，以至许多专业经济学家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十六、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家的名字，根本就不了解来布尼兹的经济科学思想。

英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已经在许多公开出版物中遭到批驳，遭到凯雷父子、李斯特、佩兴·史密斯和本书作者（6）的批驳，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再重复。我们的目的是从正面介绍经济科学的基本知识，这一任务允许我们弃而不谈英国体系及其变种。做出上面的评论，是为了引出我们在下面将要探讨的问题。

序言注释

1. 来布尼兹的微分数学书稿在一六七六年就送交一家巴黎的印刷商，这比牛顿的微分数学的出现几乎早了十二年。而且，正如来布尼兹在他<<数学起源>>一书和来布尼兹－克拉克通信中所说，牛顿的流数理论实际上并不是一种微分数学。开普勒对微分数学的发展制定了一些具体原则。运用来布尼兹方法来解决这一具体问题的工作，主要是由布雷斯·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完成的；他提出了微分数论，从几何原理中推导出微分数列。帕斯卡尔对微分数列的研究与来布尼兹本人早先对这一数列的研究交叉，正是他们两人的努力，直接导致了微分数学的形成。由于牛顿的理论满足不了这些要求，人们抛弃了牛顿方法而使用来布尼兹方法。

2. 来布尼兹手稿档案中大约还有十万页至今没有被人研究过，这里面包含有来布尼兹对各个科学学科程度不同的涉猎。

3.

亚当斯密家史上记载有这次同车旅行。

4.

谢尔伯恩本人不能占取这一职位，因为他与耶稣会士的关系为英国新教徒所熟知。

5. 虽然马克思大量抄袭了李斯特和亨利·凯雷的著作，但他和恩格斯都把这些抄袭说成是他们自己的发现。“劳动能力”这一概念最初是由来布尼兹提出的，汉密尔顿在他一七九一年的“制造业报告”把这一概念定义为“劳动生产能力的提高”。在这份报告中，汉密尔顿还驳斥了图尔戈特

（Turgot）在<<反射论>>一书中提出的重农主义和其它理论。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很多观点就是抄自<<反射论>>。李斯特著作的中心思想是这一劳动能力的概念，而马克思正是攻击这一点。亨利·凯雷在他一八三七年版的<<政治经济原理>>一书中详细阐述了劳动社会分工问题，马克思后来在读到这方面著作时对之加以攻击。但是，马克思把他的剽窃改头换面而成他自己的英国体系，而这实际上是亚当斯密、笛卡尔和奎斯纳思想的大杂烩。

6. 马修·凯雷，“费城协会演讲”，一八一九年；弗里德里奇·李斯特，<<国家政治经济体系>>，一八四四年；亨利·凯雷，<<政治经济原理>>，一八四〇年；佩兴·史密斯，<<政治经济学手稿>>，一八五三年。还可参见林登·拉鲁旭和戴维·戈德曼（David Goldman），<<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肮脏史>>，纽约，一九八〇年。

第二版前言

当经济学家林登·拉鲁旭关于经济学的教科书在十一年前第一次出版的时候，其目的是正面介绍经济科学的基本知识，这与专业经济学家所说的“沉闷的科学 ”形成鲜明的对照。当时，美国政府刚刚开始发表关于美国经济的官方数据，虚报浮夸现象极为严重，季度与季度之间差别极大。在这些政府机构公布的金融增值估计的基础上，不再可能进行任何有意义的经济统计分析和经济预测。因此，即便在当时，也必须在所有经济分析中首先是集中直接地分析经济过程中非金融形式的纯实物产出，把金融支出只是作为实物经济的一种附属品。该书介绍了对实物经济过程进行分析的方法。

在一九八四年美国总统竞选中间，拉鲁旭出现在十多个半小时的电视竞选广告之中，该书的英文版第一次以全书的形式在美国发行。在这一年中，该书的西班牙文版也得以出版，当时这主要是为了满足在一九八二年拉美债务危机期间拉鲁旭影响骤增而出现的对该书的需求。

在八十年代的后半阶段，尤其是在金融寡头集团对拉鲁旭及其运动大打法律仗时期，该书脱销了。拉鲁旭本人作为布什政府的政治囚犯在联邦监狱中服刑五年，在此期间，他把注意力转向基本科学方法的著述上，这些方法在某些方面含有本书中的一些论述。尤其是由席勒学会一九九一年发表的<<基督教经济科学>>一书，以及在<<菲德利奥>>杂志上发表的其它监狱中的著述和一系列关于哲学的思想方法，为了解经济科学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

但在一九九〇年，一个事件的出现使人们开始重新重视本书。在柏林墙倒塌之时，拉鲁旭在监狱中提出了一个名为“生产性三角区”的宏伟规划，这一规划设想把巴黎、柏林和维也纳之间的三角区发展成为先是东欧尔后是世界的经济发展火车头。这一规划将集中发展铁路走廊和其它基础设施，为政府内外的许多人提供了一幅清楚而吸引人的图画，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像英国撒切尔和前总统布什之类的自由市场吹鼓手所实施的大规模破坏计划恰成鲜明的对照。

这一规划的传播引起了人们对其设计师、经济学家拉鲁旭的理论背景的兴趣。这也使拉鲁旭的经济学著作得到再版，首先就是一九九三年一月俄文版的出版。尔后，<<你想真正掌握经济学吗?>>这本书被翻译成波兰文、乌克兰文和亚美尼亚文出版。

与一九八四年时的美国不一样，拉鲁旭这本着作的这些东欧文本主要是在这些东欧国家的知识阶层和政府官员中流传，并且成了政治辩论的主要议题。拉鲁旭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自由贸易的批驳得到前苏联新闻媒体和学术杂志的广泛报导，其程度远远超过美国和西方国家。一九九三年秋天，拉鲁旭本人由于他在经济学方面的独特建树而成为全俄生态科学院通讯院士。一九九四年春天，他被选为该科学院的正式院士。

一九九四年四月，拉鲁旭及夫人应邀访问莫斯科，与政府官员和科学家们进行了一系列讨论。自那以后，拉鲁旭关于从废墟中拯救俄国经济的思想越来越引人注目，以至于安排他在今年二月底就他的经济思想向国家杜马的经济委员会作证。

拉鲁旭及其助手在<<主管策略评论>>杂志和其它地方预测到世界金融体系将不可避免地遭到崩溃。尤其是七十年代后期以来，他的预测结果提高了这一经济学家在世界其它地方的知名度。在最近的比索贬值和拉美金融危机中，拉鲁旭的经济分析经常出现在该大陆媒体的金融版面之上。即便是在美国，非法的政治迫害高悬拉鲁旭头上，这位经济学家从一九九三年初以来就衍生金融商品投机的危险所提出的警告还是博得了人们微弱的承认，认为“拉鲁旭是正确的。”

所有这些情况使我们这些在<<主管策略评论>>工作的人认识到：由于濒临破产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在今后数年数月内必然崩溃；拉鲁旭一九八四年的这部知识性著作现在应该予以再版，以满足那些认真考虑挽救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人的需要。

经济的真正复苏，要求我们只能根据实物经济原理出发，让金融货币体系完全纳入实物经济的范畴。不幸的是，这本书是当今世界上介绍实物经济基本原理的唯一材料。

主管策略评论 (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编辑部

一九九五年三月九日

第一章

来布尼兹的经济学思想

热力驱动机械的主要特征，是随着作用在这些机械上的动力的增加，操作人员完成工作的能力也将提高。歌德弗莱德·来布尼兹（1646-1716）通过对这一互动关系的研究，揭示了物理科学中“动力”、“作功”与“技术”的概念。

实物经济学的实质，就是研究这一互动关系；这不仅涉及热力机械这一具体例子，而且还涉及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所有其它方面。实物经济学是整个物理科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按实物经济学的原则来研究政治经济学，就是真正的经济科学。

来布尼兹经济学思想的发展背景，是他当时认为，随着以煤为动力的蒸汽机的广泛应用，采矿业、制造业和内河运输业将发生划时代的变革。来布尼兹的合作者邓尼斯·帕品（Denis Papin,1647-1714）成功地研制出第一台用作汽船动力的蒸汽机（1）。来布尼兹解释说，如果制造业的发展依赖于烧煤蒸汽机，那么就需要彻底改进煤和矿石的开采方法。进行这样的改进本身，也需要蒸汽机，如坑道抽水；这将是在制造业中运用烧煤蒸汽机的前题条件。这是来布尼兹向俄国的彼得一世建议的经济发展计划的精髓，也是俄国在十八世纪期间采矿业和制造业规模的发展超过英国的原因。在来布尼兹影响下采矿业发生的根本变革，从德国等奉行财政学的中心蔓延到北美和南美，后来又传到了日本（2）。

虽然来布尼兹的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社会与经济>>写于一六七一年，他对热力机械原理的研究始于一六七二至一六七六年他在巴黎工作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他就职于马扎林（Mazarin）的助手和学术继承人、法国政治家让·巴普体斯特·科尔伯特（Jean Baptiste Colbert, 1619-1683）创建的一家科学研究所。在这一期间来布尼兹的一个最重要的协作者是克里斯希恩·惠恩斯（Christian Huyghens）（一六二九至一六九五年），他也是科尔伯特的信徒，他所提出的研制动力机械的方法是我们今天研制汽油和柴油内燃机的原则。

以蒸汽为动力的现代机械的发展，可以回朔到十五世纪末期达芬奇（1452-1519）的研究工作。对用煤作工业燃料的研究在十六世纪后期得到长足的进展，其推动力是伟大科学家威廉·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 1544-1603）周围的一些英国学术界人士（3）。对来布尼兹经济学思想的发展来说，具有更大作用的是达芬奇对机器设计原则的详细阐述，惠恩斯、来布尼兹以及后来由拉扎尔·卡诺特（Lazare Carnot, 1753-1823）和盖斯帕尔德·蒙吉（Gaspard Monge, 1746-1818）领导的综合工科学校的研究工作也是以这些原则为基础的。我们在本书中将发现，来布尼兹的<<最少行动原则>>是他对“技术”一词所下的中心定义，这一定义就是来源于达芬奇机器设计的几何原理。

“最少行动原则”对经济科学来说非常关键，在这里，我们必须简单地介绍一下有关几何原则的发展。

就已知的人类历史来说，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欧洲在物理科学方面的发展进程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快几十倍，也比人类在同期取得的其它方面的发展要快几十倍。如果说这一进展要大大归功于哪一个科学家的话，那么现代数理物理学的整个进展都是在库沙的尼古拉斯主教（1401-1463）的影响下实现的。如果没有他<<论博学的愚昧>>这样有影响的著作，人类在现代数理物理学方面的进展是完全不可能的。库沙提出了太阳系假说，在其基础上稍加修改的一个假说后来为现代数理物理学创始人开普勒（1571-1630）所应用并证明（4）。对来布尼兹率先提出的“最少行动原则”来说，库沙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库沙对阿基米德（公元前287-212）以圆求方的方法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从而带来几何学的革命。他宣布发现了一个优于阿基米德的方法，这一方法在当时被库沙称作“最少－最多原则”，在今天这叫做“等周长拓扑定理”。这一发现是来布尼兹“最少行动原则”的基础，也是衡量技术发展程度的基准。这一方法后来经过高斯（一七七七至一八五五年）、勒居恩·底里奇勒（Lejeune Dirichlet, 1805-1859）和伯纳德·黎曼（Bernhard Riemann, 1826-

1866）的发展，成为本书的主题－－拉鲁旭－黎曼经济分析方法的基础。

在埃及出版今天所说的欧几里得十三书<<元素>>之前，古希腊几何就是今天所说的“综合几何学”。这种几何学与欧几里得几何不同，它没有各种公理、推论和正规的求证方法。综合几何学中唯一的自证实存在是圆的运动，直线和点就是根据圆的折叠确定的。在综合几何学中，只有圆的运动、直线和点，除此之外的各种几何图形都是使用这三种要素造出来的。库沙重新发现圆的运动是可见世界中的自证实存在，即等周长定理，从而给欧洲几何学界带来划时代的革命，对库沙的追随者卢卡·帕西奥利（Luca Pacioli, 1450-1520）以及帕西奥利的合作者达芬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库沙、帕西奥利、达芬奇及其追随者阿尔布雷奇·杜雷（Albrecht Durer, 1471-1528）和拉菲尔学派

拉菲罗·桑日欧，(Raffaello Sanzio, 1483-1520）的研究成果，是开普勒、吉拉尔德·德撒尔格斯((Gerard Desargues, 1591-1661）、皮埃尔·费尔马特（Pierre Fermat, 1601-1665）和布雷斯·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 1623-1662）的研究基础，来布尼兹的整个研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益于这些人的研究。高斯、底里奇勒和黎曼等人的工作也是在这一几何方法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5）。

帕西奥利和达芬奇在几何学上的主要建树，是掌握了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在<<对话>>中阐述的“五大柏拉图立体 ”的原则（6）。这证明：在三维（欧几里得）空间中，只有五种正多面体可以通过综合几何方法建立起来。这五种多面体是：一、正四面体，二、立方体，三、八面体，四、十二边的十二面体，五、二十边的二十面体。其中，一、三、五多面体的表面都是完全相同的等边三角形，而十二面体的各面则是完全相同的规则五边形。帕西奥利在他的<<神圣比例>>（一四九四年出版）一书中证明了这一定理。里昂哈尔德·尤拉（Leonhard Euler, 1707-1783）对此做了更详尽的证明，这也是尤拉根据来布尼兹“分析部位”而建立的拓扑学的中心。它证明：其它四个柏拉图立体都是来自于十二面体；它还证明：从这一点上讲，金段这一用来建立规则五边形或十二面体的综合几何的推算结果，是五大柏拉图立体所独有的特征。

雅典卫城的设计鲜明地显示了这一事实：在柏拉图之前和与柏拉图同时代的古希腊人使用了以金段为中心的综合几何。而且，把阿尔布雷奇·杜雷的研究成果与雅典卫城设计中用到的和谐比例相比，这些古希腊人在当时已经掌握帕西奥利和达芬奇重新发现的规律，即所有有生命物体与无生命物体在几何学上的根本区别在于：有生命物体的发育形态和由发育决定的功能形态，是一种自相似的增长形态，这种自似性以一种和谐的比例出现，而这一比例则与金段相同。

诚然，各种迷信崇拜团体曾经出于迷信的角度来理解五边形和金段的神秘性质。其实，只要读过高斯和黎曼的书，就没有什么神秘而言。读完本书之后，读者将掌握这一问题的基本要点，明白这些要点在经济科学中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但这中间没有半点神秘可言。在这里，我们将只是谈谈对经济科学的形成和来布尼兹的发现有直接关系的几个要点。

首先，一旦认识到所谓“斐波纳契数列”（由意大利数学家利昂纳德·斐波纳契发现，他写一二·二年发表的“Liber Abaci”一书时可能只有三十岁左右）与金段的数值相吻合，也就可以看出金段与有生命物体的形态有着何等密切的关系。“斐波纳契数列”是一种几何数列（即呈几何关系的整数数列），它可以准确地估计出人口的增长和细胞的分裂增长。随着数列中数字的不断增大，其内在的比例关系和金段的数值开始迅速地趋于同一。只需要稍稍看一下植物的生长过程，就可以证明帕西奥利和达芬奇关于植物生命的发现。达芬奇对人体解剖和马体解剖的研究，主要就是应用金段原理的科学研究（7）。比如说，不仅是人体的形态由金段原理所决定，而且人体活动的形态也由金段原理所决定。

达芬奇创立的各门现代科学的主要根据就是这些几何原理；他把他对人体解剖的研究运用到武器、工具和机器的设计上。比如，在设计武器时，他运用人体解剖的知识像设计工具一样来研制武器，利用武器持有者身体的最佳使力系数，设计最能有效地杀伤敌手的武器。他所提出的机器设计原理，也是用到这些几何原理。

比如，在动力机器的简单设计中，要研究工人生产某种产品时的身体运动方式。研究者因之要推断出哪些动作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基本动作要包括在机器之中，然后再加上动力：畜力、水力、风力、热力等等。这样，机器操作人员的生产能力就会超过无机器的工人。

不过，机器作用在加工件上的力并不等于作用在整个机器上的力。用一个简单的机器，如刀片，便可以说明这一点。施加在刀刃上的压力大大高于作用在刀柄上的压力。刀刃上的力更为集中。我们把这种力的集中称为“能通密度”。这一指标衡量出每一厘米，或每一平方米面积，或每一立方米体积上力的集中程度。如果在机器上施加了一吨的力，而且集中在工作点上的力是原力的一千倍，那么这意味着作用在工作点上的力最多可以达到千分之一吨。在本书中，我们将经常使用按□ 衡量的能通密度，使用每平方公里或每平方米的□数这样的指标。

衡量机器设计效益的第一个指标，是把操作机器需要的人力和使用机器所完成的工作量做一比较。如果这一机器的动力不是人的肌肉力量，那么，我们必须衡量生产畜力、水力、风力、热力等动力的成本，即一个社会把这种动力生产出来并用于该机器所耗费的人力。对这后一种消耗我们可以看做是供给动力的资本成本。因此，我们必须把使用某种机器时操作工人人平资本成本的变化与使用该机器的操作工人人平产出的变化相比较。

这一比较可以导出一种数学计算结果。设想一个示意图中，Ｙ轴代表人平产出的变化，Ｘ轴代表按人平操作工计算的动力资本成本值的增长。下一步是扩大涉及范围，再加上一个Ｚ轴，代表作用在机器上的能通密度的增长。从现在开始到本书的后半部分，我们所提到的这种类型的数学运算就是指这种三维函数计算。

所谓“斐波纳契数列”增长指的是每一数是前两数之和（1, 2, 3, 5, 8）。在上面这一简单例子中，假定每一对XY的寿命为两代，并且在每一代期间都生出一对新一代的XY。每一对XY只能生存两代，而且在生出第二对XY之后就死去。而且，如果每一代新生的XY由一雄一雌组成，并生出下两代XY，那么这一动物种群量的增长就是“斐波纳契数列”增长。

在输入动力给机器做功的过程中，有些动力变为“废热”或其类似物而失去作用。这一动力丧失率值得我们的特别关注，因为我们在不断地提高动力的集中程度，即提高作用在工件上的能通密度。在这里，有一个有趣而令人好奇的现象。为了完成更多的工作，我们希望使用作用在机器上的总动力的一部分，即提高能通密度，而不是增加作用在整个机器上的总动力。看起来这是使用少量的动力而不是通过增加动力来完成更多的工作：这是经济科学中一个非常奇特的特征，它或多或少地直接影响到经济科学的基本定义。

这种使我们颇感兴趣的数学函数关系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所谓“效益降低”现象。在哪一点上，新增的人平资本成本或能通密度所带来的产出增长达不到先前的效益？

这一原理也可以用在农业问题的分析上。

我们衡量农业有两个指标：农民人平产出和耕地的地平（每公顷或每平方公里）产出。首先，我们衡量产出的指标有谷物的蒲式尔数和肉食产品的吨数等等。从经济学角度讲，我们最终必须把这些产品作为“市场篮”的组成部分来衡量。有两种“市场篮”：一是从事农业、制造业、建筑业、采矿业和运输业工作的人平资本货物，二是人平消费资料。以“市场篮”为标准来衡量产品，需要把产出与社会生产这些产出所需要的投入进行比较。生产必须与该社会占据的总土地量联系起来，从而衡量出该社会的地均生产活动。这一指标就是从能通密度中派生出来的。这两大指标（地均和人均或劳均）加在一起，便构成人口密度。

农业这个例子告诉我们：通过热动力机器原理的研究而总结出来的规律如何可以应用到经济分析中去。

整个经济过程中热动力机器规律的意义是按“总（和平均）人力的效益”来衡量的。做这一衡量的目的，是以社会的较少人力生产同等数量的市场篮产品，在提高市场篮质量和数量的同时不增加社会的支出。换句话说，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法是政治经济学所要衡量的中心指标。“国民收入统计”可以使用这一指标（8）。

我们已经说过，（在取代了木柴、水力和风力之后）广泛使用燃煤来驱动机器，是来布尼兹创立其经济科学所采用的基准。我们也介绍了所需的数学运算的主要特征。煤的生产成本要与烧煤驱动机器所带来的效益相比较。按照来布尼兹的说法，热动力机器的作用是让机器的操作者能够实现若无机器则需要“上百人”才能完成的产出。由之而代表的劳动力的节约（即劳动力的效益）必须与机器的成本加煤耗的成本相比较。煤耗成本包括采煤、运煤和把煤转换为机器动力的总成本。

我们在前几段中介绍的数学运算中，还谈到在比较不同机器时所需要进行的运算。我们现在必须再次谈谈这些运算。以Ａ代表通过使用热动力机器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后所节约下的劳力，以Ｂ代表社会在生产、维修和供热给该机器所发生的成本。这就是（Ａ－Ｂ＝Ｃ）的人平均值；在这里Ｃ代表社会的净收益，在确定Ｙ轴时必须考虑这一净收益。收益Ｃ将成为新水平上的该社会人平产出（和消费），从而扩大人平市场篮。那么，在哪一点上，这种资本集约程度和能通密度的提高开始带来收益的下降？

资本集约程度大体可以说成是：以资本为形式的（机器操作工人平）劳动量与操作工人平劳动量的比率。在确定这一比率时必须统计的所有资本成本中，包括制造和维修该机器的劳动，向机器供热所需的劳动，但不包括所谓“管理开支”，如行政费用、非科学研究的服务费用、销售成本、金融交易成本等等。

资本集约程度的提高，将带来什么样的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呢？或者也可以仅仅对总劳力中生产性人员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量进行比较。实际上，衡量人平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这两个指标应该是互相关联的。

我们的数学运算“曲线”，即把资本集约程度的增加与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关联起来而形成的曲线，是一种表示“新增工作能力”的“曲线”。我们必须在前几段文章中提到的机器运算的基础上再加进一轴，即Ｚ轴，它代表能通密度的增加。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表示“收益下降”的曲线图，借之可以预测：在能通密度不变的情况下，资本集约程度到哪一点上收益就会下降？我们也可以作这样一个曲线图：把资本集约程度不变，看能通密度提高到何种程度就将带来收益的下降。同时，我们还可以作一个这两个变量都平行增加情况下的曲线图。如果资本集约程度和能通密度都增加，但速率不一，这样而形成的曲线图就很有意思了。在这些曲线图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两个指标相对增加的速率呈线性或非线性的方式，即这两个指标相对增加的速率本身就是通过数学函数运算表达出来的。这一函数就是资本集约程度和能通密度的函数。

换句话说，在上述最令人感兴趣的情况下，资本集约程度的有效增加，必然同时要具备一定的能通密度。同时，要有效地提高能通密度，必须以一定的资本集约程度为基础。这一有趣的情况，正是我们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所碰到的。

让我们假设这样一种情况：两台热动力机器每小时消耗的热动力一样，但操作人员使用其中一台机器时的产出高于使用另一台机器。这两台机器之间的差异是机器内在结构的差异。按来布尼兹的定义，这一差异是技术上的差异。

实物经济学就是用上面谈到的数学运算来研究这种技术差异的方法。

首先，技术大致可以定义为机器把动力转化为功的“循环活动量”。

比如，就像在天文学中一样，机器的内在工作过程被认为是这种动力转化的循环周期，其中的一个周期是循环次数较少的周期。根据库沙的最少－最多原则（即等周图形定理），可以确定机器的循环活动量。这就是应用“最少活动原则”来分析机器中动力转化循环所体现的技术。

在许多呈旋转运动方式的机器上，这种方法就不适合。这些机器之所以采取旋转运动，是因为符合来布尼兹“最少活动原则”的自然物理条件决定的。

要在我们的数学函数运算中再加上Ｚ轴函数运算，我们必须在说明循环活动时反映出能通密度的增长。这样的结果是更高程度上的循环活动，即“圆锥螺旋运动”。借助于高斯和黎曼对圆锥螺旋函数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地明白这一特征的含义。

应该指出，除了本书作者及其同事而外，今天的世界上没有人真正地实践来布尼兹所定义的经济科学。在本书作者的圈子之外，没有一所大学所教授的经济学是实物经济学，也没有一所大学承认实物经济学与数理物理学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学科。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之后，实物经济学就再也没得到什么发展。除了一些在来布尼兹影响下形成的财政计划而外，十九世纪实践实物经济学的中心是一七九四至一八一五年在卡诺特及其前任老师蒙吉领导下的综合工科学校。从一八一六年开始，随着卡诺特流亡德国，综合工科学校为皮埃尔－塞蒙·拉普雷斯（Pierre Simon Laplace,

1749-1827）所接管并毁坏，后来该校在奥古斯丁·考其（Augustin Cauchy,

1789-1857）的影响下又进一步沦落（9）。

一八一五年之后，由于美国政治经济体系的主要代言人如弗里德里奇·李斯特（Friedrich List,

1789-1846）、亨利·凯雷（Henry C. Carey, 1793-1879）和裴辛·史密斯（E. Peshine Smith, 1814-1882）的努力，运用实物经济学的原理来解决政治经济学问题的尝试继续了下来，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凯雷与亨利·克雷（Henry Clay）一样，是辉格党的一位领导人，也是林肯总统的经济学老师。凯雷的朋友史密斯从一八七二年开始，就是日本明治维新的顾问，帮助指导日本走上今天很多国家既崇拜又忌妒的工业化道路。他们的工作无论是在生前还是死后都大大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但是他们对来布尼兹及其追随者者在一六七一到一八一五年间发展起来的经济科学的理论却贡献甚少。来布尼兹的物理科学趋向和方法得到一些德国优秀人物的坚决继承，这一直持续到高斯（一八五五年）、高斯的直接继承人底里其特特（一八五九年）和高斯及底里其特特的追随者和继承人黎曼（一八五九年）等人的去世之前。虽然亚力山大·洪堡的学生底里其特特与洪堡一起在综合工科学校进行研究，虽然洪堡本人在卡诺特一八三二年死之前一直与卡诺特保持秘密合作，但是洪堡在柏林大学的同党及其在高斯和哥廷根周围的盟友都未能把他们在数理物理学方面取得的突破推广到实物经济学中。令人振奋的是，正是本书作者在一九五二年成为第一个应用黎曼的研究成果来解决经济学中尚未解决之问题的开创者。

亨利·凯雷至少是意识到这一问题及其重要性的。在这一点上最著名的是凯雷一八七二年写的<<规律的统一性>>一书。总的说来，凯雷的目标是正确的，书中许多论点阐述了任何严肃的经济学家都不能加以忽视的概念。该书的缺点是，凯雷在当时正处在那个年代的名流、哥廷根大学教授欧仁·杜林（Eugen Duehring）（10）的影响之下。由于这一影响，凯雷所提到的实物原则都是来自于直接反对高斯和黎曼思想的权威人士及其理论说教。因此，凯雷虽然正确地坚持了把热力学理论引入经济科学之中，但是，他倾向于使用错误的热力学理论。

本书作者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最初在一九五二年的发现。为了批驳威纳－香农的“信息论”，他在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二年间致力于研究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三年间乔治·坎特（Georg Cantor）关于超限次序的论述。这使得作者重新正确地认识黎曼在一八五二至一八五九年间写的著作（11）。他认识到，黎曼的数理物理学从概念上帮助解决如何了解技术进步量与经济增长速率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问题。因此，从这一点开始，我们在书中提到的方法将定名为“拉鲁旭－黎曼方法”。

在本书作者的经济学班上学习的学生中，有一些是数学家和数理物理学及有关学科的专家。从七十年代开始，在他们的帮助下，拉鲁旭－黎曼方法的最初形态有了很大的改进。在经济科学方面的这一进展与受控热核聚变和等离子体物理学方面的进展交相映辉，相辅相成。从这一点讲，来布尼兹和综合工科学校的传统得到了复兴。

这种相辅相成的重要性可见于下述例子。

让我们设想这样一个例子：为了把能通密度提高几个数量级，我们施加在一台机器或某种加工过程中的动力失去了百分之八十。但是在有些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所完成的工作量将会高于低能通密度加百分之百动力条件下所完成的工作量。我们注意到上面这种有趣的现象：能量向功的简单转换是一个谬误的概念。这一现象是有生命物质的主要特征，也是我们在其它科学研究中将遇到的问题。

我们在本书的后面将要证明，从黎曼数理物理学角度来考虑经济科学，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来定义“工作”与“能量”，这种定义将与克劳休斯（Clausius，1822-1888）、赫尔姆霍尔兹

(Helmholtz，1821-1894）、马克斯维（Maxwell， 1831-1879）和波尔兹曼（Boltzman，1844

-1906）等人的定义大相径庭。根据开普勒创建的理论和高斯在开普勒基础上所完成的研究，在经济科学中引入“功”和“能”的概念无疑是正确的概念，而且这也与黎曼的数理物理学概念相吻合。因此，经济学家必须研究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的工作，寻找那些与经济学中的“功”“能”概念直接相关的实验范例。这样作的主要目的，是把那些在技术发展过程中最有成效的物理程序找出来。

第一章注释

1. 帕品在成功展示了以蒸汽为动力的汽船之后，带着他的设计方案到了英国，但很快就失踪了。后来，一些对帕品发明的拙劣模仿成了英国的发明。

2. 当然，德国在十五世纪期间就已经是采矿技术中心。但是，在一五二五至一五二六年间的内战及其后的艰难岁月中，德国采矿技术集中的地区几乎被毁坏至尽。一六一八至一六四八年的“三十年战争”的破坏又雪上加霜。直到一六五三年马扎林主教击败哈普斯柏格（Hapsburg）之后，满目疮痍、人口稀少的德国才开始得以恢复。当时主张重建德国的人，包括来布尼兹在内，都面向法国寻求需要的科学与技术。只是在来布尼兹长大成人期间和成人之后，德国作为世界采矿技术中心的地位才再次得到确认。

3. 这是吉尔伯特，他是对地球磁场的现代知识基础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见一六〇〇年的<<论磁场>>一书），也是第一个发现磁性等离子体现象的人。他遭到一些人的贬低，因为他不仅是伊丽莎白女皇宫廷学究塞西尔斯（Cecils）和弗朗西斯·培根的反对者，也是培根后来企图把库沙、达芬奇、吉尔柏特、开普勒等人的影响从英国清除出去时所攻击的主要目标。

4.

在十七世纪期间，就有一些人企图贬低开普勒科学业迹，如杰苏特·罗伯特·弗鲁德（Jesuit Robert Fludd）、伽里略、笛卡尔和威廉·佩蒂（William Petty）的伦敦皇家学会。但是，这些人的攻击遭到高斯的致命抨击，因为高斯发现，开普勒精确地预见到智神星这颗小行星的谐和轨道参数，即高斯对椭圆函数的解答。开普勒在今天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使用综合数学定理来解答宇宙运动的开山鼻祖，因此可以说是现代数理物理学的奠基人。

5.

黎曼是中学综合几何学教学大纲的作者杰可布·斯登纳（Jacob Steiner）的学生。本书作者的同事在意大利的档案馆中找到意大利数学家恩里科·贝蒂（Enrico Betti, 1823-1892）与黎曼在黎曼流亡意大利时谈话的笔记。黎曼给了贝蒂及其盟友灵感，使之创建了令人敬仰的意大利数理物理学校。在这些笔记中，黎曼强调：让未来的科学家接受严格的斯登纳（1796-1863）综合几何学训练是十分重要的。

6. 现存的柏拉图<<对话>>的英文译本存在着故意的歪曲，尤其是在那些译者本杰明·鸠维特

（Benjimin Jowett）与柏拉图思想有严重分歧的地方，歪曲更为严重。由于这一因素，本书作者在一九七八年对之进行了重新翻译。在柏拉图的手稿集于十五世纪期间从希腊带给科塞莫·德·梅迪西（Cosimo De Medici）之前，<<对话>>是在西欧得到深入研究的唯一一部柏拉图的著作。这本书和<<批评>> 与<<规律>>一道，构成了反映柏拉图科学知识的代表作。柏拉图的<<对话>>在所有现代欧洲物理科学创始人的心目中占有中心地位。

7. 本书的后面几章将明确地阐述金段为什么会在一些事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原因。在数字上没有神秘可言。一旦明白金段出现的原因，就不可能再试图在这一比例或其它任何数字上人为强加什么“性质”之类的东西。

8. 虽然国民收入统计对经济科学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它的作用只是收集数据供经济学家使用；它本身并不是经济学的一部分。这就是说，试图从国民收入统计数字中找到经济发展的规律，无疑等于痴人说梦。

9. 考其对尼尔斯·阿贝尔（Niels Abel, 1802-1829）论文的剽窃一事很能说明考其的为人。阿贝尔向勒金德雷（1752-1833）提交了一篇论文“论椭圆函数”。勒金德雷当时是法国的数学权威，是阿贝尔、黎曼等人的前辈，对他们有着直接的影响。考其截获了阿贝尔的论文并将它藏了起来。与之同时，写出类似的论文冒充自己的研究成果，拒不承认知道阿贝尔论文的下落。后来，直到考其死了之后，人们才在考其的文件档案中找到了保存完好的阿贝尔论文。

10. 欧仁·杜林教授何许人也？恩格斯撰文把他从晦涩难懂的咬文嚼字中拯救了出来。关于恩格斯，可见安顿·柴特金（Anton Chaitkin）一九八四年在纽约出版的<<背叛美国>>一书。恩格斯是帕尔默斯顿爵士的英国代理人，他时常作为英国情报人员马克思的财政总管，并且还与其他一些英国官员（如著名的戴维·乌尔曲哈特等人）分享这一职责。恩格斯之所以抨击可怜的杜林，是因为杜林的国际政治关系，这一点恩格斯在他著名的<<反杜林论>>中故意抹掉不提。帕尔默斯顿还参与控制着鸠色普·马兹尼（Giuseppe Mazzini）的“青年欧洲”计划。马克思是马兹尼的工具，直到马兹尼的主子命令他抛弃马克思，这是在大约一八六九年。马克思死后，恩格斯杜撰了一套他恩格斯与马克思友谊的神化，至少说这一友谊是被夸大了。从那以后，每当马克思主义者聚会一起时，杜林教授的名字就成为恩格斯方法论的目标。这一点是清楚的：凯雷受了杜林的骗，虽然从未受过恩格斯的骗。

11. 到七十年代末，本书作者及其同事基本上还不知道有任何一八五九年之后的黎曼著作。问题是：黎曼慢慢地死于先天形成的肿瘤，这看来也是他家的许多人死得都年轻的原因。

除了应付克劳休斯、赫尔姆霍兹等人（在一八五七年以前）的“质询”所造成的困扰以外，黎曼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使他被迫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就停止写作。直到在大约一九七八年开始的黎曼档案研究中时，乌维·帕尔帕特－亨克查询研究了意大利的贝蒂挡案，才使我们对一八六零至一八六六年间黎曼思想的了解有了极大的改观。

一八五二至一八五九年期间情况是这样的。黎曼的任教资格论文（“论几何基础假设”）出版于一八五四年，但实际上是在一八五三年间递交的。这篇论文是黎曼在他的老师高斯的指导下为争取一八五三年的任教资格而写的三篇论文之一。其它两篇没有发表，只能在档案馆查到。尽管人们对这两篇论文知之甚少，但它们在科学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根据以上证据，我们认为黎曼建立其数理物理学的时间也就是撰写这三篇资格论文的时候。一八五九年他发表了题为“论无穷大平面波的扩散”的论文，这也是黎曼基本完成其电动力学研究的时间。（一八七五年卡尔·海腾多夫发表了一八六一年黎曼在哥廷根大学讲授电动力学的笔记。）一些人也许会选用早期论文发表的时间（一八五一年），而不是他准备这些资格论文的时间。这点分歧不值得争辩，因为这仅仅是我们对一八五二至一八五九年这一期间的大体估计。

第二章

相对潜在人口密度

正如亨利·凯雷所坚持的正确意见一样（1），人类生产活动价值的真正衡量标准，是通过技术进步而实现的劳动力效益的增长（即劳动力的节约）。这也是美国财政部长亚力山大·汉密尔顿在他一七九二年十二月所作的“制造业报告”一文中提出的基本观点。世界上所有信仰美国政治经济体系的领袖们都信奉这一原则，来布尼兹也是如此。这是人们所说的“经济价值”的唯一定义，就其基本含义而言，这种经济价值就是<<创世纪>>中描写的人类发展的历程。

这一原则为什么可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对此我们将在本书的适当地方加以阐述。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劳动力效益的增长，整个社会就不会有人平产出或人平消费的提高，换言之也就没有经济的发展。如果世界不是因为通过技术进步而实现了劳动力效益的增长，从而带来整个经济的发展，那么人类至今还仍旧处在所谓“狩猎－采集”阶段。

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为了维持生存所需的人均土地需要量接近十平方公里。这表明地球可以支撑的最高人口量在当时大约是一千万（2）。在这种生活方式下的人均预期寿命大大低于二十岁，这表明当时的人类主要由青春期以前的儿童构成。

诚然，当年殖民主义者在北美遇到的土著人一般也被人类学家分类为“狩猎－采集”部落人。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即便是最接近“狩猎－采集”文化的土著部落，如“掘土印第安人”，原本具有相对先进的文化状态。大多数印第安文化都是在公元前一千年以前从相对先进的文化状态中退化而成的结果，其中一些印第安文化同时也带有斯堪的纳维亚、爱尔兰和葡萄牙渔民的文化传统。这些欧洲殖民者早在哥伦布之前几百年就已进入印第安文化。哥伦布正是在一四三九年佛罗伦萨产生的地图的指引下进入美洲大陆，其路线就是荷马<<史诗>>中描写的传奇人物尤利塞斯进入加勒比海地区所使用的路线（3）。

在一个“真正的”狩猎－采集社会中（4），即在一个没有先进文化技术的社会中，人类的生活状况甚至还不如体格强壮、速度超人的狒狒。如果不是由于劳动力效益增长这一因素，人类今天的人口数可能只有大约一千万或不足千万，生活也悲惨不堪。

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没有直接证明这一命题：如果没有持续不断的技术进步，人类将无法生存下去。下面，我们将集中探讨更明显的证据，以证明人类在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必须取决于劳动力效益的增长，而这一增长则须借助于技术的进步。

显而易见的是，要衡量人类战胜自然的能力是否提高，最简便的方法就是看人类对栖居地的人均需求量是否降低。这一指标准确地衡量出劳动力的效益，不管文化与社会的结构差距多大，都可以使用这一指标。

这一指标的名字最好叫“人口密度”。它所回答的问题是：假定一个社会的技术水平不变，那么仅仅依靠该社会的劳动力的力量，每平方公里土地可以养活多少人？

不过，我们在进行实际衡量比较之前，必须对人口密度的定义做某些调整。

首先，供人类栖居的土地，其质量不一。这种土地质量的不同反映在三个变量上。技术水平不同，土地适宜人类栖居的能力和肥沃的程度也就不同。但是，由于人类的栖居，土地的质量不会永远不变。土地满足人类栖居要求和其它用途的能力因土地的滥用而降低，也会因水利、施肥等原因而改善。最后，技术的改进将会导致土地的质量更适宜人类使用。在对不同土地的“可栖居能力”进行比较时，必须考虑土地质量上的这三种互相作用的变量。由于这三个变量，土地的不同质量便定义为每平方公里的相对价值。

这样，在进行衡量比较时，我们不能是泛泛衡量每平方公里怎么样，而要衡量“每平方公里的相对价值”。因此，我们必须衡量“相对人口密度”。

第二，在使用现有技术可以养活的人口量与当前实有人口量之间，一般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我们在对各个国家的不同技术水平进行比较时所要衡量的指标，正是前者。所以，我们必须衡量以这样方式定义的“潜在”人口。

我们必须衡量“相对潜在人口密度”。这是判断一个国家优于另一国家的指标，是衡量经济进步的指标，是揭示劳动力效益的指标。

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谈谈这个问题。由于那些我们在下面将要探讨的原因，我们所必须衡量的指标，是相对潜在人口密度的增长速率。这一指标衡量出劳动力效益的增长速率，即劳动力的生产能力的增长速率。由于那些我们将在适当时候探讨的原因，这一指标是科学衡量经济价值的唯一基础。衡量经济价值的指标是相对于现有的“相对潜在人口密度”而言的“相对潜在人口密度增长速率”。

以数学语言来说，这种衡量经济价值的指标完全可以通过复杂变量的函数运算表达出来。认识和理解这一点的最好方式，是按照卡尔·高斯当年详细阐述椭圆方程的方法来理解掌握复杂变量函数的一般理论。

高斯是通过综合几何学（即自似圆锥螺旋结构的综合几何学）而认识到这一点的。运用这种综合几何学方法，就连识字的中学生都能明白复杂变量函数的本体论意义，因此，常常加在所谓“幻想数字”上的各种神秘莫测之事也就烟消云散了。高斯、勒金德雷（Legendre）、阿贝尔（Abel）和卡尔·杰卡比（Karl Jacobi, 1804-1851）在研究椭圆函数时留下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伯纳德·黎曼（Bernhard Riemann）因之而成名的“底里其勒特定理”下得到了原则上的解决。黎曼应用底里其勒特定理来解答高斯、勒金德雷等人留下的问题，从而找到了解决这些概念问题的理论方法。黎曼的方法与拉鲁旭发现的经济规律相结合，便产生出拉鲁旭－黎曼方法。

诚然，要通过定理计算、演绎推理来解决这些问题将耗时费力，令人发怵，即便是对许多职业数学家来说也是如此。但是，如果运用适当的综合几何学方法，笼罩在这些问题上的神秘感就随之而去，就连中学生也能掌握其基本概念。因此，虽然我们所探讨的概念貌似惊人，但希望本书的读者不要为其所吓倒。

无论什么样的外行，只要他具有正常的智力和坦诚，就不会否认这样的进步对人类是有利的。应该明确指出的是，如果按照当今的某些激进“环境保护主义者 ”要求的那样，回到以前的那种狩猎－采集社会中去，我们就必须清除大约四十五亿的人口，导致人类历史空前未有的大屠杀。如果试图回到低级技术水平上，由之而引起的大屠杀将主要是来自饥饿流行与瘟疫爆发，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有效的屠杀方法。

如果在四五十年的时间中在全球采取一种所谓“后工业化社会”的政策，就基本可以完成如此规模的谋杀（按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罗伯特·杰克逊在纽伦堡审判时的说法，是“大屠杀”）。由于按实物产出量衡量的劳动力效率不断降低，相对潜在人口密度将大大低于现有人口水平。在实施这样的政策五十年之后，潜在人口密度将降到大约十亿人口左右。由之而蔓延开来的免疫能力缺失将导致新老大小流行病的爆发，其规模之大，足以让人类从地球上消失。按其目前纲领行事的“环境保护主义”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恭维。

让我们暂且把降低技术水平这一滔天大罪放在一边，转而考虑一下技术水平是否会停滞在现有水平上。换句话说，对人类的生存来说，技术水平的持续发展是否是必不可少的？是否是对人有利的？我们在本书中将很快谈到这一问题，但是，我们对之的初步回答是肯定的：人类要在本星球上继续生存下去，技术进步是必不可少的。在本书的后半部分，我们将从更高的角度来证明这一点。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讨论应用潜在人口密度概念来衡量现有经济这一课题。我们一开始将探讨一种近似情况，尽管它是粗略的，但其原理却是正确的。因此，我们将使用应用经济学的一些概念，并从这里出发，以更严谨深入的方式来检验这些概念。

在对任何一国的经济进行初步研究时，无论国家大小，其经济都可以被看做是一家农工联合企业的所有经济活动。从事工农业生产或从事对工农业生产至关重要的建筑、维修和经济基础设施工作的人员应该认为是“生产性劳动力”。其他人员，无论是就业还是失业人员，都纳入这家农工联合企业的非生产性支出之中。这些非生产性支出包括行政、服务、销售成本、支出、以及包括失业人员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浪费。

对这家农工联合企业的实物生产活动进行追踪，我们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反向追踪：从成品追到中间产品，再追到原料生产。成品可分为两大“市场篮”：一是资本货物“市场篮”，二是家庭消费品“市场篮”。往上追溯，就是分别用于生产两大“市场篮”的中间产品和原料。我们将这两大“市场篮”分别进一步分类：

a）实物生产所消耗的资本货物再加上建筑、维修和经济基础设施操作。

b）用于满足非生产性支出而需要消耗的资本货物。

c）生产性人员所需要的消费资料。

d）非生产性人员所需要的消费资料。

我们以人平为基础来衡量这两大“市场篮”：a）总人口的人平产出；b）总劳力的人平产出；c）总劳力中生产性人员的人平产出。我们所说的人平产出包括市场篮中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产出。这也许可以看做是一种方法，用于衡量一个自我控制的经济过程的投入－产出关系。

这一方法足以揭示一个执行所谓“技术零增长”政策的国家所面临的危险。

在任何一种技术水平上，经过人类改造的某些自然条件，是原料生产所依赖的主要“自然资源”。这样，在技术发展的任何阶段，为满足一定水平的市场篮需求而进行的原料生产，需要把总劳动力中的部分人分配做原料生产工作。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分配的结果也必须以原料生产人员在生产性劳动力中的百分比来衡量。

如果一定技术水平所能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濒临枯竭，那么，该社会就不得不依赖于日渐稀少而且难以开发的自然资源。这将增加每单位原料的生产成本。从事原料生产的劳动力在总劳力中所占的百分比也随之而增加。其结果就是，其它行业的生产受到限制，其产出也就降低，最终导致市场篮中的总含量减少。这就等于相对潜在人口密度的降低。

如果这一潜在人口密度降低到现有人口总量之下，整个社会就会进入一个全面崩溃的恶性循环之中。正是这种恶性循环导致了当年罗马统治下的意大利的崩溃，崩溃的具体原因就是它当时采用了技术零增长的经济政策，取缔了生产效率高的意大利自耕农，代之以耕种贵族领地的农奴，使生产效率降低。由于这一因素，意大利的人口逐渐减少。这也在政治上酝酿了弗拉米尼乌斯改革和最终没有获得成功的格拉古暴动。从那之后，罗马帝国开始依赖俯首称臣的其它民族向意大利的进贡（包括粮食进口）。也是由于这一政策，大片的征服领土像意大利那样分崩离析，最终导致罗马帝国内部的崩溃。如果在当代采用同样的政策，崩溃的速度将比罗马帝国时期快很多，原因是我们今天为维持现有人口规模而对技术的依赖程度增强了。当然还有其它因素，但在此时把它们一一列举出来容易转移视线。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总看法已经明确。

另外，技术的进步会遏制甚至成功地战胜资源枯竭带来的种种影响。技术进步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劳动力效益的增加将抵消生产市场篮所需的平均成本的上升。劳动力效益的提高，可使较少的人力完成同等的工作量，从而减少实物生产的各部门平均需要的劳动力。如果技术进步很快，那么，即便所需的自然资源中有部分枯竭下来，经济也会取得成功的发展。同时，通过技术进步而节约的劳动力就可以用来改善基础设施，如兴修水利，建设交通设施等等，从而提高栖居地的质量，扩展土地的用途。

第二，名符其实的“技术革命”将改变人类对整个自然资源的需求。“农业革命”就是一个例子。畜力、水力和风力的运用是一回事，以热力机械为动力的工业革命是另一回事，而以电力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则更是另一回事。有选择地种植对人类有用的植物并对这些植物的品种进行改良，到达地球的太阳辐射绝对量（大约是每平方米二百瓦）将对人类有益；土地的相对质量将大大提高；相对潜在人口密度也将大大增加。今天，技术革命取得成功的主要标志，是降低生产和输送可用能源的成本，与之同时，增加能通密度提高这些能源的互补性。比如，采用这样的方法，原先使用起来颇不合算的低品位矿石也可以像高品位矿石那样加以利用。

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们能够证明，技术革命对人类的持续生存不仅是有利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只有那些致力于技术进步并以此为国策的社会能够生存与繁荣起来。而且，从道义上说，也只有这些社会有资格生存下来，而那些在罗马帝国的法律和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则没有资格。

随着人类在技术上取得的进步，社会所使用的可用能源量按人均和地均计算都会增长。从广义上说，我们可以把这样的工作归纳为一种数学计算，把每平方公里的能源量与潜在人口密度联系起来：即随着相对潜在人口密度提高而增长的地均（可用）能源。这尚不能称为一种绝对的函数变化关系，但是它可以近似地表示我们所要证明的这种函数关系。

正如我们在上文所表示的那样，从历史上看，可用能源生产能力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能源发展的重点是如何提高有效的太阳能利用率。农业革命以及水力和风力的利用（总的说来）都属于这种对太阳辐射能的间接利用。第二个阶段是重点逐渐转向非太阳能的利用，如化石燃料、裂变能和受控热核能。

太阳能是很有限的，按现有相对潜在人口密度来说，太阳能是一种很贫瘠的能源。我们知道，到达地球表面的太阳辐射能平均是每平方米二百瓦。表一和表二系根据聚变能基金会在一九七九年期间汇集的数据编制而成。虽然表二中的价格明显已经过时，但是这些价格的相对差异在今天看来仍有意义。

必须强调指出，水力、风力和动植物能源都是利用太阳辐射能的表现形式。我们已经说过，到达地球表面的太阳能是每平方米二百瓦。由于地球距太阳八百万公里，能通密度的增加值仅为每平方米1.4□。植物通过吸附太阳能而形成的能源是一种生物体中吸附的可燃能源，它的量仅仅为植物所在地每平方米 0.0002□。

农业革命是一个伟大的发展，一个对世界各国来说必不可少的发展。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如果我们仅仅依赖太阳辐射能，农业革命的潜力非常有限。而且，从时间上看，生物能作为热力源的历史寿命很短。就开发食用植物而言，这种产热量的局限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在改良谷物品种方面的最佳业绩，不过是把谷物可食部分提高到占植物总重的百分之五十。如果不大大提高每公顷的植物重量，我们不可能在提高谷物产量方面有大的建树。同时，婴幼儿的健康发育需要有高质量的动物蛋白，需要提高人的免疫能力等等。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我们必须把部分植物性农业产品转化为牲畜饲料，从而又会减少食用植物总量。只有在土壤中施用化肥、微量元素、杀虫剂等，方能大大改善品种，提高产量；这决不是太阳辐射能加上“农家天然肥”所能实现的。只有彻底地改善土地产出条件，如兴建需要有大量能源投入的先进水资源管理体系，我们才能在总体上取得每平方公里农用土地的高产出。

由于化石燃料的出现，以及人类在工业革命中使用化石燃料而带来的十八十九世纪的“化学革命”，人类摆脱了太阳辐射能的局限，向前大大迈了一步。不过，化石燃料的历史寿命有限，不足以满足人类的需要。煤是植物残留沉积而成，因而并非无穷无尽。石油和天然气严格说来并不是像煤一样的化石燃料。石油和天然气是在地球上有适当化学条件的地方通过“分解”而不是“氧化”而“天然”形成的燃料。不错，今天的地球仍在其地幔深处不断地生成新的石油和天然气。但是从长远来看，它们对人类也是有限的资源。地球上的裂变能的情况也是如此，至少说我们现在还要依靠从矿石中提取裂变材料。

表一

能通密度比较
能源
Energy Source

能通密度-瓩／平方米

Energy-Flux Densities (Kwatts/sq m.)
太阳能（地球表面）

Solar Energy
0.0002
化石燃料

Fossil Fuels
10,000
聚变能

Fission Energy
70,000
裂变能（２０００年）

Fusion
70,000
裂变能（二十一世纪）

Fusion
10 ^15

表二

能源成本
能源种类
Source

成本-美元／千瓩小時

Cost-$/Megawatt-hour

资本投资

Capital Investment
石油

Oil
45.7 0.94
煤

Coal
31.7 0.97
煤气

Coal Gas
55.7 1.67
轻水反应堆

Light-Water Fission
28.5 1.16
快中子反应堆

Fast Breeder
33.9 1.43
聚变能（２０００年）

Fusion
45.2 1.92
太阳能集收器

Solar Collector
490.0 20.90
太阳能电池

Solar Cells
680.0 28.90

如果使用受控热核聚变，我们就能摆脱这些限制。氢在宇宙中广泛存在，现有技术已经允许我们从地球上和宇宙中的氢同位素混合物中提取氘同位素。相对于地球上的其它能源来说，聚变能基本上是永不枯竭的。随着技术的发展，聚变能提供的燃料可以毫无问题地满足今后数千年人类对能源的各种需求。由于受控热核聚变能具有很高很高的能通密度，我们可以建立一种适当形式的超高能通密度等离子体发生器，用之从普通氢中生产供裂变反应的燃料。这样，由于我们正处在通过受控热核聚变的“第一代”能源发生器生产无限能源的经济突破口边缘，我们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工能源”也就不远了。

前能源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和其他许多人建议依赖“可再生能源”，这显然是一种自杀政策。我们已经充分地表明，使用“生物能”来取代核能和化石燃料问题繁多。以太阳能集收器（即太阳能电池）为例，生产这样的装置所耗费的能源超过了该装置使用寿命期间所集收的能源总量。换句话说，一个社会依赖这样的装置所得到的“能源收入”是负收入。

表二中各主要数据表明，能源效率与该能源工作时的温度（或相应指标）有关系。该表使我们想起了萨迪·卡诺特（Sadi Carnot, 1796-1832）。只要坚持“撞击生热的卡路里理论”，卡诺特的著名公式看来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果一种生热方式虽然成本高，但其能通密度在一定程度上超过成本低的生热方式，那么前者就可以与后者竞争。不过，卡诺特本人从未对“卡路里理论”满意过，他仅仅是在他一八二四年撰写其论文时为图方便而使用了这一理论的推断。后来，黎曼在他一八五九年“论无穷大平面波的传送”一文中对“统计热理论”进行了全面批驳；该文也是拉鲁旭－黎曼方法最重要的理论根据之一。瑞雷（Rayleigh）爵士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也撰文强调，如果黎曼一八五九年的论文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整个统计热理论就应该彻底推翻。德国科学家在后来的实验中证明了黎曼的理论。从事电子内在几何结构研究的欧文·施罗丁格（Erwin Schrodinger）教授（一八八七至一九六一年）也对黎曼的这一理论做出了贡献。表二结果中的一些潜在意义，远非卡路里热理论所能囊括。

这与我们先前谈到的那种有趣现象有关：只要某一加工过程中耗用的部分能源能够把能通密度提高到一定程度，其贡献将超过能通密度低的加工过程的能源总量。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有趣现象还包括那些达不到最低能通密度要求就无法发生的化学反应。当然，还有其它许多类似的例子。这些例子都与本书后面将要阐述的论点有关，但是，这一论点都不是这些例子所能含盖的。

第二章注释

1.

规律的统一性，本书各处均有提及。

2.

根据乌维·帕尔帕特（Uwe Parpart）研究汇编的估计数。

3. 古希腊研究学者一九七八年根据荷马<<史诗>>叙述的故事重新描述了这一航海活动。这样的活动要求有一艘像挪威海盗长船那样的航海器，这在大约公元前两千年的地中海很盛行。书中提到的“船魂”强烈地暗示当时已有罗盘，从技术上说，这在当时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其理由复杂，超出本书的范围。

4.

有关真正的原始狩猎－采集文化的历史记载，最初是迪奥多鲁斯·塞库鲁斯（Diodorus Siculus）

（公元前一世纪的罗马历史学家）谈到的阿特拉斯人。阿特拉斯人居住在现今摩洛哥靠近吉布拉塔海峡的肥沃地区，他们坚持认为他们的祖先文化是原始的狩猎－采集文化，其时代与海洋文化建立的城市中心同时，而海洋文化则强调自给自足的农业。这就是柏拉图对话中的“阿特兰蒂斯”文化。这一文化的朝代名字相当于埃及早期在王朝确立之前的名字。当今人类学家通常所说的“狩猎－采集文化”严格说来并不是“原始的”狩猎－采集文化，而是相对先进的文化崩溃退化的结果。

第三章

政治经济学中的热力学原理

在各种学术机关和其它权威机构里，经常听到引证的就是“热力学的三大定律”。除了那些懒虫从未对教科书、字典和百科全书中的这些结论的真实性产生过疑问而外，只要探究一下这些“定律”的来源就可以发现，使用“定律”（在英文中“定律”和“法律”是同一个词－－译注）这个词，只具有立法的概念，而没有科学的性质。这三大定律是十九世纪后半叶由克劳休斯、赫尔姆霍兹、马克斯维和不幸的波尔兹曼（1）等人把亚里斯多德的“能量”概念人为武断地强加在数理物理学上的结果。所谓“热动学三大定律”不仅是一种生造，而且在它们产生的几个世纪之前就被开普勒证明是一种谬论。

虽然阐述这些证明是本书后面几章的任务，但是我们在这里先提及此事，其目的是告诉读者我们在本章中仅仅是简单地讨论一下这一问题。就像卡诺一样，对热现象的最初描述使用的是简单的温度表式测热方法。首先，我们对热量所下的粗略定义是：把温度提高摄氏或华氏一度所需要的功。为了前后一致，我们要测量在热转换为功的过程中以热温度下降为代表的热量的消耗丧失。如果仅以这样的假定来简单地描绘热现象也没什么不好，尽管我们也像卡诺一样多少有些怀疑这样的假定。这样的假定对初步的简单描述有用，但一旦要深究热现象问题，这些假定就完全成了谬误。在本章中，我们对热的讨论仅限于这种初级水平的讨论。

下面就是我们的初级讨论。

我们把总能量分为两大部分。为了避免一个系统“停顿”而必须消耗的那部分能量称为“系统能”。“停顿”这个词的最初使用者是牛顿，来布尼兹与克拉克在通信中讨论牛顿观点时也使用到这个词：使用的形像是一个简单机械计时器的主发条的“停顿”。这是普通力学中“熵”的定义的历史来源。“系统能”包括做功时由于摩擦、废热等等因素造成的能量丧失。如果总能量减去“系统能”之后还有剩余，那么这一剩余能就称为“自由能”。

为了这种初步讨论的方便，我们假定经济系统是一个前章所说的自我封闭、巩固坚牢的农工联合企业。要从热力学角度检查这一牢靠的农工联合企业，我们所必须设想的这种热力学过程，就是一种封闭式的热力学过程。能量的所有来源和使用都发生在这一系统之内。

在这样的情况下，“系统能”就相当于生产所有实物和其它产出而发生的成本和费用，而“自由能”则是整个企业的纯经营利润。把自由能（纯经营利润）以增加能的形式重新投入系统将产生一定效果，衡量这一效果便可得出我们需要的数学函数关系。

“选”用来衡量这种数学函数的指标，就是我们在前一章所探讨的“劳动力的效益”。把自由能重新投入系统必然增加系统能，其结果是必然增加人平经济成本，这似乎直接违背了初衷。在一个成功的经济中，实际的纯结果将与之相反：生产“内容恒定市场篮”的社会成本实际上将降低，即劳动力的效益得到提高。要想发现这一悖论中蕴涵的谬误，我们需要认识到：在我们的统计中有一个“苹果广柑混合效应”。不错，系统能是要增加，但是这一能量的供给成本，如劳动力成本，将会降低。按人平劳力计算的能量成本将增加，但是生产这一能量的劳动力成本将会降低，从而减少总的人平劳动力成本。这一结果与选来衡量我们数学函数的指标是一致的。

现在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再来看看这一悖论，即看看自由能与系统能之比所发生的变化。如果按热力学原理来解释的经济生产过程中的各个周期所投入的总能量不变，那么，把“重新投入”的自由能转换为增加的系统能，必然导致人平系统能的增加，从而降低自由能对系统能之比（2）。这样，随着这一数学函数关系（即经济生产过程）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比例必然逐渐趋进于零。如果我们把这一封闭式热力学系统中所耗费的自然资源的效应考虑进去，这一比例必然逐渐进入负数；这一经济（热力学）过程也就必然崩溃。

在封闭的热力学过程中，自由能与系统能之比以这样方式降低。这一事实表明，呈现出这种数学函数关系的热力学过程具有“熵”的性质，即主发条断裂。以整个人类的经验为例，相对潜在人口密度的提高可以证明：在经济过程中实际上存在着理想的反熵结果。相对潜在人口密度的提高，以数学函数关系来反映，就是“ 负熵”。这也是有生命物质（包括整个人类）的内在特征。

如果我们接受这种卡路里热力学的潜在假设，那么，呈负熵形式发展的人类社会要想持续发展下去，就需要人类从自然环境中不断提取能量。这就是属于新马尔萨斯主义的罗马俱乐部及其同党所使用的理论根据之一。这些人中的姣姣者也许会争辩说：“不错，有生命系统，甚至还包括成功的经济体系，到目前为止它们都是呈负熵发展的。问题是：自然环境中能量有限，我们提取这一能量的速度太快，以致于我们无法继续维持负熵的发展了。”

在这之前，麻省理工学院的邓尼斯·米斗斯（Dennis Meadows）和杰·佛雷斯特（Jay

Forrester）就像他们在一九七二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极限>>一书一样，说经济生产过程的本质是熵的。他们的这一论点主要是根据利昂蒂夫（Leontieff）的投入－产出模型建立的。投入－产出模型也为今天的美国国民收入统计系统所用，为联合国和大多数国家所用，以衡量国民经济中的国内总产值。这种风靡全球的国民收入统计方法在很多关键之点上是根本错误的。<<增长极限>>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是使用今天所说的系统分析方法，即用线性方程系统来描述一个经济过程中的投入－产出关系。这类线性方程武断地假定，在把这些线性方程结果输入计算机的那一时刻，技术的发展突然中断并完全停止。还应该看到，米斗斯和佛雷斯特在他们的计算中任意地加上自然资源的估计数，这些估计不仅看起来很令人悲观，而且他们是故意这样骗人。在这两种米斗斯和佛雷斯特所玩弄的骗局中，最严重的是他们使用线性不等式系统方法，即所谓系统分析方法。

更恶劣的是，这本骗人的书往往被当作经典，用来宣扬技术进步必须停止的观点。该书在使用系统分析方法论证技术进步不应出现之后，又主张必须防止这一不应出现的技术进步真正出现。在<<增长极限>>一书中，他们一方面证明了技术进步的停滞将带来全球的灾难，另一方面，他们又得出结论说这种技术进步必须终止。这无疑是说，因为停止吃饭导致人们死亡，人们必须停止吃饭。也许在米斗斯和佛雷斯特及其走卒看来，宁愿人类消亡，也不愿承认其系统分析方法所固有的无能。

本书作者及其同事对此的抨击，迫使包括罗马俱乐部主要决策人在内的新马尔萨斯主义分子修改了他们的论点（3）。本书作者发表了大量有关相对潜在人口密度的着述，这些著述使罗马俱乐部的决策人极为尴尬，他们不再强调米斗斯和佛雷斯特的增长极限主义，转而接受十八世纪重农主义的衣钵，坚持说现有人口规模已经超过了地球上可居住土地的承受能力。他们的论点就是：整个宇宙是由熵的规律决定的，人类的继续存在将使宇宙加快达到其不可避免的“热－死”状态。换句话说，如果人类通过技术进步来维持或增加现有人口规模，将加快人类消耗自然资源的速度，从而加快有限能源的枯竭；人类对能源的消费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大自然的提供能力。因此，既然我们要接受木柴、石油和煤资源缺乏的报告，那么我们就必须关掉核电站，停止发展商用聚变能。新马尔萨斯主义分子都是非理性的，并且一直都处于这种病态的非理性之中。

应该清楚的是，尽管新马尔萨斯主义者会公开声称他们的论点有科学根据，但仔细一看，这些论点的全部根据就是假定的热力学三大定律。我们在本章一开始就指出，这三大定律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左右强加给热力学的。

这个问题真正的来龙去脉是这样：萨迪·卡诺一八二四年的著作交给鲁道夫·克劳休斯加工。一八五〇年，克劳休斯提出了今天所说的热力学第二定律。为了对这一第二定律进行补充，必须加进热力学第一和第三定律，来解释说明第二定律中明显的谬误。经过克劳休斯、赫尔姆霍兹、马克斯韦和波尔兹曼等人前后交叉的工作，建立了这些假定的令人生畏的定律。实际上，这些定律的基础是拉普雷斯及其学生和学术承继人考其在十九世纪初所提出的观点。克劳休斯、赫尔姆霍兹、马克斯韦和波尔兹曼等人主要是在拉普雷斯和考其所建立的体系下工作，他们建立了其特有的“黑体辐射”理论和“统计〔撞击〕热理论”，这两大理论困扰科学至今，自从精神沮丧的波尔兹曼在碓诺城堡的托雷伊塔索神殿自杀之后，它们对科学的困扰更日益明显。

十七世纪初，即在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强命综合工科学校聘任考其的两个世纪之前，开普勒发表的著作就彻底批驳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根本思想。在这方面的一些观点，本书前两章中以有所阐述。现在，让我们看看这方面的观点与开普勒证明之间的关系。

我们知道，有生命物体与无生命物体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具有一种与金段吻合的自似生长方式，而帕西奥利和达芬奇是第一批发现这一规律的现代人。开普勒后来再次强调了这一区别。直接针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关键事实是：开普勒的所有天文学定律都是根据金段比例而衍生出来的。由于后来高斯证明开普勒的定律具有独特新意，符合客观实际，由于这些规律都是来源于金段，我们可以说整个宇宙具有一个与有生命物体相同的特征：即整个宇宙从本质上说是负熵的。

高斯对椭圆函数的确定，更显示出金段的意义；它身上没有迷信的光环，也没有神秘可言。

在圆锥体的表面做一个自相似螺旋。这一螺旋投影到圆锥体圆面底部的形像就是一个平面螺旋，金段是其特征。让圆形底部的半径与螺旋的圆箍相交，便得出这一金段的特征。比如，如果以半径为基准把圆形底部分为十二等分，那么，半径将把螺旋圆箍分为一个个的曲线段，这些曲线段正好与调到平均率的琴键成比例（见图一）（4）。

这表明：金段是三维（欧几里德）空间观察到的各种系统的内在性质，它是自相似圆锥螺旋“持续多层次”运动的三维空间的投影，这种持续多层次运动属于自相似螺旋运动的领域，是一个“复杂的领域”。随着我们下文对这种圆锥函数的进一步探讨，读者对这一问题的了解将更为清楚（5）。

首先，如果研究者想研究在一个圆锥表面做的自相似螺旋图，并且以代数语言描述这一螺旋的生成轨迹，那么他将发现，他造出了一个复杂变量的最简单形式：a+bi。从这里继续下去，圆锥函数的另一个主要“性质”（复杂变量函数）开始出现。开始时，这个研究者就给了复杂变量概念一个初步的“物理”意义。因此，在这样确立之后，该研究者就能够确定从进一步探索中推理出来的每一“性质”的物理意义。

第二，该研究者应该画一条从圆锥顶点到圆锥圆形底面的直线。在这条从顶点到底面的直线与自相似螺旋相交的每一点上，把这个圆锥体切出一个圆截面（见图二）。这时，研究者设想：圆锥体的体积就是相对潜在人口密度增加的轨迹，由此而形成的每一圆截面就是一个有限的相对潜在人口密度。这样做就可以几何形式描绘出“负熵”的物理意义。这一几何图是负熵的适当数学定义。通过复杂变量函数可以造出一系列圆截面，这表示不断增加的相对潜在人口密度。

第三，研究者应该用对角椭圆把圆锥内的所有圆截面连接起来（见图三）。这是理解椭圆函数的起点。下一步，研究者应该能够观察到两个圆截面之间螺旋运动的几何平均值和算术平均值的差异。几何平均值相当于在绕圆锥的螺旋旋转中从一圈的起点到终点“螺旋走了一半时间”时的圆截面。算术平均值相当于位于一圈起点和终点之间的圆锥轴中点的圆截面。研究者应该能够确定几何平均值和算术平均值的关系，从而确定圆锥体上一个完整螺旋圈的椭圆对角切面的轨迹。太阳处在地球椭圆轨道的哪一焦点？这与圆锥函数物理学有什么关系？

第四，研究者应该作一个与圆锥底面平行的平面，并让其与圆锥顶点相交。在这一平面上，研究者应该作出对角椭圆的投影及其确定的特征（见图四）。圆锥顶点将处于平面椭圆的一个焦点上，这也就是太阳与地球轨道之间的关系。

第五，研究者应该在原有椭圆焦点处对一圈圆锥－螺旋运动形成的圆锥体积进行细分，然后在这一细分结果基础上再作一椭圆对角切（图五）。如此往复以得出下一个更小体积的圆锥（见图六）。在这时，开始注意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椭圆的特殊值之间的比例关系。

第六，设想这种循环往复的椭圆细分终止在某一点上。这一点对应于圆锥体的某一圆截面，也对应于圆锥轴某一段（见图七）。作一这一小体积和线段与来布尼兹微分计算中的最小“德尔塔”值相等的等式。同时，把它定名为以一周圆锥螺旋表示的熵转换的“奇点”。

如此叙述的这一概念初步表达了“底里奇勒特定理”所成功讨论过的拓扑学问题。这反过来又直接影响到黎曼的研究工作，包括他在数理物理学方面的研究，如黎曼在一八五四年任教资格论文中提出的初步看法，“黎曼表面”定理，以及他一八五九年关于声冲击波的论文所依赖的理论原理。

通过研究高斯、底里奇勒特和黎曼等人的有关主要著作，研究者应该能够掌握这里所揭示的数学议题。这应该成为大学经济学教学大纲要求的必修课。没有这一基础知识，不可能在经济学中应用复杂的数学原理。我们在这里只谈这个问题上的一些关键之点。

第七，研究者还应该研究一下高度极大、因而锥尖角度极小的圆锥。换句话说，当我们不看圆锥顶点时，圆锥的形像就像是一个圆柱体，这一自相似圆锥螺旋的算术平均值和几何平均值之间的差也就会非常之小。在一周螺旋完成处横切的圆截面与前一个和后一个圆截面非常接近。不管往复进行的细分终止在哪一点上，该奇点都很小。这一自相似螺旋的侧面投影与正弦波很相似。

即便这一研究者仅仅是限于这里所作的图，他也能够停下来思考一下，发现这一自相似圆锥螺旋函数在本质上相当于对数函数、三角函数和确定超然数“ｅ” 和“ｐｉ（p）”（圆周率）的值。用综合几何学来解释数学，远比使用常用的公理算术推理方法更令人愉快。依靠公理推理的算术和代数方法中固有的神秘性，也因之完全可以避免。

图一

图中示出投影到一个圆锥底部并绕该

圆锥体运行的自相似对数螺旋。这一

螺旋绕圆锥每转完一周，它与圆锥顶

点的距离就缩短一半。圆锥底部的圆

被分为十二等分, 并作从底部到顶点

的直线。这些底部 (即圆的周边）直

线与螺旋相交点的距离长度就是平均

率八度音阶的每一音符的弦长。

图二

一个圆锥体上的对数螺旋。

在这里，我们声明有两点需要明确。拉鲁旭－黎曼经济科学方法中关于“功”的定义，是负熵的自相似圆锥螺旋函数的影子。在拉鲁旭－黎曼方法中，不同于“功”的“能”的定义，是自相似圆锥螺旋函数。

为了集中讨论这类复杂变量函数的“物理”意义，我们要谈谈最先是柏拉图所发现的问题。柏拉图坚持说，可见世界的形像与真实世界不一样，从广义上说，这种差异就相当于借助于火把投影在黑暗洞穴墙上的歪曲影子一样。圣保罗写到，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就像是在黑暗中从镜子里看到的一样。柏拉图所知的综合几何学就可以初步证明这样的观点。库沙重新发现的综合几何学的基本原理，即等周图形原理，导致了柏拉图问题的解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高斯和黎曼完成的。

柏拉图五大立体道出了可见（即欧几里德）空间在原理上的局限性。有一些形式可以作为可见空间的形像存在，但是不能从圆运动图中推衍出来。所有这些形式在其图形中体现了某种复杂变量的函数（如超限函数），即从初级自相似圆锥螺旋中衍生出来的函数。而且，通过综合几何图形建立的圆运动及其衍生物也是根据自相似螺旋函数建立的图形的投影。这表明，可见空间几何学所不能完全解释的某些可见空间形像，完全可以解释为高级空间－－即自相似圆锥螺旋空间－－投影形像。

像黎曼（6）一样，我们把可见空间称为“离散簇”，把以自相似圆锥螺旋为特征的高级空间称为“连续簇”。我们需要把为证明物理现象而使用的数学完全建立在连续簇中，并且从数学上把离散簇解释成连续簇在可见空间的投影形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要求研究者使用自相似圆锥螺旋运动来阐述连续簇空间的综合几何特征，就像使用圆运动来作出可见空间（离散簇）的综合几何图一样。为证明物理现象而使用的所有数学，必须只能通过连续簇内的综合几何构图法从数学上加以推导和证明。代数函数则只能作为描述连续簇综合几何函数的方式。

在黎曼（7）和我们看来，实验物理学的中心是那些可以通过观察离散簇投影形像来证明连续簇数学（几何）假设的“独特实验”。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有一个拓扑学的原理，即“恒定性”。大体来说，恒定性指的是连续簇几何特征中那些经过无数离散簇形像投影也一直“保留”下来的特征。其次，高级恒定性指的是连续簇中的变化，这些变化作为离散簇中的恒定因子变换而带入离散簇中。在离散簇中的所有公有特性的相对变换就属于这第二种高级的投影恒定因子。独特实验的本质，是离散簇原理的公有特性向高一级的变换。黎曼一八五九年论述冲击波产生的论文就是这种独特实验原则的范例。

这种独特实验原则是了解我们在上文中曾泛泛而论的“有趣”现象的关键。

在高斯、黎曼等人的基本立场中，有一些鲜明的特征和潜在的含义也许使本书的许多读者感到高深莫测，但我们在这里必须对知加以介绍。这些观点与我们在后面几章中谈到的问题有极大的关系。

图七

我们最后将达到一个在此方法下无法再分的体积处，这就是“奇点”。

首先，黎曼和本书作者的物理学立场有时被冠上“本体超限”的标牌。这表明，所谓“物质”“实

质”的定义，从根本上说不应该归因于离散簇形像，而只应归因于连续簇中的“真正物体”。“物质”所具有的“特性”决不能与“物质”本身的定义相悖，只能与连续簇的数理物理学相符。认识发生偏差并不是因为感觉器官没有对真实东西起反应，而是因为我们对可见（离散）簇中离散物体的观察是曲解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必须发现连续簇中的现实，这一现实寓于离散簇观察的物理经验之中。

按这种方式使用的“超限”一词，来源于乔治·坎特（1845-1918）一八七一至一八八三年间发表的有关“超限序数”的著述，尤其是他一八八三年发表的<<簇论原理>>一书。坎特这本书的基本观点均来自于黎曼解决三角级数的方法和坎特的老师卡尔·威尔斯特劳斯（1815-1897）的有关研究成果。威尔斯特劳斯的研究大大影响了坎特对“傅立叶分析”的研究方法。按坎特的感觉，“超限”来自于沿袭黎曼的重几何方法（8），同时也蕴涵着这种几何方法。因此，使用“本体超限”这个词并不恰当。

产生“本体超限”这个词的原因主要是高斯、黎曼与哥廷根教授菲立克斯·克雷恩（Felix Klein， 1849-1925）之间在方法论上的严重对立。虽然克雷恩强调高斯使用的发现方法正逐渐被现代知识所遗忘，需要加紧努力来振兴这一日益淡忘的知识，但是伟大的戴维·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 1862-1943）著作中的缺点表明，他们失去了高斯、底里奇勒特、黎曼等人使用的几何原理，就像迈克斯·普朗克（1858-1947）关于黑体辐射的巨作一样，在阐述量子概念时中途放弃几何方法，转而使用克劳休斯、赫尔姆霍兹、波尔兹曼等人的理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后欧洲大陆的数理物理学巨匠们最多也不过是在捍卫开普勒、来布尼兹、尤拉、高斯、黎曼等人，回击经验主义对他们的攻击，捍卫“超限”这一数学概念。但是，他们不承认他们的基本根据应是连续簇，即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本体超限”。因此，后来的数代科学家称他们为“方法论上的超限”，所以我们在这里划出了这一区别。

这里要讲的第二点，是里欧泊德·克朗内克（Leopold Kronecker, 1823-1891）在疯狂攻击威尔斯特劳斯和坎特时提出的问题。克朗内克是某些拙劣数学的创始人，他提出“上帝创造整数”这一名言，坚持认为其它的数全是人类智慧的产物。帕斯卡尔用几何证明微分级数的做法，费尔马特、尤拉、底里奇勒特和黎曼等人在证明素数方面的工作，表明世上所有的数都是通过几何程序产生的，这种证明方法完全属于连续簇（即复杂）领域。虽然克朗内克和他的友善对手理查德·迪狄凯恩德（Richard Dedekind, 1831-1916）都曾经做过底里奇勒特的学生，但他们俩在联手全面攻击乔治·坎特的中心舞台上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9）。克朗内克的数学是笛卡尔哲学和英国十七世纪玄学的混合物。像笛卡尔一样，克朗内克的宇宙仅仅限于欧几里德空间的可数物体；这种观点正好与激进唯名论者罗素（1872-1970）和怀特黑德（1861-1947）的<<数学原理>>观点不谋而合。

根据未发表的档案和发表过的资料可以发现，对坎特的攻击来自三个方向。一是来自法国，这是拉普雷斯和考其反对综合工科学校代表人物（傅立叶和勒金德雷等人）的遗风留传。第二是通过宗教命令实现的宗教迫害，即以宗教法庭对坎特数学兴师问罪，迫使坎特曾一度上诉教皇以求保护。第三是从英国散布出来，一度曾以罗素为实施迫害的带头人。后来，这又成了英国公开针对高斯和黎曼的攻击运动。按照詹姆斯·马克斯韦自己公开的声明，他的工作主要就是攻击高斯和黎曼。罗素对黎曼一八五四年资格论文的无知谩骂，可以说明他竭尽全力企图消除高斯、黎曼、坎特和菲立克斯·克雷恩的名声。罗素除了老而不死成为二十世纪臭名昭著的恶魔以外，他还是抵毁坎特“超限”概念的中心人物，是散布现代“群论”来自于坎特研究这一谎言的中心人物。

通过这一令人震惊的反坎特阴谋，可以看出十九世纪中有哪些势力以何种程度来打击抵毁库沙、达芬奇、开普勒、来布尼兹、尤拉、蒙吉、高斯和黎曼等人的数学（几何）传统。对今天科学工作造成破坏的主要理论谬误，基本上都是十九世纪围绕坎特事件而进行的疯狂迫害的结果。同样，从库沙时代开始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都一直为人们坚信的概念，常常在当今的专家们看来是一些怪诞的谬误，因为他们不知道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之后恶毒攻击四处蔓延的这段历史。幸运的是，经过数百位研究者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中查询十多个国家的大量挡案材料，现代科学的内部历史终于真相大白。这些科学的真理与经济科学中的基本问题有很大的直接关系。既然经济科学的中心问题是技术发展问题，那么现代科学难道能与经济科学无关吗？

现在，我们把上文谈到的数理物理学直接作用于经济科学的特征总结如下。

1）正如经过严格验证的开普勒天文学定律和高斯理论所示，真实宇宙是负熵的。

2）从本体论上说，真实宇宙处于连续簇，即综合几何根据自相似圆锥螺旋而从数学角度表达的簇。可见世界是歪曲真实世界的投影。

3）与物质世界的现实直接相应的数是复杂数，即通过综合几何方法产生的连续簇复杂数，属于复杂领域。可数的数是复杂数投影到现实世界中的数。

4）对物质世界的认识来源于黎曼所说的“独特实验”。

因此，对物质世界来说，所谓“热力学定律”是伪科学定律，是人为武断强加到科学上的假设。最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这三大定律提出的任何热力学理论都是熵理论，这与经过证明的宇宙根本秩序是相悖的。而且，“能”和“功”的确切定义是它们存在于连续簇中，属于复杂领域，不能简单地归纳到可数的级别。“能” 和“功”不是“物”；它们是一种程序过程。

注释

1.

波尔兹曼在碓诺自杀身亡。见下文。

2. 这一假定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下“利润率必然降低”的错误推理（见<<资本论>>第三章：“内在矛盾”）的基础。虽然马克思反复声明他在进行这一研究时没有把可计算的技术进步函数包括在内，但是他一直是通过原始线性方程来计算展开式，从而为现代系统分析方法勾画了雏形（见下文）。马克思在这一基本方面的论点还有一些严重的错误，但上面所说的这一错误是最关键的。

3. 在拉鲁旭等人的影响下，包括亚力山大·金博士在内的罗马俱乐部的主要决策人都主动做了这样的声明。

4. 证明平均率复调音乐原则的这一发现，是拉鲁旭在一九八一年春天的一次讨论会上首次提出的。后来这一理论又由乔纳森·腾能堡姆、罗尔夫·肖尔哈默等人完成，并向该年晚些时候在西德举行的一次会议提交。这又给了人们新的任务，即重新制定“特殊相对论”的本体论－数学假设（<>，纽约，一九八三年一月），运用高斯方法来解决圆锥体椭圆函数的初步尝试（腾能堡姆，一九八四年春）。

5. 见黎曼的任教资格论文（一八五四年）。

6. 同上。

7. 同上。

8. 与当今的“新数学家”的说法不同，坎特的研究工作并没有认可“群论”。见下文。

9. 拉鲁旭重新阅读了迪狄凯恩德一八七二年的“连续性与无理数”一文的序言，发现了他在这一肮脏舞台上扮演的角色。迪狄凯恩德仅仅是在这场恶毒的秘密特务活动中扮演了一个跑龙套的角色。

第四章

经济价值的定义

我们采用的数学函数表明，如果一个社会（经济）没有技术进步，相对潜在人口密度得不到提高，那么，该社会就会变成熵的社会。因此，就整个社会（经济）而言，“经济价值”只能是该社会中那些通过技术进步而提高相对潜在人口密度的活动的质量。换句话说，定义确切的经济价值所衡量的东西是经济过程的负熵。

以此定义的“经济价值”与“功”具有同样的意义。

“功”的确定要素不是工作的量，甚至也不是某种具体素质（如劳动技能这一马克思对劳动力所下的错误定义）的量。衡量“功”的指标不是实物产出量、劳动力价格、产品销售价格等等。使用纯定量性的指标无法衡量“功”；任何可以用线性方程表达的概念也无法衡量“功”。毫无疑问，“功”是一种非线性的指标，以复杂变量的不可约函数来表示。

我们与来布尼兹在这一问题上也许有一定分歧。粗略一看，确实如此；但就方法论而言，我们之间没有分歧。深入的讨论可进一步澄清这一点。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上文中描述的来布尼兹对“功”这一词的使用。

为了方便起见，来布尼兹假定，生产出来的某些实物是有用的，因为社会迫切地需要更多的这类实物。就这一点而言，一个工人生产这类实物的产出量就可以成为进行比较的指标。因此，通过热动力机器实现的劳动力效益是负熵的。衡量功的指标并不是生产的实物量，而是实现的劳动力效益。正是按这样定义的“劳动力效益”，才是与经济价值定义有关联的“微观经济”指标。

到目前为止，本书作者关于经济价值的定义与来布尼兹或坚持美国体系的经济学家们还没有什么差别，而且与大多数生产经理所掌握和遵循的生产原则也没什么差别，无论这些经理是具有工程技术学位，还是通过实践掌握了相同的生产管理技能。本书作者在从事管理咨询和其它工作中认识了许多生产经理，他们中的能干人无一不认为，在大量投资发展技术的同时，必须采取提高劳动力水平的政策。如果与之相反的政策在一个公司占了上风，那么即便该公司的生产经理如何能干，这些政策也将散发出“华尔街”金融势力和“哈佛大学商学院”（1）的臭气。

来布尼兹关于“功”的定义和本书之间的差别，仅仅是一个细节上的差异。上面几章中提到的高斯和黎曼等人的研究，看起来（2）比来布尼兹的研究更深入地阐述了技术的原则。我们也许可以设想来布尼兹会支持我们所做的细小的修正，因为这些修正与他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路完全吻合。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更深入细致地挖掘“功”的含义，是因为我们今天的科学发展条件是来布尼兹时代无法拥有的。

在我们以假设的农工联合企业例子探讨这种非线性“经济价值”的一些主要含义之前，需要谈谈引进并应用这种“更细微复杂”的概念的重要性。

我们在由浅入深的探讨中，反复强调技术作为一个整体在经济科学中的中心地位。我们所说的技术，是在数理物理学基本原理基础上产生的技术，是一七九四至一八一五年间综合工科学校领导人的实践所证明的技术。如果我们想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力的效益，我们必须承认这决不仅仅是一个投资政策问题，而是一个投资对象的技术水平问题。因此，正确得当的投资政策必须是注重科学的投资政策，即向科学倾斜的投资政策。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技术进步原则直接影响到最基本的科学研究；事实正好就是如此，而且随着本书的深入探讨，这一点将日益明确。这样做的最终结果是，最聪明的投资政策不是仅仅限于对科学的普遍投资，而是重点选择某些领域，因为这些领域的成果将回答比如说数理物理学上的基本问题，即那些在下几个世纪将要涉及的问题。

就此而言，需要对经济价值下一个严格的定义。为了把实物生产过程中的“投资回报”因素纳入长远科学投资决策中，我们衡量经济价值的指标也必须同样应用来衡量科学研究和生产过程。这一指标必须涉及比如说数理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它必须在同时以同样的方式衡量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效益的基本要素。

让我们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对今天的所谓发展中国家来说，经合组织等国际机构建议它们采用的政策，是发展中国家应该“逐步接管”现已在主要经合组织国家成熟的技术。说得好听

点，这一建议的含义是要发展中国家慢慢地放弃主要充任原材料出口国的殖民主义政策（3），开放它们的海关以接受施舍的技术，在消费品生产中强调“进口替代”。这种政策的结果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不幸。由于下文将要阐述的原因，一种先进的发展政策必须着眼于跳过现在美国、欧洲和日本已经成熟的最先进技术。

这要求发展中国家在选择科学研究领域时，必须着眼于中长期国家利益，致力于取得世界领先地位。这必须动员实验室、大学系科和科研机构共同努力，并建立一个能够运用科研成果的工业基础。后一个任务要求建立一个类似于工具制造厂的工业部门。这种科研、开发和工业生产的有效同步发展必须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实现。

把有限的国家资源集中在创造未来技术领先地位的政策，必须结合考虑技术要求不高但并非不紧要的农业生产问题，以求得某种综合平衡。出于政治和其它方面的实际考虑，这种经过综合平衡的努力必须总的说来能够给人民，给大多数社会阶层和大多数人民，带来确确实实的进步。

不难想象，总会有一些工联主义分子蛊惑民心，诅咒谩骂政府和企业界投资于资本货物发展是“在儿童嘴里夺食”。因此，在发展中国家中，必须要对中长期发展政策形成一种始终不渝的、广为宣传的一致意见。为了维持这种一致，在通向预定目标道路上的预期进展与实现进展之间必须要有一种有机可见的联系。就此而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决策最好比发达国家的经济决策更积极主动，因为发展中国家承受严重失误的能力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对我们来说也许仅仅意味着推迟锦上添花的失误，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将是一场灾难。

同时，我们不应该认为，发展中国家投资发展领先技术对这些国家来说是过于奢侈了；这种观念应该抛弃。没有这种跳跃式的技术发展，发展中国家永远也摆脱不了欠发达的地位。这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但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不管是最先进的发达国家还是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当今的需要是制定“以科学为动力”的政策，以提高劳动力的效益。由于这一原因，我们需要改进决策，以普通的语言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和经济管理人员提供这样的决策。

这应该是三方面的基础研究，今后五十年的所有根本性的技术发展都将源出于此（这得假定我们不会飘入“后工业化社会”的“新黑暗世纪”）。这三大领域提出的基本科学问题是相辅相成的，这在科学史上并不罕见。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的条件也是我们在本书中所阐述的条件。

这三方面的基础研究是：一、具有很高能通密度的有组织等离子体，其标志是发展受控热核聚变以作为人类主要能源。二、与之相关的领域，发展高能通密度的辐射能，以用于生产和其它方面，如激光和粒子束。三、生物学基础突破的新方向，在这方面，微生物学领域的重大进展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辅助特征（4）。可以有理由认为，这三大领域的重大突破到世纪交替之际将进入“商业”社会。这三大领域的共同发展将意味着人类有可能在世纪交替之际实现载人的行星际旅行，从而提高在月球和火星上仿照地球建立生活环境现实可能性。

如要在这些领域取得基本突破，如要把这些基础研究成果应用起来，则需要把研究和应用的重点转到黎曼的物理学观点上，转到“本体超限”上来。我们需要的社会是按这些原则来研究和管理其经济发展的社会。我们需要处于各行各业的经济学家无论是在他们中间还是面向社会都传播这样的基本知识。

亨利·凯雷和其他人（5）对劳动力社会分工问题的分析，促使我们按下述会计程序来分析在我们假设的农工联合企业中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内部关系。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将使用一些由于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人的工作而家喻户晓的符号，不过，我们不要管这些符号的定义，只是看本书怎么说。

由于我们要衡量相对潜在人口密度，所以我们必须从人口开始。因为人口繁衍的单位是家庭，所以我们将首先衡量家庭的人口数，把人统计为家庭成员。然后，我们把劳动力划归到家庭中，如每一家庭的劳动力人数，即家庭“生产的”的劳动力人数。

我们通过份析家庭的人口构成状况来确定劳动力的情况。我们先要按年龄结构、然后按经济功能来分析家庭人口状况。

总的说来，我们把家庭人口分为三大年龄组：一、处于劳动力年龄之下的年龄组；二、劳动力适龄组；三、处于劳动力年龄之上的年龄组。我们把第一组又细分为“婴儿”、“六岁以下儿童”、“青春期以前的儿童”和“青少年”。我们对第二组的细分大体按十岁一个年龄段分。我们对第三组的细分大约按五岁一个年龄段分（由于实际原因，这样做比较好）。我们把第二组又具体分为两个功能组：持家人和劳动力，其结果是大约“百分之六十五的劳动力年龄人实际是劳动力”。

我们把所有家庭按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功能分为两大功能群体。这样的话，一个家庭的两个成员也许会落入不同的劳动力就业群体，或者一个人也许会从一个群体转到另一群体。但是，所有这些都无关紧要，因为对我们来说。只有这两大功能群体相对总量的变化才有统计意义，选用一种前后一致的好统计程序来澄清那些一直模糊不清的情况，难免出一些小小的统计误差。我们对家庭中劳动力成员按其就业功能进行划分，这两大基本功能是“生产性就业”和“非生产性就业”。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一直是强调劳动力中的生产性就业人员。所有的统计全是根据总劳动力中这部分人的情况做出的。生产性就业又分为农业生产（从广义而言，又包括渔业和林业等）和工业生产（从广义上说，这包括制造业、建筑业、采矿业、运输业、能源生产和输送业、通讯业、以及其他从事维持经济基础设施运转的生产性工作）。

对生产的分析主要是像本书前些章节那样进行。我们进行分析首先要区分两大市场篮和每个市场篮中的最终产品的两大类别。我们是反向追溯生产的流程，从中间产品到原料，再到自然资源。

这种生产流程分析要随时与整个实物生产进行交叉比较：即把劳动力中百分之百的生产性人员与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百实物产出进行比较。这一百分之百的实物产出分析如下（参见页的图）：

符号Ｖ：百分之百生产性劳动力的家庭所需要的全部实物产出。这是“系统能”。

符号Ｃ：实物生产中消耗的资本货物，这包括用于实物生产的经济基础设施成本，包括厂房机器、经济基础设施的维修保养、以及为了满足工厂开工所需要的原材料库存。这仅仅包括以“系统能”为形式的资本货物。

符号Ｓ：（农工联合企业的）总营运利润。

Ｔ〔＝总实物产出〕－（Ｃ＋Ｖ）＝Ｓ

符号Ｄ：总非生产性支出。这包括（劳动力中非生产性劳动力家庭的）消费资料，再加上非生产性劳动力消耗的资本货物。这是“系统能”。

符号Ｓ’：实物生产的纯营运利润。（Ｓ－Ｄ）＝Ｓ’。这就是“自由能”。

如果我们把非生产性支出(Ｄ)代入一个适当的经济函数表，我们会发现其中有些服务性支出必须随着实物产出的增长而增长，或者随着劳动力生产能力的增长而增长。比如，包括有技术使用水平和技术发展速率等变量的函数必须要求劳动力的文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这反过来又对教育提出了要求。为实物生产和维持家庭中劳动力的生产能力而提供的科学和技术服务，就是一些预算编制人员需要考虑的“半变量支出”，它们与劳动力生产能力的维持和提高有着明显的函数关系。总非生产性支出的一大部份没有这种函数关系，在“后工业化社会”飘流中，总非生产性支出的绝大部分都不应保留，或者应该大大减少。因此，我们必须使用Ｓ’／（Ｃ＋Ｖ）这一算式，而不是使用

Ｓ’／（Ｃ＝Ｖ＝Ｄ）这一算式，以作为衡量自由能比例的相关参数。

在国民收入统计中，我们使用：

符号Ｓ’／（Ｃ＋Ｖ）：等于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力生产能力”有区别）。

符号Ｄ／（Ｃ＋Ｖ）：等于支出比例。

符号Ｃ／Ｖ：等于资本密集程度。

符号Ｓ’／（Ｃ＋Ｖ）：等于利润率。

这些比例需要下述条件：一、劳动力中生产性人员的人平消费市场篮必须增长，资本密集程度(Ｃ／Ｖ)和劳动生产率(Ｓ／Ｃ＋Ｖ)也必须增加。二、尽管这一市场篮的数量和质量都必须提高，但生产这一市场篮的社会成本必须下降。三、劳动力生产率（Ｓ／Ｃ＋Ｖ）的增长速率要高于支出比

（Ｄ／Ｃ＋Ｖ）的增长速率。

国民收入统计表把非生产性支出分为三大类：经济支出、机构支出和无用支出。它们的区别大致如下：

经济支出：生产过程、实物分配、维持家庭生存和保障技术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服务行政支出。

机构支出：政府的非经济性支出，如军事、警察和一些至关重要的行政方面的支出。商业和其它非政府机构的支出，如销售支出（这与实物分配支出不同），不属于经济支出，但是它们属于维持社会存在所需要的支出。

无用支出：由于失业和犯罪行为而对社会产生的支出，还有那些由于尽管不是明显犯罪、但却是不道德的行为而对社会产生的支出，如各种形式的巧取豪夺行为。

属于经济支出范畴的服务性支出包括：

科学研究：实物科学，如生物学、经济科学和数学。历史、探索等。但不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其它那些当今称为“社会科学”的冒牌学科。总的说来，这是洪堡（1767-1835）当年的教育政策中所确定的那些学科。

科技、工程以及其它有关的技术服务：它们要么是直接作用于实物生产过程，要么是间接地促进经济基础设施的生存和发展，而这些基础设施是实物生产和分配所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

医疗及有关的服务：这是为维持人类的延续所需的服务。

教育服务：即按洪堡提出的教育方针而提供的服务。

其它类型的服务，尤其是所谓“劳动力密集型、不熟练或‘半熟练’的服务”，起不到什么经济作用，它们属于机构支出，或者甚至属于无用支出。

属于经济支出的行政支出包括：

对生产性人员的直接管理。

对使用生产性劳动力的经济活动的管理。

不属于经济支出的行政支出包括：

不属于实物分配的销售支出（它属于机构支出范畴）。

包括融资费用在内的金融管理支出。这是一种机构支出，但它不包括由于巧取豪夺（如地面租金、期货投机等）而产生的费用和管理开支，后者属于无用支出。

虽然总的说来政府属于机构支出范畴，但是那些与经济有关的政府活动（如生产和维修经济基础设施的活动等）属于经济支出大类下的政府分类，对这些政府活动的分析也与对私人经济活动的分析一样。

总的说来，对非生产性支出进行分类时要询问两个问题：一是“这一支出是如何发生的？”二是“这一支出为何发生？属于哪一种类？量有多少？”研究者应该根据这里所说的政策原则，为抽样研究的公司和整个经济的绘制出完整的是非生产性支出统计表。研究者的这一工作和其它阐述国民收入的统计表，应该只是相当于完整地研究了本书到这里所谈到的问题。研究者根据这些原则所完成的工作，还应该留待进一步修改，即在本书全书指出的计划完成之时进行修改。

比如，就科学发现而言，个人在提高劳动力效益中所发挥的直接作用是非常明确的。从这一点开始，我们必须找出科学研究成果及其有关的发现如何转化为经济生产，并贯穿在整个经济生产之中，从而使生产人员能够把负熵代入到整个社会（经济）中。正是这种由生产性人员传输的负熵才是经济价值的“实质”。上文简要列出的那些编制国民收入统计表所应遵循的原则，使我们得以找到这些必须加以考虑的因素。

佩尔希·雪莱在他的文章“捍卫诗歌”接近结尾的地方，把诗歌质量的突然提高和大量传播与争取民权和宗教自由的高潮历史时期联系起来看待，这并非没有道理。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产生了大约公元前五九九年开始、以雅典梭仑的宪法改革为代表的古希腊共和运动。也是由于这样的的原因，产生了十五世纪的金色文艺复兴，产生了但丁（1265-1321）和他的继承人（1304-

1374）彼特拉克的不朽著作，正是他们的著作，导致了金色文艺复兴运动的爆发。十七世纪末马扎林和柯尔贝尔（1619-1683）在一六五三年之后重建法国的的成就，德国的普鲁士选帝侯及其他人的发展成就，无一不源出于此。在一七六六至一七八九年期间本杰明·富兰克林领导的伟大的泛大西洋运动影响下（也就是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之前）欧洲所取得的成就，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雪莱本人就曾经讴歌一七六六至一七八九年期间在政治与科学方面的突飞猛进。

正如雪莱指出，在这样的时期，人们更能够“传授和接受尊重人与自然的深刻道理与客观现实。”在相对近代的社会里，大约从但丁的<<优雅语言>>和<<神曲>>时期开始，非拉丁文的欧洲语言发展成为高雅的古典语言。从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结束期间，它们开始登上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大雅之堂。正如洪堡强调的那样，语言障碍是对思维能力的限制，因此，只会某种地方方言的可怜人一定是智力低下，缺乏正常的潜在判断能力。从蕴涵的潜在意义来说，这种语言使用程度对摆在我们面前的经济科学问题有着直接而实际的关系。有两种演讲能力直接关系到演讲者的思维能力，这就是以及物动词来强调主题思想，而不是像唯名主义者那样强调要靠名词表达的思想。另外一点是大量地使用虚拟语气（6）。这些语言功能都间接地，或多少有些直接地作用于个人和社会的创造性精神活动的发展。

按柏拉图的“物种”（7）意义，通过生产性人员的劳动所传递的负熵，是思想的传递。这里所说的“思想”不是一种描述或解释的产物，而是控制人们行为的“思想”，它所控制的行为是为改造自然使之满足人类需要的是行为。我们将在下面系统讨论科学思想的内在特征。在这里，我们将“借用”后面的讨论，尽可能地澄清这一问题，因为我们必须在这里提前谈谈这一问题。

正是这些代表“潜在劳动力效益”的科学发现及其它有关科研成果的创造、应用、传递和实践，具有“社会的实物生产过程”中的负熵性质。正是这一部分的生产，即具有普遍效果的个人活动，使我们得以确定个人生产劳动的经济价值。

如此推论的必然结果是，一个社会（经济）的产值不能靠该社会中个体交换实现的纯价格（即所谓“增值”）相加来统计。如果这一错误做法得以推广应用，我们将不得不堕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章中所说的“内在矛盾”的谬误悖论之中。回过头再来看看这一悖论（不过这次我们要使用国民收入统计方法），将有助于我们分出生产过程中的经验因素，在这里技术进步的功用微不足道。

让我们以公式Ｓ’／（Ｃ＋Ｖ）来取代自由能比例，从而改变自由能与系统能之比。然后，按照我们在上面确定的限制条件，Ｓ’的“再投入”增加了以（Ｃ＋Ｖ）表示的人平产出量。如果总劳动力中生产性人员所占的百分比不变，那么，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条件下，人平(Ｃ＋Ｖ)系统能的增加将导致可用于再投资的Ｓ’低于上一循环。这样，随着资本密集程度（Ｃ／Ｖ）的增加，利润率Ｓ’／（Ｃ＋Ｖ）就必然下降。

假定某一现代国家在某一点上决定停止在资本货物设计中运用科学技术新成果。在一段时期内经济将继续增长。这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以新资本货物来取代旧资本货物代表着生产技术的发展（即劳动力的效益）。随着使用的资本货物的平均技术水平达到新资本货物蕴涵的技术水平，再投资的效益就开始消失，利润率开始下降，直到经济达到熵化状态（８）。

请更仔细地观察一下这方面的发展。

对资本货物的再投资需要国民收入统计表中的两个要素：纯营运利润（Ｓ’）和以资本货物累计投资量表示的当前系统能成本（Ｃ）。因此，在生产性人员数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资本货物的总“再投资”应该是（Ｓ’＋Ｃ）。

我们对这两个参数的衡量，是查看当前实物生产的技术（劳动力效益）水平。不过，如果资本货物中的技术（劳动力效益）含量高于资本货物生产中的技术含量，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正是在这里，也恰恰是在这里，隐藏着悖论的秘密，隐藏着经济过程中负熵的实际因素。比如，让我们假定新资本货物的效率比生产它们的原有资本货物的效率高百分之五（即劳动力效益提高百分之五）。那么，现有产出中应属于生产过程系统能的部分，在简单国民收入统计预测中只占产出总量的百分之九十五。因此，可以用之于再投资的自由能就成了（Ｓ’＋０．０５Ｃ），而不是Ｓ’。Ｃ／Ｖ的比例越大，自由能的相对增长幅度也就越大。

经济过程中负熵的表现形式，是生产实物、尤其是生产资本货物过程中生产性人员的行为改变。因此，资本货物产出与消费资料产出之比越高，一个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经济就越能健康发展。如果生产性劳动力高度熟练，能够把科学研究成果带来的这些行为变化转换并应用到实践中，那么这就是最佳的劳动力政策和教育政策。就业教育的目的与其它不可或缺的经济功能不同（9）；它应该像洪堡要求的那样，不要让学生在中学里就接触某些专业技术训练，教育必须让儿童和青年尽可能得到各种潜能的全面开发，然后在中学教育完成之后再接受专业技术培训。关键的问题并不是要教青年人按当今时代形成的标准行为规范的固定模式成长，而是要教他们尽可能全面地发挥创造性思维潜能，教他们如何最有效的进行发明创造（即提高劳动力生产率），教他们如何把这些发明创造转换为富有成效的日常行为（即生产行为）。

热动力机械的使用，或者说生产中资本密集型技术所带来的变化，必须理解成人类行为变化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特征，而这种行为的变化就是人与大自然关系的变化。通过这样的途径实现的劳动力效益，反映出科学发现开始引起这种行为的变化，使人类的行为更加符合宇宙规律。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效益必须理解成所有科学实验中最伟大的实验，因为它从实践上最有力地证明了所有科学知识赖以成立的这些科学发现原理。

在一个明智的国家里，不应该允许有人强行区分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基本科学发现的目的，是通过车间里实物生产而实现的自然变化，即由之而实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实物经济和经济科学是这方面的基本科学发现原理。定义确切的经济科学，是把生产线终结处的最新科学知识反馈到基本科学研究之中，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基本科学发现保障了持续不断的生产发展。

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潜藏着最终确定经济价值的秘密武器：基本科学发现原理。

第四章注释

1. 在五十年代的后半期，即在导致后来采用“核威慑”、“灵活反应”和“军备控制”的大辩论期间，伦敦和美国东北部那些“自由派”权势集团的头面人物决定把世界经济推入所谓“后工业化”的方向。在这一时期通过罗素和其它渠道而与苏联私下达成“幕后交易”，使这些“自由派”权势集团相信，核威慑可以防止两大超级联盟之间的大战，或者如果发生这样的战争，战争也会在打开“战略”热核武库之前结束。可能打的只有“局部战争”，或者也许包括“有限核战争”，而且还有一套灵活的原则来指导战争（即灵活反应）。这样，核威慑就被认为是限制了在一个技术发展型经济中深入提高军事实力的要求。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大肆宣传“后工业化社会”政策，到六十年代中期，这成为美国政府的政策，其标志就是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和开始缩减当时以国家宇航局为中心的研究发展计划。

由于采纳这一观点的这些“自由派”权势集团代表着欧洲和北美一些大家族的利益，代表着控制大银行和大保险公司的意大利式“基金会”的利益，因此，信用和投资的流动方向就日益反映出六十年代中期“权势集团首领”（按约翰·盖尔布雷斯的称呼）迈克乔治·邦迪（属福特基金会）引导的“后工业化社会”方向。布热津斯基的“技术电子社会”就是这种“乌托邦”式战略和社会经济政策之间的明显关系。从美国钢铁工业的衰落可以看出，这一发展趋势的特征，是让美国制造业公司创造财富来投资于非制造业项目，通过一种蚕食这些公司的政策，迫使这些公司由于缺乏生产性投资而衰败不堪。

这种对制造业公司的压力不单单是直接来自华尔街，如那些对无力维持其股价的制造业公司虎视耽耽、不怀好心的华尔街饿狼。压力也来自于管理阶层内部思想的变化。管理阶层内“哈佛商学院”式思维方式始自福特公司和后来任职国防部的罗伯特·麦克拉马拉，这一学派成了这一工业管理思想转变的代表思潮。把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华尔街日报>>上探讨的读者敏感问题与近年来该报的新自由派加新保守派大杂烩哲学观作一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问题。

哈佛商学院的思想仅仅是今天传染到全世界商学院的病毒原型。当今这些商学院教授的主要是一种思想观念。这些教学中心所传授的复杂的经济学定理，无非是威廉·佩蒂十七世纪“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这一老教条的翻版，只不过它加上了厚厚的一层约翰·冯·纽曼（John Von Neumann）“数理经济学”的神秘外衣。其魔棒就是所谓“机会成本”。

虽然冯·纽曼熟悉黎曼的一些代数思想，但他的哲学观基本上还是沿袭克朗内克和迪笛凯恩德，或者说是沿袭拉普雷斯、克劳休斯、赫尔姆霍兹和波尔兹曼。科特·哥德尔（Kurt Godel）大约在一九三二年对纽曼的一些主要论点进行了致命的抨击（如哥德尔的<<证明>>一书，不过此书应该与坎特一八七一至一八八三年间的著作结合起来读），从而揭示了纽曼最恶劣的地方。这就是纽曼把他的搏亦论引入经济生产过程。他企图把经济分析简化为解决线性不等式的方法，采用激进的本体论主张，接受威尼斯新实证主义的边际使用价值学说。这就是为什么以纽曼思想为基础的各种计量经济学预测方法败得如此之惨的原因。

纽曼的数理经济学要求假定经济运行中技术处于零增长状态，同时假定技术的倒退可以忽略不计。除了基于拉鲁旭－黎曼方法的预测之外，当今所有计算机经济预测模型都采用纽曼的方法，这一方法与上文提到的“后工业化社会”政策如出一辙。

经过如此洗脑的商学院毕业生和其他专业人员，再加上华尔街、伦敦、瑞士和威尼斯保险公司的庞大势力，深深影响了美国的工业管理人员，大大改变了他们的管理哲学。这一洗脑过程完全可以称作是一种“文化模式转变”。

2. 这里之所以使用“看起来”这个字眼，是因为我们对来布尼兹的敬重，他那些尚未发表过的著述和借助于这些新材料而对来布尼兹思想的重新研究，使我们越发对他敬重。库沙、达芬奇、开普勒和高斯的著作也都这样令人敬重。我们在宣布研究来布尼兹思想的结果时一定要格外小心，因为我们看到的也许是先哲对某种基本科学原理的预见，尽管这一原理往往归因于某个后人。

3. 这里所说的是亚当斯密在<<原富论>>一书中明白无误提出的政策。美国独立革命所要反对的就是亚当斯密在书中为之辩护的这种英国经济政策。

4. 正如我们在先前提到的帕西奥利和达芬奇的观点所述，有生命物质与无生命物质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的生长形态和发育功能都与金段相吻合。换句话说，按我们在这里从高斯综合几何学角度所正确阐述的负熵的定义，而不是按错误的威纳－先农的“信息论”观点，这些有生命物质具有负熵的性质。这表明有机化学并不是确定有生命物质基本特性的最佳工具；如此狭义的化学对生物学来说当然有一定价值，因为从分析桌上或病理学家实验室里得出的经验教训都会给医生提供有用的信息，使他们能够维持活人的健康组织。但是，若从离散簇角度观察，生命的最基本现象必须与金段表达的几何原理相吻合；若从连续簇角度观察，则具有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负熵性质。如果生物学打算以此作为重建生物学的“唯一经验事实”根据，那么化学的意义就有其恰当的地位了。

5. 欲知凯雷大量引用其哥哥的话，请见<<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一卷（一八三七年），第三百一十一页至三百二十页，以及（关于人口问题的）第二卷（一八四〇年），要特别注意第九章。把凯雷这部三卷合成的书与卡尔·马克思熟知的凯雷其它著作相比，借以看看马克思如何嫉妒和仇恨凯雷，倒是一件有趣的事。

6. 还在乔姆斯基语言学发挥破坏作用和摇滚－吸毒等反文化思潮兴盛之前，那些所谓有文化教养之人对英语的使用就已经远远低于莎士比亚时代和五十年代米尔顿时期的水平。值得注意的一些主要缺点是：不再使用虚拟语气，哲学上的唯名主义重新泛起，重点强调以名词作为思想表达的自然单位。最先出现的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旨在消除虚拟语气的运动。掀起这一运动的学术人士本身就非常清楚，虚拟语气是根据科学假说进行思维的中介，它具有实际价值。这种以名词为重的趋向也是哲学经验主义运动的结果。

7. 克里顿·佐寇斯（Criton Zoakos）指出，“理念”这个词是一个不恰当的翻译，容易使人误解；最好的翻译是“物种”。根据柏拉图论点的根本意义，佐寇斯提出的更正无疑是最准确的。从本书的后几章中，将更能清楚地看出这一更正的重要性。

8. 美国经济在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四年期间进入了相对“熵”化的阶段。随着卡特－蒙代尔政府和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尔·沃尔克共同采取的政策在一九七九年十月的生效，美国经济开始进入绝对熵化状态，即经济出现“绝对负增长”，经济的运行处于“收支平衡”之下。

9. 中小学教育最主要的基本任务，是教给学生“公民的作用”。如果选举团的一个成员没有思维能力但却能够投票，这样选出来的政府将是什么样呢？如果一个公民在若干候选人中进行投票选举时对涉及的任何问题没有理性的思考，没有思考的充分训练，那么，所谓“民意”又有什么真理的价值？也就是说，所谓“民意”对国家利益的确定或对公民本人眼前利益的确定又有什么价值呢？

第五章

技术是如何产生的

基本科学－－和技术－－突破的最根本原理，在今天也与柏拉图在两千三百多年前说的一样。这一问题贯穿柏拉图的整个对话，即他反复提到的“假设”一词。如果没有假说，就不可能发现人与自然关系上真正而基本的东西。这是库沙（1）、达芬奇（2）、开普勒、来布尼兹、高斯、黎曼等人所用的方法。在我们集中力量认真研究近代科学发展史的过程中，有几百位研究者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查看了世界上的各种档案和主要的公开发表物，他们发现：所有真正的基本科学发现无一不是在这种“假设”的方法下实现的（3）。

完成基本科学发现的精神活动原理，是柏拉图所说的“对更高假设的假设”，这一概念是柏拉图整个思想的中心。不了解运用柏拉图的这一原理，也就根本不知道柏拉图的工作，不能“了解他的思想。”我们将在本章中借助于现代的例子来详细阐述这一原理。从这里我们可以表明，按照这一原理组织起来的精神活动与社会（经济）过程中经济价值的来源有密切的关系。

“对更高假设的假设”这一概念包括假设形成的三个层次。对第一个层次我们称为“简单假设”，第二个称为“更高假设”，第三个称为“对更高假设的假设 ”。我们将对这三种假设进行比较。在比较中，我们将基于一种逻辑－演绎的思维方法，结合使用大量的定理，而所有这些定理产生的基础（即条件）是公理和公设。

在“简单假设”中，现有的某种知识或观点被用来解释说明一些现象，而这些现象正是简单或实验观察的的对象。在实验假设即以此而进行的“实验设计”中，违反现有公理和公设的东西都不允许存在。实验结果的逻辑－演绎过程是否符合现有理论，是证明的标准。

在“更高假设”中，部分现有理论将被推翻。简单或实验观察的对象是对一种流行理论的公理性假设。实验设计的原则是：如果得到预计的实验结果，那么实验对象身上具备的符合现有理论的公理性特征就被证明为一种谬误。这样的证明表明，现有理论中的每一条公理都必须放弃，因为它们的基础是对流行理论的公理性特征的“继承”。同时，整个理论必须根据经过新近证明的原理而重新建立。这就是基本科学发现的性质。所有基本发现都是借助于这种更高假设的精神活动而实现的。

如果以已知科学发展史为镜子来观察人类发展史，我们会看到，导致人类进步的基本科学发现过程是一种可序分的过程。每一个基本的科学发现都会带来科学知识的变革，从而引发一系列对这一科学知识的成功解释应用，而这种解释应用又导出新的科学发现以及更新的科学知识，从而推翻前一体系。因此，科学的权威不能定在任何现有或过去的科学观点上不变。科学的权威寓于基本科学发现的原理之中，这些原理不会因前后科学观点的不同而互相矛盾。科学的权威在于：根据基本发现的原理能够连续不断地导出一次又一次成功的科学革命。

真正的更高假设并不是无中生有，也不是一种盲目直觉。更高假设产生于一种方法，一种形成这类科学发现的方法。如果一个简单观察或实验课题要测试为形成真正更高假设所需的一系列条件，那么这一实验就将从实践上探索相当于“对更高假设的假设”的原理。

虽然经过实践证明的科学发现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它们决不是十全十美。因为它们不是十全十美，所以它们仍是一种假设。随着不断革命而取得的科学进步，这些原理的不完善性逐渐减少，但仍旧不是尽善尽美。这些原理寓于根据综合几何方法进行的积极推理之中。这种等周几何原理就是一种发现，它发现了不完善的“对更高假设的假设”。高斯、底里奇勒特、黎曼等人对连续簇（复杂领域）的综合几何特性的研究，就是一种不断完善“对更高假设的假设”的例子。黎曼一八五四年所写的任教资格论文“论几何基础的假设”，是为综合几何学确定更高假设的一种假设，因此是直接地完善“对更高假设的假设”。本书作者在经济科学方面的所有基本发现，主要都是根据黎曼资格论文而获得的。得出这些基本发现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作者借助于前面曾大量谈到的坎特的超限序数原理，理解到这里所探讨问题的重要意义。要想在定向研究上取得任何基本科学发现，必须始终不渝地自觉按照对更高假设的假设原理来进行精神思考。缺乏这种自觉性的人也许会取得一些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基本发现。他们也许在很大程度上知道“如何”取得这些发现，但是他们决不可能知道“为什么”得出这些发现。

你想改变某种普遍接受的科学理论中的某个基本公理吗？在这公理假设中明显存在的谬误或肤浅会使你感到烦恼吗？你将如何变革科学？你将对这令人怀疑的假设盲目乱打一气吗？你将跟着“感觉”或“直觉”走吗？如是这样，那我们祝你好运，因为如此盲目地进行探索，你需要有很大的运气才能找到正确的方法。或者，你将“从认识论上深入地分析”这一让你感到怀疑的公理假设：什么样的精神思维可以导致这样的的公理假设？该种精神思维方法违反了什么样的宇宙规律？是什么样的错误假设导致了这种公理的形成？这一隐藏但必然存在的假设正是你对手的致命弱点！打他那里，如果以前的打击不成功，那么瞄准这一致命弱点打！你这样做必然是因为你自觉掌握了基本原理，从而使你可以成功地产生导致成功更高假设产生的基本原理。这才是你通往科学发现的途径。

这使我们可以直接转入探讨另一个相关之点。一些本来十分聪明、令人尊敬的人以一种近乎宗教般的虔诚，坚信迄今为止在实验中从未证实过的某种东西实际存在着，这就是杜撰出的“夸克”。每年数学家和科学家要在这一根本不存在的小玩意“夸克”身上浪费大量的精力，它甚至还成了诺贝尔奖的主题（4）。用最温和的语言来问：为什么有人如此执着地生造一些新装饰来崇拜这一很小很小的东西，尽管迄今没人证实它实际存在？

在阅读一些夸克派的著述之后，人们会吃惊地发现，这些人中不乏明智之人，颇有天才，甚至是才华横溢。他们的夸克神学在数学上非常严谨，或者更精确地说，非常符合逻辑。夸克纯粹是正式演绎的产物，就像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中推理出的杜撰人物一样。夸克的出现和大量的数学论证，是所谓宇宙学中“大爆炸”的估计年代的反映。无论是夸克还是“大爆炸”都不是实验物理学的产物。它们的出现纯粹是使用某些数学公理进行推理的产物。夸克和大爆炸只不过是三段式逻辑推理中的假设，是人为编造的假设，目的是为了填补成问题的数学体系中存在的某些空洞。比如，如果我们使用完全从综合几何学中产生的数学，想象中的夸克和大爆炸根本就没有出现过。

“大爆炸”理论由来以久。符合现代说法的最初理论是由亚里斯多德提出的，而对亚里斯多德大爆炸理论的第一次批驳则是由斐洛·尤迪厄斯所做，他证明亚里斯多德的论点必然要带有“上帝已经死亡”这一命题，就像纳粹先驱弗里德里奇·尼采反复提出的命题一样。一些当代天体物理学家提出的推理证据，无一不是两千年前就被批驳得体无完肤的证据。只要用数学来论证与亚里斯多德理论相吻合的物理学，或迟或早这些数学使用者就将宣布他们发现了大爆炸存在的“数学证明 ”。夸克是一种假设虚构的存在，其来源与大爆炸一样。

夸克迷信经久不衰的原因，是坚持有这种小东西存在的辩护士们不准人们对夸克的存在提出疑问，只准辩论采用哪种数学方法来创造这个小东西。只要对此的探讨局限在这类数学问题上，夸克派对之的迷信当然要越来越强。如果要提交确凿而有说服力的证据，就必然使用夸克崇拜者深恶痛绝的数学语言。既然他们的数学体系完全建立在信仰夸克存在的基础上，无论怎样辩论结果都是一样。因此，数学是用来证明夸克存在的工具。

不幸的是，一些黯熟高等数学的人根本不懂建立一个整体所要依赖的公理（假设）。可以补充一点，他们不能有效地理解所谓定理格栅的“继承原理”，即加在这一格栅中的每一定理都包含有建立这一格栅的公理假设。如果不加区别地接受笛卡尔极其错误的物质世界观，认为世界就像是一个在空旷的欧几里德空间胡乱滚动的小硬球；如果接受克朗内克和迪笛凯恩德等人的公理算术假设，那么，你就已经在概念上接受了大爆炸和夸克。不管你是否进行过天文观察或其它物理实验，结果都是如此。

我们引述夸克这个例子，目的是更明快地探讨科学的意义。下面，我们将转而讨论这个问题。

伟大的梵语语文学家帕尼尼（Panini）（5）规定，所有词汇都来源于动词。与之相对的亚里斯多德命题则植根于拉丁文及其衍生文种，它强调作为可指物体名字的名词才是第一位的。亚里斯多德的名词主义具有三段式演绎推理原理的特征：在亚里斯多德系统中没有因果关系，因为中间一段已经取代了因果关系。笛卡尔系统也具有这样的特征。事物（名词）的“性质”（如形容词），而不是整个物质空间的因果关系，决定着事物相互间的关系。要想明白更高假设和对更高假设的假设，必须研究由及物动词决定的事实与由名词主义派生出的不同事实定义之间的基本区别。请原谅，我们必须在这里谈谈神学的要素，因为从历史上看人类正是在神学中谈到这些科学问题。

由及物动词定义的观察事实可以决定：在一定有限时间和有限空间发生的具体转变是不可复原的。公理之“点”并不存在，只存在一个圆对折两次形成的“奇点”。因此，“实物”也具有“变化”（与瞬时静止的特殊存在相对）的意义。变化仅仅存在于有限的时空之中。所以，物质、空间、时间中的任何一者都不能脱离其它两者而独立存在。孤立起来的物质、空间或时间都是毫无意义的概念，是头脑幻想的结果。世界上只存在“物质时空”。

由及物动词定义的观察事实与其它事实有着亲密的关系，联系它们的纽带要么是同一及物动词，要么是与此动词有关的其它及物动词。所以，对柏拉图来说，观察事实也就等于具体选用某个及物动词，这就构成了一个“物种”。这是常常与所谓“柏拉图概念”联在一起的柏拉图方法的根本原则。

变化通常具有“开始出现”的物种形式。所有变化都具有这种共性。这要求开始出现的共性有一个及物动词，以对应于作为物质时空变化而存在的整个宇宙。由于这是整个宇宙，该动词必然是自反射的：“它将说明其自身的不断变化。”它不是詹姆斯国王的钦定译本，它可能是耶和华／雅威最初的意图。这种自反射动词在现有语言中有着明确的用途，尤其是那些其哲学观与帕尼尼动词学说相一致的文雅语言。

显而易见的是，我们也和柏拉图一样，要求非假设的普遍真理，用它可以指导我们不断完善对更高假设的假设。借助于等周图形原理可以认识到可见空间中圆周运动的自证实性质，根据自相似的圆锥－螺旋的自证实性质可以正确地（也是更完善地）发现连续簇的综合几何性质，这两点都接近了自反射动词形态：“它将说明其自身的不断变化。”后者揭示出非假设的普遍真理；用综合几何方法鉴别可以完善的对更高假设的假设。

与名词主义者不同，我们认为偶然性是存在的，它寓于科学研究的观察事实之中，寓于物质时空的变化物种之中。这些变化物种代表着我们的观察数据。对我们来说，物质时空是一种实质，在本体上是真实的。在我们看来，名词主义者眼中的“事物”只不过是变化的“拓扑个性”，是一种物质时空的个性。在他们看来，科学是名词主义演绎定理群上一连串想象的自证实事物，就像绳上的念珠一样；或者说就像是把一个小东西不断分解为更小东西一样，如想象中的夸克。在我们看来，科学的中心任务是不断地创造个性；对我们来说，最令人称道的工作是创造物质时空中具有个性的新物种，黎曼一八五九年关于冲击声波的论文说明了这一点。

创造一个个性的原始过程是：在自相似圆锥螺旋上不断切割出椭圆截面的过程中，这一反复切割必然要终止在某一点处，这就是终极体积和终极长度。从物理学上讲，如果一个接近圆柱体的物体在物质时空条件下呈自相似圆锥螺旋运动，那么这一终极体积和终极长度就相当于电磁辐射可以传播的最短波长。从数理物理学角度看，尤其是从电动力学运动的微分特征角度看，以这种最短波长出现的个性必然相当于说光的速度并非无限。这一观点一旦成立，那么我们的宇宙从拓扑学上讲就是有限的。其它证据也证明了这一点（6）。这就意味着：任何负熵活动都针对着宇宙中各种数量有限的条件，从而决定了这一反复椭圆细分但必有终极的负熵运动。我们之所以走上这一方向，就是因为及物动词的作用。宇宙本身就是一个以负熵状态不断自我变化的过程；因此，最初的宇宙活动必然是宇宙在自己身上的活动，迄今为止的这种宇宙自我完善的“复杂性”，必然是最终决定每一新负熵活动的唯一条件。

就所谓基本概念而言，科学必须转变观念，不能狭窄地关注某一科学现象，但又不能完全不管这一特殊现象。“基本”和“共性”这两个词实际上具有同样的意义。所谓共性，指的是我们要在可以证明具有完全不同性质的物质之间寻求共同的变化物种。这类经过证明的变化物种相对说来就是科学的基本事实。

就地球上的生命而言，我们只有两种定义明确的具体物质可以说是基本的物种，它们存在于根据开普勒天文学定律可以证明的负熵宇宙之中。这就是有生命物质和整个社会（经济）的负熵行为。在生物学方面我们进步不大，主要原因是大意忽略和方向错误，把生命过程的原理当成“生命过程”。我们在实物经济学（即经济科学）方面情况要好些。一旦我们证明经济科学领域中负熵变化的原理，我们必须立即从天文学中找答案，对生物学仅仅是简单的一晃而过。我们必须在天文学的共性中找到我们在经济学领域发现的变化物种。这样，我们就必须来到实验室里，通过实验研究而发现最接近负熵过程中某些重要特性的东西。我们所寻找的东西从来就不是很复杂的东西，至少说不像名词主义的定理群那样复杂。一旦被发现，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所寻找的东西都是很简单基本的东西。

在这些问题上，并不一定非要推测出什么正确答案不可。最好是稍微“狂”一点，因为奋力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总是带有某种“狂妄”。同时探索所有有兴趣的课题，拼命地摇动每一棵有兴趣之树，弄明白树上究竟结什么果。培养各方面的兴趣，灌输“狂妄”追求的精神，寻求多方面的教育和经验，为找到令人吃惊的发现做准备。在尊重可能的假设或已得到证实的事实的基础上，以这样的方式和自觉的拼博精神，来寻求更具有共性、因而也更基本的变化物种。

让我们称名词主义者为“穿念珠之人”。使用亚里斯多德穿念珠的方法，不可能得到经得起推敲的新发现，至少说得不到什么意义深远的发现。当然，一个经过这种“穿念珠”训练同时也习惯于这种“穿念珠”活动的人，时而也可能得到某种具有重要意义的发现。在有些时候，这样的发现还时常不断。当有人要求他解释其发现时，一个诚实反思的“穿念珠之人”常常会回答说，这一发现的确不是通过“穿念珠”方法得出的，它似乎从某个外部世界，从某个根本不存在的地方，从某个按“穿念珠”方法根本无法解释的地方，来到了这个“穿念珠”的世界。他也许会称这种外部世界为“直觉”。他也许会说，有时为了松弛一下，换换头脑，可以让思维暂时停止“穿念珠”。但实际上，他却以狂热的精神来松弛自己。我们最好不要理会那些把科学发现说成是来源于“直觉”的庸俗说法，因为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这种说法有什么价值。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所看到的事实是：这些人下意识地应用了“对更高假设的假设”原则，在不知不觉当中应用了某种与其三段式数理物理学的科学观相对的方法，因为他们需要解决问题，而不仅仅是要通过三段式数理物理学的考试。这种违背其思想主流的思维似乎是这一研究者本人的耻辱，如果他不想在自己的行业里遭到嘲笑的话，他必须要把这一“狂想”隐藏起来，不让其上司和同行知道。把这部分的思维称为“直觉”，虽然不对，但可以理解。

“直觉”如果是用来表述某种适当发生的事情，那么这就是一种幼稚非理性的冲动，一种亚当斯密所说的“初始的瞬间直观”的翻版。如果在我们身上充满了这种幼稚而非理性的直观翻版，那么我们就无法做出更高假设，无法从个性中间看到共性，无法以综合几何的方法进行思维。一些科学发现虽然被错误地称为“直觉 ”，但实际上它们都经过了富有学识的大脑的思维活动，尽管这一思维活动多少是不自觉的思维活动。这种学识必然在一个学生一生中“悄然地”但却是有效地发挥作用，使学生发育出物种的几何构造概念。这也许是在学生追求物理学习研究的“正确道路”上，老师或其他人坚持要他通过自己的工作一步一步地证明每一概念的结果。这样一来，学生就必须应用自己的经验重新发现科学家已经发现的东西。如果一个学生经过杰可布·斯特纳（Jacob Steiner）的综合几何大纲的学习，掌握了这样的思维习惯，哪怕是不自觉的思维习惯，他也会把这种学来的不自觉的科学方法不自觉地应用科学探索之中，从而获得了这些有时称作“直觉”的发现。

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程度不同地经历过这一发现的规律。用简单的话说，这就像“话到嘴边”那种感觉。与绞尽脑汁的思索不同，一个人在发现完全陌生的东西时，他会突然感觉到以前从未想过的某种东西。突然之间，这个东西就在“那里”，他会强烈地相信这个东西的“正确性”，就像他认识到名字的正确或搜索枯肠企图“把话带出嘴边”一样。这种感觉里的发现的“正确性”并不意味着发现是成立的，仅仅是证明这是一个发现而已。

在一般情况下，这个人的发现潜能不是一种自觉的能力。以我们的经验来说，这就好像有一个锁上的走廊门，尽管走廊通向一间房间，但由于站在这走廊门后面，还是什么都看不到。我们从门底下塞进一张纸条给房间里那个看不见的东西。然后我们在门边等着，希望能收到什么回音。我们听到这个东西悉悉索索走到门边，我们屏住呼吸，就像有什么东西要跳出舌尖一样。我们想马上就能从门背后的这个人（或其他什么东西）那里收到回音了。

有时候我们会教育一下这个东西。我们以自觉的思维告诉它，与它进行一种令人好奇的沉默对话。如果幸运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一东西（不管它具体是什么）具有综合几何学的天然能力。无论是无意还是有意，我们实际上都在以某种方式教育这个东西，用几何问题来逗它，或者我们以几何术语把信息传递给它。同时，我们也总是在门边站着听，隐约听到我们思维中的所有东西。如果我们与这个东西保持一种友善的关系，向它提供它所需要的教育材料，那么我们就会向外部世界展示更高程度的创造性智慧。

如果我们掌握了对更高假设的假设，我们就掌握了开门的钥匙。打开门一看，我们才发现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自己。

提到这一想象的实际目的，是以一种尽可能形像生动的语言，教给读者一种如何培育自己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实际方法。我们极力希望向我们的所有孩子提供本书在这里所蕴涵的这种教育，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把这种蕴涵的教育推向全社会所有的人，推向躲在门后的那个东西和所有我们能够接触的事物。

为了说明这一点，必须在这里谈谈另一个问题。

我们一定都知道我们的注意力在什么时候集中在什么范围。对我们来说，有些思维课题和思维物种并不舒服，因此我们的思维不愿集中在它们身上。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感到某个课题比较容易，我们对之的注意力程度也随之降低。更仔细地观察这些现象，可以使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情感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我们的注意力集中的范围。我们也许注意到，这种情感过程的特征是一种“个人身份的感觉”，它代表着不同颜色的情感因人而异的特征。比如，当某个事物给我们带来快乐或气愤时，事物的颜色就变得鲜明起来。从另一角度讲，盲目的气愤就可能把那些不受欢迎的事物屏之门外。就注意力集中的持续时间而言，情况也基本一样，只是略有差别。总的说来它们是一样的；某个初始事物导致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另一个事物上，后者又像这一初始事物一样促使我们注意另一事物，由此循环往复。在发现的过程中还有一些特别重要的东西。我们除了在注意力集中期间对注意对象起反应而外，还要注意包含有这些事物序列的过程特征。我们对这些特征的反应也是情感化的。同样，这些情感的中枢就是我们对个人社会身份的感觉。

比如，如果一个人想成为某种科学家，那么他不仅要特别关注某些事物，而且在思维过程中也非常乐意于关注这些与成为科学家有关的事物。如果一个人不愿具有这种社会身份，就像一个年轻女人如果坚持认为科学将“灭绝女性温柔特征”使其成为“没有吸引力的女人”，那么，在这种思想状况下，其注意力集中程度就向反方向变化；思维对之关闭，注意力消失。

要教育人们高速发展技术，必须广泛宣传与长时间钻研的创造性精神活动相一致的社会身份感。无论是对学习和应用新发现来解决实际问题而言，还是对宣传推广这些新发现而言，这都非常必要。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给予成功进行科学努力的人更大的社会价值，要使他们的社会地位高于拒绝进行科学努力的人。这不应成为一个简单的文化模式“转向”的问题；不应是按他人的意见来看待一个人的形像。我们的目标必须是扶持这样一种“内在定向”价值观：以这种方式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之所以重要和有用，不仅是因为他的创造能力，而且是因为他承诺要进一步发展和有益地运用这一能力。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其他人（如权威、同行等等）心目中如何看，而是内在的身份道德感。

看看近二十年来美国文化主流遭到摧毁的主要事件，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尤其是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在以（由主要的新闻媒体和娱乐媒体认可的）“ 民意”为代表的主流道德观上发生了文化模式的转变，它脱离了技术进步注重未来的理性价值观，转向“及时行乐”与“小我”一代的反文化价值观。一句话：文化向寻求快感的非理性主义和激进的存在主义退化。尽管必要，但我们并不打算在这里深入探讨这一文化模式的转变；我们只准备简要地分析一些主要事件，以证明我们的这一观点。

操纵民意和道德价值观的核心，是五十年代初以来以宣扬毒品的色情杂志<<花花公子>>为代表的“性解放运动”和把生产性工人的地位不断降低到“低等阶层”的运动。“花花公子”是整个反文化运动的绝好代名词，它的原则过去是现在也是：寻求快感的非理性主义，即倒退到逃避现实、沉溺于性器官快感和其它器官快感之中，让思维的智慧和道德都回到婴儿状态之下。这一倒退正好与五十年代的郊区化运动相交，深深植根于生产性工人家庭中的城市工业生活发生了价值观的转变。

说明这种价值观转变的例子是：一个“资历浅的管理人员”跳出来说：“我是公司的副总裁，我手下的管子工的小时工资比我还多！”这个坐在办公室有大学学位的愣头青在找一张申请加入约翰·伯奇学会的空白申请表（或其它类似的东西）时，也许会第十次听到某个工厂的工会工人挣的工资比他这个为咱们国家繁荣作过重要贡献的人还高。我们可足以清楚地看出问题所在了。这种没有安全感的“白领”阶层是“花花公子”运动的庞大社会基础。经济科学无法把这种劳动力结构的转变与文化价值观的转变合理地联系起来。与之同时存在的是，羽翼日丰的“白领阶层”的“技能”对经济是可有可无，不像熟练工业工人那样对经济必不可少。许多这些新生“白领阶层”的人梦想他们会爬到富人的最低一挡，但大多数人发现这种向上爬的过程就像是走钢丝，掉下来的可能总是存在。他们的地位，过去是现在也是，岌岌可危的。伴之而来的是“欺骗是走入生活上流的秘密”这一哲学。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天天欺骗，包括以“性解放”来进行欺骗。最重要的教训不是已经发生的事件，而是伴随这些事件而来的社会价值观的转变。

生动的现实发生转变，原先谈的是“你造什么”，现在谈的是你有钱“玩什么”。娱乐也日益沉溺于过去曾经禁止的乐事之中。郊区及其神秘环境中的儿童在六十年代中期到后期迅速增加，迫使他们的父母迅速适应这种过去曾担惊受怕的现象。一九六九年，亨利·基辛格获得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职位，开始还仅仅是象征性介入，后来就是实质性介入国家安全事务。约翰逊总统时期作为试验项目引入的“环境保护主义”运动和人口减少计划，开始向士气低落的年轻人大肆兜售，无休止无目的的越南战争更是扭曲了社会的形像。美国为全球生存而奋斗的形像彻底破灭了，尼采提出的价值观转变迅速成为主流，郊区神秘性发展的结果和（以追求快感的非理性主义为代表的）“花花公子反文化运动”，把年轻人和自由派转变成雅各宾党，使他们热衷于把整个经济摧毁至尽。他们的做法要么是重申新马尔萨斯主义的反技术论调，要么是用某些“激进好斗集团”的非理性“感情”来战胜技术进步的威望。

美国大众中出现的这种文化模式转变并不是没有先例，早年的法国雅各宾恐怖和十九世纪中叶马兹尼领导的大规模青年欧洲激进运动就是例子。

人类的创造性潜能不再是形成个人价值观的源泉，所谓“民意”成了主宰。由于非理性主义选用的个人社会身份，学习应用新发现所需要的那种精神集中力量被抛弃了。如果没有对这种民意发展趋势的逆反，如果文化模式不转向有利于技术进步的道德理性身份感，那么，美国或迟或早注定要因为内部的道德沦丧而灭绝。

如果我们假定这一迫切急需的文化模式转变发生，那么在就业模式上必须产生三个关键的变化：

1）把生产性人员占总劳动力的比例提高到大约百分之五十。

2）集中力量发展工业生产部门中资本货物的生产。

3）把从事研究发展工作的人员占总劳动力的比例提高到百分之五。

这一改变必须伴有税收政策、贷款政策和工资政策的改变。这也要求扭转目前的公共教育趋势，采用洪堡的古典教育计划，在初级教育中引入综合几何必修课（从构造几何的游戏式教育入手）。除了经济上需要的这种转变而外，还必须有意识地培育文化模式的转变，因为这一转变将影响到个人在社会中的个人身份感。

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发展出晶种式的实验室－培训中心，按建立在综合几何基础上的数理物理学原理积极培养有天份的青年科学家。在培训中必须强调从原始材料学习科学发展史。在这方面，必须告诉学生自觉地应用对更高假设的假设原理。这种以成功培养出“教育大队”的蒙吉综合工科学校为范本的方法，应该能够为遍布全国的实验室、大学和工业界的研究发展中心培养出“成建制的”研究人员和教师。这些中心不仅要培养学生们的科学创造潜能，而且还要瞄准科学可能取得基本突破的前沿领域，因为我们的后一代必须掌握这些科学。

最后补充一点，经济科学是把经济价值的生产与科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有机联系起来的学科，宣传和使用这方面的知识，是促进经济管理和科学研究并行发展的基础，这也是“科学火车头”的国家政策的意义所在。

第五章注释

1. 要想看一处而知库沙研究科学的基本方法，最好的材料是库沙的<<论有知的无知>>一书。欲知库沙自己重复强调的柏拉图“对更高假说的假说”，最集中的阐述是库沙<<论非它>>一书。

2. 研究达芬奇工作最有用的单一材料，也许是一九三八年在意大利出版的<<达芬奇>>一书。该书英文版的第二版非常好，在纽约出版（没有出版时间，属意大利版权），共五百三十四页，对开本，书中的绘画和草图复制编辑得很好。该书是战前在米兰开的一次研讨会的论文集，是一些专家根据不同专题所写的论文汇编。这些专家也犯有一些错误，有时甚至是在重要或关键的地方。不过，达芬奇本人的观点和这些评论家们的观点基本上分得很清楚。如果是一个制定得当的教育计划，那么每一个学生在中学毕业之前都应该读完这本书。这里要说的是，也是本书马上要证明的，达芬奇伟大的科学成就不仅仅是来源于他对柏拉图和库沙“研究方法”的掌握，而且也是因为他始终如一地强调他的方法与他的发现之间的联系。

他直接使用这一方法得出了许多发现，其中之一是他发现：能量以一定传播速度进行辐射（如光），而且这种辐射呈横向波运动。他坚持说，所有波的运动都是横向的，其中包括光波。达芬奇的这一说法后来被认为是错误的，一直到黎曼一八五九年论证冲击波传播的论文才为达芬奇平反。（达芬奇关于能量辐射现象的研究大多是根据冲击波传播的原理进行的。）黎曼在做其电动力学（如辐射传播的阻力原理）研究时通过一个简单的微调叉的实验证明：产生声波轨迹的原因，是一种电磁辐射波。声波在大气层中的传播速度，是空气介质为了电磁辐射的传播而自我清晰化的速度，因此，其速度不可能高于空气分子的平均速度。黎曼在他的论文中把这种冲击波锋的产生称为“声爆”。现今的实验可以证明黎曼论文的精确，这表明达芬奇关于声波传播呈横向波运动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同时也表明，达芬奇在得出声波传播呈横向波运动这一发现时所使用的方法是正确的。

另一个例子是，史蒂汶·巴尔德维尔（Steven Bardwell）博士在一次展示达芬奇水力紊流草图的展览中发现，达芬奇当年的研究成果，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由弗雷德·塔佩尔特（Fred

Tappert）博士等人借助于计算机模拟而复制出来！在巴黎研究综合工科学校和达芬奇的一位研究者迪诺·德·鲍利（Dino DePaoli）发现，达芬奇在画这些草图时所使用的方法，是用不同颜色的水（！），做法是为水染色，或者在水中置放“标志物”。

3. 这决不是夸大。所用的研究方法甚至包括那些重要的情报机关和反间谍机关适用的方法，研究也是在有关专家的指导和彼此之间的合作下进行的。这一调查研究大约从一九七〇年开始，范围涉及四个大陆，有数百人参加这一涉及各个学科的调查。学者们研究了许多以前基本上闻所未闻的的重要档案材料，得出了本书作者认为是最激动人心、最富有成果的结论。就此而言，这一调查结果比本书还更有说服力。

当然，这一报告与在过去年间充斥教室和教科书中的传说和有意捏造或错误形成鲜明的对照。所谓“来布尼兹－牛顿争端”可以戳穿流行的神话。据记载，来布尼兹在一六七六年离开法国到德国去的前夕，将他的第一部研究微积分的书交给一家巴黎的出版商。根据现在发现的文件记载，来布尼兹在一七六二至一六七六年的法国工作期间，他在微积分研究方面的发展就已经为伦敦的皇家学会所知。牛顿的积分理论在十年以后出现。尽管牛顿的实验室论文至今保存完好，但是没有迹象表明他在积分领域的工作不是抄袭（主要是）胡克（Hooke）等人的研究。正如巴贝基（Babbage）等人在十九世纪初的一篇题目为“溺爱与溺爱主义” 的著名文章中所说，来布尼兹的微积分有用，牛顿的积分无用，尽管拉普雷斯和考其曾经共同努力企图修改来布尼兹的微积分，强加进“有限条件”。不过，所谓牛顿和来布尼兹“大约同时发现”的神话直到今天也为人们所极力坚持，甚至是代表牛顿来进行反驳。这也许是在这一点上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了，同时也道出了当今教科书可怜的悲哀。

这里的部分问题，是让抛弃教科书，依赖自己的力量对第一手资料进行研究。教科书应该要么是由报导自己研究成果的人撰写，要么是作为一种辅助材料，帮助学生研究有关的第一手资料。总的说来，现有教科书都是一些对研究结论的诠释，完全脱离结论的原始作者。这样的摹仿作品常常使我们回想起报刊杂志上流言蜚语专栏的互相抄袭。“现在我们得出这样那样公式”教给学生的东西中，根本没有百家争鸣的各派的实际研究工作成果，也没有争论各方在方法论和“公理”假定方面存在的深刻分歧的性质。所谓“考其－黎曼方程”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在十九世纪数理物理学界的代表人物之间，考其和黎曼在方法和本体概念上的根本分歧与对立是无人可以与之比拟的，尽管考其因剽窃其对手的研究成果，将之稍加改动后冒充自己研究成果的行径而臭名远扬。要想追溯黎曼在巴黎的直接前辈，必然要看到考其在哲学和科学上的直接对手勒金德雷。问题是，借助于这种可怜的方法总是把半夹私货的传说从教授Ａ传到学生Ｂ，后来当学生Ｂ成为教授Ｂ之后，又把这一谣言稍加改动而传到容易上当受骗的学生Ｃ。这样的传授方法深深地浸透了当今的教育实践，甚至在今天的一些知名专业人士之间，提到历史人物的实际工作和时代也被认为是大逆不道。

4. 自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以来，选上的获奖人无一不是因为他的“主要贡献”是令人憎恶的无能。而且他们的获奖之日，也是某个国家因为信守其理论而导致大灾难之时。诚然，在比如说物理学和化学方面，诺贝尔奖委员会还多少有些明智。因此，“夸克教义”的炮制者应该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

5.

考虑到帕尼尼著作中提到的一些问题，他的著作时间也许应该定在公元前五世纪。

6. 宇宙或实验阶段宇宙的现有发展状态，应该是某个数Ｎ的级。负熵把（比如说）这一阶段宇宙升至Ｎ＋１级。这是在连续簇内本体发生的。反映在离散簇中这就是新增的一个个性。这也是离散簇空间内观察到的公有特征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一实验观察事实，它与连续簇假设有直接关系。（见黎曼一八五四年的任教资格论文。）否则，如果宇宙可以“无限延伸”为物质时空，那么夜晚的天空就会比太阳还明亮，因为在任何一点上，天空中都会充满不止一个恒星的辐射。如果负熵活动的效果按Ｎ级分裂，那么这就应该是负熵自我分裂的决定因素。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本书简要叙述的推测结果。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相对变化必然影响物质时空的特性，从而使量子值和光速发生相对变化。当我们为日常研究工作制定实验假设时，可以用这一推测来表示我们应该放在脑后的这个时时缠身的问题。

第六章

功与能

生产性劳动力（主要是）使用前一轮实物生产中产出的资本货物来进行生产。技术进步（主要是）通过生产技术的革新，提高这种生产性劳动力的生产能力。这种进步以及由之而引起的社会（经济）行为的其它变化，就是衡量新技术进步的坐标。

这就涉及到系统能中能量含量的两方面的增加：首先是相对潜在人口密度的增加，其次是人平能源拥有量的增加。人平能源的增加指的是消费资料市场篮内容和资本货物市场篮内容的增长。这种能量的增加意味着一种函数关系，它以劳动生产率〔Ｓ／（Ｃ＋Ｖ）〕和资本密集程度（Ｃ／Ｖ）增加率为基础。人平活动密度（如人平能量密度）的增加与相对潜在人口密度的增加相关。这样，相对潜在人口密度的增加显然就意味着人平和地平能通密度的增加。这一能通密度可以用每平方米的□／（温）度这样的指标来衡量，这一指标包含有能量的地平□数和能通密度（以温度的等同物表示）。比□／度更好的指标是以一定波长和电力传输的相干电磁辐射波束（如黄色光的相干波）做衡量标准。以这种方式衡量的人平电力指标，再加上相对潜在人口密度的增长，可以得出计算相对潜在人口密度增长的水力热动力函数的基础。这样的函数便可以满足数理实物经济学基本理论的需要。

这种方法包含了从库沙的尼古拉斯和达芬奇到今天的知识发展轨迹，这一轨迹中还包括有来布尼兹、高斯和黎曼等人的工作成绩。因此说，经济学教育意味着学生必须“重建”这一轨迹史，从这些先驱一直到我们上文提到的水力热动力函数。这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教育。

表示相对潜在人口密度增长函数的最简单的符号表达如下。在离散簇的每“一点”上，作一自相似圆锥螺旋。通过这一自相似螺旋的圆形截面的增长，就可以衡量相对潜在人口密度。这是衡量对人类与自然（宇宙）的函数关系变化的方法。它被表示为水力热动力函数，以函数关系表达了人类发展所需的能量。

按照引证的“创世纪”的要求，按照上面表达的圆锥函数的要求，相对潜在人口密度的增长就是“功”的定义，它表达了“经济价值”的全部意义。这一“功”通过螺旋运动创造的个性而明显表达出来。

以这样方式来解释“能”，它的定义最好就是自相似圆锥螺旋运动。我们把它称作是“正常形式的能”。非正常形式的能包括自相似圆锥螺旋的负运动，由之而产生的个性就是“功的丧失”，或者说“完成工作所需的能量的丧失”。能的非相干辐射也可以等同这种螺旋的负运动。

黎曼在他一八五九年“论有限级平面波的传播”论文中，第一次提出把这种正常形式的能转换为功的数学模型（1）。从辐射能转变为一种螺旋形式，这就是能－功关系。

作为一种衡量标准，能通密度表示出相干电磁圆柱辐射不断减少的波长之函数关系。这包括受阻的传播潜能之“特性”和引发的辐射传播介质的自透明“特性”。产生这些特性的原因，是我们把“最少活动原则”引申来解释连续簇中自相似圆锥螺旋运动的综合几何现象。

在这里必须强调，上面扼要说明的“功”与“能”之几何定义是从相对潜在人口密度的增长（负熵）中引申出来的。如上所述，高斯、黎曼等人发展了来布尼兹的“最少活动原则”。如果应用高斯、黎曼等人的研究成果对技术作几何分析，那么也会得出相同的“功”“能”几何定义。若采用后一种方法，读者应该从热动力机器开始。根据我们到目前为止所探讨的圆锥和圆柱函数，答案将是明显的。若用电磁辐射理论来解释，答案也很清楚，因为我们有证明黎曼继承了高斯－韦伯电动力学研究（2）的黎曼一八五九年论文和他死后发表的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论文和讲稿（3）。这样一来，就只剩下用化学的功－动理论和能量传输理论来解释了。

读到本书的这个地方，应该比较容易地认识到在化学中存在的本体论根本错误：它在定义上假定原子是由更小的“元素粒子”构成，这些“粒子”又在概念上被假定为多少具有弹性固体的形式。自从欧文·施罗丁格（Erwin Schrodinger）教授的研究以来，电子既是“粒子”同时又是“波”的说法多少被人们普遍接受。这一发现是在继承施罗丁格对一八五九年黎曼论文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这一观点的总看法是：电子是一个“波包”，无论从数学和还是从本体论上看，电子都是水电动力学过程中的一个个性，黎曼一八五九年论文预见到的波锋是一个新加个性的产生，从根本意义上讲它也是产生在水电动力学过程中。近年来的基础研究，尤其是在等离子体上的研究，正得出新的证据证明所有“元素粒子”也都是可从数学和本体论上解释的“波包”。在美国和苏联进行的其它基础研究中，由大规模“元素粒子”释放（如质子束）引起的衍射也证明了这一观点。这种研究结果符合我们在前面着重指出的高斯从椭圆函数引申出的意义。从这个角度讲，不仅是元素粒子，而且也包括原子和分子，都必然是复杂的电磁（即水电动力）组织。只要化学研究局限在实验范围，不去深究这些本体论问题的潜在意义，坚持用元素粒子为固体的观点，否认水电动力学观点，那么化学研究看来就不会得出这样的结果。不过，这种化学研究必然要把负熵过程排除在外，因而也必须把有生命物质的化学变化排除在外。如果要应用这种形式的化学来解决生物过程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就决不能直接涉及有生命物质的本质转变。

这里的意思就是，如果化学没有摆脱上面所说的本体论谬误，那么就无法得出“功”与“能”的几何模型。这一点通常还可以换一种方式讲。出现在化学过程中的负熵，只能作为“生命”的现象出现。既然化学是在含蓄地假定元素粒子是一种弹性固体，盖有这样的“烙印”，那么，从化学的角度就不可能确切地定义生命现象。这个问题是化学公理体系中固有的，因此，只要实验公理中带有这种本体假定的“烙印原理”，那么，从化学公理体系出发就不可能发现生命的化学特性。问题并不在化学还不够精细，从这一点讲再精细的化学也得不出什么结果。无论什么学说，只要它假定存在自证实的固体元素粒子，也就等于是说存在自证实的所谓实数。所有这类体系的本质都是熵。就像哈姆雷特所说：“难就难在这里。”

幸运的是，我们在衡量与化学过程有关的功与能的函数关系时，我们可以使用表明化学过程也就是电动力学过程的衡量指标。在上面谈到的这些谬误解决之前，我们似乎只得假定化学过程中功与能的函数关系具有水电动力学特征。而且，这看来也是研究生命现象特征的出发点。

既然我们准备注重包括研究实验室工作在内的技术变化，考虑这类变化所带来的结果，那么我们在经济科学中所用的方法就必须运用到数理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研究上。

这要求经济科学抛弃掉所谓热力学三大定律，抛弃掉那些与这类随意假设一脉相承的热力学说法。可以定量衡量的卡路里能量概念必须抛进垃圾堆，与之同进坟墓的还有可以定量分析的“能”与“功”概念。

我们衡量能量传输的方法是上面谈到的正常方法，即能量相干辐射，它在离散簇中以一定波长传播，传播轨迹是一种自相似圆柱。功的传播是螺旋式产功过程（即负熵）中某一点上一种正常形态的自相似圆锥函数。通过能量传输产生的功是上面引用的黎曼一八五九年论文中含带的圆锥函数。

衡量产能所需的功，并将此功与应用该能所需的功作一比较，便可以看出这一点。能通密度的增加，是从水电动力学角度衡量这些关系的标准。这种分析方法要求把经济作为一种封闭式的水电动力学过程（即一种连续簇过程）。这样，我们就可以确定出前面所说的经济科学中的“有趣现象”。

第六章注释

1. 乌威·帕尔帕特－亨克（Uwe Parpart Henke）和斯蒂文·巴尔德维尔（Steven Bardwell）将此论文翻译成了英文，见<<国际聚变能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usion Energy）第二卷，一九八〇年第三期。

2. 高斯和韦伯大约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在电动力学研究方面居领先地位。不幸的是，在英国维多利亚女皇加冕之后，哥廷根大学的先进科学研究遭到了英国－汉诺威王室的压制。在这一令人愤慨的中断之后，先进科学研究又在黎曼手下得到恢复与继续。关于黎曼在电动力学发展史上地位，可见卡罗·怀特（Carol White）一九七七年在纽约出版<<能源的潜力>>一书。该书在附录中登载了黎曼在一八六一年夏天哥廷根大学举行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关于引力、电力和磁力的演讲的英文翻译（该书的原文由海登多夫出版社出版）和黎曼一八五八年就电动力学新理论而发表的论文的英文翻译。

3. 问题的提出是因为后面这份一八五八年的论文，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这份论文一八七六年发表在笛迪凯恩德和海因里奇·韦伯（Heinrich Weber）编辑的黎曼文选中，韦伯附加了一个批评性的注释：

在这篇论文于黎曼死后发表之后，克劳休斯对之进行了批评，他的主要观点如下： 按照规律，和？

具有一个无穷小的值。但是，由于后面将要发现一个非无穷小的值，这一运算一定含有某个错误，因为克劳休斯发现，对这一展示中求积过程的逆转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

在我看来，这一说法有道理，我同意克劳休斯的观点由于这一原因，黎曼演绎中最主要之点就不成立了

公平地说，这一批评是无稽之谈，但是它准确地告诉我们高斯、黎曼等人为一方与克劳休斯、赫尔姆霍兹、马克斯韦、波尔兹曼等人为另一方之间在方法论上的根本份歧。撇开那些数学公式不谈，克劳休斯批评的基本之点是他拒不承认黎曼连续簇的数学原理，这是他们之间在数学上的根本区别。即便如此，这些漫不经心的流言蜚语，如海因里奇·韦伯的说法，阻碍了人们对这一点和黎曼在电动力学其它领域的研究成果的理解。

4.

温斯顿·波斯迪克（Winston Bostick）教授正在撰写一部关于这方面发展及有关研究成果的书。其中有些材料已经由波斯迪克教授在一九八四年一月初在弗吉尼亚州里兹堡召开的一次小范围学术团体会上做了介绍。波斯迪克教授及其合作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多年来一直是苏联一些一流实验室的特殊关注对象。

第七章

谈谈货币理论

可以对当今大多数经济学专家做这样一个比喻：他们教你穿裤子是从头上往下套，而不是从腿部往上提。实物经济学的基础知识和那些值得学习的当代经济学教科书，实际上只需要一个星期便可掌握。我们这样说并不是玩外交辞令，而是因为这就是事实。因此，我们只在本书的一个章节里谈谈所谓神秘的货币理论。

首先谈谈当今的货币理论概况。

当今的教科书和专业杂志所说的“经济学”，总的说来不过是货币理论。实物经济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要么是遭到忽略，要么是被断然否定。就当代学院派经济学所说的实物经济问题而言，所用的材料不过是东拼西凑的重商主义大杂烩，或者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拾来的点点牙烩。凡是谈到实物经济的问题，全都归纳为一个货币主义的信条。“买低卖高”是货币主义世界观的哲学基础；世上的一切都是从鱼贩子及其钱庄兄弟会的眼光来看待。

当代货币理论的谬误可以分为互相补充的两个类型，它们均带有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传授的“道德主义”的烙印。第一类的代表口号是“市场魔力”，它试图从价格理论出发来解释经济过程的各个层面。这使得人们无法精确描述实际生活中的经济过程，任何这样的尝试都会因为其惊人的复杂性而失败。无用的货币理论的另一个来源，是企图把各种形式的利益至上行为解释为合理正常的经济活动，企图说明这些行为都是经济过程中必有的特征。这使得这方面的描述要更复杂繁琐得多。

实物经济学可以使我们完全避免第一类错误。实物经济学的原理支持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奥古斯丁学说，即以利益至上为准则的各种活动（如高利贷、以地租和期货投机交易为幌子的利益至上活动等）都是不道德的，对人类的总体利益起着破坏作用。这些不道德而且破坏极大的行为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从理论上讲，这些行为的日常作用也根本无法对之自圆其说。根据这两个衡量标准，货币理论中有价值的东西可以归纳为一些基本原理，这只需要经济著作中的一个章节便可完全说清。

从美国历史上看，货币理论实际上始于马塞尔斯的著作和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根据马塞尔斯著作而提出的在北美英国殖民地发行纸币的建议（1）。货币理论在华盛顿总统任期内得到确立，其标志是美国财政部长亚力山大·汉密尔顿（1755-1804）就信贷和银行问题所作的“国会报告 ”（2）。这一货币理论后来又得到马修·凯雷（1760-1839）的进一步发挥（3），最后由亨利·凯雷（1793-1879）对之做了详尽的阐述（4）。这一政策的基本要素写进了美国宪法第一条的第八和第九两段。

货币理论的要点如下。

以工资和其它金钱收入为形式的货币之发行量，是创造这些收入的成本与系统能的函数。货币的实际投放量可以有多有少，这种差别所采取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有的通过价格变化表现出来，有的通过非生产性支出渠道的货币流动表现出来，不过行政支出与生产没有函数关系。就生产决定支付而言，上文已经阐述过生产对货币供应增长的决定机制。生产所创造的货币供应量不足以购买产出的自由能部分。

这一问题有时被称作是“买回问题”。

解决这一缺口的的办法是政府的力量。为了投放货币来购买相当于自由能部分的实物，政府必须要么通过税收政策消除属于非生产性支出因而没有经济意义的金融流通，如高利贷、地租、投机式的二道买卖等，要么是由政府创造货币。这两个方法可以合并为一。

政府创造信用的途径是发行以黄金储备为基础的国库卷，这种国库卷最好是通过国家银行体系流通的可出贷货币。如此发行的货币通过银行贷款而进入流通领域。由于这些贷款基本都是安全保险的贷款，由此而流通的币值也就受到贷款安全性的保证。实际上是政府为这样发行的货币承担责任，因为它们的安全性也许在未来某个时候显得不够。以这种方式发生的政府责任主要是国际收支不平衡。因为没有一种国际通货可以包纳这一特殊情况，同时也没有一个主权国家（5）会容忍这样一种货币，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由财政部通过货币黄金（6）来解决。

这完全就是以黄金为储备的货币体系。

与之相对的最著名的货币政策是“金本位体系”，它以十九世纪末的伦敦体系和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衍生出来的“浮动汇率制”为代表。

在金本位制下，美国财政部只能根据存在财政部的金币和金条量按一比一的比例发行纸币，或者由各州政府授权的私人银行根据发行银行的黄金储备量按一比一的比例发行自己的纸币。这就是说，每个人可以手持纸币在发行银行自由兑换同等价值的金币或金条（7）。

金本位制把货币流通量限制在财政部或授权发行纸币的银行所持有的黄金储备量之内。当美国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美国硬币恢复法”的约束下采取这一政策期间，经济危机深重漫长，由之而引发的社会危机层出不穷。在这一时期及其以后的一段时期里，外国人得以从美国政府和私人手里买下大片地产和其它资产，而且大多以极低价格成交。更糟糕的是，由于在“美国硬币恢复法”下产生的政策带来美国国库里金条的空虚，许多生产效率低于美国的国家和手中握有黄金的私人势力得以通过纸币购买而大肆掠夺联邦政府和我国国民，因为这些纸币不是以实物产出做担保。

从货币理论角度需要强调的一点是，金本位制比完全不发行纸币还糟糕。根本的问题是：实物产出的水平与货币发行量之间没有函数关系。在上面所介绍的黄金储备体系下，对发行货币的基本担保不是黄金，而是有价值的实物资产，及有用的实物。而且，在运行正常的黄金储备体系下，货币供应量总是大大低于生产出来销售的实物量。所以我们说，经济萧条，尤其是极为严重的经济萧条，都是金本位制的产物。

黄金储备体系的有效运作取决于决定货币发行的出贷政策。下述标准是保障最大有效性所必不可少的。

一、以发行货币为基础的贷款只能用于经济发展，要么是投资于实物生产能力，要么是投资于发展实物生产所必不可少的经济基础设施。其它贷款必须以存在贷款机构中的货币储蓄、硬币、金条等私人储蓄为基础。

发行货币应该用于新增实物尤其是新增资本货物的投资，而且，即便是为了短期刺激衰退的经济，发行货币也只应是短暂地用于消费品贷款。发行货币不能用来投资于任何二手货，也不能用来进行二次贷款。如果用于非生产性支出，那么只能是在必需时偶尔使用，数目尽量少，而且只能作为主要用来购买资本货物以发展实物生产或经济基础设施的生产性贷款的补充。

这样作的目的是刺激实物生产投资，保证政府发行货币而带来的责任能够得到这种投资的担保，因为这类投资可以促使债务者增加实物生产，从而增加收入。

二、贷款必须优先满足技术先进的资本货物投资的需要，尤其是要满足资本货物生产投资的需要和资本货物生产投资中机床工业投资的需要。

三、不仅是发行货币必须优先贷款给符合上述标准的投资需求，而且以私人储蓄为基础的贷款也应这样做。

这一优先贷款的第三个标准是以下述方式实现的：

三Ａ、发行货币的贷款利率应该大大低于资本市场上私人储蓄的贷款利率，年率一般在百分之二到四之间。私人银行在二次贷出这些发行货币时，允许加上为数很小的附加费。这样，私人银行可把存在自己银行里的部分可出借储蓄与贷给银行的政府发行货币“平均”起来，以混合贷款名义贷出，从而能够提供大多数优惠贷款条件。如果这种“混合贷款”是二次出贷发行货币的条件，那么有两个原因可刺激私人银行利用这一条件：一是它的贷款能力得到增强，加快银行存款加资本的周转效率；二是它原有的贷款能力由于有发行货币的加入而得到增强，从而使该私人银行的潜在私人储户的收入增加速率相对加快。

三Ｂ、政府把私人储蓄更多地导向优先投资领域，从而更有效地实现其目标。

这一机制非常简单。私人银行与可以享受优惠待遇的投资者一道，向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有关机构呈交申请贷款协议，该机构在这一问题上代表财政部。贷款协议批准之后，联邦储备委员会将从财政部存在该委员会那里的财政部发行货币账上划出一张支票，支票开给该私人出借银行，然后存入借贷者在该银行的账户。借贷者可以使用这一账户，开出有该银行有关官员背书的支票，但支出项目必须符合经过批准的贷款协议中所明确列出的投资目的。这样，发行货币就以货物、服务和工资的方式流通到某些种类的业主那里。通过这种方式，发行货币就定向进入产出中自由能的不断流通之中。

以黄金为储备的这一体系必须考虑两种彼此不同但互有联系的特殊情况。一是用此发行货币直接进口外国商品，从而产生财政部的外债。二是这些发行货币进入二次流通时，也可能用来进口外国商品，同样带来外债。

这一外债由货币汇率的有关规定所控制。就进口商品而向外国供货商的付款，主要是以出口国的货币结算，因此，美国购买者就要通过以黄金储备美元为基础的国家银行体系购买出口国的货币。这实际上也起到了进口许可证的作用，因为单家公司的外币购买量要受到国家银行体系（包括财政部）决定购买的每种外币总量的限制。国家银行体系所遵循的原则，是与每一国家保持外汇收支平衡。要作到这一点，必须采取一些适当的政策。比如，美国不能与那些不同样采取黄金储备货币政策的国家解决外汇收支不平衡问题。

进口规模增加的余地，取决于出口推销的程度。在这方面，政府主要有三大作用。首先，政府大力促进有利于硬商品出口的协议。第二，政府仍保留有进出口贷款功能，为美国商品打入国际市场提供金融支持。不过，这种金融支持的原则也与用于国内的发行货币优先贷款原则一样，重点是支持资本货物的出口。第三，政府在国家银行体系的配合下，对美国公立和私人机构与其贸易伙伴的外贸逆差和顺差进行综合平衡，以保证其外汇债务和资产符合美国的黄金储备原则，满足政府和私人机构在国际贸易问题上的利益。

这些作用都是政府经济功能的补充。从广义上讲，政府对经济的直接介入应该局限于工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修。其它的经济活动，应该尽量纳入私人投资的范畴。所谓政府，在这里指的是美国联邦、州和地方的政府，它们的职能要么是提供经济基础设施，要么是通过接受政府调控的公用事业提供经济基础设施。这包括：水的管理，公共交通设施（比如港口、港口设施、以及包括铁路、公路、公路货运和航空在内的主要交通运输手段），能源生产与输送，自然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包括传统市政设施在内的为工业服务的市政基础设施。

除了这些方面的资本投资而外，政府应该对其中长期债务持谨慎态度。政府在这些方面的投资应该是采取（Ｓ’＋Ｃ）的形式，而且以这样的方式影响整个经济。这些投资的发展速度，可以通过计划用于这些投资的发行货币贷款来加以调节管理。这可以使政府刺激经济中自由能的实现，从而不仅增加实物总产出的采购，而且也会增加对某些选定实物的采购。由于政府在确定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如决定开工时间和完成速度）有很大的自主权，政府就可以审慎地利用这一自主权，选择刺激的领域应该是那些在一定时期需要一定刺激的资本货物生产行业。不过，这样的开支仅仅是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付出的开支，这种开支的影响以它对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来进行衡量。此外，由于是用发行货币作为资本投资债务部分的主要资金来源，政府的债务水平和管理债务的成本都将是最低的。

在货币政策问题上的主要决策标准，是对我们迄今所定义的实物经济发展是否起推动作用。因此，货币政策同时也是实物经济函数概念的延伸并与这些函数有关。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发挥其自身的经济货币功能，决定私人投资的整个经济货币环境。

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加以区别在当前还颇有市场，但是从经济科学来看，这是一种误会。政府征税的权力，尤其是民族国家政府的征税的权力，以及利用税收政策来偿付公共债务的做法，是货币政策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们对经济的发展方向有着深远的作用。

税收有这双重作用。它必须用来支付政府的当前开支，同时还必须能够调节征税重点，对希望发展的活动采取少征税的政策，对不希望发展的活动则采取课以重税的政策。再重申一遍，本书对实物经济原则的分析，是制定政策的总指导方针。

比如，对各种利欲熏心的活动，对已经处于非道德边缘的非生产性开支这些不受欢迎的活动，应该尽可能课以重税。要么是彻底扫除这些邪恶，要么是把它们征税征到崩溃的边缘。与之相应的是，对生产性人员的家庭课以重税则是不道德的，而且对经济有累进负面影响。虽然支付能力总的说来应该与整个国家提供的机会成正比，但是私人资本投资的高速发展也许会激发一些愚蠢的政客去对高收入征以高税，其根据纯粹就是收入高。判断税收政策是否道德，是否具有经济意义，其标准应该是收入如何使用。如果把收入储蓄起来，然后把这些储蓄贷给符合实物经济学原则的有用的资本投资，那么，政府就可以审慎地给予这部分收入一定的投资减税待遇，从而让花在无用消费上的收入自动承受更大的纳税负担。

就通过金融机构的信贷流动和收入的购买流动而言，如果经济的一个层面收到相对的歧视，经济的另一层面则因之而得到促进，那么，这种区别就将决定整个国民经济在这一期间的命运。

这一规律涉及到自然法则问题，而库沙正是现代文明的自然法则权威。按照自然法则，每一个人的自然权利是对“平等”这一概念的适当解释。个人的基本权利是“人”权，即把男人女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权利。这就是所谓“创造性理念力量”。年轻人将理念力量发展到与现代技术相应的水平，是一种人权。人们继续发展这种理念力量的权利和义务也是一种人权。自由使用这一不断发展的力量，使个人能给社会留下经久不衰的价值，是最基本的人权。否则，人的价值也像动物的价值一样，随着进入坟墓而消失。人的生命是神圣的，人生对社会的贡献应该是不断造福于未来几代的人类，这就是世界上每一个人的人权。如果有什么其它权利与这一人权的基本原则对立，那么它们必须服从于这一基本原则。这是自然法则下平等的原则。任何与之矛盾的解释都不能为自然法则所接受。

由于经济和国家是每一个人实现其人权时所依赖的工具，这些经济和国家的作用对满足和保护平等原则来说，就是必不可少的。无论什么其它的权利或特权，只要它们违反了这些由平等原则而赋予经济过程和国家的权利，都注定是无效的。

让我们举一个自然法平等原则的著名例子。如果一个债务人必须牺牲其生命来偿付债务（即违反了平等原则），那么债权人就不能在这样的情况下逼债。如果重新磋商偿债时间和其它还债条件都不奏效，那么按自然法则债权人对还债的要求就失去效力。这就是“夏洛克原则”（8）。

上面简要阐述的平等原则直接或间接地定义了公共道德所包含的所有内容，无论是政府、私人机构还是个人都应该在实践中予以遵守。对符合这一原则的活动进行保障的责任，与保障平等原则的机构或个人的势力大小成正比（9）。最终的责任是在政府身上。

如果说这种平等原则处于政治经济学实质问题的范畴之外，那么这种论调是错误的，是不道德的。道理很简单：平等原则是实物经济学中经济价值定义的另一种说法。或者说，本书中所阐述的这一经济价值的定义，就是政治经济学中平等原则的全部含义。

因此，从道德上讲，政府有权利和义务来决定税收政策对社会的影响，从而最佳地满足实物经济学中的经济价值标准，同时保证这一标准的运用符合平等原则，因为经济价值原则毕竟来源于这一平等原则。

到这里，我们已经讨论了货币理论中符合道德标准的所有基本观点。任何与之相对的论点都是不道德的，也许其动机就不道德，但如把它用于公共政策其效果肯定不道德。简单地看看休谟、亚当斯密和边沁等人的观点，就足以揭示这一区别。根据下面的阐述可以直接和间接地得出这一结论。

当今的英国公共政策由彻头彻尾的不道德观念所左右，而这些观念的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这三个十八世纪的人物。休谟就对这种不道德观念做过大量的辩解。他在这方面的论点最初见于他那充满伏尔泰思想（10）的论文“论人性”（一七三四年），后来他又详尽地阐述了他在这方面的概念，如“人类理解力探索 ”（11）（一七四八年）和“道德原则探索”（一七五一年）。休谟的道德观念直接影响了亚当斯密在这方面的思想，如他的<<道德感情论>>（一七五九年）和<<国富论>>（一七七六年）中的“无形之手”学说。边沁（1748-1831）在政治经济学学上的主要著作是他的<<利益至上之辩>>（一七八七年）和<<道德立法原则介绍>>（一七八九年版）。至于这三人以及其它一些人的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实质，下面这段引自亚当斯密<<道德感情论>>的话对之做了最好的总结：

管理宇宙这一大系统关心所有理性和情感之物的普遍幸福，是上帝的事，而不是人的事。分配给人的是一些更卑微的事，一些更符合人的力量局限和理解狭窄特性的事。人关心的是他自己的幸福，他的家庭、朋友和国家的幸福不过，虽然我们天生有十分强烈的愿望实现这些理想，但是上天又要我们迟钝而无定向的理念力量来确定适当的实现方式。大自然赋予我们原始的直感，并以这些原始直感把我们导向这些理想：饥饿、口渴、两性相吸的热情、对快乐的追求和对痛苦的恐惧，促使我们使用这些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不管它们是否符合伟大自然主宰所希望的结果。（12）

盲目服从这种乐－痛原则而派生出的“原始直感”，在性质上属于非理性的快感主义，是教义中所说的“原罪”。因此，凡是与休谟、亚当斯密和边沁有关的理论都是不道德的理论，这些不道德的理论又通过休谟和边沁等人塞入政治经济学中，鼓吹这些不道德行为的“自由”，让它们不受任何科学规律和自然法则的约束。一句话，尽你所能做你高兴的事，避免你不高兴的事。后来又继承这一理论传统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黑利伯里之流，如托马斯·马尔萨斯（1766-1834）、笛卡尔

（1772-1823）、詹姆斯·米尔（James Mill, 1773-1836）和约翰·斯图华特·米尔

（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因此，人们有时也称这一理论为“英国十九世纪英国哲学激进主义”或“十九世纪英国放任自由主义”。

詹姆斯·米尔大张旗鼓自觉把英国自由放任主义应用于实践（13），从中可以看出英国的印度殖民主义政策是严格自觉应用这一理论的结果。主要也是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卡尔·马克思

（1818-1883）在英国代理人恩格斯和大卫·乌尔夸特（14）的监督下，详加阐述了他的“阶级斗争”理论。

在马克思和其他一些人看来，问题是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理论与自由放任主义者的自觉实际应用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就这一点而言，边沁的<<圆形全景监狱>>（15）一书不容忽视，因为该书代表着边沁对他演绎出的自由放任主义的实际运用。这种自由放任主义理论的历史先驱包括亚里斯多德（公元前）的<<道德与政治>>，罗马帝国法的历史模式和波斯帝国政策的“寡头模式”。就后一类历史先例（16）而言，英国十九世纪自由放任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寡头主义”，即“寡头模式”。

初一看，马克思对英国自由放任主义的看法并非不正确。初看起来，“所有人的最大幸福”必须理解为“所有英国统治阶级”，尤其是英国“既成权力机构” 的最大幸福，在当时，这些机构的权力中心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巴林兄弟银行（17）。但是，如果再深入细看一下，我们必须承认，边沁的所有人“幸福”的条件，是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假定：各个种族和各个种族中的各个社会阶级在“原始直感”需求方面具有天生决定的差别，而这些需求又全都是从东印度公司及其同伙对待不同种族和种族中不同阶级的实践中推理出来的。这就是波斯帝国、罗马帝国、以及在这之前的亚述帝国和巴比仑帝国、和在这之后的奥托曼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大英帝国的实际结构和政策。这也是委婉称为法兰西帝国的瑞士行省和称为比利时帝国的瑞士－哈普斯堡阴谋集团的实际政策。德意志（东印度公司）帝国等的做法也有这样的特征。这是当今称之为“文化相对主义”的翻版。每一种族以及该种族中的每一阶级都赋有其特殊的需求，阶级与阶级之间和种族与种族之间其需求不一定相同。对这种理论的解释通常还要加上专门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说法。最终，还是马克思对英国自由放任主义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解释更准确。问题的实质，是把统治种族中“统治阶级”的人为意志强加在被统治种族和被统治阶级（或阶层）身上。这就是英国十九世纪自由放任主义的（“文化相对主义”）信条的理论基础。

在英国，是奥卡姆（18）最早对这种理论做了书面阐述。克莱尔沃克斯（Bernard Of Clairvaux, 1090-1153）提出了与之类似的观点，目的主要是针对彼德·阿贝拉尔德（Peter Abelard

1079-1144）。这反映出一个事实：从希尔德布兰德（乔治七世，一〇七三年）的登位起，归尔甫派的影响开始超过梵蒂冈。克莱尔沃克斯的理论影响到马丁·路德（1481-1546），从而推动信仰与日常生活的分离。这一非理性主义理论的主要根源是东方的诺斯替派和苏菲派的教义，它主要是在拜占庭静修士运动影响下通过西奈的圣凯瑟琳和希腊雅典山的“神圣山”而进入西欧的宗教殿堂。非理性主义的影响在十五十六世纪期间由于黑色归尔甫派的崛起而死灰复燃；这一理论在十三世纪归尔甫派－吉伯林派战争之后得到黑色归尔甫派的大力宣扬。在英国代表归尔甫派的人物是登位的斯图华特家族及其遗留清客：弗朗西斯· 培根（1561-1626）、他的秘书托马斯·哈伯斯（1588-1679）和约翰·洛克（1632-1704）。在这一点上，这三人是休谟的直接祖先。正是这一反对英国非理性主义的主要力量，后来于十七世纪期间领导了发生在北美公司特许殖民地上的美国独立革命。必须强调指出，反对这一非理性主义的斗争，一直也是反对这一非理性主义提倡的利益至上主义的斗争。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无形之手”的说法，直接来源于这种非理性主义的享乐快感论，与热力学第二定律完全一致。亚当斯密，尤其是边沁根据同一休谟学说专门解释的“快感数学”（即“享乐数学”），隐含着对“遍历定理”的需要，而这一定理中则包含有把热力学第二定律应用到统计气体理论（“统计撞击热理论”）的概念。约翰·斯图华特·米尔提出的“边际使用价值”理论显然是以边沁的“享乐数学”为基础，以纽曼“数理经济学”（19）为代表的维也纳新实证主义也是这样。因此，必须恰如其分地把无能的当代学院经济学人士定义为“不道德人士”；这是对邪恶实践的惩罚。

第七章注释

1. 一七二九年的论文“简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该文由N.斯班诺斯和C.怀特重新发表在纽约出版的<<美国独立革命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

2. “公共信贷报告”（一七八九年）和“国家银行报告”（一七九〇年）均由N.斯班诺斯和C.怀特重新发表在纽约出版的<<美国独立革命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

3. 凯雷第一次提到这些问题是在他一八一五年版的<<橄榄枝>>一书中，他的一些补充观点发表在此之后。他的主要观点可见他的“费城学会讲演”（一八一九年）。他的这些著述后来都由艾伦·塞利兹伯里（Allen Salisbury）一九七八年在纽约出版的<<南北战争与美国体系>>一书的附录中。

4. <<政治经济学原理>>（三卷，分别发表在一八三七年、一八三八年和一八四〇年）；<<利益的谐和>> （一八五一年）；<<奴隶贸易>>（一八五三年）；以及前面曾经引用过的<<法律的统一性>>（一八七二年）。可以将这些著作与弗里德里奇·李斯特的<<国家政治经济体系>>（一八四一年）作一比较。这些著作都是以<<古典经济学>>丛书的名义重新出版，其出版者是奥古斯图斯·凯利出版社，它原来在纽约，但最近迁到新泽西的克利夫兰。就这方面的著作而言，也可见上面塞利兹伯里的著作。

5. 由于本章后面做了详细说明的那些原因，这一控制货币的机构就是政府；超国家的货币也就等于超国家的政府。

6. 这样的支付只能对同样保持黄金储备系统的外国运用，因为它们与美国（在此例中）定有互惠条约，承担条约的义务。实际上，如果有一个黄金储备货币体系的国际条约，黄金根本不需要实际流动，只需要划账到债权国就行，黄金仍旧可以存在美国（在此例中）财政部中。

7. 由于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和他的财政主管、后来的马丁·范布尔伦总统的放纵而产生的货币体系是对金本位制的一种模仿。杰克逊在一八三二年撤销了美国第二银行，把国家的货币供应权交给了由范布尔伦所代表的私人银行势力，从而引起一八三七年的灾难性大恐慌。这立刻就产生了“古典的”约翰·劳（John Law）泡沫经济（法国，1716-1720）。

8. 莎士比亚戏剧中不乏应用自然法则的例子。像<<哈姆雷特>>这样的著名古典悲剧一样，莎翁的伟大悲剧奠定了席勒悲剧的基础。悲剧中“阴谋计划”的核心是政治权术的原则，它包含了自然法则的问题。席勒对其剧作的评论，尤其是对三部剧<<华伦斯坦>>的评论，应该为每一个严肃经济学家所熟知。

9. 这里并不讨论法律术语“资产”的其它惯常用法。这些用法在我们国家的出现是因为英国法律的影响，而英国法律则来源于罗马法。罗马法中根本就没有奠定我国宪法基础的自然法则。圣奥古斯丁、库沙、格劳秀斯（Grotius）、山缪尔·普芬道夫（Samuel Pufendorf）和来布尼兹关于自然法则的阐述，是最初设计的美国宪法的基础。比如，格劳秀斯颇有影响力的<<论战争与和平的规律>>（一六二五年），普芬道夫（关于普鲁士法律的）<<评论>>及其它著作，以及来布尼兹就普芬道夫在自然法则问题上的一些错误观点所做的评论等等。本书作者惊喜（但不是大吃一惊）地发现一本普芬道夫的评论集就正好放在伟大的普鲁士改革家弗雷德里克尔·冯·斯特恩

（Freiherr Vom Stein, 1757-1831）的书桌后面。参与斯特恩－哈尔登堡改革运动的普鲁士改革家（如威廉·洪堡、莎恩霍斯特将军等人）的领袖冯·斯特恩也像洪堡一样，是席勒（1759-

1805）的密切合作者。这样，身居德国的美国共和派摆脱了一七六六至一七八九年间富兰克林的泛大西洋阴谋的影响，于一八一五年之后在美国辛辛那提协会的欧洲领导人拉斐叶的组织下又重新振兴起来。一直到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之后的一段时间，全世界的共和派人士都熟知奥古斯丁、库沙、格劳秀斯等人的自然法则概念。深深反映了自然法则原理的塞万提斯（1547-1616）的<<堂吉科德>>和其它剧作，以及莎士比亚、约翰·米尔顿的著作，詹姆斯国王的钦定圣经本，决定了反映在最初美国宪法中的法学思想。

10. 法国的耶稣会会士和法语瑞士的主要银行家族之间的密切合作，是英国雅各宾派在欧洲大陆的中心，是从十七十八世纪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欧洲大陆的代表。公开发表的伏尔泰（1694-1778）通信录，是揭示休谟旅游法国期间这一阴谋网络的绝佳第一手资料。休谟的哲学正是在这些法国和瑞士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就像亚当斯密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大多来源于休谟的哲学一样。

11. 这是该书的第二版。正是休谟的著作促使康德（1724-1804）写出他自己的<<纯理性思辩>>（一七八一年）和<<实践理性思辩>>（一七八八年）。从他攻击来布尼兹和颂扬牛顿的行径可以看出，康德主要是偏向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的英国和瑞士的经验主义和浪漫主义（如他一七六四年的<<自然神学和道德基本原则的特性>>一书）。不过，康德也不能完全接受休谟的理论。请参见一七八一年版<<纯理性思辩>>的序言“论哲学冷淡主义”和康德对休谟著作的总看法<<绪论>> （一七八三年）。康德反来布尼兹的一面在他的“自我之物”及有关问题上反映出来，他的<<判断思辩>>（一七九〇年）一书和他的美学评论更能说明这一点。

12. 这段话也引用在拉鲁旭和戈德曼合著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丑恶历史>>一书的第一百〇七页。该书是探讨现代货币主义的唯一专著。

13. 见三卷本的<<英属印度史>>（一八一七年）。米尔在东印度公司的工作完全是遵照马尔萨斯和笛卡尔的理论，这一点可见他的<<政治经济学要素>>(一八二一年)一书。在一八一九至一八三六年期间，詹姆斯·米尔是英国政府印度政策的主要设计师，毫无疑问，他也是严格运用英国自由放任主义来大肆掠夺印度的元凶。

14. 马克思在好几个地方承认他受到大卫·乌尔夸特的影响，此人在这一时期与大英博物馆有关。他在大英博物馆的主要秘密活动是按照帕尔默斯顿（Palmerston）勋爵的政策方向协调马兹尼“青年欧洲”组织内的活动。他实际上是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大部时间和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初马克思的直接主管，这也与马克思是马兹尼信徒这一事实完全吻合。（正是马兹尼亲自出面召开伦敦会议成立了国际工人联合会，马克思也在应邀之列。当一八六九年左右决定抛弃马克思时，也是马兹尼的“青年欧洲”出面完成了这一任务。）大英博物馆也通过神学哲学家安妮·贝珊特（Anne Besant）的情人爱德华·艾夫林（Edward Aveling）博士这个无赖在马克思和他的女儿身上做文章，胡乱报导马克思准备把他的<<资本论>>第一卷献给查尔斯·达尔文。艾夫林的确向马克思建议过这样做，但是遭到马克思的断然拒绝。恩格斯在艾夫林大耍无赖被抓住时站出来为艾夫林说话，他当然比马克思更同情赫胥黎－达尔文之流。

15. 一七九一年。圆形全景监狱是为监禁奴隶劳动力而设计的监狱，堕落颓废的贵族斯巴达一定会喜欢它。希特勒的纳粹骄傲地标榜他们就是效法于斯巴达，根据边沁的建议建立了奴隶劳动力的集中营。挂在纳粹集中营大门上的标语就是“工作等于自由”，这一常用的口号完全吻合十九世纪英国自由放任主义鼓吹给予“劣等阶级” 的适当“自由”。

16. 在罗兹致马瑟当国王菲利浦的信中建议菲利浦与波斯帝国结盟，答应让菲利浦控制“波斯帝国的西部属国”，条件是他要按照信中以不同方式描述的“波斯模式”和 “寡头模式”来治理“属国”的内部事物。亚里斯多德的<<道德与政治>>对这种寡头政治的具体性质做了最详细的阐述。在古希腊，寡头模式指的是斯巴达、卡德缅·瑟布斯（Cadmian Thebes）和在德尔菲和德罗斯的阿波罗神庙的崇拜者（如霍卢斯、卢斯菲尔等人）。更为人所知的这类寡头帝国的史实是本书正文列举的例子。

17. 关键人物是威廉·佩蒂，谢尔伯恩家族的第二代伯爵，“谢尔伯恩勋爵”。从一七六三年开始，谢尔伯恩就是亚当斯密的主子，也是边沁的主子。他是代表东印度公司、巴林兄弟银行和政府的幕后操纵者小威廉·佩蒂等势力的主要政治人物。在美国革命之后几次险要逃脱叛国罪定罪的艾伦·布尔（Aaron Burr）是谢尔伯恩的一个代理人，这一点可见之于他创建曼哈顿银行并以之作为巴林兄弟银行的前哨。正是这些在若干叛国案例中与布尔有牵连的豪门望族把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带入美国。见安东·柴特金（Anton Chaitkin）所着的<<背叛美国>>（一九八四年）一书。

18. 大致在一二八五至一三四九年间。继承欧克汉姆衣钵的最著名的现代人是澳大利亚的非理性主义者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 1838-1916），他在科学界的成名是因为他对迈克斯·普朗克

（1858-1947）的不懈攻击，他对爱因斯坦（1879-1947）也有过一些影响。马赫学说最著名的付产品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尤其是弗洛伊德的所谓“心理玄学”。

19. 除了拉鲁旭和戈德曼所写的书而外，卡罗·怀特在一九八〇年出版的<<新黑世纪阴谋>>一书中探讨了边际使用价值理论的发展过程。

第八章

工资和人口

人口增长与财富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亨利·凯雷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八四〇年）的第三卷中探讨的问题。在本书的第四章中，我们简略探讨了国民收入统计中不可或缺的家庭人口统计数据的主要范畴。我们不想重复凯雷谈过的观点；我们只是集中精力探讨在技术进步条件下人口增长与纯工资收入增长之间的函数关系以及确定这些关系的原则。

在本章中特别标出的地方，我们对家庭成员进行了分类，这些分类结果如下：

前劳动力年龄组

劳动力年龄组

后劳动力年龄组
婴儿 劳动力 退休后第一个五年
六岁以下儿童 非劳动力 第二个五年
少年
第三个五年
青春期少年
第三个五年以上

圖一
级别

生产流程Production Flows

4

消费品市场篮

Consumer-Goods Market-Basket

资本货物市场蓝Capital-Goods Market Basket

3

中间产品市场蓝Intermediate Market-Basket

原料市场蓝

Raw Materials Market-Basket

2

农产品原料市场篮Agricultural Goods Raw Materials Market-Basket

工业产品原料市场篮Industrial Goods Raw Materials Market-Basket

1

自然资源保护市场篮Natural Resources Maintenance Market-Basket

图二

非生產性支出

经济方面开支

机构方面开支

无用开支

服务性行业-

科学、工程技术、教育、

医疗…

政府及非经济方面-

服务、行政、 警察、军队…

…

失业

生产¹行政

领导监管、生产管理…

非政府工作

其它服务 ²﹑销售、

金融、法律…

不需要的

金融高利贷、地租、

期货投机、犯罪、

不道德但合法的行为、

没有意义的奢侈…

1. 包括生产流程中的各个范畴，以及交通运输。
2. 没有具体列出的。

我们根据家庭中属于劳动力的成员的就业情况来区分家庭。我们注意到，进行这样的区分有一些含糊不清的地方，但是我们强调，劳动力就业的分布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使用一种前后一致的统计方法就可以解决这些含糊不清的情况。

在本章的同一地方，我们按劳动力中生产性就业人员的情况进一步细分家庭成员，生产人员的种类按实物生产流程反向推分（见图一）。我们从自然资源保护周期开始，这包括经济基础设施，它属于资本货物市场篮。

我们在图二中也对非生产性人员进行了细分。

我们只使用这三种人口范畴和数学函数的概念。我们必须根据原则说明在技术进步条件下必然出现哪种效果，在政策失误条件下又必然出现哪种情况。

我们首先要看这三大年龄组的比例，并把两年龄组交界的不同情况考虑进去。

随着社会在技术方面的进步，从学校毕业的年龄势必要不断提高，直到某一点。今天为培养技术合格劳动力的公立学校的毕业年龄（暂且不考虑在过去二十年中，尤其是自一九六七年以来公立学校的教学大纲和教师的质量均不断下降）一般在十六到十八岁左右。在这之后的专业技术学校的教育意味着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两岁。获得学院学士学位的年龄在二十一到二十二岁之间。获得四年制大学学位的年龄还要加大约四岁，四年制大学之后的专业教育，如医学和研究生，还要加四至六岁。

由于我们迄今为止所提到的原因，需要在各种教育机构度过的时间可以大大缩短，但在各毕业年龄受到的教育质量却不会降低。如果我们抛弃约翰·杜威的教育政策，抛弃那些追随他的“教育破坏者”的政策，恢复按照洪堡原则建立起来的古典教育体系，那么，高中毕业生的能力甚至会超过当今的大学学士。这种教育包括教授古希腊文化和今天的十年级学生学的一些外语，重点不是教代数，而是教综合几何学，但教学程度一样。让学生在高中毕业时就全面掌握复杂的数理物理学知识。今天，公立学校的大量时间都因为质量低劣的教学大纲、漏洞百出的教科书和教学能力江河日下的教师的憋脚备课计划而浪费掉了。如果对公立学校教育进行上面指出的那些必要的改革，其毕业生就可以学到现今大学二三年级学生的知识，由之而培养出的学生的学习能力也将远远超过当今大学的高年级学生。这意味着达到当今四年制大学水平所要求的全部教育可以缩短四年：大学教育缩短大约两年，研究生教育缩短二至三年。

知识的积累是通过不同而连续的阶段学习而实现的。但是，如果认为这种积累必须要完成一个阶段才能进入下一阶段，那就是错误的。对基本知识的掌握就表明知识面的扩大；在这样的情况下，知识的提高势必带来掌握某一程度知识的时间的缩短。对教学大纲的设计必须以这一原则为基础。

对此我们总结如下：（在一个十分有序的社会里）离开学校的年龄并不能无限制延长；它会“渐进地”达到一个最高年龄极限。总的说来，离开学校的年龄应该保持在十六到二十五岁之间，允许有一些少量的例外。不过，在这一离开学校年龄范围之间，要求的高中以上专业教育的水平将根据就业的需求而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假定上面提到的必要教育改革得以实现的话）：离开学校的年龄不变，但是随着技术进步对就业条件要求的改变，未来的技术进步必将把整个年轻人离开学校的年龄变到趋于二十五岁。

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多少到此为止，下面我们将转而讨论自原始狩猎－采集文化以来人口构成的年龄分布情况的变迁。

我们在追溯这一课题时必须考虑的主要问题是，技术进步的全部意义在于：人口中的成人劳动力必须能够抚养人口中的年轻人到离开学校的年龄（或者在落后社会中采用某种与之相当的年龄）。由于落后社会的生产力低下，预期寿命不高，儿童劳动力的出现就将成为必然。一方面，劳动力的生产能力的增加要求离开学校年龄（或者与之相当的指标）也随之提高。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劳动力生产能力的增加，离开学校的年龄也就不可能提高。

假定家庭的生育率一致，再假定家庭市场篮中用于养育学龄或学龄前成员的人平消费一致。把家庭每年必须用来养育婴儿、儿童和年轻人的市场篮做一比较，然后再把这些数据与社会中生产性劳动力对市场篮的人平贡献做一比较。说明一下：这里指的是每一家庭中的生产性劳动力人数。

将上述数据换算成把一个人养育成生产性劳动力中的新成员的总投资，以及把所有学龄和学龄前成员养育成生产性劳动力新成员的总投资。我们必须考虑所有新成员进入成年人的总成本。先计算把进入总劳动力中的所有成员养育成人的总成本，然后再计算把进入生产性劳动力的成员养育成人的总成本。养育出一个生产性劳动力对社会的效益是什么？我们必须要这样来看待问题，因为只有生产性劳动力才创造实物产出。

下一步是减去对实物产出的非生产性消费，还要减去生产实物中对实物产出的系统能消费，然后看看剩下实物的人平生产性劳动力的拥有量，以及每个家庭中的平均生产性劳动力人数。再从这一点出发，减去分配给家庭成人的年均实物市场篮。生产性劳动力必须要工作多少年才能够“偿还”把所有前劳动力成员养育成人的投资？

这样，让我们假定生产性劳动力的生产能力是恒定的，那么他们的“偿还”能力就取决于他们可以有效工作的年数。（即便是身体健康的人也有一个体力伸张的最大脉冲极限，这决定了他到一定高龄就失去了“偿还”能力。）我们应该明白，若要让美国经济保持现在认为的这种高生活标准，那么，在预期寿命达到七十到七十五岁时，总劳动力中必须有百分之五十的人是生产性劳动力。

如果我们把劳动力的退休年龄定为六十五岁，如果我们让工作人员在进入退休年龄时有良好的物质条件，那么，一个必然的结果是，在他们周围将还有一批六十六到六十九岁、七十到七十四岁、七十五到七十九岁、八十到岁的老人。因此，寿命增长的代价，就是要生产维持这些高龄老人的生活资料，还要生产养育小人到毕业离校的生活资料。这样，我们必须重新计算培养一个生产性人员的实际总成本。

要提高人口寿命，改善健康状况，以及创造其它必要的条件，都需要带来医疗费用和其它费用，所有这些都必须算成是生产实物的成本，这些实物产出将提供整个市场篮里的全部实物，承担上文蕴涵的那些非生产性开支项目。这大体可以确定出“必要工资收入或等值收入”。

如果工资或等值收入降低到这一必要水平之下，必然对我们模式中的人口特征带来影响。自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以来（1），把工资降低到必要水平之下的行径已经成为美国经济中的一种趋势，这导致了离开学校之前的小人和进入退休年龄的老人的生活质量的下降，与之同时，人平享受的医疗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也降低了。

一种下降是家庭生育率的下降。这无疑是减少家庭的实际平均工资而又不减少家庭成员的人平市场篮占有量的一种手法。加快退休人员与劳动力家庭的分离速度，把如此分离出来的退休人员的维生水平降低到人口的平均生活水平之下。一句话，降低成本一箭双雕：减少退休人员的收入，加速退休人员的死亡。这同时也加快了不到六十五岁人员的死亡，因为医疗服务的分配遵循所谓“成本－效益”的标准，这就是说：把这个病人在今后几年工作期间的纳税额和医疗保险费与治病成本作一比较，看究竟是否合算。

在这样一种解决过程的作用下，先是生育率的降低，然后是退休人员的安乐死，下一步就是人口中五十到六十五岁患有重病的人得以安乐死。

与之同时，另有一种发展趋势将进一步加快生育率的降低和直接或间接安乐死的增加。在一代人之内，生育率的减少也就意味着进入劳动力的人数降低。即使生育率不再进一步减少，已经发生的减少所带来的这一连锁反应将导致进入劳动力的二十至二十五岁年轻人的数量低于生育率第一次降低时的年轻人数量。如果生育率进一步降低，情况当然将更为糟糕。这就是自一九五七至一九五九年间经济衰退以来（如果我们可以大致定一个范围的话）美国人口和劳动力的发展趋势。

首先，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人口老龄化阶段：劳动力的人数相对于退休人员而言在不断减少，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尤其是技术熟练的生产性人员的平均年龄在不断增加。一般说来，生产性人员的年龄增长快于整个劳动力的平均数，这是因为总劳动力中生产性人员所占的百分比不断下降，而且新增劳动力中的技术熟练工人沦为失业或在不需要技术的劳动力密集行业不充分就业的百分比不断增长。按人口学家的话说，美国和其它一些所谓“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如英国这样的“前工业化国家”）在人口问题上正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比如，一百年后，德语可能成为“死亡语言”，美国也正在走这一条路。

我们必须再次强调，劳动力中生产性人员所占百分比的降低具有双重破坏力。如果我们把所有在今天应该找工作而且能够找到工作的人计算在内，美国大约有二千五百万失业人口。由于人们需要的实物必须由劳动力中的生产性人员生产，所以，就业劳动力中生产性人员所占比例的降低（这在一九八三年就降到大约百分之二十一），再加上本应加入就业劳动力队伍的二千五百万失业人员，就显现出最近十八年来维持人口生存的成本的膨胀。人口状况显示出其它一些方面的情况：最迟在一九八〇年初，或者可能还更早，在一九七二至一九七四年间，美国经济就进入了实物经济入不敷出的阶段。人口状况的变化揭示出这一情况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变化如此巨大。

就这一问题的积极一面而言，前面的讨论强调，充分满足劳动力中从事实物生产的生产性就业人员的人平必要工资或等值收入是十分重要的；所谓实物产出则要么是作为生产性人员家庭的市场篮出现，要么是作为向生产性人员家庭的消费资料市场篮中非生产性支出的偿付。与之同时，实物生产总利润中非生产性支出的增长速度必须控制在总利润的增长速度之下；当然，这需要把非生产性人员的消费资料市场篮的增长速度控制在生产性人员的消费资料增长速度之下。

如果没有技术上相应的迅速发展，没有劳动力生产能力（劳动力效益）的迅速提高，这是根本无法实现的。这就将把我们的讨论焦点从本章开头的第一个表转到第二个表。

就国民收入统计而言，

1）在家庭中人平必要工资加等值收入满足的条件下，

2）Ｓ／（Ｃ＋Ｖ）和Ｃ／Ｖ必须按其数学函数的相对速率同时增加。

3）这表明资本货物行业的就业人数与消费资料行业的就业人数的比例必须增加， 即（Ｓ’＋ｒＣ）的增加。在这里，ｒ代表通过技术进步而实现的资本货物生 产力的提高（这已在本书的前几章中作过详细阐述）。

4）不过，即便没有技术进步带来的人口结构特征的变化，没有人平市场篮中实物 数量和质量的增加，这也必须实现。

就图一而言，这需要生产性劳动力中从事原材料生产的人员所占的百分比降低，把相对减少下来的这部分劳动力转向资本货物生产或中间产品生产。这必须付出极大努力来消除非生产性支出中的无用支出，限制非生产性支出的机构的发展，限制非生产性支出中行政支出的增长。

与之同时，劳动力的绝对量必须增加。技术进步将加快实物生产和有关经济部门的劳动力分工。它的表现是劳动力的平均年龄降低，与之同时寿命和退休年龄提高。这当然要求提高生育率，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需要考虑，即将平均离校年龄在十六到二十五岁的基础上加以提高。这意味着培养一个新劳动力的社会成本增加，这反过来又会促进寿命的延长和退休年龄的逐步提高（最好是提供可自行决定的退休后就业机会，不强制工作人员放弃以前合同中确认的退休权力）。工资加等值收入的成本必须以这样的政策来确定。

就政府政策而言，这后一个问题涉及到税收政策。战后的多数时间里，美国政府通过其税收政策强行降低生育率。具体说来就是：纳税人家庭中因赡养人口的免税额的增长率远远低于实际通货膨胀率的增长速度，与之同时，对按不变美元计算的应纳税收入又课以高税（2）。这样，收入水平相当于技术熟练和半熟练生产性人员的家庭无力保持一定的生育率。从这一意义上说，数百万尚未出生的美国人在他们出生之前，甚至是在受孕之前，就因饿而死。

我们必须考虑纯工资加等值收入指标，不仅是看家庭的，而且还要看家庭中人平的纯工资加等值收入。我们首先要看现有人口的税后纯收入，然后看在正常生育率下同一家庭的税后纯收入。正常生育率代表的经济意义，要按本章提到的方式确定。这使我们能够确定必要家庭收入的参数。

正如我们在本书前些章节中以略微不同的方式阐明的情况一样，税收政策改革的总体方向必须是把唯利是图的收益课以重税，使其不能延续，同时减少家庭收入初始部分的税赋，并对用于提高实物产出的储蓄给予投资减税“激励”。减轻家庭收入税赋的最重要途径是提高家庭中每一赡养人口的免税额。在决定通过这些方式进行减税时，要考虑上面所说的必要的生育率。

现在，我们在讨论第二个表的同时，注意一下本章开头处提到的第三个表。从广义上说，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速度，与它科学活动的发展成正比：适当地使用更多和受过更好训练的科学家和有关专业人士来进行科学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发展为适合生产运用的技术。首先，技术进步速度要反映在每十万生产性人员中有多少是从事研究与发展工作的科学家和有关专业技术人士。美国现在应该达到劳动力的百分之五，其中包括用来协助专业人士的技术熟练的生产性人员。

这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政策问题：研究发展活动究竟如何与生产联系起来？我们已经具体阐述过技术进步将成正比地提高资本密集程度。我们强调，情况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技术进步将主要带来资本货物生产技术的发展（或者技术不变而数量增加）。这促使我们注意某些种类的资本货物，即用于生产资本货物的资本货物。总的说来，包括大型机床设备的大型资本货物生产部门及其高资本周转率，是整个经济高速运转和取得劳动力高效益的基础。一般说来，这些部门的生产应该具有优先地位。

我们还应该从另一角度，即从技术原则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研究与发展必须从两个方面引起机床生产部门的发展：一是机床本身的技术进步，二是这一机床生产的资本货物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即机床技术改善所必然带来的技术进步。

比如，让我们设想任何一种标准的现代机床，不管它是用于切削、打磨还是表面处理等等。让我们重新设计这一机床，使用原有的设计原理，所有功能都完全不变，只是用更复杂的激光来代替原有机床的某个关键功能。这一装置带来的技术进步全都位于那替代装置之中，虽然整个机床对“运交”这一替代装置也是必不可少的。

这一原理也体现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分工上。一个管道工，或者一个“蒸汽管修理工”，不使用任何新近的技术进步，但也参加技术先进设备的安装工作。由于这个管道工的工作对新技术的运行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他的工作是向整个生产过程运交先进的技术。同样道理，那些直接导致这些技术革新发生或在这之中起着基本作用的人也要在早餐时喝牛奶吃面包。虽然他们的早餐中并没含有任何带有基本技术变革的牛奶面包，但是这些牛奶面包对技术进步的实现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农民及其他人把牛奶面包送上早餐桌，也就是参与了某个工厂里技术进步的运交工作。工业产品能够提高农业劳动力的效益，如每公顷产量的增加，因此工业产品就是表现在农业劳动力效益上的技术进步，它将通过劳动力效益而反馈到经济中的工业部门，这种反馈将通过农业生产中劳动力效益来实现。正如亚力山大·汉密尔顿在向国会提交的“制造业报告”中谈到的那样，第二阶段的生产将把它的一些劳动力转到工业部门。

一个汽车修理工在同等条件下修理两辆毛病完全一样的汽车，但是根据汽车驾驶员和乘座人的相对使用价值可以看出，这位修理工对社会的贡献（即经济价值）并不一样。如果这辆汽车完全归一个无赖使用，那么修理工的劳动只能带来负经济价值。如果修理的车属于一个收入不高、技术不熟练、但却很关键的生产性人员，而且按照对技术进步的直接或间接贡献程度来看，他的家庭的贡献程度较大，那么修理工的劳动就具有经济价值。对贡献程度的判断，是看该生产性人员所处的生产过程，看他家庭中尚未离校成员将来成为生产性人员的未来作用。同样，如果汽车修理工所修的车负责运送受雇于金融投机、地租索取和期货投机的某个富人，那么他的工作也具有负经济价值。那个无赖和这个富人均属于非生产性支出中的同一范畴。收入来自于投机、卖淫、赌博等行业的家庭所消费的任何东西，都将转化为负经济价值，所以，生产这类实物的劳动也就转化为负经济价值。

像机床这样的实物是整个社会中劳动力社会分工的结果。按其生产过程判断的实物，是整个社会的人口学状况，即该社会的人口特征的结果。这些相互关系可以从处于某种生产过程中的产品回溯到家庭人口状况，而且这种回溯从含义上讲是可以衡量的。因此，社会中每一个人的活动，对整个社会的现在和今后都具有某种可以定量分析的普遍意义。这一定量值可以是正值、负值或零值，如果是正值或负值，那么还有一个值的大小。金融投机、赌博、犯罪、贩毒等等活动，是对整个社会的负存在，它的负值一般来说大致相当于它的社会收入。同样，以这种收入维生的家庭成员将给整个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带来相应的负值。从间接意义上讲，那些其社会活动就是散步流言蜚语、进行撒谎欺骗、像犹大那样背信弃义的人也是具有这样的负值。无论如何，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是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人。

从科学研究与发展的活动开始，我们必须仔细观察生产过程的每一个步骤，以确定究竟是在哪些步骤上技术的变化溶入了产品和该产品的应用之中。含有这种技术变化的机床必须能够传递这种变化的结果，其方式就是生产出含带改进技术的资本货物。借助于革新机床生产的资本货物和改造革新这一机床的活动，在技术上具有同样的数学定义和性质。对生产资本货物的就业人员也可进行同样的分析。如此追求和如此传播技术进步，最终将带来整个社会劳动力效益的提高，从而形成一个周期的结束。所以，按照经过高斯、黎曼等人改进的来布尼兹的技术定义（最少活动原则）来衡量，可定量分析的技术进步与劳动力生产能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有着一种可衡量的因果关系。

这就是拉鲁旭－黎曼方法的核心。

家庭的人口特征的变化以及劳动力分工结构的变化，是影响社会生产过程中负熵或熵的相对程度的直接因素。技术进步引起的社会劳动分工必然增加劳动的复杂性，这可以看做是生产过程中负熵自我发展的一个特点。

由之而得出的推论是：社会中各种活动的变化，必然代表着经济的上升或退化，因为社会结构的转变也等于是社会结构中负熵或熵的变化。如果我们看看一种税收政策、信贷政策或其它什么政策将带来什么样的就业结构变化和收入状况变化，我们也许能够确定这些政策本身究竟是对社会有利还是不利。

我们今天的任务（比如对美国来说），是找出采用这里所说的“科学驱动”政策之后家庭成员的社会活动。

1）百分之五的总劳动力从事科学研究与发展工作，他们的工作中心是：

a）掌握受 控热核聚变以及与之相关的高能通密度的组织等离子体技术；

b）开发高效、高 能通密度的相干辐射，如激光和“粒子束”；

c）探索生命过程的原理，这将带来生物学的彻底变革，完全改变化学的定义。研究与发展的各个领域的工作都必须反映出在这三方面取得的技术进步和基础设施科学知识。

2）尽快实现生产性人员占总劳动力至少百分之五十的目标。这必然提高人平消费市场篮的质量和数量而又不至于增加生产消费市场篮的生产性人员所占的百分比。生产性就业规模的扩大必须主要是资本货物生产队伍的扩大，在这之中，生产机床之类的资本货物的生产性人员所占的相对比例必须有较大的增加。从事二次加工工作的生产性人员占总劳动力的百分比必须有所下降。

3）工资政策和税收政策必须向上面指出的那些人口特征变化倾斜。这包括支持教育制度的改革，扶持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扩大发展，促进与古典的洪堡教育计划吻合的文化生活的发展。

4）必须支持资本货物大量向“发展中国家”和其它外国客户出口。这必然提高我们从国外所进口的商品中的劳动力效益，使我们机床工业和整个资本货物生产行业保持高速发展和高速资本周转。如果像第一点所说那样，从事科学研究发展工作的人员占总劳动力的百分比不低于百分之五，那么资本货物生产中资本周转率越高，美国经济的技术进步率就会越高。由于资本货物出口而加快的资本周转速度就会加快技术进步的速度，加快技术应用于资本货物生产的速度。

第八章注释

1. 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至十六日期间和之后不久，尼克松总统接受了以财政部长康纳利为首的一帮人向他兜售的一个计划。该计划又经过财政部副部长鲍尔·沃尔克（他从一九七九年九月起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从中调停，并得到国会中负责货币政策事务的民主党人的支持。（国务院则使用高压手段来获取对这些政策的支持。）在这一期间，尼克松的决定有两方面的效果：1）摧毁国际黄金储备货币体系，让世界堕入“浮动汇率”制的通胀螺旋之中，从而酿成现今这种国际债务危机；2）他开始（通过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二年间的紧缩开支计划）大幅度削减家庭纯工资，削减对实物生产的投资。主要是由于亨利·基辛格的活动而造成的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年之间的石油危机更是对之雪上加霜。

2. 经济学家和其他一些学者将之称为“通胀税利”。由于通货膨胀，按不变美元计算的人平赡养人口免税额就会降低，这也意味着对家庭总收入中很大的一部分征税。但是，由于货币工资必须随着通货膨胀而增长，纳税人也就进入了更高的收入纳税等级。因此，为了得到按不变美元计算的同等收入，纳税人税赋必须年年提高。这样，要按更高税率纳税的那部分家庭收入所占的百分比就将增加。所以。通货膨胀将自动提高家庭收入和其它收入的纳税额，而且税率也要增加，这就是“通胀税利 ”。

第九章

经济基础设施

由乌威·帕尔帕特－亨克领导的一批研究人员在研究美国战后经济基础设施投资时发现，在经济学中相关性最密切的统计数字是经济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1）。在经济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的大约十二个月之后，劳动生产率将发生相应的增加。如果把分别含有这两类数据的两张图重叠起来，把劳动生产率图的时间向前移十二个月，两条曲线就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总的说来，美国到六十年代中期都一直在不断增加改善基础设施的投资。在那之后，投资增长率降低了，尽管基础设施总投资额也在增加，但是其增长率不断下降。用于改善和维修基础设施的总投资额在一九六九年达到战后的颠峰。从那以后，用于改善和维修基础设施的开支甚至降到“平衡点”之下。今天，如果仅仅是把美国的基础设施状况恢复到一九七〇年的水平，至少需要花三万亿美元（按一九八三年美元计算）。

建造和维修基础设施历来是政府的责任。政府通过几种方式履行这一职责：1）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直接投资兴建和维修基础设施；2）兴办联邦和其它政府的经济实体（如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港口等等）；3）通过政策调控公用事业；4）通过政策调控从事州际和州内商业活动的私人企业，如运输和通讯事业。政府在这方面的责任主要是使用预算中政府的“开支与资本”拨款进行直接投资（即上面所说的第一种情况）。自一九七〇年以来，尤其是自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五年以来，政府在这些方面的开支迅速下降，如果加进官方估计的不变美元因素，情况还更为糟糕。真正的通货膨胀率还大大高于这些“出于政治考虑而加以调整的”官方估计；如果把它们考虑进去，那么，在这些基础设施维修保养方面的亏空可以最好地说明这一时期实际发生的基础设施衰落。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这个问题：基础设施衰落的代价如何在国民生产总值统计体系下的国民收入中得到反映？这些代价大多没有得到统计，被人忽略了。这意味着一九七一到一九八三年间美国的国内总产值（即增值）仅在这方面就虚报了三万亿（按不变美元计算）美元。（若要把纳税人和公用事业公司等机构在国民收入表中实际报告的基础设施萎缩的情况考虑进去，这一数字也许不会有这么高。）

这里的意思就是：如果把应该列为基础设施消耗和折旧的费用纳入公私机构的账册之中，那么在一九七一到一九八三年期间，政府和私人经济活动的总利润就严重夸大了，因为按一九八三年不变美元计算的基础设施赤字是三万亿美元！换句话说，这些没有报告的基础设施消耗和折旧费用应该列入一九七一至一九八三年这段时期资本货物和消费资料市场篮的生产成本。

大约在三十年前，一帮强盗控制了（位于新英格兰的）纽黑文铁路。他们削减铁路和铁路运输车辆的维修开支，从而使创造每一美元的铁路收入所付出的开支大大减少。由于这种资产掠夺行为而带来的一次性利润，从名义上增加了营业收入，改善了每单位资产的财政状况。在这一新的股价－收入比例的基础上，铁路的股票急剧上升。这帮强盗在可以获得最高资本增益的价位上抛售了他们持有的所有股票，留下一条千疮百孔的铁路。

这就是自一九六六年以来，尤其是自一九七一到一九七四年期间以来整个美国经济所遭到的掠夺。这并不是什么新玩意儿。杰·库克（Jay Cooke）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的破产和“硬币恢复法”的实施，就代表着这种掠夺的开始；对铁路的掠夺正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期间的主要特征。美国的一些大型财团正是在这一时期及其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形成的，其原因就是英国和其它一些外国势力采取这种方式对美国进行的掠夺。所以，我们说纽黑文铁路的掠夺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自一九六六年以来，尤其是自一九七一到一九七四年期间以来，这种掠夺的主要对象就是美国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七六三年，当时，亚当斯密与谢尔伯恩（Shelburne）爵士一同乘车长途旅行，他从谢尔伯恩那里接受了摧毁北美英属殖民地和有限自治政府的指示。从那以后一直到一八六三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中心的英国势力决心要毁掉美国。谢尔伯恩爵士这伙英国势力在实践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得到了身处讲英语的北美的一些人的合作，这就是托利党。这一托利党与阿龙·布尔（Aaron Burr）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离开了美国（不过其中一些人后来又回到美国）；另一部分构成了起“幕后指挥”作用的托利党人。这主要是与英国和荷兰东印度公司有联系的纽约和新泽西家族，以及其它一些地处新英格兰的家族，如罗素、卡波特（Cabot）、劳维尔（Lowell）、希金森（Higginson）、皮巴迪（Peabody）、佩尔金斯（Perkins）、库兴（Cushing）等人（2）。

这些家族支持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的雅各宾暴动，支持一八〇〇年和一八〇四年由布尔导演的旨在摧毁美国的阴谋。他们在一八〇七至一八〇八年间进行的分裂活动和在一八一二至一八一四年间进行的大规模叛国活动，都被当场抓获。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期间，这一通过家族联姻而密切串联一起的托利党分子，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贩卖非洲黑奴贸易的合伙人，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他们又成为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鸦片贸易的合伙人。这些家族勾结英国情报机构和瑞士及耶稣会士的势力，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就着手准备南北战争。他们在掀起废奴主义运动的同时，又在南北卡罗来纳州煽动奴隶主打出邦联旗号，进行分裂主义活动。正如民主党的“总统制造人”奥古斯特·贝尔蒙特（August Belmont）在其私人通信中承认的那样，他们的目的是把美国分裂为几个部分。

正是这些英国代理人的势力，从一七九六和一七九七年开始与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之类的英国情报机构人员密切合作，以图从内部摧毁美国（3）。正是这一帮人在美国国内大肆吹捧亚当斯密的<<原富论>>，成为从内部摧毁美国的主要力量。这些来自美国内部的势力控制了安德鲁·杰克逊总统、马丁·范比尔仑总统、詹姆斯·坡尔克总统（1845-1849）、富兰克林·皮尔斯总统（1853-1857）和詹姆斯·布坎兰总统（1857-1861）（4）。随着包括朱达·本杰明

（Judah Benjamin）（5）和路易斯安那·斯利德尔斯（Louisiana Slidells）在内的邦联分子的失败，这些受益于林肯总统（1861-1865）（6）暗杀身亡的家族在联邦军事占领期间开始大肆掠夺南部各州，从而大大增强了他们从东印度公司的非洲黑奴贸易和中国鸦片贸易（7）开始聚敛的财富。他们利用手中的财富，在以伦敦为中心的外国势力的合作下，导致了杰·库克（1821-

1905）的破产，后来又借助于“硬币恢复法”的通过（8），把美国推上破产的道路。他们在他们的工具特迪·罗斯福（9）和他们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10）的帮助下，推动“联邦储备法”的通过。他们控制了美国各主要大学、崇尚自由放任主义的各主要新闻媒体、主要的娱乐媒体和大多数书籍出版社。这些就是所谓“东部自由主义权势集团”，他们公开声称属于伦敦圆桌组织的美国分支，最初的名字是“国家公众联合会”，现在称为“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这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偶尔称呼为“经济皇家学派”的组织。他们有时也称作是“贵族”，而且还不时雇佣一些文人写书和文章吹嘘他们具有古罗马贵族的形像，具有“王族血统”，属于美国“贵族”社会的“家族”。按我们在上文给出的严格定义，他们是十足的“寡头”。

他们至今仍在努力破坏宪法规定的美国联邦共和体制。比如，前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副国务卿、纽约州长艾弗雷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的妻子帕米拉·邱吉尔·哈里曼（Pamela Churchill Harriman）就是她所资助的一派民主党人的后台，这派民主党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是推翻美国宪法，建立一种以英国为蓝本的议会体制。哈里曼家族基本上是本世纪美国的头号种族主义者；所谓“优生”运动一直到今天都是由哈里曼家族控制的。艾弗雷尔·哈里曼是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的早期支持者。在一九三二年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这一优生运动中心的一次聚会上，哈里曼家族伙同他人吹捧阿道夫·希特勒纳粹集团的纳粹式“种族清洗”理论，这些理论与哈里曼家族鼓吹的所谓“优生”理论（11）如出一辙。“什么是自由主义者？怎么‘自由主义者’不仅支持法西斯主义，而且还支持希特勒的种族清洗理论？”看看我们在本章前面介绍的十九世纪英国自由放任主义就一目了然了。

虽然这些家族按他们的寡头哲学世界观垄断了工业生产和金融市场，但是他们早就公开承认了他们是马尔萨斯主义者（即“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此之后，他们和他们的外国同党在一九六九至一九七〇年的秋冬期间炮制出“新马尔萨斯主义”。他们是把美国推向“后工业化社会”的主要国内力量。因此，我们不能欺骗我们自己，不要轻易地认为只要拿出证据证明美国经济基础设施的破坏将带来灾难性后果，就可以劝说他们认识到他们的错误。

人们时常做出一些努力来揭露这一“自由主义权势集团”的“阴谋”，揭露其政策影响的这种或那种特征。实际上，在这些政策的“实施”方面还存在着大量的阴谋。虽然有阴谋的存在，但是在本书作者看来，人们对这些阴谋的来龙去脉的解释大多是荒谬的；这些阴谋产生的根源完全就是贪婪，或与之类似的东西（12）。

“贵族家庭”的成员在我们国家中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社会阶层。他们把自己的子孙送入某些私立中小学和大学，在这些学校里，“名门望族”的后裔与身处同一学校的平民子弟各成体系。这一名门望族后裔的身份在学校里心照不宣，而正是这种认识决定着学校的实际政策。那些仅对这些“名门望族”后裔开放的俱乐部、兄弟会、秘密社团等组织也持有这种心照不宣的认识。这一认识还渗透到一系列经过核准的教堂之中，从而形成一些秘密教派。它也渗透到金融机构和一批特许律师事务所之中。这一心照不宣的认识通过“我们”和“他们”这两个具有寡头阶级意识的代词表达出来。这两个代词的全部含义就是：“我们”与“他们”之间，哲学世界观完全不同。

这一“自由主义权势集团”在美国国内发展的大约两个世纪之中，公众意识中的一些细末微节发生了一定变化，这些变化从外表上看似乎具有某些文化范式转变的特征。但是，基本的文化范式，即公众世界观中的基本特征，并没有发生变化。从外表上看，在行为方式、道德规范和具体政策上出现了一些“昙花一现”式的变化。这就是异化出来的一些亚文化模式，即寡头亚文化。这一异化出来的亚文化决定着绝大多数“名门望族”后裔的个人判断标准。正是这种由此而确定的固定意识，决定着这一阶级的个人和集体行为，尤其是决定着这一阶级在美国文化、社会、经济、法律和外交政策等问题上的行为。

所以，这一社会阶级强加在美国头上的政策变化并不是来源于阴谋诡计。所谓阴谋诡计只不过是一种手段，用于协调和实施该阶级元老们在当时所持有的哲学世界观。

“阴谋诡计”的作用显然比阶级的作用要低一级别。比如，像欧洲的寡头家族一样，自由主义权势集团家族也注意吸收可以利用的平民人才。在这方面的公开政策似乎是一种“直观”，它认为对“平民人才”应该要么是收买利用，要么是彻底摧毁。虽然我们在本书中所说的“平民人才”包括“可资利用的恶棍”，但是在这里我们指的是从事专业工作和高级管理工作的平民，再加上一两个“有用的”政客。最佳的平民人才是从经过核准的学校和大学等地方选拔合意的青少年。对有希望的年轻人进行挑选，对其名单进行反复筛选，然后把通过严格审查的这些潜在人才“修饰”培养为具有有用能力的人才。这种模式的培养方法实际上是效法了封建贵族宫廷的培养方法。

因此，在政府和私人机构的管理阶层中，那些有一定影响力的人都应或多或少地把他们的境遇归功于这些“贵族家族”。所谓阴谋正是产生于协调部署这些“ 人才”的过程之中。这些“有才干的”可怜鬼把他们的灵魂出卖给了魔鬼，只能是狂热地重复陈词滥调，在他们空空如也的大脑里没有自己的东西，只有其主子强加给他们的主子意志。这才是名符其实的阴谋诡计。一般说来，这些贵族家族都掩藏其后；他们只需要稍稍表示“对这事应该采取一些行动”，就可以掀起波澜。

对包括工业界领袖和政坛要人在内的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些家族的势力可以为他们“带来尊重”。就此而言，这些家族成为“非常令人尊敬”的家族。“没人会直接针对这些家族。没人会直接针对这些权势集团。”因此，按这些家族指示方向所制定的政策往往就成为国家的实际政策。

美国经济基础设施的崩溃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吗？是由于我们在这里所探讨的家族的作用吗？不错，多少正是如此。

就整个经济过程中基础设施所处的地位而言，我们可以在这里再次引入我们所假设的农工联合企业。除了那些仅仅用于满足家庭需要的基础设施而外，生产过程中的基础设施是一种资本投资，如水资源管理、交通运输、能源生产与传输、通讯设施、以及实物生产和分配所必不可少的城市基础设施。从家庭提供劳动力方面来看，现代城市工业体系的出现是为了便于实物的生产。家庭是对工业发展来说必不可少的“劳动力市场”；一个设计结构完美的城市中心，要适当地考虑劳动力上下班的流动和青少年上学放学的流动。

如要在下一个世纪里在月球和火星上发展城市中心，最重要的是看看地球城市中心的适当设计。这样做有两个目的。就小的、但并非不重要的一方面而言，采用这一标准将促使我们从头脑中清除那些我们所熟知的、根深蒂固的成见。我们最好不要思索如何在现有城市中心设计的基础上做什么改进，而是从头开始干起：城市－工业中心的设计原则应该是什么？就大的一方面而言，我们选择的这一标准意味着我们所使用的技术将决定未来三十到五十年的时间中城市的环境。这些技术将使星际飞行成为现实，这些技术将使我们得以在月球和火星上模拟地球的环境，这些技术将为生活工作在如此模拟的地球环境中的人提供动力、工具和生产生物物质。要设想这类城市所必要采取的设计方式和生活形式，我们必须看看采用同等技术在地球上建立同样的城市－工业中心将带来什么样的生活。

技术上可以出现变革，但是家庭的基本特征不会改变，否则将导致社会的毁灭。因此，技术上的变革必然要适应家庭内部功能的规律，适应家庭社会功能的规律，适应社区和整个社会中个体成员的社会功能的规律。所以，如果计划兴建一个新城市并在今天开始建设，如果该城市的规划适当地运用了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的那些技术，那么，只要维修得当，这一城市将在今后一百、两百或数百年里发挥作用。人们在家庭中生活，他们白天四处流动，向家庭提供货物和服务。家庭所需的最低实物空间等等参数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尽管那时家庭的平均文化水平相当于今天的二十五岁大学毕业生，但是最佳的家庭占有空间在整个文明史上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的变化，在今后几百年内也不会出现根本的变化。如上所述，即便考虑到今后三十到五十年内这些技术的作用，我们也可以说，城市规划人员和建筑师为设计可以生存一千年的城市所需要的所有参数在今天已为人们基本掌握。

在地球上建设城市也与在月球或火星上兴建城市一样，不是像今天那样首先在地上打地基建房子，而应该首先是建立一套共有基础设施。这是一个蜂巢型的结构，也许可以分为三层，人员、货物和服务的流动都是在地下进行。这一基础结构必须经久耐用，可以持续数个世纪。它必须是标准化的组合结构，可以根据技术的变化进行调整装配而又不至于改变整个基础结构。在这基础结构上建设起来的城市的中心应该是教育及有关的文化设施，其两翼应该是中央政府机构和有关的服务设施。城市的中心地区也许应该呈圆形（至少说从运动的实物时空函数角度讲应该是这样），工业设施分布在城市的郊外。城市的规模应该是恒定的，新增人口应该通过新建这样的城市来解决。城市与城市之间从功能上讲互相依赖，通过高速（磁悬浮技术？）运输干线来连接。每个城市的生活设施齐全，可以满足家庭生活的所有需要，不需改善也可以在许多世纪中发挥作用。

建设这样一个城市的初始家均成本也许很高。应该把这一家均成本看成是资本密集型经济的需要，同时考虑维持一个城市运转的主要开支。我们的目标是劳动力的效益，这将通过城市的经久不衰和低廉的维修成本来实现。

如果把劳动力中生产性人员的百分比提高到百分之五十，通过“科学动力”模式来实现劳动力的效益，这些新型城市将具备迎接未来世纪的能力，它们也必然优于需要改造维修的现有城市，因为这些城市的维修成本高昂，功能残缺不全。如果改造一个像纽约这样的衰亡城市，那么再好的方法也是维持其现有的棋盘分布状态，按照以上述最终结果为目标的总体规划在盘中的每一方块里兴建上面所说的那些基础设施。始终记住这一事实：在技术迅速发展（即劳动力效益）的条件下把劳动力中生产性人员所占的百分比提高一倍，意味着总劳动力的平均生产能力将提高一倍以上，意味着每一劳动力的承担能力将提高一倍以上。不要只是看到我们将要做的事情，而是要看到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这包括我们必须在今后几年内付出的三万亿美元基础设施维修费，如果我们不想衰亡在一片废墟之上的话。

水即生命。淡水对地球上的植物、动物和人的生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地球上生长的各种生物所需要的平均淡水量都是大家已知的参数。现有水面和地下淡水资源的供给和产出以及这些淡水的分配与再分配，决定着是否能把淡水提供给最需要的地方。这样的分配将增加每一平方公里的相对潜力。我们不仅要分配水资源，而且要生产淡水。利用受控热核聚变技术可以大大降低淡水生产成本。能源的生产和分配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这同样可以提高每一平方公里的相对潜力。运输和通讯的发展也是这样，可以提高人平实物产出。城市－工业基础设施的发展拥有最高的相对潜力。因此，发展和维修基础设施将提高相对潜在人口密度。这是称为经济基础设施的资本货物的总体意义。由之可以看出，基础设施的改善与生产力的提高密切相关。

第九章注释

1. 本书作者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纽约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具体指出用计算机进行经济预测所需要的先决条件。应用本书作者的预算方法的必要条件是黎曼一八五九年所写的论文。由于这一论文的重要性和它对等离子体物理学及有关科学的推动，发展与完善计算机预测方法成了<<主管策略评论>>这一新闻周刊和聚变能基金会的合作项目。本书作者提出了这一模式的具体要求，如用来制备国民收入统计数据的线性不等式系统，水力热动力函数的规格等等。<<主管策略评论>>编辑部中负责经济学与金融版面的编辑人员建立了数据库。由聚变能基金会研究主任乌威·帕尔帕特－亨克领导的一批人为计算机摸拟制定了数学规范原则。这两个机构共同进行了计算机程序编制和计算机运算工作。随着历史数据库的扩展而纳入十九世纪的数据，随着预测跨过国界而纳入外国的数据，这两个机构增加了一些计算机辅助的专题研究，通过这些专题研究得出的成果又加入到基本预测之中而形成新的内容。这里指出的结果是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二年间对历史上经济过程中各个部门的能通密度参数进行一系列研究的结果。

2. 一八六三年的数据所指的是由于阿尔伯特王子介入而在英国出现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俄国沙皇亚力山大二世宣布他与林肯总统军事结盟而带来的影响。俄国舰队被派遣进入纽约和旧金山的港口，并给伦敦的帕尔默斯顿爵士和罗素递交了一个强硬的警告：如果英国和拿破仑三世站在邦联一方发动军事干涉，那么俄国就将在欧洲制造战争。（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征服了墨西哥，扶持傀儡皇帝马克西米连·海普斯堡来屠杀和掠夺墨西哥人民。）英国放弃了它针对美国和墨西哥的军事冒险行动。除了英国和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建立的针对美国的联邦之外，英国基本上放弃了自一七六三年之后一直奉行的军事干预美国的政策。

本章中对自由派权势“家族”的大多数评论，都是基于第一材料，而这些材料大多来自于柴特金所着的<<背叛美国>>一书。

3. 约翰·罗宾逊爵士在美国的出名是因为他在一七九六至一七九七年间写的书<<阴谋的根源>>。这本充满骗局谎言的书由约翰·伯奇协会重新出版。从思想和最终归属看，这一协会本身就是十九世纪初卖身投靠的“埃塞克斯集团”的现代翻版。罗宾逊是英国秘密情报局的特务，他在写书之前在秘密情报局的俄国部门工作，当他写书和该书在美国出版之时，他在爱丁堡之外的地方行动。当时，该书的用意如下。谢尔伯恩爵士的东印度公司与瑞士和耶稣会的势力密切合作，支持法国的雅各宾运动。因此，瑞士的英国代理人后来成为杰弗逊内阁和麦迪逊内阁成员的阿尔伯特·盖拉廷（Albert Gallatin）在宾夕法尼亚州组织雅各宾暴动。为了掩盖英国操纵美国国内雅各宾运动的行径，为了在美国和其法国朋友之间打进一个楔子，罗宾逊写下了这本充满谎言的书，暗指卡诺特和拉斐叶应为这些干预活动负责。甚至连华盛顿也受骗上当了。后来，约翰·昆西·亚当斯和其他一些人发现了罗宾逊在书中的欺骗，逐向杰弗逊总统报告叛卖国家的中心人物正是罗宾逊的朋友。

4. 正为柴特金指出，（马萨诸塞州）纽伯里波特的卡勒布·库兴（Caleb Cushing）在以马萨诸塞州为基地的废奴主义首脑与查尔斯顿邦联分子之间穿来穿去，与他的邦联主义阴谋家们达成协议，为富兰克林·皮尔斯竞选总统摇旗呐喊：布坎南的竞选也是通过同样渠道完成的。

5. 朱达·本杰明与纽约的奥古斯特·贝尔蒙特一样，是英国在邦联内部的关键代理人。后来，本杰明恢复了英国国籍，并从伦敦筹建了三Ｋ党（一八六七年），并为之筹集了第一批经费。本杰明的政治生涯只有一个特征：从内部摧毁美国。欲深入了解他的精神活动，请参见他一八六八年所写的“论个人财产出售的规律”。

6. 暗杀林肯是英国秘密情报局与耶稣会（如苏拉特家族）共同策划的阴谋。间接证明表明战争部长斯坦顿有参与嫌疑，他把总统的个人卫队减少到一人，同时又在事件发生之时，这一卫士又被叫出总统包厢。暗杀之后的审判期间，调查活动受到压制。与事件相关的文件封存至今。

7. 导致林肯遭到暗杀的关键因素，是总统在一八六五年四月十一日，即被暗杀三天之前所做的最后一次公开讲演：“我们大家都认为，所谓分裂各州是因为与联邦关系不当。本界政府民事部门和军事部门在处理这些州问题上的唯一目标，是让它们重新回到与联邦保持一种适当而可行的关系上来。我相信，这不仅可能，而且，如果我们不管，甚至根本不想这些州是否曾经脱离过联邦，那么做到这一点将更为容易。只要看到它们安全回家就行，至于它们是否曾经出国就无关紧要了。让我们共同努力，采取必要的步骤，在这些州与联邦之间恢复适当可行的相互关系。让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从今以后，在共同行动的同时，真诚地保留自己的观点，无论他认为这些州是被带回联邦，还是认为这些州从未脱离过联邦，而他则只不过提供了一些帮助。（<<林肯选集>>）第八卷，纽布朗斯维克版，一九五三年，第四百零三页。）

当时林肯的第二任期才刚刚开始。只要他活着，那么投机冒险家在战后对南部占领各州的掠夺就不会发生。

8.

见塞利斯伯里关于“硬币恢复法”的著作。

9.

关于西奥多·罗斯福的亲英和亲邦联思想，可参见柴特金<<背叛美国>>一书。

10.

科罗内尔·豪斯（Colonel House）与(E.H. Harriman)哈里曼的关系与威尔逊的事情有关。西奥多·罗斯福以第三党侯选人参选，他故意输给威尔逊，以保证“联邦储备法”的通过和美国在一场世界大战中站在英国一方反对德国。

11. 梅尔文·克仑内茨基在一九八二年竞选纽约州国会参议员的竞选班子公布材料，揭露了有关哈里曼的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背景，以及莫里汉参议员支持哈里曼种族主义的行径。参见柴特金<<背叛美国>>一书。

12.

这一常规也有一些例外。卡罗尔·奎格利（Carroll Quigley）的<<悲剧与希望>>一书表明，一个作家至少可以感觉到事情将如何发展。同时也有一些详尽而坦诚的承认，如玛丽琳·费尔吉森

（Marilyn Furguson）的<<自由与博爱阴谋>>。参见卡罗·怀特的<<新黑暗世纪阴谋>>一书。

第十章

简论通货膨胀

初一看，所谓通货膨胀有两个含义：成本上涨和货币膨胀。前一个含义指的是实物生产过程之内成本的上升，后一个含义指的是与生产成本变化无关的物价上涨。

如果我们假定在假设的农工联合企业中劳动力的社会构成比例不变，但实物价格上升，这就是典型的货币膨胀。如果价格的上涨低于由于劳动力结构变化带来的实物生产成本的上升，那么这就是典型的成本上升。

实际上，在真实世界中并没有这种孤立存在的“纯粹型”膨胀。在真实世界中，货币膨胀会带来成本上升，而成本上升又会带来货币膨胀，或者带来萧条引起的消胀。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在本书前些章节中提到的一点，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这一点。

进入流通的货币或代用货币（如可换成货币的票据，以支付款为形式的信贷等）无论往哪里流动，最终都要成为索取有形财产或劳务的凭证。比如，从金融投机或地租账中取出的钱是无用的非生产性开支。它流入某个人手中，应该是换不到任何东西。在这里没有“交换”，只有索取。以生产和分配的实物或劳务来偿还这类索取，实际上是加在所有实物价格上的税。成本当然要随之增加，成本的增加又会促进价格的增加。这样，经济对总产出的支付就高于其实际成本，但并没有得到任何实惠。这就是通货膨胀。当然，总是有人得到这一多支付的钱，然后以之作为在某一地方索取有形财产或劳务的凭据。

不错，它也有可能作为进一步的金融投机和地租的形式而再次进入流通。就像癌症一样，投机行为逐渐扩散到经济的许多领域，从经济中榨取越来越多的货币收入。这将抑制对实物及服务的购买：随着这一癌症的扩散，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就势必是唯一的结果。处于投机商手中的货币还继续增加，使经济中流入投机活动的总货币量不断增多。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

地租中的泡沫也许就是由这些投机商造成的。随着地租增加，房租提高。在由投资－收益比决定的房地产市场中，建筑物的地价飙升。由于无法承受如此增加的地租，工业厂家被迫迁走。中等收入家庭也被迫迁走，留下穷人和一些富人住在城市中心。在这些地区，工资的成本急剧上升，原因是房租中的地租急剧上升。工业厂家的迁移加快，其员工的迁移也随之加快。城市工业中只剩下那些雇佣穷人的高利润产业。

用于投机活动的货币越来越多地购买经济的所有权，从事投机活动和受雇于投机企业的家庭消耗越来越多的实物和属于经济范畴的非生产性开支。这样，经济中的社会和生产结构就改变了。国民收入统计的组成结构也随之改变。这时，通货膨胀的形式就是成本上升。

有一些人散布谣言说“发展速度太快会带来通货膨胀”，他们也许还可以画一些图表来支持它们的论点。但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诚然，如果投机（以及其它无用的非生产性开支）这一癌症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它所持有的货币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其它部门的增长速度，那么增多的货币将主要流入无用的非生产性部门，而不是流入经济的其它部门。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下刺激经济增长，必然带来更大的通货膨胀。

让我们想象有这样一帮杀人犯，他们在连接两个城镇的路上烧杀掳掠，沿着这一路线抢劫和屠杀路上的行人。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一个专家声称，他有统计数据证明这两个城镇死亡率的增加是因为两城镇之间的旅行，那么我们又能对之说什么呢？

控制通货膨胀的办法是：

1）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实物产出。

2）让新增的货币供给只能以贷款的形式流向我们在前几章里提到的那些适宜的投 资部门。

3）对投机及无用的非生产性开支课以重税，使之无法生存。

关于作者

林登·拉鲁旭一九二二年九月八日生于新罕布什尔州的罗彻斯特。二战期间，他在中缅战场服役。完成兵役后，他于一九四七年结束在波士顿东北大学的学习而开始从事管理咨询工作。

一九五二年以后，拉鲁旭深入研究了伯纳德·黎曼和乔治·坎特的数理物理学。他认为，他在经济学领域的基本发现，其中包括定量分析技术进步与实物经济增长关系的拉鲁旭－黎曼方法，均来自于他在这方面的研究。

一九七四年，拉鲁旭创办了一个国际新闻服务机构，并由该机构出版发行<<主管策略评论>>周刊和其它一些专题报告。拉鲁旭有许多著作，如<<辩证经济学>>（一九七四年），<<理性的力量>>（一九七六年），<<帝国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的最后阶段>>（一九七四年），<<增长无极限>>（一九八四年），<<你想真正掌握经济学吗？>>（一九八四年）（该书也以西班牙文、俄文、乌克兰文、波兰文和德文出版），<<理性的力量：1988>>（一九八八年），<<常识之辨>>（一九九〇年）和<<基督教经济科学>>（一九九一年）。

拉鲁旭是聚变能基金会（一九七四年）、生命俱乐部（一九八二年）和席勒学会（一九八四年）的创始人。一九九四年，他当选为莫斯科全俄生态科学院院士。

拉鲁旭在一九七六年以美国劳工党侯选人身份竞选总统，目的是重新振兴亨利·克雷和林肯总统的辉格党传统。他是一九八〇年全国民主党政策委员会（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创始人。在民主党内一些重要党员的支持下，他以民主党人的身份在一九八〇年、一九八四年、一九八八年和一九九二年竞选总统。一九九〇年，他还是弗吉尼亚州第十选区联邦众议员的民主党侯选人。

拉鲁旭是里根政府反弹道导弹防御政策的精神之父．这一政策由里根总统在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以“战略防御倡议”的名义宣布。他建议成立一个国际开发银行以作为全球债务重组的中央机构。由于这建议，他的名字为整个发展中世界所熟知。他还提出了一系列发展计划，如印度的冈吉斯－布拉玛富特拉河谷开发计划，亚洲的湄公河三角州计划，中国的南北运河计划，东欧生产三角区计划，以及连接欧亚大陆、中东和世界许多地区的新丝绸之路铁路计划。

一九八七年，拉鲁旭先生和六位同事被布什政府投进联邦监狱。拉鲁旭先生作为布什的政治囚犯，被监禁在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的联邦监狱中达五年之久。到一九九五年十月，他的五位同事仍然在政治诬陷的罪名之下，关在弗吉尼亚州的监狱里。全世界有数千位仪员、外交家、社区领袖和神职人员呼吁克林顿政府为拉鲁旭平反昭雪。

拉鲁旭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与德国政治领袖黑尔加·泽普结婚。拉鲁旭夫人也是生命俱乐部和席勒学会的创始人。 [So You Wish To Learn All About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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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真正掌握經濟學嗎？》 基礎數理經濟學教科書

目錄

前言 …………………………………………………………………………………. 3

序言 …………………………………………………………………………………. 4

第二版前言 ………………………………………………………………………..

第一章: 來布尼茲的經濟學思想 ……………………………………….. 9

第二章: 相對潛在人口密度 ………………………………………………..18

第三章: 政治經濟學中的熱力學原理 ………………………………… 24

第四章: 經濟價值的定義 ………………………………………………….. 35

第五章: 技術是如何產生的 ………………………………………………. 45

第六章: 功與能 ………………………………………………………………… 54

第七章: 談談貨幣理論 ……………………………………………………… 57

第八章: 工資和人口 …………………………………………………………. 66

第九章: 經濟基礎設施 ……………………………………………………… 73

第十章: 簡論通貨膨脹 ……………………………………………………… 80

作者簡介 ………………………………………………………………………….. 82

前言

本書有兩個互不相同但卻互有聯繫的作用。一方面﹐這是一本當之無愧的大學教科書﹐它從現代數理經濟學的角度闡述了國民經濟政策的制定問題﹐ 揭露了計量經濟學﹑運籌論和系統分析論為什麼婁婁失敗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由於本書探討的是像美國這樣的民族國家政府的政策制定問題﹐它也可以作為政府官員和政府的主要顧問們在這些問題上的行動手冊。

由於作者目前正在角逐一九八四年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如果他被選為總統﹐或者他在這一政策領域對總統有極大影響﹐本書的內容將是表明美國政策走向的絕好風向標。正是由於這一意義以及這一意義所帶來的明顯結果﹐我們曾有選擇地向一些適宜的讀者散髮過最初的複印稿。

一九八四年二月

序言

林登‧拉魯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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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一家國際專業週刊<<主管策略評論>>的首席執行官。該雜誌對美國經濟的季度預測是經濟學史上最為準確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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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經濟學的最早論述見于猶太人的基督教著作<<創世紀>>。在<<創世紀>>中﹐人被告知說他只能通過每天的勞動而生存下來。他還接受神的指示要富有成果﹐增加人口﹐遍布地球﹐戰勝自然界的所有產物和物體。最佳的忠告是﹕不按這些指示做事的社會都不會持久。

經濟科學是一門近代的科學。按照嚴格的現代科學意義來說﹐第一個經濟科學家是歌特弗萊德‧來布尼茲﹐他也是第一個提出微分數學的人（1）。他對現代科學涉獵之廣﹐就是當今的大多數大學生也無法全部列舉他所涉獵的所有學科（2）。開創經濟科學的想法並不是始于來布尼茲﹐達芬奇的機器設計理論和其它一些例子表明﹐在十五世紀末期就已經有很多人在探索經濟科學。到十七世紀初﹐這方面的研究通常稱為財政學。實際上到十九世紀初﹐德國的一些大學仍在財政學課程中教授來布尼茲的經濟科學原理﹔在它們的教學大綱中﹐來布尼茲的經濟學列在實物經濟學項下。

來布尼茲對經濟科學的發展始于他一六七一年發表的一篇論述生產性勞動力的必要成本和工資的論文﹐題目是“社會與經濟”。他後來又集中研究了熱動力機器的原理﹐並在此基礎上提出“功”與“能”的概念﹐物理科學正是在他之後引入了這兩個名詞。他也是在對熱動力機器的研究中﹐為“技術”一詞下了定義。

十八世紀期間﹐來布尼茲的經濟科學思想風靡歐洲許多地方﹐並影響到美國本杰明‧富蘭克林週圍的人。來布尼茲在就任沙皇彼得一世的顧問期間﹐制定了一套開發俄國礦山發展俄國工業的綜合計劃﹔在這一政策遭到扭轉的十八世紀末之前﹐俄國的工業產出一直高于英國。直到十九世紀初﹐德國的大多數有名科學家都是經過以來布尼茲思想為基礎的技術學校和大學的培養。在法國﹐來布尼茲的科學為遵從奧拉托利會教學秩序的人士所接受﹐並且成為一七九四年在富蘭克林的前合作者拉扎爾‧卡諾特（Lazare Carnot）領導下建立的法國巴黎工科學校的基礎。

從一七九一年到大約一八三○年這段時期中﹐來布尼茲的經濟學思想在世界上被稱為“美國政治經濟體系”﹐這是因為美國財政部長亞力山大‧漢密爾頓在一七九一年向國會提交的題為“製造業報告”中創造了這一名稱。一八一二年戰爭結束之後﹐卡諾特和拉斐葉（Marquis de Lafayette）手下的人與美國領導人密切合作﹐其渠道是拉斐葉的法國共濟會在美國軍方的組織“辛辛那提協會”。在富蘭克林和漢密爾頓的親密合作者﹑ 費城的出版商馬修‧凱雷（Mathew Carey）領導下﹐漢密爾頓的經濟政策重新佔有上風﹐把美國的經濟從當時那種嚴重衰退中拯救出來。拉斐葉向凱雷介紹了一位德國經濟學家弗裡德裡奇‧李斯特（Friedrich List）﹔李斯特後來組建了德國海關聯盟﹐從而保障了十九世紀德國的工業發展。十九世紀中葉美國的權威經濟學家是馬修‧凱雷的兒子亨利‧凱雷

（Henry Carey）。亨利‧克雷（Henry Clay）及其輝格黨主張採用以漢密爾頓－凱雷－李斯特的美國體系為基礎的經濟政策﹐來自克雷－凱雷輝格黨的美國總統林肯也是這一主張。大約在一八六八年 ﹐美國體系開始作為一種政策取向引入日本。這部份是由於與亨利‧凱雷關係密切的經濟學家佩興‧史密斯（E. Peshine Smith）﹐史密斯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大部份時間中是日本明治維新的經濟顧問﹐正是明治維新為日本成為現代工業大國奠定了基礎。

大約在與來布尼茲開創經濟科學的同一時期﹐耶穌會士及其受訓人員開始提出一套與之相對的學說。受過耶穌會培訓的倫敦皇家學會頭目和十八世紀末英國銀行業頭目威廉‧佩蒂（William Petty）就是這方面的英國帶頭羊。亨利七世之後的早期英國經濟思想屬於財政學範疇﹐與十七世紀末法國讓－巴普蒂斯特‧科爾伯特（Jean Baptiste Colbert）的經濟政策屬同一取向。在法國﹐耶穌會士根據他們對中國經濟的研究直接炮製了後來稱為“重農主義”的理論﹔奎斯納（Quesnay）博士就是這方面的開山鼻祖。英國﹑法國和世界其它地方的耶穌會政治經濟學都集中力量攻擊科爾伯特的思想。

正式的英國政治經濟學始于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亞當斯密在這方面的工作從他追隨大衛‧休謨（David Hume）就開始了。在十八世紀五十年代﹐亞當斯密就在格拉斯勾大學講授休謨的哲學﹐在此期間﹐他于一七五九年寫下了<<道德情感論>>一書。一七六三年﹐亞當斯密得到威廉‧佩蒂的直接傳人謝爾伯恩（Shelburne）爵士的青徠﹐在一次著名的同車旅行中（3）﹐謝爾伯恩指示亞當斯密制定一個計劃﹐目的是同時破壞法國和英屬北美殖民地的經濟。該計劃的主要內容後來都寫進了<<國富論>。亞當斯密在法國和瑞士的游學﹐主要是得到了奎斯納博士及其盟友的支持。

在亞當斯密之後﹐最著名的英國政治經濟學家是邊沁（Jeremy Bentham）。邊沁也是謝爾伯恩爵士的徒弟﹐他一七八九年的<<道德與立法原則>>和一七八七年的<<利益至上之辯>>這兩本書﹐是邊沁對政治經濟學的最直接論述。在邊沁時代﹐英國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和教學的主要基地是設在黑利伯立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培訓中心﹐邊沁本人與這一中心關係密切。該中心還培養出托馬斯‧馬爾薩斯﹑笛卡爾﹑詹姆斯‧米爾（James Mill）和約翰‧斯圖華特‧米爾（John Stuart Mill）。謝爾伯恩爵士是當時英國東印度公司利益的主要政治代表﹐他與喬治三世達成協議﹐同意讓東印度公司在該公司自己的巴林銀行幫助下接管英格蘭政府 ﹔其結果就是以威廉‧皮特

(William Pitt）首相為代表的政府長期成為謝爾伯恩的傀儡（4）。

在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之後﹐或者說緊接會議之後的一段時期中﹐世界上直接對抗的兩大政治經濟體系是美國體系和英國東印度公司體系。在美國﹐一直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美國體系始終是輝格黨﹑民主黨中的輝格派和共和黨的政策﹐而新英格蘭廢奴主義者﹑紐約金融權勢集團﹑邦聯運動的領袖﹑杰克遜總統﹑范比爾侖總統﹑坡爾克總統﹑皮爾斯總統﹑布坎南總統﹑以及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期間民主黨的總統製造人﹑紐約的奧古斯特‧貝爾蒙特（August Belmont）則是採取英國體系。隨着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到後期美國“硬幣恢復法”的實施﹐美國政府遭致破產﹐從而引起一場深刻而持久的經濟衰退﹐社會動蕩不安﹐金融恐慌不斷﹐直到一九○七年產生大恐慌﹐導致聯邦儲備委員會的建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建立和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的當選﹐美國被完全納入英國體系。與之同時﹐美國“硬幣恢復法”破壞了美國的貨幣體系﹐使世界上的金融經濟實力的平衡向英國傾斜﹐最終讓英國的金本位制控制了世界貿易。倫敦與荷蘭﹑ 瑞士和威尼斯堅諾阿銀行勢力一道﹐建立了英國政治經濟體系在世界的實際統治地位。

由於這些歷史原因﹐當今世界上大學裡教授的經濟學要麼是英國的政治經濟體系﹐要麼是從這一體系中衍生出的某種變種。這也包括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雖然卡爾‧馬克思是鳩色普‧馬茲尼

(Giuseppe Mazzini）“青年歐洲”的產物﹐他的思想完全來自于重農主義和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理論。馬克思曾經極力抨擊弗裡德裡奇‧李斯特和亨利‧凱雷﹐為東印度公司的理論百般辯護（5）。如果把英國體系與美國體系加以比較﹐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可以說是英國政治經濟體系的一個分支。今天﹐雖然許多大學都在其經濟學教學大綱中納入了馬克思的經濟學﹐但在這些教學大綱中卻見不到來布尼茲﹑查普臺爾（Chaptal）﹑費利爾（Ferrier）﹑都品（Dupin）等人的早期財政學著述﹐也見不到漢密爾頓﹑凱雷父子和李斯特的經濟學思想。這些英國體系的反對者在某種程度上被完全屏蔽起來﹐以至許多專業經濟學家根本就不知道這些十六﹑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紀的經濟學家的名字﹐根本就不了解來布尼茲的經濟科學思想。

英國的政治經濟體系已經在許多公開出版物中遭到批駮﹐遭到凱雷父子﹑李斯特﹑佩興‧史密斯和本書作者（6）的批駮﹐所以﹐我們在這裡不再重複。我們的目的是從正面介紹經濟科學的基本知識﹐這一任務允許我們棄而不談英國體系及其變種。做出上面的評論﹐是為了引出我們在下面將要探討的問題。

序言註釋

1. 來布尼茲的微分數學書稿在一六七六年就送交一家巴黎的印刷商﹐這比牛頓的微分數學的出現幾乎早了十二年。而且﹐正如來布尼茲在他<<數學起源>>一書和來布尼茲－克拉克通信中所說﹐牛頓的流數理論實際上並不是一種微分數學。開普勒對微分數學的發展制定了一些具體原則。運用來布尼茲方法來解決這一具體問題的工作﹐主要是由布雷斯‧帕斯卡爾（Blaise Pascal）完成的﹔他提出了微分數論﹐從幾何原理中推導出微分數列。帕斯卡爾對微分數列的研究與來布尼茲本人早先對這一數列的研究交叉﹐正是他們兩人的努力﹐直接導致了微分數學的形成。由於牛頓的理論滿足不了這些要求﹐人們拋棄了牛頓方法而使用來布尼茲方法。

2. 來布尼茲手稿檔案中大約還有十萬頁至今沒有被人研究過﹐這裡麵包含有來布尼茲對各個科學學科程度不同的涉獵。

3.

亞當斯密家史上記載有這次同車旅行。

4.

謝爾伯恩本人不能佔取這一職位﹐因為他與耶穌會士的關係為英國新教徒所熟知。

5. 雖然馬克思大量抄襲了李斯特和亨利‧凱雷的著作﹐但他和恩格斯都把這些抄襲說成是他們自己的發現。“勞動能力”這一概念最初是由來布尼茲提出的﹐漢密爾頓在他一七九一年的“製造業報告”把這一概念定義為“勞動生產能力的提高”。在這份報告中﹐漢密爾頓還駁斥了圖爾戈特

（Turgot）在<<反射論>>一書中提出的重農主義和其它理論。亞當斯密<<國富論>>的很多觀點就是抄自<<反射論>>。李斯特著作的中心思想是這一勞動能力的概念﹐而馬克思正是攻擊這一點。亨利‧凱雷在他一八三七年版的<<政治經濟原理>>一書中詳細闡述了勞動社會分工問題﹐馬克思後來在讀到這方面著作時對之加以攻擊。但是﹐馬克思把他的剽竊改頭換面而成他自己的英國體系﹐而這實際上是亞當斯密﹑笛卡爾和奎斯納思想的大雜燴。

6. 馬修‧凱雷﹐“費城協會演講”﹐一八一九年﹔弗裡德裡奇‧李斯特﹐<<國家政治經濟體系>>﹐一八四四年﹔亨利‧凱雷 ﹐<<政治經濟原理>>﹐一八四○年﹔佩興‧史密斯﹐<<政治經濟學手稿>>﹐一八五三年。還可參見林登‧拉魯旭和戴維‧戈德曼（David Goldman）﹐<<米爾頓‧弗裡德曼的骯髒史>>﹐紐約﹐一九八○年。

第二版前言

當經濟學家林登‧拉魯旭關於經濟學的教科書在十一年前第一次出版的時候﹐其目的是正面介紹經濟科學的基本知識﹐這與專業經濟學家所說的“沉悶的科學 ”形成鮮明的對照。當時﹐美國政府剛剛開始發表關於美國經濟的官方數據﹐虛報浮誇現象極為嚴重﹐季度與季度之間差別極大。在這些政府機構公佈的金融增值估計的基礎上﹐不再可能進行任何有意義的經濟統計分析和經濟預測。因此﹐即便在當時﹐也必須在所有經濟分析中首先是集中直接地分析經濟過程中非金融形式的純實物產出﹐把金融支出只是作為實物經濟的一種附屬品。該書介紹了對實物經濟過程進行分析的方法。

在一九八四年美國總統競選中間﹐拉魯旭出現在十多個半小時的電視競選廣告之中﹐該書的英文版第一次以全書的形式在美國發行。在這一年中﹐該書的西班牙文版也得以出版﹐當時這主要是為了滿足在一九八二年拉美債務危機期間拉魯旭影響驟增而出現的對該書的需求。

在八十年代的後半階段﹐尤其是在金融寡頭集團對拉魯旭及其運動大打法律仗時期﹐該書脫銷了。拉魯旭本人作為布什政府的政治囚犯在聯邦監獄中服刑五年 ﹐在此期間﹐他把注意力轉向基本科學方法的著述上﹐這些方法在某些方面含有本書中的一些論述。尤其是由席勒學會一九九一年發表的<<基督教經濟科學>>一書﹐以及在<<菲德利奧>>雜誌上發表的其它監獄中的著述和一系列關於哲學的思想方法﹐為了解經濟科學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礎。

但在一九九○年﹐一個事件的出現使人們開始重新重視本書。在柏林牆倒塌之時﹐拉魯旭在監獄中提出了一個名為“生產性三角區”的宏偉規劃﹐這一規劃設想把巴黎﹑柏林和維也納之間的三角區發展成為先是東歐爾後是世界的經濟發展火車頭。這一規劃將集中發展鐵路走廊和其它基礎設施﹐為政府內外的許多人提供了一幅清楚而吸引人的圖畫﹐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像英國撒切爾和前總統布什之類的自由市場吹鼓手所實施的大規模破壞計劃恰成鮮明的對照。

這一規劃的傳播引起了人們對其設計師﹑經濟學家拉魯旭的理論背景的興趣。這也使拉魯旭的經濟學著作得到再版﹐首先就是一九九三年一月俄文版的出版。爾後﹐<<你想真正掌握經濟學嗎?>>這本書被翻譯成波蘭文﹑烏克蘭文和亞美尼亞文出版。

與一九八四年時的美國不一樣﹐拉魯旭這本著作的這些東歐文本主要是在這些東歐國家的知識階層和政府官員中流傳﹐並且成了政治辯論的主要議題。拉魯旭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自由貿易的批駮得到前蘇聯新聞媒體和學術雜誌的廣泛報導﹐其程度遠遠超過美國和西方國家。一九九三年秋天﹐拉魯旭本人由於他在經濟學方面的獨特建樹而成為全俄生態科學院通訊院士。一九九四年春天﹐他被選為該科學院的正式院士。

一九九四年四月﹐拉魯旭及夫人應邀訪問莫斯科﹐與政府官員和科學家們進行了一系列討論。自那以後﹐拉魯旭關於從廢墟中拯救俄國經濟的思想越來越引人注目﹐以至於安排他在今年二月底就他的經濟思想向國家杜馬的經濟委員會作證。

拉魯旭及其助手在<<主管策略評論>>雜誌和其它地方預測到世界金融體系將不可避免地遭到崩潰。尤其是七十年代後期以來﹐ 他的預測結果提高了這一經濟學家在世界其它地方的知名度。在最近的比索貶值和拉美金融危機中﹐拉魯旭的經濟分析經常出現在該大陸媒體的金融版面之上。即便是在美國﹐非法的政治迫害高懸拉魯旭頭上﹐這位經濟學家從一九九三年初以來就衍生金融商品投機的危險所提出的警告還是博得了人們微弱的承認﹐認為“拉魯旭是正確的。”

所有這些情況使我們這些在<<主管策略評論>>工作的人認識到﹕由於瀕臨破產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國經濟和世界經濟在今後數年數月內必然崩潰﹔拉魯旭一九八四年的這部知識性著作現在應該予以再版﹐以滿足那些認真考慮挽救美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人的需要。

經濟的真正復甦﹐要求我們只能根據實物經濟原理出發﹐讓金融貨幣體系完全納入實物經濟的範疇。不幸的是﹐這本書是當今世界上介紹實物經濟基本原理的唯一材料。

主管策略評論 (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編輯部

一九九五年三月九日

第一章

來布尼茲的經濟學思想

熱力驅動機械的主要特徵﹐是隨着作用在這些機械上的動力的增加﹐操作人員完成工作的能力也將提高。歌德弗萊德‧來布尼茲（1646-1716）通過對這一互動關係的研究﹐揭示了物理科學中“動力”﹑“作功”與“技術”的概念。

實物經濟學的實質﹐就是研究這一互動關係﹔這不僅涉及熱力機械這一具體例子﹐而且還涉及物質生產過程中的所有其它方面。實物經濟學是整個物理科學中的一個組成部份﹔按實物經濟學的原則來研究政治經濟學﹐就是真正的經濟科學。

來布尼茲經濟學思想的發展背景﹐是他當時認為﹐隨着以煤為動力的蒸汽機的廣泛應用﹐採礦業﹑製造業和內河運輸業將發生劃時代的變革。來布尼茲的合作者鄧尼斯‧帕品（Denis Papin,1647-1714）成功地研製出第一臺用作汽船動力的蒸汽機（1）。來布尼茲解釋說﹐如果製造業的發展依賴于燒煤蒸汽機﹐那麼就需要徹底改進煤和礦石的開採方法。進行這樣的改進本身﹐也需要蒸汽機﹐如坑道抽水﹔這將是在製造業中運用燒煤蒸汽機的前題條件。這是來布尼茲向俄國的彼得一世建議的經濟發展計劃的精髓﹐也是俄國在十八世紀期間採礦業和製造業規模的發展超過英國的原因。在來布尼茲影響下採礦業發生的根本變革﹐從德國等奉行財政學的中心蔓延到北美和南美﹐後來又傳到了日本（2）。

雖然來布尼茲的第一部政治經濟學著作<<社會與經濟>>寫于一六七一年﹐他對熱力機械原理的研究始于一六七二至一六七六年他在巴黎工作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他就職于馬扎林（Mazarin）的助手和學術繼承人﹑法國政治家讓‧巴普體斯特‧科爾伯特（Jean Baptiste Colbert，1619-1683）創建的一家科學研究所。在這一期間來布尼茲的一個最重要的協作者是克里斯希恩‧惠恩斯（Christian Huyghens）（一六二九至一六九五年）﹐他也是科爾伯特的信徒﹐他所提出的研製動力機械的方法是我們今天研製汽油和柴油內燃機的原則。

以蒸汽為動力的現代機械的發展﹐可以回朔到十五世紀末期達芬奇（1452-1519）的研究工作。對用煤作工業燃料的研究在十六世紀後期得到長足的進展﹐其推動力是偉大科學家威廉‧吉爾伯特（William Gilbert，1544-1603）週圍的一些英國學術界人士（3）。對來布尼茲經濟學思想的發展來說﹐具有更大作用的是達芬奇對機器設計原則的詳細闡述﹐惠恩斯﹑來布尼茲以及後來由拉扎爾‧卡諾特（Lazare Carnot，1753-1823）和蓋斯帕爾德‧蒙吉（Gaspard Monge，1746-1818）領導的綜合工科學校的研究工作也是以這些原則為基礎的。我們在本書中將發現﹐來布尼茲的<<最少行動原則>>是他對“技術”一詞所下的中心定義﹐這一定義就是來源于達芬奇機器設計的幾何原理。

“最少行動原則”對經濟科學來說非常關鍵﹐在這裡﹐我們必須簡單地介紹一下有關幾何原則的發展。

就已知的人類歷史來說﹐十五世紀到十九世紀中葉歐洲在物理科學方面的發展進程比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階段快幾十倍﹐也比人類在同期取得的其它方面的發展要快幾十倍。如果說這一進展要大大歸功于哪一個科學家的話﹐那麼現代數理物理學的整個進展都是在庫沙的尼古拉斯主教（1401-1463）的影響下實現的。如果沒有他<<論博學的愚昧>>這樣有影響的著作﹐人類在現代數理物理學方面的進展是完全不可能的。庫沙提出了太陽系假說﹐ 在其基礎上稍加修改的一個假說後來為現代數理物理學創始人開普勒（1571-1630）所應用並證明（4）。對來布尼茲率先提出的“最少行動原則”來說﹐ 庫沙有着最直接的影響。庫沙對阿基米德（公元前287-212）以圓求方的方法進行了徹底的改革﹐從而帶來幾何學的革命。他宣佈發現了一個優于阿基米德的方法﹐這一方法在當時被庫沙稱作“最少－最多原則”﹐在今天這叫做“等週長拓扑定理”。這一髮現是來布尼茲“最少行動原則”的基礎﹐也是衡量技術發展程度的基準。這一方法後來經過高斯（一七七七至一八五五年）﹑勒居恩‧底裡奇勒（Lejeune Dirichlet，1805-1859）和伯納德‧黎曼（Bernhard Riemann，1826-

1866）的發展﹐成為本書的主題－－拉魯旭－黎曼經濟分析方法的基礎。

在埃及出版今天所說的歐幾裡得十三書<<元素>>之前﹐古希臘幾何就是今天所說的“綜合幾何學”。這種幾何學與歐幾裡得幾何不同﹐它沒有各種公理﹑推論和正規的求證方法。綜合幾何學中唯一的自證實存在是圓的運動﹐直線和點就是根據圓的折疊確定的。在綜合幾何學中﹐只有圓的運動﹑直線和點﹐除此之外的各種幾何圖形都是使用這三種要素造出來的。庫沙重新發現圓的運動是可見世界中的自證實存在﹐即等週長定理﹐從而給歐洲幾何學界帶來劃時代的革命﹐對庫沙的追隨者盧卡‧帕西奧利（Luca Pacioli，1450-1520）以及帕西奧利的合作者達芬奇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庫沙﹑帕西奧利﹑達芬奇及其追隨者阿爾布雷奇‧杜雷（Albrecht Durer，1471-1528）和拉菲爾學派拉菲羅‧桑日歐﹐(Raffaello Sanzio，1483-1520）的研究成果﹐是開普勒﹑吉拉爾德‧德撒爾格斯((Gerard Desargues，1591-1661）﹑皮埃爾‧費爾馬特（Pierre Fermat，1601-1665）和布雷斯‧帕斯卡爾（Blaise Pascal，1623-1662）的研究基礎﹐來布尼茲的整個研究都直接或間接地受益于這些人的研究。高斯﹑底裡奇勒和黎曼等人的工作也是在這一幾何方法的基礎上開展起來的（5）。

帕西奧利和達芬奇在幾何學上的主要建樹﹐是掌握了柏拉圖（公元前427-347）在<<對話>>中闡述的“五大柏拉圖立體 ”的原則（6）。這證明﹕在三維（歐幾裡得）空間中﹐只有五種正多面體可以通過綜合幾何方法建立起來。這五種多面體是﹕一﹑正四面體﹐二﹑立方體﹐三﹑八面體﹐四﹑十二邊的十二面體﹐五﹑二十邊的二十面體。其中﹐一﹑三﹑五多面體的表面都是完全相同的等邊三角形﹐而十二面體的各面則是完全相同的規則五邊形。帕西奧利在他的<<神聖比例>>（一四九四年出版）一書中證明瞭這一定理。里昂哈爾德‧尤拉（Leonhard Euler，1707-1783）對此做了更詳盡的證明﹐這也是尤拉根據來布尼茲“分析部位”而建立的拓扑學的中心。它證明﹕其它四個柏拉圖立體都是來自于十二面體﹔它還證明﹕從這一點上講﹐金段這一用來建立規則五邊形或十二面體的綜合幾何的推算結果﹐是五大柏拉圖立體所獨有的特徵。

雅典衛城的設計鮮明地顯示了這一事實﹕在柏拉圖之前和與柏拉圖同時代的古希臘人使用了以金段為中心的綜合幾何。而且﹐把阿爾布雷奇‧杜雷的研究成果與雅典衛城設計中用到的和諧比例相比﹐這些古希臘人在當時已經掌握帕西奧利和達芬奇重新發現的規律﹐即所有有生命物體與無生命物體在幾何學上的根本區別在於﹕有生命物體的發育形態和由發育決定的功能形態﹐是一種自相似的增長形態﹐這種自似性以一種和諧的比例出現﹐而這一比例則與金段相同。

誠然﹐各種迷信崇拜團體曾經出於迷信的角度來理解五邊形和金段的神秘性質。其實﹐只要讀過高斯和黎曼的書﹐就沒有什麼神秘而言。讀完本書之後﹐讀者將掌握這一問題的基本要點﹐明白這些要點在經濟科學中發揮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但這中間沒有半點神秘可言。在這裡﹐我們將只是談談對經濟科學的形成和來布尼茲的發現有直接關係的幾個要點。

首先﹐一旦認識到所謂“斐波納契數列”（由意大利數學家利昂納德‧斐波納契發現﹐他寫一二○二年發表的“Liber Abaci”一書時可能只有三十歲左右）與金段的數值相吻合﹐也就可以看出金段與有生命物體的形態有着何等密切的關係。“斐波納契數列”是一種幾何數列（即呈幾何關係的整數數列）﹐它可以準確地估計出人口的增長和細胞的分裂增長。隨着數列中數字的不斷增大﹐其內在的比例關係和金段的數值開始迅速地趨於同一。只需要稍稍看一下植物的生長過程﹐就可以證明帕西奧利和達芬奇關於植物生命的發現。達芬奇對人體解剖和馬體解剖的研究﹐主要就是應用金段原理的科學研究（7）。比如說﹐不僅是人體的形態由金段原理所決定﹐而且人體活動的形態也由金段原理所決定。

達芬奇創立的各門現代科學的主要根據就是這些幾何原理﹔他把他對人體解剖的研究運用到武器﹑工具和機器的設計上。比如﹐在設計武器時﹐他運用人體解剖的知識像設計工具一樣來研製武器﹐利用武器持有者身體的最佳使力係數﹐設計最能有效地殺傷敵手的武器。他所提出的機器設計原理﹐也是用到這些幾何原理。

比如﹐在動力機器的簡單設計中﹐要研究工人生產某種產品時的身體運動方式。研究者因之要推斷出哪些動作是必不可少的。這些基本動作要包括在機器之中﹐然後再加上動力﹕畜力﹑水力﹑風力﹑熱力等等。這樣﹐機器操作人員的生產能力就會超過無機器的工人。

不過﹐機器作用在加工件上的力並不等於作用在整個機器上的力。用一個簡單的機器﹐如刀片﹐便可以說明這一點。施加在刀刃上的壓力大大高于作用在刀柄上的壓力。刀刃上的力更為集中。我們把這種力的集中稱為“能通密度”。這一指標衡量出每一厘米﹐或每一平方米麵積﹐或每一立方米體積上力的集中程度。如果在機器上施加了一噸的力﹐而且集中在工作點上的力是原力的一千倍﹐那麼這意味着作用在工作點上的力最多可以達到千分之一噸。在本書中﹐我們將經常使用按瓩衡量的能通密度﹐使用每平方公里或每平方米的瓩數這樣的指標。

衡量機器設計效益的第一個指標﹐是把操作機器需要的人力和使用機器所完成的工作量做一比較。如果這一機器的動力不是人的肌肉力量﹐那麼﹐我們必須衡量生產畜力﹑水力﹑風力﹑熱力等動力的成本﹐即一個社會把這種動力生產出來並用于該機器所耗費的人力。對這後一種消耗我們可以看做是供給動力的資本成本。因此﹐我們必須把使用某種機器時操作工人人平資本成本的變化與使用該機器的操作工人人平產出的變化相比較。

這一比較可以導出一種數學計算結果。設想一個示意圖中﹐Ｙ軸代表人平產出的變化﹐Ｘ軸代表按人平操作工計算的動力資本成本值的增長。下一步是擴大涉及範圍﹐再加上一個Ｚ軸﹐代表作用在機器上的能通密度的增長。從現在開始到本書的後半部份﹐我們所提到的這種類型的數學運算就是指這種三維函數計算。

所謂“斐波納契數列”增長指的是每一數是前兩數之和（1, 2, 3, 5, 8…）。在上面這一簡單例子中﹐假定每一對XY的壽命為兩代﹐並且在每一代期間都生出一對新一代的XY。每一對XY只能生存兩代﹐而且在生出第二對XY之後就死去。而且﹐如果每一代新生的XY由一雄一雌組成﹐並生出下兩代XY﹐那麼這一動物種群量的增長就是“斐波納契數列”增長。

在輸入動力給機器做功的過程中﹐有些動力變為“廢熱”或其類似物而失去作用。這一動力喪失率值得我們的特別關注﹐因為我們在不斷地提高動力的集中程度﹐即提高作用在工件上的能通密度。在這裡﹐有一個有趣而令人好奇的現象。為了完成更多的工作﹐我們希望使用作用在機器上的總動力的一部份﹐即提高能通密度﹐而不是增加作用在整個機器上的總動力。看起來這是使用少量的動力而不是通過增加動力來完成更多的工作﹕這是經濟科學中一個非常奇特的特徵﹐它或多或少地直接影響到經濟科學的基本定義。

這種使我們頗感興趣的數學函數關係的另一個基本特徵﹐是所謂“效益降低”現象。在哪一點上﹐新增的人平資本成本或能通密度所帶來的產出增長達不到先前的效益﹖

這一原理也可以用在農業問題的分析上。

我們衡量農業有兩個指標﹕農民人平產出和耕地的地平（每公頃或每平方公里）產出。首先﹐我們衡量產出的指標有穀物的蒲式爾數和肉食產品的噸數等等。從經濟學角度講﹐我們最終必須把這些產品作為“市場籃”的組成部份來衡量。有兩種“市場籃”﹕一是從事農業﹑製造業﹑建築業﹑採礦業和運輸業工作的人平資本貨物﹐二是人平消費資料。以“市場籃”為標準來衡量產品﹐需要把產出與社會生產這些產出所需要的投入進行比較。生產必須與該社會佔據的總土地量聯繫起來 ﹐從而衡量出該社會的地均生產活動。這一指標就是從能通密度中派生出來的。這兩大指標（地均和人均或勞均）加在一起﹐便構成人口密度。

農業這個例子告訴我們﹕通過熱動力機器原理的研究而總結出來的規律如何可以應用到經濟分析中去。

整個經濟過程中熱動力機器規律的意義是按“總（和平均）人力的效益”來衡量的。做這一衡量的目的﹐是以社會的較少人力生產同等數量的市場籃產品﹐在提高市場籃質量和數量的同時不增加社會的支出。換句話說﹐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方法是政治經濟學所要衡量的中心指標。“國民收入統計”可以使用這一指標（8）。

我們已經說過﹐（在取代了木柴﹑水力和風力之後）廣泛使用燃煤來驅動機器﹐是來布尼茲創立其經濟科學所採用的基準。我們也介紹了所需的數學運算的主要特徵。煤的生產成本要與燒煤驅動機器所帶來的效益相比較。按照來布尼茲的說法﹐熱動力機器的作用是讓機器的操作者能夠實現若無機器則需要“上百人”才能完成的產出。由之而代表的勞動力的節約（即勞動力的效益）必須與機器的成本加煤耗的成本相比較。煤耗成本包括採煤﹑運煤和把煤轉換為機器動力的總成本。

我們在前幾段中介紹的數學運算中﹐還談到在比較不同機器時所需要進行的運算。我們現在必須再次談談這些運算。以Ａ代表通過使用熱動力機器而提高勞動生產率後所節約下的勞力﹐以Ｂ代表社會在生產﹑維修和供熱給該機器所發生的成本。這就是（Ａ－Ｂ＝Ｃ）的人平均值﹔在這裡Ｃ代表社會的淨收益﹐在確定Ｙ軸時必須考慮這一淨收益。收益Ｃ將成為新水平上的該社會人平產出（和消費）﹐從而擴大人平市場籃。那麼﹐在哪一點上﹐這種資本集約程度和能通密度的提高開始帶來收益的下降﹖

資本集約程度大體可以說成是﹕以資本為形式的（機器操作工人平）勞動量與操作工人平勞動量的比率。在確定這一比率時必須統計的所有資本成本中﹐包括製造和維修該機器的勞動﹐向機器供熱所需的勞動﹐但不包括所謂“管理開支”﹐如行政費用﹑非科學研究的服務費用﹑銷售成本﹑金融交易成本等等。

資本集約程度的提高﹐將帶來什麼樣的全社會平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呢﹖或者也可以僅僅對總勞力中生產性人員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量進行比較。實際上﹐衡量人平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這兩個指標應該是互相關聯的。

我們的數學運算“曲線”﹐即把資本集約程度的增加與平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關聯起來而形成的曲線﹐是一種表示“新增工作能力”的“曲線”。我們必須在前幾段文章中提到的機器運算的基礎上再加進一軸﹐即Ｚ軸﹐它代表能通密度的增加。這樣﹐我們就有了一個表示“收益下降”的曲線圖﹐借之可以預測﹕在能通密度不變的情況下﹐資本集約程度到哪一點上收益就會下降﹖我們也可以作這樣一個曲線圖﹕把資本集約程度不變﹐看能通密度提高到何種程度就將帶來收益的下降。同時﹐我們還可以作一個這兩個變量都平行增加情況下的曲線圖。如果資本集約程度和能通密度都增加﹐但速率不一﹐這樣而形成的曲線圖就很有意思了。在這些曲線圖中﹐最令人感興趣的是這兩個指標相對增加的速率呈線性或非線性的方式﹐即這兩個指標相對增加的速率本身就是通過數學函數運算表達出來的。這一函數就是資本集約程度和能通密度的函數。

換句話說﹐在上述最令人感興趣的情況下﹐資本集約程度的有效增加﹐必然同時要具備一定的能通密度。同時﹐要有效地提高能通密度﹐必須以一定的資本集約程度為基礎。這一有趣的情況﹐正是我們在實際經濟生活中所碰到的。

讓我們假設這樣一種情況﹕兩臺熱動力機器每小時消耗的熱動力一樣﹐但操作人員使用其中一臺機器時的產出高于使用另一臺機器。這兩臺機器之間的差異是機器內在結構的差異。按來布尼茲的定義﹐這一差異是技術上的差異。

實物經濟學就是用上面談到的數學運算來研究這種技術差異的方法。

首先﹐技術大致可以定義為機器把動力轉化為功的“循環活動量”。

比如﹐就像在天文學中一樣﹐機器的內在工作過程被認為是這種動力轉化的循環週期﹐其中的一個週期是循環次數較少的週期。根據庫沙的最少－最多原則（即等周圖形定理）﹐可以確定機器的循環活動量。這就是應用“最少活動原則”來分析機器中動力轉化循環所體現的技術。

在許多呈旋轉運動方式的機器上﹐這種方法就不適合。這些機器之所以採取旋轉運動﹐是因為符合來布尼茲“最少活動原則”的自然物理條件決定的。

要在我們的數學函數運算中再加上Ｚ軸函數運算﹐我們必須在說明循環活動時反映出能通密度的增長。這樣的結果是更高程度上的循環活動﹐即“圓錐螺旋運動”。借助于高斯和黎曼對圓錐螺旋函數的研究﹐我們可以更深地明白這一特徵的含義。

應該指出﹐除了本書作者及其同事而外﹐今天的世界上沒有人真正地實踐來布尼茲所定義的經濟科學。在本書作者的圈子之外﹐沒有一所大學所教授的經濟學是實物經濟學﹐也沒有一所大學承認實物經濟學與數理物理學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學科。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之後﹐實物經濟學就再也沒得到什麼發展。除了一些在來布尼茲影響下形成的財政計劃而外﹐十九世紀實踐實物經濟學的中心是一七九四至一八一五年在卡諾特及其前任老師蒙吉領導下的綜合工科學校。從一八一六年開始﹐隨着卡諾特流亡德國﹐綜合工科學校為皮埃爾－塞蒙‧拉普雷斯（Pierre Simon Laplace， 1749-1827）所接管並毀壞﹐後來該校在奧古斯丁‧考其（Augustin Cauchy， 1789-1857）的影響下又進一步淪落（9）。

一八一五年之後﹐由於美國政治經濟體系的主要代言人如弗裡德裡奇‧李斯特（Friedrich List，

1789-1846）﹑亨利‧凱雷（Henry C. Carey，1793-1879）和裴辛‧史密斯（E. Peshine Smith， 1814-1882）的努力﹐運用實物經濟學的原理來解決政治經濟學問題的嘗試繼續了下來﹐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凱雷與亨利‧克雷（Henry Clay）一樣﹐是輝格黨的一位領導人﹐也是林肯總統的經濟學老師。凱雷的朋友史密斯從一八七二年開始﹐就是日本明治維新的顧問﹐幫助指導日本走上今天很多國家既崇拜又忌妒的工業化道路。他們的工作無論是在生前還是死後都大大影響着世界歷史的進程﹐但是他們對來布尼茲及其追隨者者在一六七一到一八一五年間發展起來的經濟科學的理論卻貢獻甚少。來布尼茲的物理科學趨向和方法得到一些德國優秀人物的堅決繼承﹐這一直持續到高斯（一八五五年）﹑高斯的直接繼承人底裡其特特（一八五九年）和高斯及底裡其特特的追隨者和繼承人黎曼（一八五九年）等人的去世之前。雖然亞力山大‧洪堡的學生底裡其特特與洪堡一起在綜合工科學校進行研究﹐雖然洪堡本人在卡諾特一八三二年死之前一直與卡諾特保持秘密合作﹐但是洪堡在柏林大學的同黨及其在高斯和哥廷根週圍的盟友都未能把他們在數理物理學方面取得的突破推廣到實物經濟學中。令人振奮的是﹐正是本書作者在一九五二年成為第一個應用黎曼的研究成果來解決經濟學中尚未解決之問題的開創者。

亨利‧凱雷至少是意識到這一問題及其重要性的。在這一點上最著名的是凱雷一八七二年寫的<<規律的統一性>>一書。總的說來﹐凱雷的目標是正確的﹐書中許多論點闡述了任何嚴肅的經濟學家都不能加以忽視的概念。該書的缺點是﹐凱雷在當時正處在那個年代的名流﹑哥廷根大學教授歐仁‧杜林（Eugen Duhring）（10）的影響之下。由於這一影響﹐凱雷所提到的實物原則都是來自于直接反對高斯和黎曼思想的權威人士及其理論說教。因此﹐凱雷雖然正確地堅持了把熱力學理論引入經濟科學之中﹐但是﹐他傾向于使用錯誤的熱力學理論。

本書作者對經濟學的主要貢獻是最初在一九五二年的發現。為了批駮威納－香農的“信息論”﹐他在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二年間致力于研究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三年間喬治‧坎特（Georg Cantor）關於超限次序的論述。這使得作者重新正確地認識黎曼在一八五二至一八五九年間寫的著作（11）。他認識到﹐黎曼的數理物理學從概念上幫助解決如何了解技術進步量與經濟增長速率之間的關係這樣一個問題。因此﹐從這一點開始﹐我們在書中提到的方法將定名為“拉魯旭－黎曼方法”。

在本書作者的經濟學班上學習的學生中﹐有一些是數學家和數理物理學及有關學科的專家。從七十年代開始﹐在他們的幫助下﹐拉魯旭－黎曼方法的最初形態有了很大的改進。在經濟科學方面的這一進展與受控熱核聚變和等離子體物理學方面的進展交相映輝﹐相輔相成。從這一點講﹐來布尼茲和綜合工科學校的傳統得到了復興。

這種相輔相成的重要性可見于下述例子。

讓我們設想這樣一個例子﹕為了把能通密度提高幾個數量級﹐我們施加在一臺機器或某種加工過程中的動力失去了百分之八十。但是在有些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所完成的工作量將會高于低能通密度加百分之百動力條件下所完成的工作量。我們注意到上面這種有趣的現象﹕能量向功的簡單轉換是一個謬誤的概念。這一現象是有生命物質的主要特徵﹐也是我們在其它科學研究中將遇到的問題。

我們在本書的後面將要證明﹐從黎曼數理物理學角度來考慮經濟科學﹐我們必須以某種方式來定義“工作”與“能量”﹐這種定義將與克勞休斯（Clausius， 1822-1888）﹑赫爾姆霍爾茲

(Helmholtz， 1821-1894）﹑馬克斯維（Maxwell，1831-1879）和波爾茲曼（Boltzman，1844-

1906）等人的定義大相徑庭。根據開普勒創建的理論和高斯在開普勒基礎上所完成的研究﹐在經濟科學中引入“功”和“能”的概念無疑是正確的概念﹐ 而且這也與黎曼的數理物理學概念相吻合。因此﹐經濟學家必須研究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的工作﹐尋找那些與經濟學中的“功”“能”概念直接相關的實驗範例。這樣作的主要目的﹐是把那些在技術發展過程中最有成效的物理程序找出來。

第一章註釋

1. 帕品在成功展示了以蒸汽為動力的汽船之後﹐帶着他的設計方案到了英國﹐但很快就失蹤了。後來﹐一些對帕品發明的拙劣模仿成了英國的發明。

2. 當然﹐德國在十五世紀期間就已經是採礦技術中心。但是﹐在一五二五至一五二六年間的內戰及其後的艱難歲月中﹐德國採礦技術集中的地區幾乎被毀壞至盡。一六一八至一六四八年的“三十年戰爭”的破壞又雪上加霜。直到一六五三年馬扎林主教擊敗哈普斯柏格（Hapsburg）之後﹐滿目瘡痍﹑人口稀少的德國才開始得以恢復。當時主張重建德國的人﹐包括來布尼茲在內﹐都面嚮法國尋求需要的科學與技術。只是在來布尼茲長大成人期間和成人之後﹐德國作為世界採礦技術中心的地位才再次得到確認。

3. 這是吉爾伯特﹐他是對地球磁場的現代知識基礎進行了詳細的闡述（見一六○○年的<<論磁場>>一書）﹐也是第一個發現磁性等離子體現象的人。他遭到一些人的貶低﹐因為他不僅是伊麗莎白女皇宮廷學究塞西爾斯（Cecils）和弗朗西斯‧培根的反對者﹐也是培根後來企圖把庫沙﹑達芬奇 ﹑吉爾柏特﹑開普勒等人的影響從英國清除出去時所攻擊的主要目標。

4.

在十七世紀期間﹐就有一些人企圖貶低開普勒科學業跡﹐如杰蘇特‧羅伯特‧弗魯德（Jesuit Robert Fludd）﹑伽裡略﹑笛卡爾和威廉‧佩蒂（William Petty）的倫敦皇家學會。但是﹐這些人的攻擊遭到高斯的致命抨擊﹐因為高斯發現﹐開普勒精確地預見到智神星這顆小行星的諧和軌道參數﹐即高斯對橢圓函數的解答。開普勒在今天被人們普遍認為是使用綜合數學定理來解答宇宙運動的開山鼻祖﹐因此可以說是現代數理物理學的奠基人。

5.

黎曼是中學綜合幾何學教學大綱的作者杰可布‧斯登納（Jacob Steiner）的學生。本書作者的同事在意大利的檔案館中找到意大利數學家恩裡科‧貝蒂（Enrico Betti，1823-1892）與黎曼在黎曼流亡意大利時談話的筆記。黎曼給了貝蒂及其盟友靈感﹐使之創建了令人敬仰的意大利數理物理學校。在這些筆記中﹐黎曼強調﹕讓未來的科學家接受嚴格的斯登納（1796-1863）綜合幾何學訓練是十分重要的。

6. 現存的柏拉圖<<對話>>的英文譯本存在着故意的歪曲﹐尤其是在那些譯者本杰明‧鳩維特

（Benjamin Jowett）與柏拉圖思想有嚴重分歧的地方﹐歪曲更為嚴重。由於這一因素﹐本書作者在一九七八年對之進行了重新翻譯。在柏拉圖的手稿集于十五世紀期間從希臘帶給科塞莫‧德‧梅迪西（Cosimo de Medici）之前﹐<<對話>>是在西歐得到深入研究的唯一一部柏拉圖的著作。這本書和<<批評>> 與<<規律>>一道﹐構成了反映柏拉圖科學知識的代表作。柏拉圖的<<對話>>在所有現代歐洲物理科學創始人的心目中佔有中心地位。

7. 本書的後面幾章將明確地闡述金段為什麼會在一些事物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原因。在數字上沒有神秘可言。一旦明白金段出現的原因﹐就不可能再試圖在這一比例或其它任何數字上人為強加什麼“性質”之類的東西。

8. 雖然國民收入統計對經濟科學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它的作用只是收集數據供經濟學家使用﹔它本身並不是經濟學的一部份。這就是說﹐試圖從國民收入統計數字中找到經濟發展的規律﹐無疑等於痴人說夢。

9. 考其對尼爾斯‧阿貝爾（Niels Abel, 1802-1829）論文的剽竊一事很能說明考其的為人。阿貝爾向勒金德雷（1752-1833）提交了一篇論文“論橢圓函數”。勒金德雷當時是法國的數學權威﹐是阿貝爾﹑黎曼等人的前輩﹐對他們有着直接的影響。考其截獲了阿貝爾的論文並將它藏了起來。與之同時﹐寫出類似的論文冒充自己的研究成果﹐拒不承認知道阿貝爾論文的下落。後來﹐直到考其死了之後﹐人們才在考其的文件檔案中找到了保存完好的阿貝爾論文。

10. 歐仁‧杜林教授何許人也﹖恩格斯撰文把他從晦澀難懂的咬文嚼字中拯救了出來。關於恩格斯﹐可見安頓‧柴特金（Anton Chaitkin）一九八四年在紐約出版的<<背叛美國>>一書。恩格斯是帕爾默斯頓爵士的英國代理人﹐他時常作為英國情報人員馬克思的財政總管﹐並且還與其他一些英國官員（如著名的戴維‧烏爾曲哈特等人）分享這一職責。恩格斯之所以抨擊可憐的杜林﹐是因為杜林的國際政治關係﹐這一點恩格斯在他著名的<<反杜林論>>中故意抹掉不提。帕爾默斯頓還參與控制着鳩色普‧馬茲尼（Giuseppe Mazzini）的“青年歐洲”計劃。馬克思是馬茲尼的工具﹐直到馬茲尼的主子命令他拋棄馬克思﹐這是在大約一八六九年。馬克思死後﹐恩格斯杜撰了一套他恩格斯與馬克思友誼的神化﹐至少說這一友誼是被夸大了。從那以後﹐每當馬克思主義者聚會一起時﹐杜林教授的名字就成為恩格斯方法論的目標。這一點是清楚的 ﹕凱雷受了杜林的騙﹐雖然從未受過恩格斯的騙。

11. 到七十年代末﹐本書作者及其同事基本上還不知道有任何一八五九年之後的黎曼著作。問題是﹕黎曼慢慢地死于先天形成的腫瘤﹐這看來也是他家的許多人死得都年輕的原因。

除了應付克勞休斯﹑赫爾姆霍茲等人（在一八五七年以前）的“質詢”所造成的困擾以外﹐黎曼的健康狀況日益惡化﹐使他被迫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就停止寫作。直到在大約一九七八年開始的黎曼檔案研究中時﹐烏維‧帕爾帕特－亨克查詢研究了意大利的貝蒂擋案﹐才使我們對一八六零至一八六六年間黎曼思想的了解有了極大的改觀。

一八五二至一八五九年期間情況是這樣的。黎曼的任教資格論文（“論幾何基礎假設”）出版于一八五四年﹐但實際上是在一八五三年間遞交的。這篇論文是黎曼在他的老師高斯的指導下為爭取一八五三年的任教資格而寫的三篇論文之一。其它兩篇沒有發表﹐只能在檔案館查到。儘管人們對這兩篇論文知之甚少﹐但它們在科學史上有着極為重要的地位。

根據以上證據﹐我們認為黎曼建立其數理物理學的時間也就是撰寫這三篇資格論文的時候。一八五九年他發表了題為“論無窮大平面波的擴散”的論文﹐這也是黎曼基本完成其電動力學研究的時間。（一八七五年卡爾‧海騰多夫發表了一八六一年黎曼在哥廷根大學講授電動力學的筆記。）一些人也許會選用早期論文發表的時間（一八五一年）﹐而不是他準備這些資格論文的時間。這點分歧不值得爭辯﹐因為這僅僅是我們對一八五二至一八五九年這一期間的大體估計。

第二章

相對潛在人口密度

正如亨利‧凱雷所堅持的正確意見一樣（1）﹐人類生產活動價值的真正衡量標準﹐是通過技術進步而實現的勞動力效益的增長（即勞動力的節約）。這也是美國財政部長亞力山大‧漢密爾頓在他一七九二年十二月所作的“製造業報告”一文中提出的基本觀點。世界上所有信仰美國政治經濟體系的領袖們都信奉這一原則﹐來布尼茲也是如此。這是人們所說的“經濟價值”的唯一定義﹐就其基本含義而言﹐這種經濟價值就是<<創世紀>>中描寫的人類發展的歷程。

這一原則為什麼可以說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對此我們將在本書的適當地方加以闡述。在這裡﹐我們完全可以說﹕如果沒有勞動力效益的增長﹐整個社會就不會有人平產出或人平消費的提高﹐換言之也就沒有經濟的發展。如果世界不是因為通過技術進步而實現了勞動力效益的增長﹐從而帶來整個經濟的發展﹐那麼人類至今還仍舊處在所謂“狩獵－採集”階段。

在這種社會形態下﹐為了維持生存所需的人均土地需要量接近十平方公里。這表明地球可以支撐的最高人口量在當時大約是一千萬（2）。在這種生活方式下的人均預期壽命大大低于二十歲﹐這表明當時的人類主要由青春期以前的兒童構成。

誠然﹐當年殖民主義者在北美遇到的土著人一般也被人類學家分類為“狩獵－採集”部落人。但是﹐我們應該看到﹐即便是最接近“狩獵－採集”文化的土著部落﹐如“掘土印第安人”﹐原本具有相對先進的文化狀態。大多數印第安文化都是在公元前一千年以前從相對先進的文化狀態中退化而成的結果﹐其中一些印第安文化同時也帶有斯堪的納維亞﹑愛爾蘭和葡萄牙漁民的文化傳統。這些歐洲殖民者早在哥倫布之前幾百年就已進入印第安文化。哥倫布正是在一四三九年佛羅倫薩產生的地圖的指引下進入美洲大陸﹐其路線就是荷馬<<史詩>>中描寫的傳奇人物尤利塞斯進入加勒比海地區所使用的路線（3）。

在一個“真正的”狩獵－採集社會中（4）﹐即在一個沒有先進文化技術的社會中﹐人類的生活狀況甚至還不如體格強壯﹑速度超人的狒狒。如果不是由於勞動力效益增長這一因素﹐人類今天的人口數可能只有大約一千萬或不足千萬﹐生活也悲慘不堪。

到目前為止﹐我們尚沒有直接證明這一命題﹕如果沒有持續不斷的技術進步﹐人類將無法生存下去。下面﹐我們將集中探討更明顯的證據﹐以證明人類在各個方面的發展都必須取決于勞動力效益的增長﹐而這一增長則須借助于技術的進步。

顯而易見的是﹐要衡量人類戰勝自然的能力是否提高﹐最簡便的方法就是看人類對棲居地的人均需求量是否降低。這一指標準確地衡量出勞動力的效益﹐不管文化與社會的結構差距多大﹐都可以使用這一指標。

這一指標的名字最好叫“人口密度”。它所回答的問題是﹕假定一個社會的技術水平不變﹐那麼僅僅依靠該社會的勞動力的力量﹐每平方公里土地可以養活多少人﹖

不過﹐我們在進行實際衡量比較之前﹐必須對人口密度的定義做某些調整。

首先﹐供人類棲居的土地﹐其質量不一。這種土地質量的不同反映在三個變量上。技術水平不同﹐土地適宜人類棲居的能力和肥沃的程度也就不同。但是﹐由於人類的棲居﹐土地的質量不會永遠不變。土地滿足人類棲居要求和其它用途的能力因土地的濫用而降低﹐也會因水利﹑施肥等原因而改善。最後﹐技術的改進將會導致土地的質量更適宜人類使用。在對不同土地的“可棲居能力”進行比較時﹐必須考慮土地質量上的這三種互相作用的變量。由於這三個變量﹐土地的不同質量便定義為每平方公里的相對價值。

這樣﹐在進行衡量比較時﹐我們不能是泛泛衡量每平方公里怎麼樣﹐而要衡量“每平方公里的相對價值”。因此﹐我們必須衡量“相對人口密度”。

第二﹐在使用現有技術可以養活的人口量與當前實有人口量之間﹐一般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我們在對各個國家的不同技術水平進行比較時所要衡量的指標﹐正是前者。所以﹐我們必須衡量以這樣方式定義的“潛在”人口。

我們必須衡量“相對潛在人口密度”。這是判斷一個國家優于另一國家的指標﹐是衡量經濟進步的指標﹐是揭示勞動力效益的指標。

我們還必須進一步談談這個問題。由於那些我們在下面將要探討的原因﹐我們所必須衡量的指標﹐是相對潛在人口密度的增長速率。這一指標衡量出勞動力效益的增長速率﹐即勞動力的生產能力的增長速率。由於那些我們將在適當時候探討的原因﹐這一指標是科學衡量經濟價值的唯一基礎。衡量經濟價值的指標是相對於現有的“相對潛在人口密度”而言的“相對潛在人口密度增長速率”。

以數學語言來說﹐這種衡量經濟價值的指標完全可以通過複雜變量的函數運算表達出來。認識和理解這一點的最好方式﹐是按照卡爾‧高斯當年詳細闡述橢圓方程的方法來理解掌握複雜變量函數的一般理論。

高斯是通過綜合幾何學（即自似圓錐螺旋結構的綜合幾何學）而認識到這一點的。運用這種綜合幾何學方法﹐就連識字的中學生都能明白複雜變量函數的本體論意義﹐因此﹐常常加在所謂“幻想數字”上的各種神秘莫測之事也就煙消雲散了。高斯﹑勒金德雷（Legendre）﹑阿貝爾（Abel）和卡爾‧杰卡比（Karl Jacobi, 1804-1851）在研究橢圓函數時留下一些沒有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在伯納德‧黎曼（Bernhard Riemann）因之而成名的“底裡其勒特定理”下得到了原則上的解決。黎曼應用底裡其勒特定理來解答高斯﹑勒金德雷等人留下的問題﹐從而找到了解決這些概念問題的理論方法。黎曼的方法與拉魯旭發現的經濟規律相結合﹐便產生出拉魯旭－黎曼方法。

誠然﹐要通過定理計算﹑演繹推理來解決這些問題將耗時費力﹐令人發怵﹐即便是對許多職業數學家來說也是如此。但是﹐如果運用適當的綜合幾何學方法﹐ 籠罩在這些問題上的神秘感就隨之而去﹐就連中學生也能掌握其基本概念。因此﹐雖然我們所探討的概念貌似驚人﹐但希望本書的讀者不要為其所嚇倒。

無論什麼樣的外行﹐只要他具有正常的智力和坦誠﹐就不會否認這樣的進步對人類是有利的。應該明確指出的是﹐如果按照當今的某些激進“環境保護主義者 ”要求的那樣﹐回到以前的那種狩獵－採集社會中去﹐我們就必須清除大約四十五億的人口﹐導致人類歷史空前未有的大屠殺。如果試圖回到低級技術水平上﹐由之而引起的大屠殺將主要是來自飢餓流行與瘟疫爆發﹐這將是人類歷史上最有效的屠殺方法。

如果在四五十年的時間中在全球採取一種所謂“後工業化社會”的政策﹐就基本可以完成如此規模的謀殺（按美國最高法院法官羅伯特‧杰克遜在紐倫堡審判時的說法﹐是“大屠殺”）。由於按實物產出量衡量的勞動力效率不斷降低﹐相對潛在人口密度將大大低于現有人口水平。在實施這樣的政策五十年之後﹐潛在人口密度將降到大約十億人口左右。由之而蔓延開來的免疫能力缺失將導致新老大小流行病的爆發﹐其規模之大﹐足以讓人類從地球上消失。按其目前綱領行事的“環境保護主義”實在沒有什麼可以恭維。

讓我們暫且把降低技術水平這一滔天大罪放在一邊﹐轉而考慮一下技術水平是否會停滯在現有水平上。換句話說﹐對人類的生存來說﹐技術水平的持續發展是否是必不可少的﹖是否是對人有利的﹖我們在本書中將很快談到這一問題﹐但是﹐我們對之的初步回答是肯定的﹕人類要在本星球上繼續生存下去﹐技術進步是必不可少的。在本書的後半部份﹐我們將從更高的角度來證明這一點。

現在讓我們回過頭來討論應用潛在人口密度概念來衡量現有經濟這一課題。我們一開始將探討一種近似情況﹐儘管它是粗略的﹐但其原理卻是正確的。因此﹐我們將使用應用經濟學的一些概念﹐並從這裡出發﹐以更嚴謹深入的方式來檢驗這些概念。

在對任何一國的經濟進行初步研究時﹐無論國家大小﹐其經濟都可以被看做是一家農工聯合企業的所有經濟活動。從事工農業生產或從事對工農業生產至關重要的建築﹑維修和經濟基礎設施工作的人員應該認為是“生產性勞動力”。其他人員﹐無論是就業還是失業人員﹐都納入這家農工聯合企業的非生產性支出之中。這些非生產性支出包括行政﹑服務﹑銷售成本﹑支出﹑以及包括失業人員在內的各種形式的浪費。

對這家農工聯合企業的實物生產活動進行追蹤﹐我們認為最有效的方法是反向追蹤﹕從成品追到中間產品﹐再追到原料生產。成品可分為兩大“市場籃”﹕一是資本貨物“市場籃”﹐二是家庭消費品“市場籃”。往上追溯﹐就是分別用于生產兩大“市場籃”的中間產品和原料。我們將這兩大“市場籃”分別進一步分類﹕

a）實物生產所消耗的資本貨物再加上建築﹑維修和經濟基礎設施操作。

b）用于滿足非生產性支出而需要消耗的資本貨物。

c）生產性人員所需要的消費資料。

d）非生產性人員所需要的消費資料。

我們以人平為基礎來衡量這兩大“市場籃”﹕a）總人口的人平產出﹔b）總勞力的人平產出﹔c）總勞力中生產性人員的人平產出。我們所說的人平產出包括市場籃中消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產出。這也許可以看做是一種方法﹐用于衡量一個自我控制的經濟過程的投入－產出關係。

這一方法足以揭示一個執行所謂“技術零增長”政策的國家所面臨的危險。

在任何一種技術水平上﹐經過人類改造的某些自然條件﹐是原料生產所依賴的主要“自然資源”。這樣﹐在技術發展的任何階段﹐為滿足一定水平的市場籃需求而進行的原料生產﹐需要把總勞動力中的部份人分配做原料生產工作。我們還應該注意到﹐分配的結果也必須以原料生產人員在生產性勞動力中的百分比來衡量。

如果一定技術水平所能開發利用的自然資源瀕臨枯竭﹐那麼﹐該社會就不得不依賴于日漸稀少而且難以開發的自然資源。這將增加每單位原料的生產成本。從事原料生產的勞動力在總勞力中所佔的百分比也隨之而增加。其結果就是﹐其它行業的生產受到限制﹐其產出也就降低﹐最終導致市場籃中的總含量減少。這就等於相對潛在人口密度的降低。

如果這一潛在人口密度降低到現有人口總量之下﹐整個社會就會進入一個全面崩潰的惡性循環之中。正是這種惡性循環導致了當年羅馬統治下的意大利的崩潰 ﹐崩潰的具體原因就是它當時採用了技術零增長的經濟政策﹐取締了生產效率高的意大利自耕農﹐代之以耕種貴族領地的農奴﹐使生產效率降低。由於這一因素﹐意大利的人口逐漸減少。這也在政治上醞釀了弗拉米尼烏斯改革和最終沒有獲得成功的格拉古暴動。從那之後﹐羅馬帝國開始依賴俯首稱臣的其它民族向意大利的進貢（包括糧食進口）。也是由於這一政策﹐大片的征服領土像意大利那樣分崩離析﹐最終導致羅馬帝國內部的崩潰。如果在當代採用同樣的政策﹐崩潰的速度將比羅馬帝國時期快很多﹐原因是我們今天為維持現有人口規模而對技術的依賴程度增強了。當然還有其它因素﹐但在此時把它們一一列舉出來容易轉移視線。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的總看法已經明確。

另外﹐技術的進步會遏制甚至成功地戰勝資源枯竭帶來的種種影響。技術進步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勞動力效益的增加將抵消生產市場籃所需的平均成本的上昇。勞動力效益的提高﹐可使較少的人力完成同等的工作量﹐從而減少實物生產的各部門平均需要的勞動力。如果技術進步很快﹐那麼﹐即便所需的自然資源中有部份枯竭下來﹐經濟也會取得成功的發展。同時﹐通過技術進步而節約的勞動力就可以用來改善基礎設施﹐如興修水利﹐建設交通設施等等﹐從而提高棲居地的質量﹐擴展土地的用途。

第二﹐名符其實的“技術革命”將改變人類對整個自然資源的需求。“農業革命”就是一個例子。畜力﹑水力和風力的運用是一回事﹐以熱力機械為動力的工業革命是另一回事﹐而以電力為代表的技術革命則更是另一回事。有選擇地種植對人類有用的植物並對這些植物的品種進行改良﹐到達地球的太陽輻射絕對量（大約是每平方米二百瓦）將對人類有益﹔土地的相對質量將大大提高﹔相對潛在人口密度也將大大增加。今天﹐技術革命取得成功的主要標誌﹐是降低生產和輸送可用能源的成本﹐與之同時﹐增加能通密度提高這些能源的互補性。比如﹐採用這樣的方法﹐原先使用起來頗不合算的低品位礦石也可以像高品位礦石那樣加以利用。

從這樣的角度出發﹐我們能夠證明﹐技術革命對人類的持續生存不僅是有利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只有那些致力于技術進步並以此為國策的社會能夠生存與繁榮起來。而且﹐從道義上說﹐也只有這些社會有資格生存下來﹐而那些在羅馬帝國的法律和文化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則沒有資格。

隨着人類在技術上取得的進步﹐社會所使用的可用能源量按人均和地均計算都會增長。從廣義上說﹐我們可以把這樣的工作歸納為一種數學計算﹐把每平方公里的能源量與潛在人口密度聯繫起來﹕即隨着相對潛在人口密度提高而增長的地均（可用）能源。這尚不能稱為一種絕對的函數變化關係﹐但是它可以近似地表示我們所要證明的這種函數關係。

正如我們在上文所表示的那樣﹐從歷史上看﹐可用能源生產能力的發展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中﹐能源發展的重點是如何提高有效的太陽能利用率。農業革命以及水力和風力的利用（總的說來）都屬於這種對太陽輻射能的間接利用。第二個階段是重點逐漸轉向非太陽能的利用﹐如化石燃料﹑裂變能和受控熱核能。

太陽能是很有限的﹐按現有相對潛在人口密度來說﹐太陽能是一種很貧瘠的能源。我們知道﹐到達地球表面的太陽輻射能平均是每平方米二百瓦。表一和表二系根據聚變能基金會在一九七九年期間彙集的數據編製而成。雖然表二中的價格明顯已經過時﹐但是這些價格的相對差異在今天看來仍有意義。

必須強調指出﹐水力﹑風力和動植物能源都是利用太陽輻射能的表現形式。我們已經說過﹐到達地球表面的太陽能是每平方米二百瓦。由於地球距太陽八百萬公里﹐能通密度的增加值僅為每平方米1.4瓩。植物通過吸附太陽能而形成的能源是一種生物體中吸附的可燃能源﹐它的量僅僅為植物所在地每平方米 0.0002瓩。

農業革命是一個偉大的發展﹐一個對世界各國來說必不可少的發展。但是﹐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如果我們僅僅依賴太陽輻射能﹐農業革命的潛力非常有限。而且﹐從時間上看﹐生物能作為熱力源的歷史壽命很短。就開發食用植物而言﹐這種產熱量的局限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在改良穀物品種方面的最佳業績﹐不過是把穀物可食部份提高到佔植物總重的百分之五十。如果不大大提高每公頃的植物重量﹐我們不可能在提高穀物產量方面有大的建樹。同時﹐嬰幼兒的健康發育需要有高質量的動物蛋白﹐需要提高人的免疫能力等等。為了達到這些目標﹐我們必須把部份植物性農業產品轉化為牲畜飼料﹐從而又會減少食用植物總量。只有在土壤中施用化肥﹑微量元素﹑殺蟲劑等﹐方能大大改善品種﹐提高產量﹔這決不是太陽輻射能加上“農家天然肥”所能實現的。只有徹底地改善土地產出條件﹐如興建需要有大量能源投入的先進水資源管理體系﹐我們才能在總體上取得每平方公里農用土地的高產出。

由於化石燃料的出現﹐以及人類在工業革命中使用化石燃料而帶來的十八十九世紀的“化學革命”﹐人類擺脫了太陽輻射能的局限﹐向前大大邁了一步。不過 ﹐化石燃料的歷史壽命有限﹐不足以滿足人類的需要。煤是植物殘留沉積而成﹐因而並非無窮無盡。石油和天然氣嚴格說來並不是像煤一樣的化石燃料。石油和天然氣是在地球上有適當化學條件的地方通過“分解”而不是“氧化”而“天然”形成的燃料。不錯﹐今天的地球仍在其地幔深處不斷地生成新的石油和天然氣。但是從長遠來看﹐它們對人類也是有限的資源。地球上的裂變能的情況也是如此﹐至少說我們現在還要依靠從礦石中提取裂變材料。

表一

能通密度比較

能源
Energy Source

能通密度-瓩／平方米

Energy-Flux Densities (Kwatts/sq m.)
太陽能（地球表面）

Solar Energy
0.0002
化石燃料

Fossil Fuels
10,000
聚變能

Fission Energy
70,000
裂變能（２０００年）
Fusion
70,000
裂變能（二十一世紀）
Fusion
10 ^15

表二

能源成本

能源種類
Source

成本-美元／千瓩小時

Cost-$/Megawatt-hour

資本投資

Capital Investment
石油

Oil
45.7 0.94
煤

Coal
31.7 0.97
煤氣

Coal Gas
55.7 1.67
輕水反應堆

Light-Water Fission
28.5 1.16
快中子反應堆

Fast Breeder
33.9 1.43
聚變能（２０００年）

Fusion
45.2 1.92
太陽能集收器

Solar Collector
490.0 20.90
太陽能電池

Solar Cells
680.0 28.90

如果使用受控熱核聚變﹐我們就能擺脫這些限制。氫在宇宙中廣泛存在﹐現有技術已經允許我們從地球上和宇宙中的氫同位素混合物中提取氘同位素。相對於地球上的其它能源來說﹐聚變能基本上是永不枯竭的。隨着技術的發展﹐聚變能提供的燃料可以毫無問題地滿足今後數千年人類對能源的各種需求。由於受控熱核聚變能具有很高很高的能通密度﹐我們可以建立一種適當形式的超高能通密度等離子體發生器﹐用之從普通氫中生產供裂變反應的燃料。這樣﹐由於我們正處在通過受控熱核聚變的“第一代”能源發生器生產無限能源的經濟突破口邊緣﹐我們離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人工能源”也就不遠了。

前能源部長詹姆斯‧施萊辛格和其他許多人建議依賴“可再生能源”﹐這顯然是一種自殺政策。我們已經充份地表明﹐使用“生物能”來取代核能和化石燃料問題繁多。以太陽能集收器（即太陽能電池）為例﹐生產這樣的裝置所耗費的能源超過了該裝置使用壽命期間所集收的能源總量。換句話說﹐一個社會依賴這樣的裝置所得到的“能源收入”是負收入。

表二中各主要數據表明﹐能源效率與該能源工作時的溫度（或相應指標）有關係。該表使我們想起了薩迪‧卡諾特（Sadi Carnot, 1796-1832）。只要堅持“撞擊生熱的卡路裡理論”﹐卡諾特的著名公式看來就可以證明這一點﹕如果一種生熱方式雖然成本高﹐但其能通密度在一定程度上超過成本低的生熱方式﹐那麼前者就可以與後者競爭。不過﹐卡諾特本人從未對“卡路裡理論”滿意過﹐他僅僅是在他一八二四年撰寫其論文時為圖方便而使用了這一理論的推斷。後來﹐黎曼在他一八五九年“論無窮大平面波的傳送”一文中對“統計熱理論”進行了全面批駮﹔該文也是拉魯旭－黎曼方法最重要的理論根據之一。瑞雷（Rayleigh）爵士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也撰文強調﹐如果黎曼一八五九年的論文被證明是正確的﹐那麼整個統計熱理論就應該徹底推翻。德國科學家在後來的實驗中證明瞭黎曼的理論。從事電子內在幾何結構研究的歐文‧施羅丁格（Erwin Shrodinger）教授（一八八七至一九六一年）也對黎曼的這一理論做出了貢獻。表二結果中的一些潛在意義﹐遠非卡路裡熱理論所能囊括。

這與我們先前談到的那種有趣現象有關﹕只要某一加工過程中耗用的部份能源能夠把能通密度提高到一定程度﹐其貢獻將超過能通密度低的加工過程的能源總量。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有趣現象還包括那些達不到最低能通密度要求就無法發生的化學反應。當然﹐還有其它許多類似的例子。這些例子都與本書後面將要闡述的論點有關﹐但是﹐這一論點都不是這些例子所能含蓋的。

第二章註釋

1.

規律的統一性﹐本書各處均有提及。

2.

根據烏維‧帕爾帕特（Uwe Parpart）研究彙編的估計數。

3. 古希臘研究學者一九七八年根據荷馬<<史詩>>敘述的故事重新描述了這一航海活動。這樣的活動要求有一艘像挪威海盜長船那樣的航海器﹐這在大約公元前兩千年的地中海很盛行。書中提到的“船魂”強烈地暗示當時已有羅盤﹐從技術上說﹐這在當時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其理由複雜﹐超出本書的範圍。

4.

有關真正的原始狩獵－採集文化的歷史記載﹐最初是迪奧多魯斯‧塞庫魯斯（Diodorus Siculus）

（公元前一世紀的羅馬歷史學家）談到的阿特拉斯人。阿特拉斯人居住在現今摩洛哥靠近吉布拉塔海峽的肥沃地區﹐他們堅持認為他們的祖先文化是原始的狩獵－採集文化﹐其時代與海洋文化建立的城市中心同時﹐而海洋文化則強調自給自足的農業。這就是柏拉圖對話中的“阿特蘭蒂斯”文化。這一文化的朝代名字相當于埃及早期在王朝確立之前的名字。當今人類學家通常所說的“狩獵－採集文化”嚴格說來並不是“原始的”狩獵－採集文化﹐而是相對先進的文化崩潰退化的結果。

第三章

政治經濟學中的熱力學原理

在各種學術機關和其它權威機構裡﹐經常聽到引證的就是“熱力學的三大定律”。除了那些懶蟲從未對教科書﹑字典和百科全書中的這些結論的真實性產生過疑問而外﹐只要探究一下這些“定律”的來源就可以發現﹐使用“定律”（在英文中“定律”和“法律”是同一個詞－－譯注）這個詞﹐只具有立法的概念﹐而沒有科學的性質。這三大定律是十九世紀後半葉由克勞休斯﹑赫爾姆霍茲﹑馬克斯維和不幸的波爾茲曼（1）等人把亞里斯多德的“能量”概念人為武斷地強加在數理物理學上的結果。所謂“熱動學三大定律”不僅是一種生造﹐而且在它們產生的幾個世紀之前就被開普勒證明是一種謬論。

雖然闡述這些證明是本書後面幾章的任務﹐但是我們在這裡先提及此事﹐其目的是告訴讀者我們在本章中僅僅是簡單地討論一下這一問題。就像卡諾一樣﹐對熱現象的最初描述使用的是簡單的溫度表式測熱方法。首先﹐我們對熱量所下的粗略定義是﹕把溫度提高攝氏或華氏一度所需要的功。為了前後一致﹐我們要測量在熱轉換為功的過程中以熱溫度下降為代表的熱量的消耗喪失。如果僅以這樣的假定來簡單地描繪熱現象也沒什麼不好﹐儘管我們也像卡諾一樣多少有些懷疑這樣的假定。這樣的假定對初步的簡單描述有用﹐但一旦要深究熱現象問題﹐這些假定就完全成了謬誤。在本章中﹐我們對熱的討論僅限於這種初級水平的討論。

下面就是我們的初級討論。

我們把總能量分為兩大部份。為了避免一個系統“停頓”而必須消耗的那部份能量稱為“系統能”。“停頓”這個詞的最初使用者是牛頓﹐來布尼茲與克拉克在通信中討論牛頓觀點時也使用到這個詞﹕使用的形像是一個簡單機械計時器的主發條的“停頓”。這是普通力學中“熵”的定義的歷史來源。“系統能”包括做功時由於摩擦﹑廢熱等等因素造成的能量喪失。如果總能量減去“系統能”之後還有剩餘﹐那麼這一剩餘能就稱為“自由能”。

為了這種初步討論的方便﹐我們假定經濟系統是一個前章所說的自我封閉﹑鞏固堅牢的農工聯合企業。要從熱力學角度檢查這一牢靠的農工聯合企業﹐我們所必須設想的這種熱力學過程﹐就是一種封閉式的熱力學過程。能量的所有來源和使用都發生在這一系統之內。

在這樣的情況下﹐“系統能”就相當于生產所有實物和其它產出而發生的成本和費用﹐而“自由能”則是整個企業的純經營利潤。把自由能（純經營利潤）以增加能的形式重新投入系統將產生一定效果﹐衡量這一效果便可得出我們需要的數學函數關係。

“選”用來衡量這種數學函數的指標﹐就是我們在前一章所探討的“勞動力的效益”。把自由能重新投入系統必然增加系統能﹐其結果是必然增加人平經濟成本﹐這似乎直接違背了初衷。在一個成功的經濟中﹐實際的純結果將與之相反﹕生產“內容恆定市場籃”的社會成本實際上將降低﹐即勞動力的效益得到提高。要想發現這一悖論中蘊涵的謬誤﹐我們需要認識到﹕在我們的統計中有一個“蘋果廣柑混合效應”。不錯﹐系統能是要增加﹐但是這一能量的供給成本﹐如勞動力成本﹐ 將會降低。按人平勞力計算的能量成本將增加﹐但是生產這一能量的勞動力成本將會降低﹐從而減少總的人平勞動力成本。這一結果與選來衡量我們數學函數的指標是一致的。

現在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再來看看這一悖論﹐即看看自由能與系統能之比所發生的變化。如果按熱力學原理來解釋的經濟生產過程中的各個週期所投入的總能量不變﹐那麼﹐把“重新投入”的自由能轉換為增加的系統能﹐必然導致人平系統能的增加﹐從而降低自由能對系統能之比（2）。這樣﹐隨着這一數學函數關係（即經濟生產過程）的進一步發展﹐這一比例必然逐漸趨進于零。如果我們把這一封閉式熱力學系統中所耗費的自然資源的效應考慮進去﹐這一比例必然逐漸進入負數﹔ 這一經濟（熱力學）過程也就必然崩潰。

在封閉的熱力學過程中﹐自由能與系統能之比以這樣方式降低。這一事實表明﹐呈現出這種數學函數關係的熱力學過程具有“熵”的性質﹐即主發條斷裂。以整個人類的經驗為例﹐相對潛在人口密度的提高可以證明﹕在經濟過程中實際上存在着理想的反熵結果。相對潛在人口密度的提高﹐以數學函數關係來反映﹐就是“ 負熵”。這也是有生命物質（包括整個人類）的內在特徵。

如果我們接受這種卡路裡熱力學的潛在假設﹐那麼﹐呈負熵形式發展的人類社會要想持續發展下去﹐就需要人類從自然環境中不斷提取能量。這就是屬於新馬爾薩斯主義的羅馬俱樂部及其同黨所使用的理論根據之一。這些人中的姣姣者也許會爭辯說﹕“不錯﹐有生命系統﹐甚至還包括成功的經濟體系﹐到目前為止它們都是呈負熵發展的。問題是﹕自然環境中能量有限﹐我們提取這一能量的速度太快﹐以致于我們無法繼續維持負熵的發展了。”

在這之前﹐麻省理工學院的鄧尼斯‧米斗斯（Dennis Meadows）和杰‧佛雷斯特（Jay

Forrester）就像他們在一九七二年羅馬俱樂部發表的<<增長極限>>一書一樣﹐說經濟生產過程的本質是熵的。他們的這一論點主要是根據利昂蒂夫（Leontieff）的投入－產出模型建立的。投入－產出模型也為今天的美國國民收入統計系統所用﹐為聯合國和大多數國家所用﹐以衡量國民經濟中的國內總產值。這種風靡全球的國民收入統計方法在很多關鍵之點上是根本錯誤的。<<增長極限>>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是使用今天所說的系統分析方法﹐即用線性方程系統來描述一個經濟過程中的投入－產出關係。這類線性方程武斷地假定﹐在把這些線性方程結果輸入計算機的那一時刻﹐技術的發展突然中斷並完全停止。還應該看到﹐米斗斯和佛雷斯特在他們的計算中任意地加上自然資源的估計數﹐這些估計不僅看起來很令人悲觀﹐而且他們是故意這樣騙人。在這兩種米斗斯和佛雷斯特所玩弄的騙局中﹐最嚴重的是他們使用線性不等式系統方法﹐即所謂系統分析方法。

更惡劣的是﹐這本騙人的書往往被當作經典﹐用來宣揚技術進步必須停止的觀點。該書在使用系統分析方法論證技術進步不應出現之後﹐又主張必須防止這一不應出現的技術進步真正出現。在<<增長極限>>一書中﹐他們一方面證明瞭技術進步的停滯將帶來全球的災難﹐另一方面﹐他們又得出結論說這種技術進步必須終止。這無疑是說﹐因為停止吃飯導致人們死亡﹐人們必須停止吃飯。也許在米斗斯和佛雷斯特及其走卒看來﹐寧願人類消亡﹐也不願承認其系統分析方法所固有的無能。

本書作者及其同事對此的抨擊﹐迫使包括羅馬俱樂部主要決策人在內的新馬爾薩斯主義分子修改了他們的論點（3）。本書作者發表了大量有關相對潛在人口密度的著述﹐這些著述使羅馬俱樂部的決策人極為尷尬﹐他們不再強調米斗斯和佛雷斯特的增長極限主義﹐轉而接受十八世紀重農主義的衣缽﹐堅持說現有人口規模已經超過了地球上可居住土地的承受能力。他們的論點就是﹕整個宇宙是由熵的規律決定的﹐人類的繼續存在將使宇宙加快達到其不可避免的“熱－死”狀態。換句話說﹐如果人類通過技術進步來維持或增加現有人口規模﹐將加快人類消耗自然資源的速度﹐從而加快有限能源的枯竭﹔人類對能源的消費已經達到或超過了大自然的提供能力。因此﹐既然我們要接受木柴﹑石油和煤資源缺乏的報告﹐那麼我們就必須關掉核電站﹐停止發展商用聚變能。新馬爾薩斯主義分子都是非理性的﹐並且一直都處於這種病態的非理性之中。

應該清楚的是﹐儘管新馬爾薩斯主義者會公開聲稱他們的論點有科學根據﹐但仔細一看﹐這些論點的全部根據就是假定的熱力學三大定律。我們在本章一開始就指出﹐這三大定律是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左右強加給熱力學的。

這個問題真正的來龍去脈是這樣﹕薩迪‧卡諾一八二四年的著作交給魯道夫‧克勞休斯加工。一八五○年﹐克勞休斯提出了今天所說的熱力學第二定律。為了對這一第二定律進行補充﹐必須加進熱力學第一和第三定律﹐來解釋說明第二定律中明顯的謬誤。經過克勞休斯﹑赫爾姆霍茲﹑馬克斯韋和波爾茲曼等人前後交叉的工作﹐建立了這些假定的令人生畏的定律。實際上﹐這些定律的基礎是拉普雷斯及其學生和學術承繼人考其在十九世紀初所提出的觀點。克勞休斯﹑赫爾姆霍茲﹑馬克斯韋和波爾茲曼等人主要是在拉普雷斯和考其所建立的體系下工作﹐他們建立了其特有的“黑體輻射”理論和“統計〔撞擊〕熱理論”﹐這兩大理論困擾科學至今 ﹐自從精神沮喪的波爾茲曼在碓諾城堡的托雷伊塔索神殿自殺之後﹐它們對科學的困擾更日益明顯。

十七世紀初﹐即在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強命綜合工科學校聘任考其的兩個世紀之前﹐開普勒發表的著作就徹底批駮了熱力學第二定律的根本思想。在這方面的一些觀點﹐本書前兩章中以有所闡述。現在﹐讓我們看看這方面的觀點與開普勒證明之間的關係。

我們知道﹐有生命物體與無生命物體之間的差別在於﹕前者具有一種與金段吻合的自似生長方式﹐而帕西奧利和達芬奇是第一批發現這一規律的現代人。開普勒後來再次強調了這一區別。直接針對熱力學第二定律的關鍵事實是﹕開普勒的所有天文學定律都是根據金段比例而衍生出來的。由於後來高斯證明開普勒的定律具有獨特新意﹐符合客觀實際﹐由於這些規律都是來源于金段﹐我們可以說整個宇宙具有一個與有生命物體相同的特徵﹕即整個宇宙從本質上說是負熵的。

高斯對橢圓函數的確定﹐更顯示出金段的意義﹔它身上沒有迷信的光環﹐也沒有神秘可言。

在圓錐體的表面做一個自相似螺旋。這一螺旋投影到圓錐體圓面底部的形像就是一個平面螺旋﹐金段是其特徵。讓圓形底部的半徑與螺旋的圓箍相交﹐便得出這一金段的特徵。比如﹐如果以半徑為基準把圓形底部份為十二等分﹐那麼﹐半徑將把螺旋圓箍分為一個個的曲線段﹐這些曲線段正好與調到平均率的琴鍵成比例（見圖一）（4）。

這表明﹕金段是三維（歐幾裡德）空間觀察到的各種系統的內在性質﹐它是自相似圓錐螺旋“持續多層次”運動的三維空間的投影﹐這種持續多層次運動屬於自相似螺旋運動的領域﹐是一個“複雜的領域”。隨着我們下文對這種圓錐函數的進一步探討﹐讀者對這一問題的了解將更為清楚（5）。

首先﹐如果研究者想研究在一個圓錐表面做的自相似螺旋圖﹐並且以代數語言描述這一螺旋的生成軌跡﹐那麼他將發現﹐他造出了一個複雜變量的最簡單形式 ﹕a+bi。從這裡繼續下去﹐圓錐函數的另一個主要“性質”（複雜變量函數）開始出現。開始時﹐這個研究者就給了複雜變量概念一個初步的“物理”意義。因此﹐在這樣確立之後﹐該研究者就能夠確定從進一步探索中推理出來的每一“性質”的物理意義。

第二﹐該研究者應該畫一條從圓錐頂點到圓錐圓形底面的直線。在這條從頂點到底面的直線與自相似螺旋相交的每一點上﹐把這個圓錐體切出一個圓截面（見圖二）。這時﹐研究者設想﹕圓錐體的體積就是相對潛在人口密度增加的軌跡﹐由此而形成的每一圓截面就是一個有限的相對潛在人口密度。這樣做就可以幾何形式描繪出“負熵”的物理意義。這一幾何圖是負熵的適當數學定義。通過複雜變量函數可以造出一系列圓截面﹐這表示不斷增加的相對潛在人口密度。

第三﹐研究者應該用對角橢圓把圓錐內的所有圓截面連接起來（見圖三）。這是理解橢圓函數的起點。下一步﹐研究者應該能夠觀察到兩個圓截面之間螺旋運動的幾何平均值和算術平均值的差異。幾何平均值相當于在繞圓錐的螺旋旋轉中從一圈的起點到終點“螺旋走了一半時間”時的圓截面。算術平均值相當于位於一圈起點和終點之間的圓錐軸中點的圓截面。研究者應該能夠確定幾何平均值和算術平均值的關係﹐從而確定圓錐體上一個完整螺旋圈的橢圓對角切麵的軌跡。太陽處在地球橢圓軌道的哪一焦點﹖這與圓錐函數物理學有什麼關係﹖

第四﹐研究者應該作一個與圓錐底面平行的平面﹐並讓其與圓錐頂點相交。在這一平面上﹐研究者應該作出對角橢圓的投影及其確定的特徵（見圖四）。圓錐頂點將處於平面橢圓的一個焦點上﹐這也就是太陽與地球軌道之間的關係。

第五﹐研究者應該在原有橢圓焦點處對一圈圓錐－螺旋運動形成的圓錐體積進行細分﹐然後在這一細分結果基礎上再作一橢圓對角切（圖五）。如此往復以得出下一個更小體積的圓錐（見圖六）。在這時﹐開始注意由此產生的一系列橢圓的特殊值之間的比例關係。

第六﹐設想這種循環往復的橢圓細分終止在某一點上。這一點對應于圓錐體的某一圓截面﹐也對應于圓錐軸某一段（見圖七）。作一這一小體積和線段與來布尼茲微分計算中的最小“德爾塔”值相等的等式。同時﹐把它定名為以一周圓錐螺旋表示的熵轉換的“奇點”。

如此敘述的這一概念初步表達了“底裡奇勒特定理”所成功討論過的拓扑學問題。這反過來又直接影響到黎曼的研究工作﹐包括他在數理物理學方面的研究﹐如黎曼在一八五四年任教資格論文中提出的初步看法﹐“黎曼表面”定理﹐以及他一八五九年關於聲衝擊波的論文所依賴的理論原理。

通過研究高斯﹑底裡奇勒特和黎曼等人的有關主要著作﹐研究者應該能夠掌握這裡所揭示的數學議題。這應該成為大學經濟學教學大綱要求的必修課。沒有這一基礎知識﹐不可能在經濟學中應用複雜的數學原理。我們在這裡只談這個問題上的一些關鍵之點。

第七﹐研究者還應該研究一下高度極大﹑因而錐尖角度極小的圓錐。換句話說﹐當我們不看圓錐頂點時﹐圓錐的形像就像是一個圓柱體﹐這一自相似圓錐螺旋的算術平均值和幾何平均值之間的差也就會非常之小。在一周螺旋完成處橫切的圓截面與前一個和後一個圓截面非常接近。不管往複進行的細分終止在哪一點上﹐該奇點都很小。這一自相似螺旋的側面投影與正弦波很相似。

即便這一研究者僅僅是限於這裡所作的圖﹐他也能夠停下來思考一下﹐發現這一自相似圓錐螺旋函數在本質上相當于對數函數﹑三角函數和確定超然數“ｅ” 和“ｐｉ(π)”（圓週率）的值。用綜合幾何學來解釋數學﹐遠比使用常用的公理算術推理方法更令人愉快。依靠公理推理的算術和代數方法中固有的神秘性﹐也因之完全可以避免。

圖一

圖中示出投影到一個圓錐底部並繞該

圓錐體運行的自相似對數螺旋。這一

螺旋繞圓錐每轉完一周﹐它與圓錐頂

點的距離就縮短一半。圓錐底部的圓

被分為十二等分, 並作從底部到頂點

的直線。這些底部 (即圓的週邊）直

線與螺旋相交點的距離長度就是平均

率八度音階的每一音符的弦長。

圖二

一個圓錐體上的對數螺旋。

在這裡﹐我們聲明有兩點需要明確。拉魯旭－黎曼經濟科學方法中關於“功”的定義﹐是負熵的自相似圓錐螺旋函數的影子。在拉魯旭－黎曼方法中﹐不同于“功”的“能”的定義﹐是自相似圓錐螺旋函數。

為了集中討論這類複雜變量函數的“物理”意義﹐我們要談談最先是柏拉圖所發現的問題。柏拉圖堅持說﹐可見世界的形像與真實世界不一樣﹐從廣義上說﹐ 這種差異就相當于借助于火把投影在黑暗洞穴牆上的歪曲影子一樣。聖保羅寫到﹐我們所看到的世界就像是在黑暗中從鏡子裡看到的一樣。柏拉圖所知的綜合幾何學就可以初步證明這樣的觀點。庫沙重新發現的綜合幾何學的基本原理﹐即等周圖形原理﹐導致了柏拉圖問題的解決﹐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高斯和黎曼完成的。

柏拉圖五大立體道出了可見（即歐幾裡德）空間在原理上的局限性。有一些形式可以作為可見空間的形像存在﹐但是不能從圓運動圖中推衍出來。所有這些形式在其圖形中體現了某種複雜變量的函數（如超限函數）﹐即從初級自相似圓錐螺旋中衍生出來的函數。而且﹐通過綜合幾何圖形建立的圓運動及其衍生物也是根據自相似螺旋函數建立的圖形的投影。這表明﹐可見空間幾何學所不能完全解釋的某些可見空間形像﹐完全可以解釋為高級空間－－即自相似圓錐螺旋空間－－投影形像。

像黎曼（6）一樣﹐我們把可見空間稱為“離散簇”﹐把以自相似圓錐螺旋為特徵的高級空間稱為“連續簇”。我們需要把為證明物理現象而使用的數學完全建立在連續簇中﹐並且從數學上把離散簇解釋成連續簇在可見空間的投影形像。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我們要求研究者使用自相似圓錐螺旋運動來闡述連續簇空間的綜合幾何特徵﹐就像使用圓運動來作出可見空間（離散簇）的綜合幾何圖一樣。為證明物理現象而使用的所有數學﹐必須只能通過連續簇內的綜合幾何構圖法從數學上加以推導和證明。代數函數則只能作為描述連續簇綜合幾何函數的方式。

在黎曼（7）和我們看來﹐實驗物理學的中心是那些可以通過觀察離散簇投影形像來證明連續簇數學（幾何）假設的“獨特實驗”。這之所以可能﹐是因為有一個拓扑學的原理﹐即“恆定性”。大體來說﹐恆定性指的是連續簇幾何特徵中那些經過無數離散簇形像投影也一直“保留”下來的特徵。其次﹐高級恆定性指的是連續簇中的變化﹐這些變化作為離散簇中的恆定因子變換而帶入離散簇中。在離散簇中的所有公有特性的相對變換就屬於這第二種高級的投影恆定因子。獨特實驗的本質﹐是離散簇原理的公有特性向高一級的變換。黎曼一八五九年論述衝擊波產生的論文就是這種獨特實驗原則的範例。

這種獨特實驗原則是了解我們在上文中曾泛泛而論的“有趣”現象的關鍵。

在高斯﹑黎曼等人的基本立場中﹐有一些鮮明的特徵和潛在的含義也許使本書的許多讀者感到高深莫測﹐但我們在這裡必須對知加以介紹。這些觀點與我們在後面幾章中談到的問題有極大的關係。

圖七

我們最後將達到一個在此方法下無法再分的體積處﹐這就是“奇點”。

首先﹐黎曼和本書作者的物理學立場有時被冠上“本體超限”的標牌。這表明﹐所謂“物質”“實

質”的定義﹐從根本上說不應該歸因于離散簇形像﹐而只應歸因于連續簇中的“真正物體”。“物質”所具有的“特性”決不能與“物質”本身的定義相悖﹐ 只能與連續簇的數理物理學相符。認識發生偏差並不是因為感覺器官沒有對真實東西起反應﹐而是因為我們對可見（離散）簇中離散物體的觀察是曲解的觀察。在任何情況下﹐我們必鬚髮現連續簇中的現實﹐這一現實寓于離散簇觀察的物理經驗之中。

按這種方式使用的“超限”一詞﹐來源于喬治‧坎特（1845-1918）一八七一至一八八三年間發表的有關“超限序數”的著述﹐尤其是他一八八三年發表的<<簇論原理>>一書。坎特這本書的基本觀點均來自于黎曼解決三角級數的方法和坎特的老師卡爾‧威爾斯特勞斯（1815-1897）的有關研究成果。威爾斯特勞斯的研究大大影響了坎特對“傅立葉分析”的研究方法。按坎特的感覺﹐“超限”來自于沿襲黎曼的重幾何方法（8）﹐同時也蘊涵着這種幾何方法。因此﹐使用“本體超限”這個詞並不恰當。

產生“本體超限”這個詞的原因主要是高斯﹑黎曼與哥廷根教授菲立克斯‧克雷恩（Felix Klein, 1849-1925）之間在方法論上的嚴重對立。雖然克雷恩強調高斯使用的發現方法正逐漸被現代知識所遺忘﹐需要加緊努力來振興這一日益淡忘的知識﹐但是偉大的戴維‧希爾伯特（David

Hilbert, 1862-1943）著作中的缺點表明﹐他們失去了高斯﹑底裡奇勒特﹑黎曼等人使用的幾何原理﹐就像邁克斯‧普朗克（1858-1947）關於黑體輻射的巨作一樣﹐在闡述量子概念時中途放棄幾何方法﹐轉而使用克勞休斯﹑赫爾姆霍茲﹑波爾茲曼等人的理論。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之後歐洲大陸的數理物理學巨匠們最多也不過是在捍衛開普勒﹑來布尼茲﹑尤拉﹑高斯﹑黎曼等人﹐回擊經驗主義對他們的攻擊﹐捍衛“超限”這一數學概念。但是﹐他們不承認他們的基本根據應是連續簇﹐即我們在這裡所說的“本體超限”。因此﹐後來的數代科學家稱他們為“方法論上的超限”﹐所以我們在這裡劃出了這一區別。

這裡要講的第二點﹐是裡歐泊德‧克朗內克（Leopold Kronecker, 1823-1891）在瘋狂攻擊威爾斯特勞斯和坎特時提出的問題。克朗內克是某些拙劣數學的創始人﹐他提出“上帝創造整數”這一名言﹐堅持認為其它的數全是人類智慧的產物。帕斯卡爾用幾何證明微分級數的做法﹐費爾馬特﹑尤拉﹑底裡奇勒特和黎曼等人在證明素數方面的工作﹐表明世上所有的數都是通過幾何程序產生的﹐這種證明方法完全屬於連續簇（即複雜）領域。雖然克朗內克和他的友善對手理查德‧迪狄凱恩德（Richard Dedekind, 1831-1916）都曾經做過底裡奇勒特的學生﹐但他們倆在聯手全面攻擊喬治‧坎特的中心舞台上一個唱“白臉”﹐一個唱“紅臉”（9）。克朗內克的數學是笛卡爾哲學和英國十七世紀玄學的混合物。像笛卡爾一樣﹐克朗內克的宇宙僅僅限於歐幾裡德空間的可數物體﹔這種觀點正好與激進唯名論者羅素（1872-1970）和懷特黑德（1861-1947）的<<數學原理>>觀點不謀而合。

根據未發表的檔案和發表過的資料可以發現﹐對坎特的攻擊來自三個方向。一是來自法國﹐這是拉普雷斯和考其反對綜合工科學校代表人物（傅立葉和勒金德雷等人）的遺風留傳。第二是通過宗教命令實現的宗教迫害﹐即以宗教法庭對坎特數學興師問罪﹐迫使坎特曾一度上訴教皇以求保護。第三是從英國散佈出來﹐一度曾以羅素為實施迫害的帶頭人。後來﹐這又成了英國公開針對高斯和黎曼的攻擊運動。按照詹姆斯‧馬克斯韋自己公開的聲明﹐他的工作主要就是攻擊高斯和黎曼。羅素對黎曼一八五四年資格論文的無知謾罵﹐可以說明他竭盡全力企圖消除高斯﹑黎曼﹑坎特和菲立克斯‧克雷恩的名聲。羅素除了老而不死成為二十世紀臭名昭著的惡魔以外﹐他還是抵毀坎特“超限”概念的中心人物﹐是散佈現代“群論”來自于坎特研究這一謊言的中心人物。

通過這一令人震驚的反坎特陰謀﹐可以看出十九世紀中有哪些勢力以何種程度來打擊抵毀庫沙﹑達芬奇﹑開普勒﹑來布尼茲﹑尤拉﹑蒙吉﹑高斯和黎曼等人的數學（幾何）傳統。對今天科學工作造成破壞的主要理論謬誤﹐基本上都是十九世紀圍繞坎特事件而進行的瘋狂迫害的結果。同樣﹐從庫沙時代開始到十九世紀五十年代都一直為人們堅信的概念﹐常常在當今的專家們看來是一些怪誕的謬誤﹐因為他們不知道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之後惡毒攻擊四處蔓延的這段歷史。幸運的是﹐ 經過數百位研究者在過去十多年的時間中查詢十多個國家的大量擋案材料﹐現代科學的內部歷史終於真相大白。這些科學的真理與經濟科學中的基本問題有很大的直接關係。既然經濟科學的中心問題是技術發展問題﹐那麼現代科學難道能與經濟科學無關嗎﹖

現在﹐我們把上文談到的數理物理學直接作用于經濟科學的特徵總結如下。

1）正如經過嚴格驗證的開普勒天文學定律和高斯理論所示﹐真實宇宙是負熵的。

2）從本體論上說﹐真實宇宙處於連續簇﹐即綜合幾何根據自相似圓錐螺旋而從數學角度表達的簇。可見世界是歪曲真實世界的投影。

3）與物質世界的現實直接相應的數是複雜數﹐即通過綜合幾何方法產生的連續簇複雜數﹐屬於複雜領域。可數的數是複雜數投影到現實世界中的數。

4）對物質世界的認識來源于黎曼所說的“獨特實驗”。

因此﹐對物質世界來說﹐所謂“熱力學定律”是偽科學定律﹐是人為武斷強加到科學上的假設。最值得注意的是﹐根據這三大定律提出的任何熱力學理論都是熵理論﹐這與經過證明的宇宙根本秩序是相悖的。而且﹐“能”和“功”的確切定義是它們存在於連續簇中﹐屬於複雜領域﹐不能簡單地歸納到可數的級別。“能” 和“功”不是“物”﹔它們是一種程序過程。

註釋

1.

波爾茲曼在碓諾自殺身亡。見下文。

2. 這一假定是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經濟下“利潤率必然降低”的錯誤推理（見<<資本論>>第三章﹕“內在矛盾”）的基礎。雖然馬克思反復聲明他在進行這一研究時沒有把可計算的技術進步函數包括在內﹐但是他一直是通過原始線性方程來計算展開式﹐從而為現代系統分析方法勾畫了雛形（見下文）。馬克思在這一基本方面的論點還有一些嚴重的錯誤﹐但上面所說的這一錯誤是最關鍵的。

3. 在拉魯旭等人的影響下﹐包括亞力山大‧金博士在內的羅馬俱樂部的主要決策人都主動做了這樣的聲明。

4. 證明平均率複調音樂原則的這一髮現﹐是拉魯旭在一九八一年春天的一次討論會上首次提出的。後來這一理論又由喬納森‧騰能堡姆﹑羅爾夫‧肖爾哈默等人完成﹐ 並向該年晚些時候在西德舉行的一次會議提交。這又給了人們新的任務﹐即重新制定“特殊相對論”的本體論－數學假設（<>﹐紐約﹐一九八三年一月）﹐運用高斯方法來解決圓錐體橢圓函數的初步嘗試（騰能堡姆﹐一九八四年春）。

5. 見黎曼的任教資格論文（一八五四年）。

6. 同上。

7. 同上。

8. 與當今的“新數學家”的說法不同﹐坎特的研究工作並沒有認可“群論”。見下文。

9. 拉魯旭重新閱讀了迪狄凱恩德一八七二年的“連續性與無理數”一文的序言﹐發現了他在這一骯髒舞台上扮演的角色。迪狄凱恩德僅僅是在這場惡毒的秘密特務活動中扮演了一個跑龍套的角色。

第四章

經濟價值的定義

我們採用的數學函數表明﹐如果一個社會（經濟）沒有技術進步﹐相對潛在人口密度得不到提高﹐那麼﹐該社會就會變成熵的社會。因此﹐就整個社會（經濟）而言﹐“經濟價值”只能是該社會中那些通過技術進步而提高相對潛在人口密度的活動的質量。換句話說﹐定義確切的經濟價值所衡量的東西是經濟過程的負熵。

以此定義的“經濟價值”與“功”具有同樣的意義。

“功”的確定要素不是工作的量﹐甚至也不是某種具體素質（如勞動技能這一馬克思對勞動力所下的錯誤定義）的量。衡量“功”的指標不是實物產出量﹑勞動力價格﹑產品銷售價格等等。使用純定量性的指標無法衡量“功”﹔任何可以用線性方程表達的概念也無法衡量“功”。毫無疑問﹐“功”是一種非線性的指標﹐ 以複雜變量的不可約函數來表示。

我們與來布尼茲在這一問題上也許有一定分歧。粗略一看﹐確實如此﹔但就方法論而言﹐我們之間沒有分歧。深入的討論可進一步澄清這一點。現在﹐讓我們回顧一下上文中描述的來布尼茲對“功”這一詞的使用。

為了方便起見﹐來布尼茲假定﹐生產出來的某些實物是有用的﹐因為社會迫切地需要更多的這類實物。就這一點而言﹐一個工人生產這類實物的產出量就可以成為進行比較的指標。因此﹐通過熱動力機器實現的勞動力效益是負熵的。衡量功的指標並不是生產的實物量﹐而是實現的勞動力效益。正是按這樣定義的“勞動力效益”﹐才是與經濟價值定義有關聯的“微觀經濟”指標。

到目前為止﹐本書作者關於經濟價值的定義與來布尼茲或堅持美國體系的經濟學家們還沒有什麼差別﹐而且與大多數生產經理所掌握和遵循的生產原則也沒什麼差別﹐無論這些經理是具有工程技術學位﹐還是通過實踐掌握了相同的生產管理技能。本書作者在從事管理咨詢和其它工作中認識了許多生產經理﹐他們中的能幹人無一不認為﹐在大量投資發展技術的同時﹐必須採取提高勞動力水平的政策。如果與之相反的政策在一個公司佔了上風﹐那麼即便該公司的生產經理如何能幹﹐這些政策也將散髮出“華爾街”金融勢力和“哈佛大學商學院”（1）的臭氣。

來布尼茲關於“功”的定義和本書之間的差別﹐僅僅是一個細節上的差異。上面幾章中提到的高斯和黎曼等人的研究﹐看起來（2）比來布尼茲的研究更深入地闡述了技術的原則。我們也許可以設想來布尼茲會支持我們所做的細小的修正﹐因為這些修正與他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的思路完全吻合。我們今天之所以能夠更深入細緻地挖掘“功”的含義﹐是因為我們今天的科學發展條件是來布尼茲時代無法擁有的。

在我們以假設的農工聯合企業例子探討這種非線性“經濟價值”的一些主要含義之前﹐需要談談引進並應用這種“更細微複雜”的概念的重要性。

我們在由淺入深的探討中﹐反復強調技術作為一個整體在經濟科學中的中心地位。我們所說的技術﹐是在數理物理學基本原理基礎上產生的技術﹐是一七九四至一八一五年間綜合工科學校領導人的實踐所證明的技術。如果我們想最大限度地提高勞動力的效益﹐我們必須承認這決不僅僅是一個投資政策問題﹐而是一個投資對象的技術水平問題。因此﹐正確得當的投資政策必須是注重科學的投資政策﹐即向科學傾斜的投資政策。我們在這裡所說的技術進步原則直接影響到最基本的科學研究﹔事實正好就是如此﹐而且隨着本書的深入探討﹐這一點將日益明確。這樣做的最終結果是﹐最聰明的投資政策不是僅僅限於對科學的普遍投資﹐而是重點選擇某些領域﹐因為這些領域的成果將回答比如說數理物理學上的基本問題﹐即那些在下幾個世紀將要涉及的問題。

就此而言﹐需要對經濟價值下一個嚴格的定義。為了把實物生產過程中的“投資回報”因素納入長遠科學投資決策中﹐我們衡量經濟價值的指標也必須同樣應用來衡量科學研究和生產過程。這一指標必須涉及比如說數理物理學的基本原理﹐它必須在同時以同樣的方式衡量生產過程中的勞動力效益的基本要素。

讓我們用一個實際的例子來說明這一點。對今天的所謂發展中國家來說﹐經合組織等國際機構建議它們採用的政策﹐是發展中國家應該“逐步接管”現已在主要經合組織國家成熟的技術。說得好聽

點﹐這一建議的含義是要發展中國家慢慢地放棄主要充任原材料出口國的殖民主義政策（3）﹐開放它們的海關以接受施捨的技術﹐在消費品生產中強調“進口替代”。這種政策的結果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尤為不幸。由於下文將要闡述的原因﹐一種先進的發展政策必須着眼于跳過現在美國﹑歐洲和日本已經成熟的最先進技術。

這要求發展中國家在選擇科學研究領域時﹐必須着眼于中長期國家利益﹐致力于取得世界領先地位。這必須動員實驗室﹑大學系科和科研機構共同努力﹐並建立一個能夠運用科研成果的工業基礎。後一個任務要求建立一個類似于工具製造廠的工業部門。這種科研﹑開發和工業生產的有效同步發展必須在一代人的時間內實現。

把有限的國家資源集中在創造未來技術領先地位的政策﹐必須結合考慮技術要求不高但並非不緊要的農業生產問題﹐以求得某種綜合平衡。出於政治和其它方面的實際考慮﹐這種經過綜合平衡的努力必須總的說來能夠給人民﹐給大多數社會階層和大多數人民﹐帶來確確實實的進步。

不難想象﹐總會有一些工聯主義分子蠱惑民心﹐詛咒謾罵政府和企業界投資于資本貨物發展是“在兒童嘴裡奪食”。因此﹐在發展中國家中﹐必須要對中長期發展政策形成一種始終不渝的﹑廣為宣傳的一致意見。為了維持這種一致﹐在通向預定目標道路上的預期進展與實現進展之間必須要有一種有機可見的聯繫。就此而言﹐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決策最好比發達國家的經濟決策更積極主動﹐因為發展中國家承受嚴重失誤的能力遠遠低于發達國家。對我們來說也許僅僅意味着推遲錦上添花的失誤﹐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將是一場災難。

同時﹐我們不應該認為﹐發展中國家投資發展領先技術對這些國家來說是過於奢侈了﹔這種觀念應該拋棄。沒有這種跳躍式的技術發展﹐發展中國家永遠也擺脫不了欠發達的地位。這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但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不管是最先進的發達國家還是最貧窮的發展中國家﹐當今的需要是制定“以科學為動力”的政策﹐以提高勞動力的效益。由於這一原因﹐我們需要改進決策﹐以普通的語言為從事基礎研究的科學家和經濟管理人員提供這樣的決策。

這應該是三方面的基礎研究﹐今後五十年的所有根本性的技術發展都將源出於此（這得假定我們不會飄入“後工業化社會”的“新黑暗世紀”）。這三大領域提出的基本科學問題是相輔相成的﹐這在科學史上並不罕見。它們之間相輔相成的條件也是我們在本書中所闡述的條件。

這三方面的基礎研究是﹕一﹑具有很高能通密度的有組織等離子體﹐其標誌是發展受控熱核聚變以作為人類主要能源。二﹑與之相關的領域﹐發展高能通密度的輻射能﹐以用于生產和其它方面﹐如激光和粒子束。三﹑生物學基礎突破的新方向﹐在這方面﹐微生物學領域的重大進展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輔助特徵（4）。可以有理由認為﹐這三大領域的重大突破到世紀交替之際將進入“商業”社會。這三大領域的共同發展將意味着人類有可能在世紀交替之際實現載人的行星際旅行﹐從而提高在月球和火星上仿照地球建立生活環境現實可能性。

如要在這些領域取得基本突破﹐如要把這些基礎研究成果應用起來﹐則需要把研究和應用的重點轉到黎曼的物理學觀點上﹐轉到“本體超限”上來。我們需要的社會是按這些原則來研究和管理其經濟發展的社會。我們需要處於各行各業的經濟學家無論是在他們中間還是面嚮社會都傳播這樣的基本知識。

亨利‧凱雷和其他人（5）對勞動力社會分工問題的分析﹐促使我們按下述會計程序來分析在我們假設的農工聯合企業中生產與消費之間的內部關係。為了完成這一任務﹐我們將使用一些由於馬克思主義者和其他人的工作而家喻戶曉的符號﹐不過﹐我們不要管這些符號的定義﹐只是看本書怎麼說。

由於我們要衡量相對潛在人口密度﹐所以我們必須從人口開始。因為人口繁衍的單位是家庭﹐所以我們將首先衡量家庭的人口數﹐把人統計為家庭成員。然後﹐我們把勞動力劃歸到家庭中﹐如每一家庭的勞動力人數﹐即家庭“生產的”的勞動力人數。

我們通過份析家庭的人口構成狀況來確定勞動力的情況。我們先要按年齡結構﹑然後按經濟功能來分析家庭人口狀況。

總的說來﹐我們把家庭人口分為三大年齡組﹕一﹑處於勞動力年齡之下的年齡組﹔二﹑勞動力適齡組﹔三﹑處於勞動力年齡之上的年齡組。我們把第一組又細分為“嬰兒”﹑“六歲以下兒童”﹑“青春期以前的兒童”和“青少年”。我們對第二組的細分大體按十歲一個年齡段分。我們對第三組的細分大約按五歲一個年齡段分（由於實際原因﹐這樣做比較好）。我們把第二組又具體分為兩個功能組﹕持家人和勞動力﹐其結果是大約“百分之六十五的勞動力年齡人實際是勞動力”。

我們把所有家庭按家庭的主要勞動力功能分為兩大功能群體。這樣的話﹐一個家庭的兩個成員也許會落入不同的勞動力就業群體﹐或者一個人也許會從一個群體轉到另一群體。但是﹐所有這些都無關緊要﹐因為對我們來說。只有這兩大功能群體相對總量的變化才有統計意義﹐選用一種前後一致的好統計程序來澄清那些一直模糊不清的情況﹐難免出一些小小的統計誤差。我們對家庭中勞動力成員按其就業功能進行劃分﹐這兩大基本功能是“生產性就業”和“非生產性就業”。

到目前為止﹐我們還一直是強調勞動力中的生產性就業人員。所有的統計全是根據總勞動力中這部份人的情況做出的。生產性就業又分為農業生產（從廣義而言﹐又包括漁業和林業等）和工業生產（從廣義上說﹐這包括製造業﹑建築業﹑採礦業﹑運輸業﹑能源生產和輸送業﹑通訊業﹑以及其他從事維持經濟基礎設施運轉的生產性工作）。
整個經濟

對生產的分析主要是像本書前些章節那樣進行。我們進行分析首先要區分兩大市場籃和每個市場籃中的最終產品的兩大類別。我們是反向追溯生產的流程﹐從中間產品到原料﹐再到自然資源。

這種生產流程分析要隨時與整個實物生產進行交叉比較﹕即把勞動力中百分之百的生產性人員與整個社會（經濟）的百分之百實物產出進行比較。這一百分之百的實物產出分析如下（參見頁的圖）﹕

符號Ｖ﹕百分之百生產性勞動力的家庭所需要的全部實物產出。這是“系統能”。

符號Ｃ﹕實物生產中消耗的資本貨物﹐這包括用于實物生產的經濟基礎設施成本﹐包括廠房機器﹑經濟基礎設施的維修保養﹑以及為了滿足工廠開工所需要的原材料庫存。這僅僅包括以“系統能”為形式的資本貨物。

符號Ｓ﹕（農工聯合企業的）總營運利潤。

Ｔ〔＝總實物產出〕－（Ｃ＋Ｖ）＝Ｓ

符號Ｄ﹕總非生產性支出。這包括（勞動力中非生產性勞動力家庭的）消費資料﹐再加上非生產性勞動力消耗的資本貨物。這是“系統能”。

符號Ｓ’﹕實物生產的純營運利潤。（Ｓ－Ｄ）＝Ｓ’。這就是“自由能”。

如果我們把非生產性支出(Ｄ)代入一個適當的經濟函數表﹐我們會發現其中有些服務性支出必須隨着實物產出的增長而增長﹐或者隨着勞動力生產能力的增長而增長。比如﹐包括有技術使用水平和技術發展速率等變量的函數必須要求勞動力的文化水平達到一定程度﹐這反過來又對教育提出了要求。為實物生產和維持家庭中勞動力的生產能力而提供的科學和技術服務﹐就是一些預算編製人員需要考慮的“半變量支出”﹐它們與勞動力生產能力的維持和提高有着明顯的函數關係。總非生產性支出的一大部份沒有這種函數關係﹐在“後工業化社會”飄流中﹐總非生產性支出的絕大部份都不應保留﹐或者應該大大減少。因此﹐我們必須使用Ｓ’／（Ｃ＋Ｖ）這一算式﹐而不是使用

Ｓ’／（Ｃ＝Ｖ＝Ｄ）這一算式﹐以作為衡量自由能比例的相關參數。

在國民收入統計中﹐我們使用﹕

符號Ｓ’／（Ｃ＋Ｖ）﹕等於勞動生產率（與“勞動力生產能力”有區別）。

符號Ｄ／（Ｃ＋Ｖ）﹕等於支出比例。

符號Ｃ／Ｖ﹕等於資本密集程度。

符號Ｓ’／（Ｃ＋Ｖ）﹕等於利潤率。

這些比例需要下述條件﹕一﹑勞動力中生產性人員的人平消費市場籃必須增長﹐資本密集程度(Ｃ／Ｖ)和勞動生產率(Ｓ／Ｃ＋Ｖ)也必須增加。二﹑儘管這一市場籃的數量和質量都必須提高﹐但生產這一市場籃的社會成本必須下降。三﹑勞動力生產率（Ｓ／Ｃ＋Ｖ）的增長速率要高于支出比

（Ｄ／Ｃ＋Ｖ）的增長速率。

國民收入統計表把非生產性支出分為三大類﹕經濟支出﹑機構支出和無用支出。它們的區別大致如下﹕

經濟支出﹕生產過程﹑實物分配﹑維持家庭生存和保障技術發展所必不可少的服務行政支出。

機構支出﹕政府的非經濟性支出﹐如軍事﹑警察和一些至關重要的行政方面的支出。商業和其它非政府機構的支出﹐如銷售支出（這與實物分配支出不同）﹐不屬於經濟支出﹐但是它們屬於維持社會存在所需要的支出。

無用支出﹕由於失業和犯罪行為而對社會產生的支出﹐還有那些由於儘管不是明顯犯罪﹑但卻是不道德的行為而對社會產生的支出﹐如各種形式的巧取豪奪行為。

屬於經濟支出範疇的服務性支出包括﹕

科學研究﹕實物科學﹐如生物學﹑經濟科學和數學。歷史﹑探索等。但不包括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和其它那些當今稱為“社會科學”的冒牌學科。總的說來﹐這是洪堡（1767%1835）當年的教育政策中所確定的那些學科。

科技﹑工程以及其它有關的技術服務﹕它們要麼是直接作用于實物生產過程﹐要麼是間接地促進經濟基礎設施的生存和發展﹐而這些基礎設施是實物生產和分配所必不可少的物質條件。

醫療及有關的服務﹕這是為維持人類的延續所需的服務。

教育服務﹕即按洪堡提出的教育方針而提供的服務。

其它類型的服務﹐尤其是所謂“勞動力密集型﹑不熟練或‘半熟練’的服務”﹐起不到什麼經濟作用﹐它們屬於機構支出﹐或者甚至屬於無用支出。

屬於經濟支出的行政支出包括﹕

對生產性人員的直接管理。

對使用生產性勞動力的經濟活動的管理。

不屬於經濟支出的行政支出包括﹕

不屬於實物分配的銷售支出（它屬於機構支出範疇）。

包括融資費用在內的金融管理支出。這是一種機構支出﹐但它不包括由於巧取豪奪（如地面租金﹑期貨投機等）而產生的費用和管理開支﹐後者屬於無用支出。

雖然總的說來政府屬於機構支出範疇﹐但是那些與經濟有關的政府活動（如生產和維修經濟基礎設施的活動等）屬於經濟支出大類下的政府分類﹐對這些政府活動的分析也與對私人經濟活動的分析一樣。

總的說來﹐對非生產性支出進行分類時要詢問兩個問題﹕一是“這一支出是如何發生的﹖”二是“這一支出為何發生﹖屬於哪一種類﹖量有多少﹖”研究者應該根據這裡所說的政策原則﹐為抽樣研究的公司和整個經濟的繪製出完整的是非生產性支出統計表。研究者的這一工作和其它闡述國民收入的統計表﹐應該只是相當于完整地研究了本書到這裡所談到的問題。研究者根據這些原則所完成的工作﹐還應該留待進一步修改﹐即在本書全書指出的計劃完成之時進行修改。

比如﹐就科學發現而言﹐個人在提高勞動力效益中所發揮的直接作用是非常明確的。從這一點開始﹐我們必須找出科學研究成果及其有關的發現如何轉化為經濟生產﹐並貫穿在整個經濟生產之中﹐從而使生產人員能夠把負熵代入到整個社會（經濟）中。正是這種由生產性人員傳輸的負熵才是經濟價值的“實質”。上文簡要列出的那些編製國民收入統計表所應遵循的原則﹐使我們得以找到這些必須加以考慮的因素。

佩爾希‧雪萊在他的文章“捍衛詩歌”接近結尾的地方﹐把詩歌質量的突然提高和大量傳播與爭取民權和宗教自由的高潮歷史時期聯繫起來看待﹐這並非沒有道理。正是由於這樣的原因﹐產生了大約公元前五九九年開始﹑以雅典梭侖的憲法改革為代表的古希臘共和運動。也是由於這樣的的原因﹐產生了十五世紀的金色文藝復興﹐產生了但丁（1265-1321）和他的繼承人（1304-

1374）彼特拉克的不朽著作﹐正是他們的著作﹐導致了金色文藝復興運動的爆發。十七世紀末馬扎林和柯爾貝爾（1619-1683）在一六五三年之後重建法國的的成就﹐德國的普魯士選帝侯及其他人的發展成就﹐無一不源出於此。在一七六六至一七八九年期間本杰明‧富蘭克林領導的偉大的泛大西洋運動影響下（也就是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之前）歐洲所取得的成就﹐也正好說明瞭這一點。雪萊本人就曾經謳歌一七六六至一七八九年期間在政治與科學方面的突飛猛進。

正如雪萊指出﹐在這樣的時期﹐人們更能夠“傳授和接受尊重人與自然的深刻道理與客觀現實。”在相對近代的社會裡﹐大約從但丁的<<優雅語言>>和<<神曲>>時期開始﹐非拉丁文的歐洲語言發展成為高雅的古典語言。從十五世紀末到十六世紀結束期間﹐它們開始登上意大利﹑法國和英國的大雅之堂。正如洪堡強調的那樣﹐語言障礙是對思維能力的限制﹐因此﹐只會某種地方方言的可憐人一定是智力低下﹐缺乏正常的潛在判斷能力。從蘊涵的潛在意義來說﹐這種語言使用程度對擺在我們面前的經濟科學問題有着直接而實際的關係。有兩種演講能力直接關係到演講者的思維能力﹐ 這就是以及物動詞來強調主題思想﹐而不是像唯名主義者那樣強調要靠名詞表達的思想。另外一點是大量地使用虛擬語氣（6）。這些語言功能都間接地﹐或多少有些直接地作用于個人和社會的創造性精神活動的發展。

按柏拉圖的“物種”（7）意義﹐通過生產性人員的勞動所傳遞的負熵﹐是思想的傳遞。這裡所說的“思想”不是一種描述或解釋的產物﹐而是控制人們行為的“思想”﹐它所控制的行為是為改造自然使之滿足人類需要的是行為。我們將在下面系統討論科學思想的內在特徵。在這裡﹐我們將“借用”後面的討論﹐儘可能地澄清這一問題﹐因為我們必須在這裡提前談談這一問題。

正是這些代表“潛在勞動力效益”的科學發現及其它有關科研成果的創造﹑應用﹑傳遞和實踐﹐具有“社會的實物生產過程”中的負熵性質。正是這一部份的生產﹐即具有普遍效果的個人活動﹐使我們得以確定個人生產勞動的經濟價值。

如此推論的必然結果是﹐一個社會（經濟）的產值不能靠該社會中個體交換實現的純價格（即所謂“增值”）相加來統計。如果這一錯誤做法得以推廣應用﹐ 我們將不得不墮入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章中所說的“內在矛盾”的謬誤悖論之中。回過頭再來看看這一悖論（不過這次我們要使用國民收入統計方法）﹐將有助于我們分出生產過程中的經驗因素﹐在這裡技術進步的功用微不足道。

讓我們以公式Ｓ’／（Ｃ＋Ｖ）來取代自由能比例﹐從而改變自由能與系統能之比。然後﹐按照我們在上面確定的限制條件﹐Ｓ’的“再投入”增加了以（Ｃ＋Ｖ）表示的人平產出量。如果總勞動力中生產性人員所佔的百分比不變﹐那麼﹐在沒有技術進步的條件下﹐人平(Ｃ＋Ｖ)系統能的增加將導致可用于再投資的Ｓ’低于上一循環。這樣﹐隨着資本密集程度（Ｃ／Ｖ）的增加﹐利潤率Ｓ’／（Ｃ＋Ｖ）就必然下降。

假定某一現代國家在某一點上決定停止在資本貨物設計中運用科學技術新成果。在一段時期內經濟將繼續增長。這之所以出現﹐是因為以新資本貨物來取代舊資本貨物代表着生產技術的發展（即勞動力的效益）。隨着使用的資本貨物的平均技術水平達到新資本貨物蘊涵的技術水平﹐再投資的效益就開始消失﹐利潤率開始下降﹐直到經濟達到熵化狀態（８）。

請更仔細地觀察一下這方面的發展。

對資本貨物的再投資需要國民收入統計表中的兩個要素﹕純營運利潤（Ｓ’）和以資本貨物累計投資量表示的當前系統能成本（Ｃ）。因此﹐在生產性人員數保持不變的情況下﹐資本貨物的總“再投資”應該是（Ｓ’＋Ｃ）。

我們對這兩個參數的衡量﹐是查看當前實物生產的技術（勞動力效益）水平。不過﹐如果資本貨物中的技術（勞動力效益）含量高于資本貨物生產中的技術含量﹐將會出現什麼樣的結果﹖正是在這裡﹐也恰恰是在這裡﹐隱藏着悖論的秘密﹐隱藏着經濟過程中負熵的實際因素。比如﹐讓我們假定新資本貨物的效率比生產它們的原有資本貨物的效率高百分之五（即勞動力效益提高百分之五）。那麼﹐現有產出中應屬於生產過程系統能的部份﹐在簡單國民收入統計預測中只佔產出總量的百分之九十五。因此﹐可以用之于再投資的自由能就成了（Ｓ’＋０﹒０５Ｃ）﹐而不是Ｓ’。Ｃ／Ｖ的比例越大﹐自由能的相對增長幅度也就越大。

經濟過程中負熵的表現形式﹐是生產實物﹑尤其是生產資本貨物過程中生產性人員的行為改變。因此﹐資本貨物產出與消費資料產出之比越高﹐一個技術水平不斷提高的經濟就越能健康發展。如果生產性勞動力高度熟練﹐能夠把科學研究成果帶來的這些行為變化轉換並應用到實踐中﹐那麼這就是最佳的勞動力政策和教育政策。就業教育的目的與其它不可或缺的經濟功能不同（9）﹔它應該像洪堡要求的那樣﹐不要讓學生在中學裡就接觸某些專業技術訓練﹐教育必須讓兒童和青年儘可能得到各種潛能的全面開發﹐然後在中學教育完成之後再接受專業技術培訓。關鍵的問題並不是要教青年人按當今時代形成的標準行為規範的固定模式成長﹐而是要教他們儘可能全面地發揮創造性思維潛能﹐教他們如何最有效的進行發明創造（即提高勞動力生產率）﹐教他們如何把這些發明創造轉換為富有成效的日常行為（即生產行為）。

熱動力機械的使用﹐或者說生產中資本密集型技術所帶來的變化﹐必須理解成人類行為變化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特徵﹐而這種行為的變化就是人與大自然關係的變化。通過這樣的途徑實現的勞動力效益﹐反映出科學發現開始引起這種行為的變化﹐使人類的行為更加符合宇宙規律。生產過程中的勞動力效益必須理解成所有科學實驗中最偉大的實驗﹐因為它從實踐上最有力地證明瞭所有科學知識賴以成立的這些科學發現原理。

在一個明智的國家裡﹐不應該允許有人強行區分基礎科學研究和“應用科學”研究。基本科學發現的目的﹐是通過車間裡實物生產而實現的自然變化﹐即由之而實現的人與自然關係的變化。實物經濟和經濟科學是這方面的基本科學發現原理。定義確切的經濟科學﹐是把生產線終結處的最新科學知識反饋到基本科學研究之中﹐正是這種持續不斷的基本科學發現保障了持續不斷的生產發展。

恰恰是在這一點上﹐潛藏着最終確定經濟價值的秘密武器﹕基本科學發現原理。

第四章註釋

1. 在五十年代的後半期﹐即在導致後來採用“核威懾”﹑“靈活反應”和“軍備控制”的大辯論期間﹐倫敦和美國東北部那些“自由派”權勢集團的頭麵人物決定把世界經濟推入所謂“後工業化”的方向。在這一時期通過羅素和其它渠道而與蘇聯私下達成“幕後交易”﹐使這些“自由派”權勢集團相信﹐核威懾可以防止兩大超級聯盟之間的大戰﹐或者如果發生這樣的戰爭﹐戰爭也會在打開“戰略”熱核武庫之前結束。可能打的只有“局部戰爭”﹐或者也許包括“有限核戰爭”﹐而且還有一套靈活的原則來指導戰爭（即靈活反應）。這樣﹐核威懾就被認為是限制了在一個技術發展型經濟中深入提高軍事實力的要求。從六十年代初開始﹐大肆宣傳“後工業化社會”政策﹐到六十年代中期﹐這成為美國政府的政策﹐其標誌就是約翰遜總統的“偉大社會”和開始縮減當時以國家宇航局為中心的研究發展計劃。

由於採納這一觀點的這些“自由派”權勢集團代表着歐洲和北美一些大家族的利益﹐代表着控制大銀行和大保險公司的意大利式“基金會”的利益﹐因此﹐信用和投資的流動方向就日益反映出六十年代中期“權勢集團首領”（按約翰‧蓋爾布雷斯的稱呼）邁克喬治‧邦迪（屬福特基金會）引導的“後工業化社會”方向。布熱津斯基的“技術電子社會”就是這種“烏托邦”式戰略和社會經濟政策之間的明顯關係。從美國鋼鐵工業的衰落可以看出﹐這一髮展趨勢的特徵﹐是讓美國製造業公司創造財富來投資于非製造業項目﹐通過一種蠶食這些公司的政策﹐迫使這些公司由於缺乏生產性投資而衰敗不堪。

這種對製造業公司的壓力不單單是直接來自華爾街﹐如那些對無力維持其股價的製造業公司虎視耽耽﹑不懷好心的華爾街餓狼。壓力也來自于管理階層內部思想的變化。管理階層內“哈佛商學院”式思維方式始自福特公司和後來任職國防部的羅伯特‧麥克拉馬拉﹐這一學派成了這一工業管理思想轉變的代表思潮。把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華爾街日報>>上探討的讀者敏感問題與近年來該報的新自由派加新保守派大雜燴哲學觀作一比較﹐可以明顯地看出這一問題。

哈佛商學院的思想僅僅是今天傳染到全世界商學院的病毒原型。當今這些商學院教授的主要是一種思想觀念。這些教學中心所傳授的複雜的經濟學定理﹐無非是威廉‧佩蒂十七世紀“低價買進﹑高價賣出”這一老教條的翻版﹐只不過它加上了厚厚的一層約翰‧馮‧紐曼（John von

Neumann）“數理經濟學”的神秘外衣。其魔棒就是所謂“機會成本”。

雖然馮‧紐曼熟悉黎曼的一些代數思想﹐但他的哲學觀基本上還是沿襲克朗內克和迪笛凱恩德﹐或者說是沿襲拉普雷斯﹑克勞休斯﹑赫爾姆霍茲和波爾茲曼。科特‧哥德爾（Kurt”Godel）大約在一九三二年對紐曼的一些主要論點進行了致命的抨擊（如哥德爾的<<證明>>一書﹐不過此書應該與坎特一八七一至一八八三年間的著作結合起來讀）﹐從而揭示了紐曼最惡劣的地方。這就是紐曼把他的搏亦論引入經濟生產過程。他企圖把經濟分析簡化為解決線性不等式的方法﹐採用激進的本體論主張﹐接受威尼斯新實證主義的邊際使用價值學說。這就是為什麼以紐曼思想為基礎的各種計量經濟學預測方法敗得如此之慘的原因。

紐曼的數理經濟學要求假定經濟運行中技術處於零增長狀態﹐同時假定技術的倒退可以忽略不計。除了基於拉魯旭－黎曼方法的預測之外﹐當今所有計算機經濟預測模型都採用紐曼的方法﹐這一方法與上文提到的“後工業化社會”政策如出一轍。

經過如此洗腦的商學院畢業生和其他專業人員﹐再加上華爾街﹑倫敦﹑瑞士和威尼斯保險公司的龐大勢力﹐深深影響了美國的工業管理人員﹐大大改變了他們的管理哲學。這一洗腦過程完全可以稱作是一種“文化模式轉變”。

2. 這裡之所以使用“看起來”這個字眼﹐是因為我們對來布尼茲的敬重﹐他那些尚未發表過的著述和借助于這些新材料而對來布尼茲思想的重新研究﹐使我們越發對他敬重。庫沙﹑達芬奇﹑開普勒和高斯的著作也都這樣令人敬重。我們在宣佈研究來布尼茲思想的結果時一定要格外小心﹐因為我們看到的也許是先哲對某種基本科學原理的預見﹐儘管這一原理往往歸因于某個後人。

3. 這裡所說的是亞當斯密在<<原富論>>一書中明白無誤提出的政策。美國獨立革命所要反對的就是亞當斯密在書中為之辯護的這種英國經濟政策。

4. 正如我們在先前提到的帕西奧利和達芬奇的觀點所述﹐有生命物質與無生命物質之間的區別在於﹕前者的生長形態和發育功能都與金段相吻合。換句話說﹐按我們在這裡從高斯綜合幾何學角度所正確闡述的負熵的定義﹐而不是按錯誤的威納－先農的“信息論”觀點﹐這些有生命物質具有負熵的性質。這表明有機化學並不是確定有生命物質基本特性的最佳工具﹔如此狹義的化學對生物學來說當然有一定價值﹐因為從分析桌上或病理學家實驗室裡得出的經驗教訓都會給醫生提供有用的信息﹐ 使他們能夠維持活人的健康組織。但是﹐若從離散簇角度觀察﹐生命的最基本現象必須與金段表達的幾何原理相吻合﹔若從連續簇角度觀察﹐則具有我們在這裡所說的負熵性質。如果生物學打算以此作為重建生物學的“唯一經驗事實”根據﹐那麼化學的意義就有其恰當的地位了。

5. 欲知凱雷大量引用其哥哥的話﹐請見<<政治經濟學原理>>第一卷（一八三七年）﹐第三百一十一頁至三百二十頁﹐以及（關於人口問題的）第二卷（一八四○年）﹐要特別注意第九章。把凱雷這部三卷合成的書與卡爾‧馬克思熟知的凱雷其它著作相比﹐借以看看馬克思如何嫉妒和仇恨凱雷﹐倒是一件有趣的事。

6. 還在喬姆斯基語言學發揮破壞作用和搖滾－吸毒等反文化思潮興盛之前﹐那些所謂有文化教養之人對英語的使用就已經遠遠低于莎士比亞時代和五十年代米爾頓時期的水平。值得注意的一些主要缺點是﹕不再使用虛擬語氣﹐哲學上的唯名主義重新泛起﹐重點強調以名詞作為思想表達的自然單位。最先出現的是一場持續不斷的旨在消除虛擬語氣的運動。掀起這一運動的學術人士本身就非常清楚﹐虛擬語氣是根據科學假說進行思維的中介﹐它具有實際價值。這種以名詞為重的趨向也是哲學經驗主義運動的結果。

7. 克裡頓‧佐寇斯（Criton Zoakos）指出﹐“理念”這個詞是一個不恰當的翻譯﹐容易使人誤解﹔最好的翻譯是“物種”。根據柏拉圖論點的根本意義﹐佐寇斯提出的更正無疑是最準確的。從本書的後幾章中﹐將更能清楚地看出這一更正的重要性。

8. 美國經濟在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四年期間進入了相對“熵”化的階段。隨着卡特－蒙代爾政府和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鮑爾‧沃爾克共同採取的政策在一九七九年十月的生效﹐美國經濟開始進入絕對熵化狀態﹐即經濟出現“絕對負增長”﹐經濟的運行處於“收支平衡”之下。

9. 中小學教育最主要的基本任務﹐是教給學生“公民的作用”。如果選舉團的一個成員沒有思維能力但卻能夠投票﹐這樣選出來的政府將是什麼樣呢﹖如果一個公民在若干候選人中進行投票選舉時對涉及的任何問題沒有理性的思考﹐沒有思考的充份訓練﹐那麼﹐所謂“民意”又有什麼真理的價值﹖也就是說﹐所謂“民意”對國家利益的確定或對公民本人眼前利益的確定又有什麼價值呢﹖

第五章

技術是如何產生的

基本科學－－和技術－－突破的最根本原理﹐在今天也與柏拉圖在兩千三百多年前說的一樣。這一問題貫穿柏拉圖的整個對話﹐即他反復提到的“假設”一詞。如果沒有假說﹐就不可能發現人與自然關係上真正而基本的東西。這是庫沙（1）﹑達芬奇（2）﹑開普勒﹑來布尼茲﹑高斯﹑黎曼等人所用的方法。在我們集中力量認真研究近代科學發展史的過程中﹐有幾百位研究者花了將近十年的時間﹐查看了世界上的各種檔案和主要的公開發表物﹐他們發現﹕所有真正的基本科學發現無一不是在這種“假設”的方法下實現的（3）。

完成基本科學發現的精神活動原理﹐是柏拉圖所說的“對更高假設的假設”﹐這一概念是柏拉圖整個思想的中心。不了解運用柏拉圖的這一原理﹐也就根本不知道柏拉圖的工作﹐不能“了解他的思想。”我們將在本章中借助于現代的例子來詳細闡述這一原理。從這裡我們可以表明﹐按照這一原理組織起來的精神活動與社會（經濟）過程中經濟價值的來源有密切的關係。

“對更高假設的假設”這一概念包括假設形成的三個層次。對第一個層次我們稱為“簡單假設”﹐第二個稱為“更高假設”﹐第三個稱為“對更高假設的假設 ”。我們將對這三種假設進行比較。在比較中﹐我們將基於一種邏輯－演繹的思維方法﹐結合使用大量的定理﹐而所有這些定理產生的基礎（即條件）是公理和公設。

在“簡單假設”中﹐現有的某種知識或觀點被用來解釋說明一些現象﹐而這些現象正是簡單或實驗觀察的的對象。在實驗假設即以此而進行的“實驗設計”中﹐違反現有公理和公設的東西都不允許存在。實驗結果的邏輯－演繹過程是否符合現有理論﹐是證明的標準。

在“更高假設”中﹐部份現有理論將被推翻。簡單或實驗觀察的對象是對一種流行理論的公理性假設。實驗設計的原則是﹕如果得到預計的實驗結果﹐那麼實驗對象身上具備的符合現有理論的公理性特徵就被證明為一種謬誤。這樣的證明表明﹐現有理論中的每一條公理都必須放棄﹐因為它們的基礎是對流行理論的公理性特徵的“繼承”。同時﹐整個理論必鬚根據經過新近證明的原理而重新建立。這就是基本科學發現的性質。所有基本發現都是借助于這種更高假設的精神活動而實現的。

如果以已知科學發展史為鏡子來觀察人類發展史﹐我們會看到﹐導致人類進步的基本科學發現過程是一種可序分的過程。每一個基本的科學發現都會帶來科學知識的變革﹐從而引發一系列對這一科學知識的成功解釋應用﹐而這種解釋應用又導出新的科學發現以及更新的科學知識﹐從而推翻前一體系。因此﹐科學的權威不能定在任何現有或過去的科學觀點上不變。科學的權威寓于基本科學發現的原理之中﹐這些原理不會因前後科學觀點的不同而互相矛盾。科學的權威在於﹕根據基本發現的原理能夠連續不斷地導出一次又一次成功的科學革命。

真正的更高假設並不是無中生有﹐也不是一種盲目直覺。更高假設產生于一種方法﹐一種形成這類科學發現的方法。如果一個簡單觀察或實驗課題要測試為形成真正更高假設所需的一系列條件﹐那麼這一實驗就將從實踐上探索相當于“對更高假設的假設”的原理。

雖然經過實踐證明的科學發現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它們決不是十全十美。因為它們不是十全十美﹐所以它們仍是一種假設。隨着不斷革命而取得的科學進步﹐這些原理的不完善性逐漸減少﹐但仍舊不是盡善盡美。這些原理寓于根據綜合幾何方法進行的積極推理之中。這種等周幾何原理就是一種發現﹐它發現了不完善的“對更高假設的假設”。高斯﹑底裡奇勒特﹑黎曼等人對連續簇（複雜領域）的綜合幾何特性的研究﹐就是一種不斷完善“對更高假設的假設”的例子。黎曼一八五四年所寫的任教資格論文“論幾何基礎的假設”﹐是為綜合幾何學確定更高假設的一種假設﹐因此是直接地完善“對更高假設的假設”。本書作者在經濟科學方面的所有基本發現﹐主要都是根據黎曼資格論文而獲得的。得出這些基本發現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作者借助于前面曾大量談到的坎特的超限序數原理﹐理解到這裡所探討問題的重要意義。要想在定向研究上取得任何基本科學發現﹐必須始終不渝地自覺按照對更高假設的假設原理來進行精神思考。缺乏這種自覺性的人也許會取得一些具有非常重要意義的基本發現。他們也許在很大程度上知道“如何”取得這些發現﹐但是他們決不可能知道“為什麼”得出這些發現。

你想改變某種普遍接受的科學理論中的某個基本公理嗎﹖在這公理假設中明顯存在的謬誤或膚淺會使你感到煩惱嗎﹖你將如何變革科學﹖你將對這令人懷疑的假設盲目亂打一氣嗎﹖你將跟着“感覺”或“直覺”走嗎﹖如是這樣﹐那我們祝你好運﹐因為如此盲目地進行探索﹐你需要有很大的運氣才能找到正確的方法。或者 ﹐你將“從認識論上深入地分析”這一讓你感到懷疑的公理假設﹕什麼樣的精神思維可以導致這樣的的公理假設﹖該種精神思維方法違反了什麼樣的宇宙規律﹖是什麼樣的錯誤假設導致了這種公理的形成﹖這一隱藏但必然存在的假設正是你對手的致命弱點﹗打他那裡﹐如果以前的打擊不成功﹐那麼瞄準這一致命弱點打﹗你這樣做必然是因為你自覺掌握了基本原理﹐從而使你可以成功地產生導致成功更高假設產生的基本原理。這才是你通往科學發現的途徑。

這使我們可以直接轉入探討另一個相關之點。一些本來十分聰明﹑令人尊敬的人以一種近乎宗教般的虔誠﹐堅信迄今為止在實驗中從未證實過的某種東西實際存在着﹐這就是杜撰出的“誇克”。每年數學家和科學家要在這一根本不存在的小玩意“誇克”身上浪費大量的精力﹐它甚至還成了諾貝爾獎的主題（4）。用最溫和的語言來問﹕為什麼有人如此執着地生造一些新裝飾來崇拜這一很小很小的東西﹐儘管迄今沒人證實它實際存在﹖

在閱讀一些誇克派的著述之後﹐人們會吃驚地發現﹐這些人中不乏明智之人﹐頗有天才﹐甚至是才華橫溢。他們的誇克神學在數學上非常嚴謹﹐或者更精確地說﹐非常符合邏輯。誇克純粹是正式演繹的產物﹐就像福爾摩斯偵探小說中推理出的杜撰人物一樣。誇克的出現和大量的數學論證﹐是所謂宇宙學中“大爆炸”的估計年代的反映。無論是誇克還是“大爆炸”都不是實驗物理學的產物。它們的出現純粹是使用某些數學公理進行推理的產物。誇克和大爆炸只不過是三段式邏輯推理中的假設﹐是人為編造的假設﹐目的是為了填補成問題的數學體系中存在的某些空洞。比如﹐如果我們使用完全從綜合幾何學中產生的數學﹐想象中的誇克和大爆炸根本就沒有出現過。

“大爆炸”理論由來以久。符合現代說法的最初理論是由亞里斯多德提出的﹐而對亞里斯多德大爆炸理論的第一次批駮則是由斐洛‧尤迪厄斯所做﹐他證明亞里斯多德的論點必然要帶有“上帝已經死亡”這一命題﹐就像納粹先驅弗裡德裡奇‧尼採反復提出的命題一樣。一些當代天體物理學家提出的推理證據﹐無一不是兩千年前就被批駮得體無完膚的證據。只要用數學來論證與亞里斯多德理論相吻合的物理學﹐或遲或早這些數學使用者就將宣佈他們發現了大爆炸存在的“數學證明 ”。誇克是一種假設虛構的存在﹐其來源與大爆炸一樣。

誇克迷信經久不衰的原因﹐是堅持有這種小東西存在的辯護士們不准人們對誇克的存在提出疑問﹐只准辯論採用哪種數學方法來創造這個小東西。只要對此的探討局限在這類數學問題上﹐誇克派對之的迷信當然要越來越強。如果要提交確鑿而有說服力的證據﹐就必然使用誇克崇拜者深惡痛絕的數學語言。既然他們的數學體系完全建立在信仰誇克存在的基礎上﹐無論怎樣辯論結果都是一樣。因此﹐數學是用來證明誇克存在的工具。

不幸的是﹐一些黯熟高等數學的人根本不懂建立一個整體所要依賴的公理（假設）。可以補充一點﹐他們不能有效地理解所謂定理格柵的“繼承原理”﹐即加在這一格柵中的每一定理都包含有建立這一格柵的公理假設。如果不加區別地接受笛卡爾極其錯誤的物質世界觀﹐認為世界就像是一個在空曠的歐幾裡德空間胡亂滾動的小硬球﹔如果接受克朗內克和迪笛凱恩德等人的公理算術假設﹐那麼﹐你就已經在概念上接受了大爆炸和誇克。不管你是否進行過天文觀察或其它物理實驗﹐結果都是如此。

我們引述誇克這個例子﹐目的是更明快地探討科學的意義。下面﹐我們將轉而討論這個問題。

偉大的梵語語文學家帕尼尼（Panini）（5）規定﹐所有詞彙都來源于動詞。與之相對的亞里斯多德命題則植根于拉丁文及其衍生文種﹐它強調作為可指物體名字的名詞才是第一位的。亞里斯多德的名詞主義具有三段式演繹推理原理的特徵﹕在亞里斯多德系統中沒有因果關係﹐因為中間一段已經取代了因果關係。笛卡爾系統也具有這樣的特徵。事物（名詞）的“性質”（如形容詞）﹐而不是整個物質空間的因果關係﹐決定着事物相互間的關係。要想明白更高假設和對更高假設的假設﹐必須研究由及物動詞決定的事實與由名詞主義派生出的不同事實定義之間的基本區別。請原諒﹐我們必須在這裡談談神學的要素﹐因為從歷史上看人類正是在神學中談到這些科學問題。

由及物動詞定義的觀察事實可以決定﹕在一定有限時間和有限空間發生的具體轉變是不可復原的。公理之“點”並不存在﹐只存在一個圓對折兩次形成的“奇點”。因此﹐“實物”也具有“變化”（與瞬時靜止的特殊存在相對）的意義。變化僅僅存在於有限的時空之中。所以﹐物質﹑空間﹑時間中的任何一者都不能脫離其它兩者而獨立存在。孤立起來的物質﹑空間或時間都是毫無意義的概念﹐是頭腦幻想的結果。世界上只存在“物質時空”。

由及物動詞定義的觀察事實與其它事實有着親密的關係﹐聯繫它們的紐帶要麼是同一及物動詞﹐要麼是與此動詞有關的其它及物動詞。所以﹐對柏拉圖來說﹐ 觀察事實也就等於具體選用某個及物動詞﹐這就構成了一個“物種”。這是常常與所謂“柏拉圖概念”聯在一起的柏拉圖方法的根本原則。

變化通常具有“開始出現”的物種形式。所有變化都具有這種共性。這要求開始出現的共性有一個及物動詞﹐以對應于作為物質時空變化而存在的整個宇宙。由於這是整個宇宙﹐該動詞必然是自反射的﹕“它將說明其自身的不斷變化。”它不是詹姆斯國王的欽定譯本﹐它可能是耶和華／雅威最初的意圖。這種自反射動詞在現有語言中有着明確的用途﹐尤其是那些其哲學觀與帕尼尼動詞學說相一致的文雅語言。

顯而易見的是﹐我們也和柏拉圖一樣﹐要求非假設的普遍真理﹐用它可以指導我們不斷完善對更高假設的假設。借助于等周圖形原理可以認識到可見空間中圓週運動的自證實性質﹐根據自相似的圓錐－螺旋的自證實性質可以正確地（也是更完善地）發現連續簇的綜合幾何性質﹐這兩點都接近了自反射動詞形態﹕“它將說明其自身的不斷變化。”後者揭示出非假設的普遍真理﹔用綜合幾何方法鑒別可以完善的對更高假設的假設。

與名詞主義者不同﹐我們認為偶然性是存在的﹐它寓于科學研究的觀察事實之中﹐寓于物質時空的變化物種之中。這些變化物種代表着我們的觀察數據。對我們來說﹐物質時空是一種實質﹐在本體上是真實的。在我們看來﹐名詞主義者眼中的“事物”只不過是變化的“拓扑個性”﹐是一種物質時空的個性。在他們看來﹐ 科學是名詞主義演繹定理群上一連串想象的自證實事物﹐就像繩上的念珠一樣﹔或者說就像是把一個小東西不斷分解為更小東西一樣﹐如想象中的誇克。在我們看來 ﹐科學的中心任務是不斷地創造個性﹔對我們來說﹐最令人稱道的工作是創造物質時空中具有個性的新物種﹐黎曼一八五九年關於衝擊聲波的論文說明瞭這一點。

創造一個個性的原始過程是﹕在自相似圓錐螺旋上不斷切割出橢圓截面的過程中﹐這一反復切割必然要終止在某一點處﹐這就是終極體積和終極長度。從物理學上講﹐如果一個接近圓柱體的物體在物質時空條件下呈自相似圓錐螺旋運動﹐那麼這一終極體積和終極長度就相當于電磁輻射可以傳播的最短波長。從數理物理學角度看﹐尤其是從電動力學運動的微分特徵角度看﹐以這種最短波長出現的個性必然相當于說光的速度並非無限。這一觀點一旦成立﹐那麼我們的宇宙從拓扑學上講就是有限的。其它證據也證明瞭這一點（6）。這就意味着﹕任何負熵活動都針對着宇宙中各種數量有限的條件﹐從而決定了這一反復橢圓細分但必有終極的負熵運動。我們之所以走上這一方向﹐就是因為及物動詞的作用。宇宙本身就是一個以負熵狀態不斷自我變化的過程﹔因此﹐最初的宇宙活動必然是宇宙在自己身上的活動 ﹐迄今為止的這種宇宙自我完善的“複雜性”﹐必然是最終決定每一新負熵活動的唯一條件。

就所謂基本概念而言﹐科學必須轉變觀念﹐不能狹窄地關注某一科學現象﹐但又不能完全不管這一特殊現象。“基本”和“共性”這兩個詞實際上具有同樣的意義。所謂共性﹐指的是我們要在可以證明具有完全不同性質的物質之間尋求共同的變化物種。這類經過證明的變化物種相對說來就是科學的基本事實。

就地球上的生命而言﹐我們只有兩種定義明確的具體物質可以說是基本的物種﹐它們存在於根據開普勒天文學定律可以證明的負熵宇宙之中。這就是有生命物質和整個社會（經濟）的負熵行為。在生物學方面我們進步不大﹐主要原因是大意忽略和方向錯誤﹐把生命過程的原理當成“生命過程”。我們在實物經濟學（即經濟科學）方面情況要好些。一旦我們證明經濟科學領域中負熵變化的原理﹐我們必須立即從天文學中找答案﹐對生物學僅僅是簡單的一晃而過。我們必須在天文學的共性中找到我們在經濟學領域發現的變化物種。這樣﹐我們就必須來到實驗室裡﹐通過實驗研究而發現最接近負熵過程中某些重要特性的東西。我們所尋找的東西從來就不是很複雜的東西﹐至少說不像名詞主義的定理群那樣複雜。一旦被發現﹐我們可以看出這些所尋找的東西都是很簡單基本的東西。

在這些問題上﹐並不一定非要推測出什麼正確答案不可。最好是稍微“狂”一點﹐因為奮力追求真理的過程中總是帶有某種“狂妄”。同時探索所有有興趣的課題﹐拼命地搖動每一棵有興趣之樹﹐弄明白樹上究竟結什麼果。培養各方面的興趣﹐灌輸“狂妄”追求的精神﹐尋求多方面的教育和經驗﹐為找到令人吃驚的發現做準備。在尊重可能的假設或已得到證實的事實的基礎上﹐以這樣的方式和自覺的拼博精神﹐來尋求更具有共性﹑因而也更基本的變化物種。

讓我們稱名詞主義者為“穿念珠之人”。使用亞里斯多德穿念珠的方法﹐不可能得到經得起推敲的新發現﹐至少說得不到什麼意義深遠的發現。當然﹐一個經過這種“穿念珠”訓練同時也習慣于這種“穿念珠”活動的人﹐時而也可能得到某種具有重要意義的發現。在有些時候﹐這樣的發現還時常不斷。當有人要求他解釋其發現時﹐一個誠實反思的“穿念珠之人”常常會回答說﹐這一髮現的確不是通過“穿念珠”方法得出的﹐它似乎從某個外部世界﹐從某個根本不存在的地方﹐從某個按“穿念珠”方法根本無法解釋的地方﹐來到了這個“穿念珠”的世界。他也許會稱這種外部世界為“直覺”。他也許會說﹐有時為了鬆弛一下﹐換換頭腦﹐可以讓思維暫時停止“穿念珠”。但實際上﹐他卻以狂熱的精神來鬆弛自己。我們最好不要理會那些把科學發現說成是來源于“直覺”的庸俗說法﹐因為我們迄今為止還沒有發現這種說法有什麼價值。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所看到的事實是﹕這些人下意識地應用了“對更高假設的假設”原則﹐在不知不覺當中應用了某種與其三段式數理物理學的科學觀相對的方法﹐因為他們需要解決問題﹐而不僅僅是要通過三段式數理物理學的考試。這種違背其思想主流的思維似乎是這一研究者本人的恥辱﹐如果他不想在自己的行業裡遭到嘲笑的話﹐他必須要把這一“狂想”隱藏起來﹐不讓其上司和同行知道。把這部份的思維稱為“直覺”﹐雖然不對﹐但可以理解。

“直覺”如果是用來表述某種適當發生的事情﹐那麼這就是一種幼稚非理性的衝動﹐一種亞當斯密所說的“初始的瞬間直觀”的翻版。如果在我們身上充滿了這種幼稚而非理性的直觀翻版﹐那麼我們就無法做出更高假設﹐無法從個性中間看到共性﹐無法以綜合幾何的方法進行思維。一些科學發現雖然被錯誤地稱為“直覺 ”﹐但實際上它們都經過了富有學識的大腦的思維活動﹐儘管這一思維活動多少是不自覺的思維活動。這種學識必然在一個學生一生中“悄然地”但卻是有效地發揮作用﹐使學生發育出物種的幾何構造概念。這也許是在學生追求物理學習研究的“正確道路”上﹐老師或其他人堅持要他通過自己的工作一步一步地證明每一概念的結果。這樣一來﹐學生就必須應用自己的經驗重新發現科學家已經發現的東西。如果一個學生經過杰可布‧斯特納（Jacob Steiner）的綜合幾何大綱的學習﹐掌握了這樣的思維習慣﹐哪怕是不自覺的思維習慣﹐他也會把這種學來的不自覺的科學方法不自覺地應用科學探索之中﹐ 從而獲得了這些有時稱作“直覺”的發現。

大多數受過教育的人都程度不同地經歷過這一髮現的規律。用簡單的話說﹐這就像“話到嘴邊”那種感覺。與絞盡腦汁的思索不同﹐一個人在發現完全陌生的東西時﹐他會突然感覺到以前從未想過的某種東西。突然之間﹐這個東西就在“那裡”﹐他會強烈地相信這個東西的“正確性”﹐就像他認識到名字的正確或搜索枯腸企圖“把話帶出嘴邊”一樣。這種感覺裡的發現的“正確性”並不意味着發現是成立的﹐僅僅是證明這是一個發現而已。

在一般情況下﹐這個人的發現潛能不是一種自覺的能力。以我們的經驗來說﹐這就好像有一個鎖上的走廊門﹐儘管走廊通向一間房間﹐但由於站在這走廊門後面﹐還是什麼都看不到。我們從門底下塞進一張紙條給房間裡那個看不見的東西。然後我們在門邊等着﹐希望能收到什麼回音。我們聽到這個東西悉悉索索走到門邊 ﹐我們屏住呼吸﹐就像有什麼東西要跳出舌尖一樣。我們想馬上就能從門背後的這個人（或其他什麼東西）那裡收到回音了。

有時候我們會教育一下這個東西。我們以自覺的思維告訴它﹐與它進行一種令人好奇的沉默對話。如果幸運的話﹐我們會發現這一東西（不管它具體是什麼）具有綜合幾何學的天然能力。無論是無意還是有意﹐我們實際上都在以某種方式教育這個東西﹐用幾何問題來逗它﹐或者我們以幾何術語把信息傳遞給它。同時﹐我們也總是在門邊站着聽﹐隱約聽到我們思維中的所有東西。如果我們與這個東西保持一種友善的關係﹐向它提供它所需要的教育材料﹐那麼我們就會向外部世界展示更高程度的創造性智慧。

如果我們掌握了對更高假設的假設﹐我們就掌握了開門的鑰匙。打開門一看﹐我們才發現站在我們面前的這個東西就是我們自己。

提到這一想象的實際目的﹐是以一種儘可能形像生動的語言﹐教給讀者一種如何培育自己創造性思維能力的實際方法。我們極力希望向我們的所有孩子提供本書在這裡所蘊涵的這種教育﹐但除此之外﹐我們還應該把這種蘊涵的教育推向全社會所有的人﹐推向躲在門後的那個東西和所有我們能夠接觸的事物。

為了說明這一點﹐必須在這裡談談另一個問題。

我們一定都知道我們的注意力在什麼時候集中在什麼範圍。對我們來說﹐有些思維課題和思維物種並不舒服﹐因此我們的思維不願集中在它們身上。另一方面 ﹐如果我們感到某個課題比較容易﹐我們對之的注意力程度也隨之降低。更仔細地觀察這些現象﹐可以使我們認識到﹐我們的情感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我們的注意力集中的範圍。我們也許注意到﹐這種情感過程的特徵是一種“個人身份的感覺”﹐它代表着不同顏色的情感因人而異的特徵。比如﹐當某個事物給我們帶來快樂或氣憤時﹐事物的顏色就變得鮮明起來。從另一角度講﹐盲目的氣憤就可能把那些不受歡迎的事物屏之門外。就注意力集中的持續時間而言﹐情況也基本一樣﹐只是略有差別。總的說來它們是一樣的﹔某個初始事物導致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在另一個事物上﹐後者又像這一初始事物一樣促使我們注意另一事物﹐由此循環往復。在發現的過程中還有一些特別重要的東西。我們除了在注意力集中期間對注意對象起反應而外﹐還要注意包含有這些事物序列的過程特徵。我們對這些特徵的反應也是情感化的。同樣﹐這些情感的中樞就是我們對個人社會身份的感覺。

比如﹐如果一個人想成為某種科學家﹐那麼他不僅要特別關注某些事物﹐而且在思維過程中也非常樂意于關注這些與成為科學家有關的事物。如果一個人不願具有這種社會身份﹐就像一個年輕女人如果堅持認為科學將“滅絕女性溫柔特徵”使其成為“沒有吸引力的女人”﹐那麼﹐在這種思想狀況下﹐其注意力集中程度就向反方向變化﹔思維對之關閉﹐注意力消失。

要教育人們高速發展技術﹐必須廣泛宣傳與長時間鑽研的創造性精神活動相一致的社會身份感。無論是對學習和應用新發現來解決實際問題而言﹐還是對宣傳推廣這些新發現而言﹐這都非常必要。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給予成功進行科學努力的人更大的社會價值﹐要使他們的社會地位高于拒絕進行科學努力的人。這不應成為一個簡單的文化模式“轉向”的問題﹔不應是按他人的意見來看待一個人的形像。我們的目標必須是扶持這樣一種“內在定向”價值觀﹕以這種方式對社會做出貢獻的人之所以重要和有用﹐不僅是因為他的創造能力﹐而且是因為他承諾要進一步發展和有益地運用這一能力。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其他人（如權威﹑同行等等）心目中如何看﹐而是內在的身份道德感。

看看近二十年來美國文化主流遭到摧毀的主要事件﹐可以更清楚地了解這一點。尤其是自六十年代中期以來﹐在以（由主要的新聞媒體和娛樂媒體認可的）“ 民意”為代表的主流道德觀上發生了文化模式的轉變﹐它脫離了技術進步注重未來的理性價值觀﹐轉向“及時行樂”與“小我”一代的反文化價值觀。一句話﹕文化向尋求快感的非理性主義和激進的存在主義退化。儘管必要﹐但我們並不打算在這裡深入探討這一文化模式的轉變﹔我們只準備簡要地分析一些主要事件﹐以證明我們的這一觀點。

操縱民意和道德價值觀的核心﹐是五十年代初以來以宣揚毒品的色情雜誌<<花花公子>>為代表的“性解放運動”和把生產性工人的地位不斷降低到“低等階層”的運動。“花花公子”是整個反文化運動的絕好代名詞﹐它的原則過去是現在也是﹕尋求快感的非理性主義﹐即倒退到逃避現實﹑ 沉溺于性器官快感和其它器官快感之中﹐讓思維的智慧和道德都回到嬰兒狀態之下。這一倒退正好與五十年代的郊區化運動相交﹐深深植根于生產性工人家庭中的城市工業生活發生了價值觀的轉變。

說明這種價值觀轉變的例子是﹕一個“資歷淺的管理人員”跳出來說﹕“我是公司的副總裁﹐我手下的管子工的小時工資比我還多﹗”這個坐在辦公室有大學學位的愣頭青在找一張申請加入約翰‧伯奇學會的空白申請表（或其它類似的東西）時﹐也許會第十次聽到某個工廠的工會工人掙的工資比他這個為咱們國家繁榮作過重要貢獻的人還高。我們可足以清楚地看出問題所在了。這種沒有安全感的“白領”階層是“花花公子”運動的龐大社會基礎。經濟科學無法把這種勞動力結構的轉變與文化價值觀的轉變合理地聯繫起來。與之同時存在的是﹐羽翼日豐的“白領階層”的“技能”對經濟是可有可無﹐不像熟練工業工人那樣對經濟必不可少。許多這些新生“白領階層”的人夢想他們會爬到富人的最低一擋﹐但大多數人發現這種向上爬的過程就像是走鋼絲﹐掉下來的可能總是存在。他們的地位﹐過去是現在也是﹐岌岌可危的。伴之而來的是“欺騙是走入生活上流的秘密”這一哲學。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天天欺騙﹐包括以“性解放”來進行欺騙。最重要的教訓不是已經發生的事件﹐而是伴隨這些事件而來的社會價值觀的轉變。

生動的現實發生轉變﹐原先談的是“你造什麼”﹐現在談的是你有錢“玩什麼”。娛樂也日益沉溺于過去曾經禁止的樂事之中。郊區及其神秘環境中的兒童在六十年代中期到後期迅速增加﹐迫使他們的父母迅速適應這種過去曾擔驚受怕的現象。一九六九年﹐亨利‧基辛格獲得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職位﹐開始還僅僅是象征性介入﹐後來就是實質性介入國家安全事務。約翰遜總統時期作為試驗項目引入的“環境保護主義”運動和人口減少計劃﹐開始向士氣低落的年輕人大肆兜售﹐無休止無目的的越南戰爭更是扭曲了社會的形像。美國為全球生存而奮鬥的形像徹底破滅了﹐尼採提出的價值觀轉變迅速成為主流﹐郊區神秘性發展的結果和（以追求快感的非理性主義為代表的）“花花公子反文化運動”﹐把年輕人和自由派轉變成雅各賓黨﹐使他們熱衷于把整個經濟摧毀至盡。他們的做法要麼是重申新馬爾薩斯主義的反技術論調﹐要麼是用某些“激進好斗集團”的非理性“感情”來戰勝技術進步的威望。

美國大眾中出現的這種文化模式轉變並不是沒有先例﹐早年的法國雅各賓恐怖和十九世紀中葉馬茲尼領導的大規模青年歐洲激進運動就是例子。

人類的創造性潛能不再是形成個人價值觀的源泉﹐所謂“民意”成了主宰。由於非理性主義選用的個人社會身份﹐學習應用新發現所需要的那種精神集中力量被拋棄了。如果沒有對這種民意發展趨勢的逆反﹐如果文化模式不轉向有利於技術進步的道德理性身份感﹐那麼﹐美國或遲或早註定要因為內部的道德淪喪而滅絕。

如果我們假定這一迫切急需的文化模式轉變發生﹐那麼在就業模式上必須產生三個關鍵的變化﹕

1）把生產性人員佔總勞動力的比例提高到大約百分之五十。

2）集中力量發展工業生產部門中資本貨物的生產。

3）把從事研究發展工作的人員佔總勞動力的比例提高到百分之五。

這一改變必須伴有稅收政策﹑貸款政策和工資政策的改變。這也要求扭轉目前的公共教育趨勢﹐採用洪堡的古典教育計劃﹐在初級教育中引入綜合幾何必修課（從構造幾何的游戲式教育入手）。除了經濟上需要的這種轉變而外﹐還必須有意識地培育文化模式的轉變﹐因為這一轉變將影響到個人在社會中的個人身份感。

在這方面﹐我們需要發展出晶種式的實驗室－培訓中心﹐按建立在綜合幾何基礎上的數理物理學原理積極培養有天份的青年科學家。在培訓中必須強調從原始材料學習科學發展史。在這方面﹐必須告訴學生自覺地應用對更高假設的假設原理。這種以成功培養出“教育大隊”的蒙吉綜合工科學校為範本的方法﹐應該能夠為遍布全國的實驗室﹑大學和工業界的研究發展中心培養出“成建制的”研究人員和教師。這些中心不僅要培養學生們的科學創造潛能﹐而且還要瞄準科學可能取得基本突破的前沿領域﹐因為我們的後一代必須掌握這些科學。

最後補充一點﹐經濟科學是把經濟價值的生產與科學研究的基本問題有機聯繫起來的學科﹐宣傳和使用這方面的知識﹐是促進經濟管理和科學研究並行發展的基礎﹐這也是“科學火車頭”的國家政策的意義所在。

第五章註釋

1. 要想看一處而知庫沙研究科學的基本方法﹐最好的材料是庫沙的<<論有知的無知>>一書。欲知庫沙自己重複強調的柏拉圖“對更高假說的假說”﹐最集中的闡述是庫沙<<論非它>>一書。

2. 研究達芬奇工作最有用的單一材料﹐也許是一九三八年在意大利出版的<<達芬奇>>一書。該書英文版的第二版非常好﹐在紐約出版（沒有出版時間﹐屬意大利版權）﹐共五百三十四頁﹐對開本﹐書中的繪畫和草圖複製編輯得很好。該書是戰前在米蘭開的一次研討會的論文集﹐是一些專家根據不同專題所寫的論文彙編。這些專家也犯有一些錯誤﹐有時甚至是在重要或關鍵的地方。不過﹐達芬奇本人的觀點和這些評論家們的觀點基本上分得很清楚。如果是一個制定得當的教育計劃﹐那麼每一個學生在中學畢業之前都應該讀完這本書。這裡要說的是﹐也是本書馬上要證明的﹐達芬奇偉大的科學成就不僅僅是來源于他對柏拉圖和庫沙“研究方法”的掌握﹐而且也是因為他始終如一地強調他的方法與他的發現之間的聯繫。

他直接使用這一方法得出了許多發現﹐其中之一是他發現﹕能量以一定傳播速度進行輻射（如光）﹐而且這種輻射呈橫向波運動。他堅持說﹐所有波的運動都是橫向的﹐其中包括光波。達芬奇的這一說法後來被認為是錯誤的﹐一直到黎曼一八五九年論證衝擊波傳播的論文才為達芬奇平反。（達芬奇關於能量輻射現象的研究大多是根據衝擊波傳播的原理進行的。）黎曼在做其電動力學（如輻射傳播的阻力原理）研究時通過一個簡單的微調叉的實驗證明﹕產生聲波軌跡的原因﹐是一種電磁輻射波。聲波在大氣層中的傳播速度﹐是空氣介質為了電磁輻射的傳播而自我清晰化的速度﹐因此﹐其速度不可能高于空氣分子的平均速度。黎曼在他的論文中把這種衝擊波鋒的產生稱為“聲爆”。現今的實驗可以證明黎曼論文的精確﹐這表明達芬奇關於聲波傳播呈橫向波運動的觀點基本上是正確的﹐同時也表明﹐達芬奇在得出聲波傳播呈橫向波運動這一髮現時所使用的方法是正確的。

另一個例子是﹐史蒂汶‧巴爾德維爾（Steven Bardwell）博士在一次展示達芬奇水力紊流草圖的展覽中發現﹐達芬奇當年的研究成果﹐一直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才由弗雷德‧塔佩爾特（Fred

Tappert）博士等人借助于計算機模擬而複製出來﹗在巴黎研究綜合工科學校和達芬奇的一位研究者迪諾‧德‧鮑利（Dino De Paoli）發現﹐達芬奇在畫這些草圖時所使用的方法﹐是用不同顏色的水（﹗）﹐做法是為水染色﹐或者在水中置放“標誌物”。

3. 這決不是夸大。所用的研究方法甚至包括那些重要的情報機關和反間諜機關適用的方法﹐研究也是在有關專家的指導和彼此之間的合作下進行的。這一調查研究大約從一九七○年開始﹐範圍涉及四個大陸﹐有數百人參加這一涉及各個學科的調查。學者們研究了許多以前基本上聞所未聞的的重要檔案材料﹐得出了本書作者認為是最激動人心﹑最富有成果的結論。就此而言﹐這一調查結果比本書還更有說服力。

當然﹐這一報告與在過去年間充斥教室和教科書中的傳說和有意捏造或錯誤形成鮮明的對照。所謂“來布尼茲－牛頓爭端”可以戳穿流行的神話。據記載﹐來布尼茲在一六七六年離開法國到德國去的前夕﹐將他的第一部研究微積分的書交給一家巴黎的出版商。根據現在發現的文件記載﹐來布尼茲在一七六二至一六七六年的法國工作期間﹐他在微積分研究方面的發展就已經為倫敦的皇家學會所知。牛頓的積分理論在十年以後出現。儘管牛頓的實驗室論文至今保存完好﹐但是沒有跡象表明他在積分領域的工作不是抄襲（主要是）胡克（Hooke）等人的研究。正如巴貝基（Babbage）等人在十九世紀初的一篇題目為“溺愛與溺愛主義” 的著名文章中所說﹐來布尼茲的微積分有用﹐牛頓的積分無用﹐儘管拉普雷斯和考其曾經共同努力企圖修改來布尼茲的微積分﹐強加進“有限條件”。不過﹐所謂牛頓和來布尼茲“大約同時發現”的神話直到今天也為人們所極力堅持﹐甚至是代表牛頓來進行反駮。這也許是在這一點上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了﹐同時也道出了當今教科書可憐的悲哀。

這裡的部份問題﹐是讓拋棄教科書﹐依賴自己的力量對第一手資料進行研究。教科書應該要麼是由報導自己研究成果的人撰寫﹐要麼是作為一種輔助材料﹐幫助學生研究有關的第一手資料。總的說來﹐現有教科書都是一些對研究結論的詮釋﹐完全脫離結論的原始作者。這樣的摹仿作品常常使我們回想起報刊雜誌上流言蜚語專欄的互相抄襲。“現在我們得出這樣那樣公式……”教給學生的東西中﹐根本沒有百家爭鳴的各派的實際研究工作成果﹐也沒有爭論各方在方法論和“公理”假定方面存在的深刻分歧的性質。所謂“考其－黎曼方程”就能很好地說明這一點。在十九世紀數理物理學界的代表人物之間﹐考其和黎曼在方法和本體概念上的根本份歧與對立是無人可以與之比擬的﹐儘管考其因剽竊其對手的研究成果﹐將之稍加改動後冒充自己研究成果的行徑而臭名遠揚。要想追溯黎曼在巴黎的直接前輩﹐必然要看到考其在哲學和科學上的直接對手勒金德雷。問題是﹐借助于這種可憐的方法總是把半夾私貨的傳說從教授Ａ傳到學生Ｂ﹐後來當學生Ｂ成為教授Ｂ之後﹐又把這一謠言稍加改動而傳到容易上當受騙的學生Ｃ。這樣的傳授方法深深地浸透了當今的教育實踐﹐甚至在今天的一些知名專業人士之間﹐提到歷史人物的實際工作和時代也被認為是大逆不道。

4. 自諾貝爾經濟學獎設立以來﹐選上的獲獎人無一不是因為他的“主要貢獻”是令人憎惡的無能。而且他們的獲獎之日﹐也是某個國家因為信守其理論而導致大災難之時。誠然﹐在比如說物理學和化學方面﹐諾貝爾獎委員會還多少有些明智。因此﹐“誇克教義”的炮製者應該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

5.

考慮到帕尼尼著作中提到的一些問題﹐他的著作時間也許應該定在公元前五世紀。

6. 宇宙或實驗階段宇宙的現有發展狀態﹐應該是某個數Ｎ的級。負熵把（比如說）這一階段宇宙升至Ｎ＋１級。這是在連續簇內本體發生的。反映在離散簇中這就是新增的一個個性。這也是離散簇空間內觀察到的公有特徵的變化。這種變化是一實驗觀察事實﹐它與連續簇假設有直接關係。（見黎曼一八五四年的任教資格論文。）否則﹐如果宇宙可以“無限延伸”為物質時空﹐那麼夜晚的天空就會比太陽還明亮﹐因為在任何一點上﹐天空中都會充滿不止一個恆星的輻射。如果負熵活動的效果按Ｎ級分裂﹐那麼這就應該是負熵自我分裂的決定因素。這樣一來﹐就出現了本書簡要敘述的推測結果。如果情況是這樣﹐那麼相對變化必然影響物質時空的特性﹐ 從而使量子值和光速發生相對變化。當我們為日常研究工作制定實驗假設時﹐可以用這一推測來表示我們應該放在腦後的這個時時纏身的問題。

第六章

功與能

生產性勞動力（主要是）使用前一輪實物生產中產出的資本貨物來進行生產。技術進步（主要是）通過生產技術的革新﹐提高這種生產性勞動力的生產能力。這種進步以及由之而引起的社會（經濟）行為的其它變化﹐就是衡量新技術進步的坐標。

這就涉及到系統能中能量含量的兩方面的增加﹕首先是相對潛在人口密度的增加﹐其次是人平能源擁有量的增加。人平能源的增加指的是消費資料市場籃內容和資本貨物市場籃內容的增長。這種能量的增加意味着一種函數關係﹐它以勞動生產率〔Ｓ／（Ｃ＋Ｖ）〕和資本密集程度（Ｃ／Ｖ）增加率為基礎。人平活動密度（如人平能量密度）的增加與相對潛在人口密度的增加相關。這樣﹐相對潛在人口密度的增加顯然就意味着人平和地平能通密度的增加。這一能通密度可以用每平方米的瓩／（溫）度這樣的指標來衡量﹐這一指標包含有能量的地平瓩數和能通密度（以溫度的等同物表示）。比瓩／度更好的指標是以一定波長和電力傳輸的相干電磁輻射波束（如黃色光的相干波）做衡量標準。以這種方式衡量的人平電力指標﹐再加上相對潛在人口密度的增長﹐可以得出計算相對潛在人口密度增長的水力熱動力函數的基礎。這樣的函數便可以滿足數理實物經濟學基本理論的需要。

這種方法包含了從庫沙的尼古拉斯和達芬奇到今天的知識發展軌跡﹐這一軌跡中還包括有來布尼茲﹑高斯和黎曼等人的工作成勣。因此說﹐經濟學教育意味着學生必須“重建”這一軌跡史﹐從這些先驅一直到我們上文提到的水力熱動力函數。這既是一種方法﹐也是一種教育。

表示相對潛在人口密度增長函數的最簡單的符號表達如下。在離散簇的每“一點”上﹐作一自相似圓錐螺旋。通過這一自相似螺旋的圓形截面的增長﹐就可以衡量相對潛在人口密度。這是衡量對人類與自然（宇宙）的函數關係變化的方法。它被表示為水力熱動力函數﹐以函數關係表達了人類發展所需的能量。

按照引證的“創世紀”的要求﹐按照上面表達的圓錐函數的要求﹐相對潛在人口密度的增長就是“功”的定義﹐它表達了“經濟價值”的全部意義。這一“功”通過螺旋運動創造的個性而明顯表達出來。

以這樣方式來解釋“能”﹐它的定義最好就是自相似圓錐螺旋運動。我們把它稱作是“正常形式的能”。非正常形式的能包括自相似圓錐螺旋的負運動﹐由之而產生的個性就是“功的喪失”﹐或者說“完成工作所需的能量的喪失”。能的非相干輻射也可以等同這種螺旋的負運動。

黎曼在他一八五九年“論有限級平面波的傳播”論文中﹐第一次提出把這種正常形式的能轉換為功的數學模型（1）。從輻射能轉變為一種螺旋形式﹐這就是能－功關係。

作為一種衡量標準﹐能通密度表示出相干電磁圓柱輻射不斷減少的波長之函數關係。這包括受阻的傳播潛能之“特性”和引發的輻射傳播介質的自透明“特性”。產生這些特性的原因﹐是我們把“最少活動原則”引申來解釋連續簇中自相似圓錐螺旋運動的綜合幾何現象。

在這裡必須強調﹐上面扼要說明的“功”與“能”之幾何定義是從相對潛在人口密度的增長（負熵）中引申出來的。如上所述﹐高斯﹑黎曼等人發展了來布尼茲的“最少活動原則”。如果應用高斯﹑黎曼等人的研究成果對技術作幾何分析﹐那麼也會得出相同的“功”“能”幾何定義。若採用後一種方法﹐讀者應該從熱動力機器開始。根據我們到目前為止所探討的圓錐和圓柱函數﹐答案將是明顯的。若用電磁輻射理論來解釋﹐答案也很清楚﹐因為我們有證明黎曼繼承了高斯－韋伯電動力學研究（2）的黎曼一八五九年論文和他死後發表的他在這個問題上的論文和講稿（3）。這樣一來﹐就只剩下用化學的功－動理論和能量傳輸理論來解釋了。

讀到本書的這個地方﹐應該比較容易地認識到在化學中存在的本體論根本錯誤﹕它在定義上假定原子是由更小的“元素粒子”構成﹐這些“粒子”又在概念上被假定為多少具有彈性固體的形式。自從歐文‧施羅丁格（Erwin Schrodinger）教授的研究以來﹐電子既是“粒子”同時又是“波”的說法多少被人們普遍接受。這一髮現是在繼承施羅丁格對一八五九年黎曼論文研究的基礎上得出的。這一觀點的總看法是﹕電子是一個“波包”﹐無論從數學和還是從本體論上看﹐電子都是水電動力學過程中的一個個性﹐黎曼一八五九年論文預見到的波鋒是一個新加個性的產生﹐從根本意義上講它也是產生在水電動力學過程中。近年來的基礎研究﹐尤其是在等離子體上的研究﹐正得出新的證據證明所有“元素粒子”也都是可從數學和本體論上解釋的“波包”。在美國和蘇聯進行的其它基礎研究中﹐由大規模“元素粒子”釋放（如質子束）引起的衍射也證明瞭這一觀點。這種研究結果符合我們在前面着重指出的高斯從橢圓函數引申出的意義。從這個角度講﹐不僅是元素粒子﹐而且也包括原子和分子﹐都必然是複雜的電磁（即水電動力）組織。只要化學研究局限在實驗範圍﹐不去深究這些本體論問題的潛在意義﹐堅持用元素粒子為固體的觀點﹐否認水電動力學觀點﹐那麼化學研究看來就不會得出這樣的結果。不過﹐這種化學研究必然要把負熵過程排除在外﹐因而也必須把有生命物質的化學變化排除在外。如果要應用這種形式的化學來解決生物過程的問題﹐那麼這些問題就決不能直接涉及有生命物質的本質轉變。

這裡的意思就是﹐如果化學沒有擺脫上面所說的本體論謬誤﹐那麼就無法得出“功”與“能”的幾何模型。這一點通常還可以換一種方式講。出現在化學過程中的負熵﹐只能作為“生命”的現象出現。既然化學是在含蓄地假定元素粒子是一種彈性固體﹐蓋有這樣的“烙印”﹐那麼﹐從化學的角度就不可能確切地定義生命現象。這個問題是化學公理體系中固有的﹐因此﹐只要實驗公理中帶有這種本體假定的“烙印原理”﹐那麼﹐從化學公理體系出發就不可能發現生命的化學特性。問題並不在化學還不夠精細﹐從這一點講再精細的化學也得不出什麼結果。無論什麼學說﹐只要它假定存在自證實的固體元素粒子﹐也就等於是說存在自證實的所謂實數。所有這類體系的本質都是熵。就像哈姆雷特所說﹕“難就難在這裡。”

幸運的是﹐我們在衡量與化學過程有關的功與能的函數關係時﹐我們可以使用表明化學過程也就是電動力學過程的衡量指標。在上面談到的這些謬誤解決之前﹐我們似乎祇得假定化學過程中功與能的函數關係具有水電動力學特徵。而且﹐這看來也是研究生命現象特徵的出發點。

既然我們準備註重包括研究實驗室工作在內的技術變化﹐考慮這類變化所帶來的結果﹐那麼我們在經濟科學中所用的方法就必須運用到數理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研究上。

這要求經濟科學拋棄掉所謂熱力學三大定律﹐拋棄掉那些與這類隨意假設一脈相承的熱力學說法。可以定量衡量的卡路裡能量概念必須拋進垃圾堆﹐與之同進墳墓的還有可以定量分析的“能”與“功”概念。

我們衡量能量傳輸的方法是上面談到的正常方法﹐即能量相干輻射﹐它在離散簇中以一定波長傳播﹐傳播軌跡是一種自相似圓柱。功的傳播是螺旋式產功過程（即負熵）中某一點上一種正常形態的自相似圓錐函數。通過能量傳輸產生的功是上面引用的黎曼一八五九年論文中含帶的圓錐函數。

衡量產能所需的功﹐並將此功與應用該能所需的功作一比較﹐便可以看出這一點。能通密度的增加﹐是從水電動力學角度衡量這些關係的標準。這種分析方法要求把經濟作為一種封閉式的水電動力學過程（即一種連續簇過程）。這樣﹐我們就可以確定出前面所說的經濟科學中的“有趣現象”。

第六章註釋

1. 烏威‧帕爾帕特－亨克（Uwe Parpart-Henke）和斯蒂文‧巴爾德維爾（Steven Bardwell）將此論文翻譯成了英文﹐見<<國際聚變能雜誌>>（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usion Energy）第二卷﹐一九八○年第三期。

2. 高斯和韋伯大約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開始在電動力學研究方面居領先地位。不幸的是﹐在英國維多利亞女皇加冕之後﹐哥廷根大學的先進科學研究遭到了英國－漢諾威王室的壓制。在這一令人憤慨的中斷之後﹐先進科學研究又在黎曼手下得到恢復與繼續。關於黎曼在電動力學發展史上地位﹐可見卡羅‧懷特（Carol White）一九七七年在紐約出版<<能源的潛力>>一書。該書在附錄中登載了黎曼在一八六一年夏天哥廷根大學舉行的一次學術討論會上發表的關於引力﹑電力和磁力的演講的英文翻譯（該書的原文由海登多夫出版社出版）和黎曼一八五八年就電動力學新理論而發表的論文的英文翻譯。

3. 問題的提出是因為後面這份一八五八年的論文﹐在這裡值得我們注意。這份論文一八七六年發表在笛迪凱恩德和海因裡奇‧韋伯（Heinrich Weber）編輯的黎曼文選中﹐韋伯附加了一個批評性的註釋﹕

在這篇論文于黎曼死後發表之後﹐克勞休斯對之進行了批評﹐他的主要觀點如下﹕ 按照規律﹐和﹖

具有一個無窮小的值。但是﹐由於後面將要發現一個非無窮小的值﹐這一運算一定含有某個錯誤﹐因為克勞休斯發現﹐對這一展示中求積過程的逆轉無法給出合理的解釋。

在我看來﹐這一說法有道理﹐我同意克勞休斯的觀點…由於這一原因﹐黎曼演繹中最主要之點就不成立了…

公平地說﹐這一批評是無稽之談﹐但是它準確地告訴我們高斯﹑黎曼等人為一方與克勞休斯﹑赫爾姆霍茲﹑馬克斯韋﹑波爾茲曼等人為另一方之間在方法論上的根本份歧。撇開那些數學公式不談﹐克勞休斯批評的基本之點是他拒不承認黎曼連續簇的數學原理﹐這是他們之間在數學上的根本區別。即便如此﹐這些漫不經心的流言蜚語﹐如海因裡奇‧韋伯的說法﹐阻礙了人們對這一點和黎曼在電動力學其它領域的研究成果的理解。

4.

溫斯頓‧波斯迪克（Winston Bostick）教授正在撰寫一部關於這方面發展及有關研究成果的書。其中有些材料已經由波斯迪克教授在一九八四年一月初在弗吉尼亞州裡茲堡召開的一次小範圍學術團體會上做了介紹。波斯迪克教授及其合作者在這方面的研究多年來一直是蘇聯一些一流實驗室的特殊關注對象。

第七章

談談貨幣理論

可以對當今大多數經濟學專家做這樣一個比喻﹕他們教你穿褲子是從頭上往下套﹐而不是從腿部往上提。實物經濟學的基礎知識和那些值得學習的當代經濟學教科書﹐實際上只需要一個星期便可掌握。我們這樣說並不是玩外交辭令﹐而是因為這就是事實。因此﹐我們只在本書的一個章節裡談談所謂神秘的貨幣理論。

首先談談當今的貨幣理論概況。

當今的教科書和專業雜誌所說的“經濟學”﹐總的說來不過是貨幣理論。實物經濟中的一些重要問題要麼是遭到忽略﹐要麼是被斷然否定。就當代學院派經濟學所說的實物經濟問題而言﹐所用的材料不過是東拼西湊的重商主義大雜燴﹐或者是從馬克思主義那裡拾來的點點牙燴。凡是談到實物經濟的問題﹐全都歸納為一個貨幣主義的信條。“買低賣高”是貨幣主義世界觀的哲學基礎﹔世上的一切都是從魚販子及其錢莊兄弟會的眼光來看待。

當代貨幣理論的謬誤可以分為互相補充的兩個類型﹐它們均帶有大衛‧休謨﹑亞當斯密和杰裡米‧邊沁（Jeremy Bentham）傳授的“道德主義”的烙印。第一類的代表口號是“市場魔力”﹐它試圖從價格理論出發來解釋經濟過程的各個層面。這使得人們無法精確描述實際生活中的經濟過程﹐任何這樣的嘗試都會因為其驚人的複雜性而失敗。無用的貨幣理論的另一個來源﹐是企圖把各種形式的利益至上行為解釋為合理正常的經濟活動﹐企圖說明這些行為都是經濟過程中必有的特徵。這使得這方面的描述要更複雜繁瑣得多。

實物經濟學可以使我們完全避免第一類錯誤。實物經濟學的原理支持經過長期實踐檢驗的奧古斯丁學說﹐即以利益至上為準則的各種活動（如高利貸﹑以地租和期貨投機交易為幌子的利益至上活動等）都是不道德的﹐對人類的總體利益起着破壞作用。這些不道德而且破壞極大的行為在實踐上是行不通的﹐從理論上講﹐這些行為的日常作用也根本無法對之自圓其說。根據這兩個衡量標準﹐貨幣理論中有價值的東西可以歸納為一些基本原理﹐這只需要經濟著作中的一個章節便可完全說清。

從美國曆史上看﹐貨幣理論實際上始于馬塞爾斯的著作和本杰明‧富蘭克林（1706-1790）根據馬塞爾斯著作而提出的在北美英國殖民地發行紙幣的建議（1）。貨幣理論在華盛頓總統任期內得到確立﹐其標誌是美國財政部長亞力山大‧漢密爾頓（1755-1804）就信貸和銀行問題所作的“國會報告 ”（2）。這一貨幣理論後來又得到馬修‧凱雷（1760-1839）的進一步發揮（3）﹐最後由亨利‧凱雷（1793-1879）對之做了詳盡的闡述（4）。這一政策的基本要素寫進了美國憲法第一條的第八和第九兩段。

貨幣理論的要點如下。

以工資和其它金錢收入為形式的貨幣之發行量﹐是創造這些收入的成本與系統能的函數。貨幣的實際投放量可以有多有少﹐這種差別所採取的形式也多種多樣 ﹐有的通過價格變化表現出來﹐有的通過非生產性支出渠道的貨幣流動表現出來﹐不過行政支出與生產沒有函數關係。就生產決定支付而言﹐上文已經闡述過生產對貨幣供應增長的決定機製。生產所創造的貨幣供應量不足以購買產出的自由能部份。

這一問題有時被稱作是“買回問題”。

解決這一缺口的的辦法是政府的力量。為了投放貨幣來購買相當于自由能部份的實物﹐政府必須要麼通過稅收政策消除屬於非生產性支出因而沒有經濟意義的金融流通﹐如高利貸﹑地租﹑投機式的二道買賣等﹐要麼是由政府創造貨幣。這兩個方法可以合併為一。

政府創造信用的途徑是發行以黃金儲備為基礎的國庫卷﹐這種國庫卷最好是通過國家銀行體系流通的可出貸貨幣。如此發行的貨幣通過銀行貸款而進入流通領域。由於這些貸款基本都是安全保險的貸款﹐由此而流通的幣值也就受到貸款安全性的保證。實際上是政府為這樣發行的貨幣承擔責任﹐因為它們的安全性也許在未來某個時候顯得不夠。以這種方式發生的政府責任主要是國際收支不平衡。因為沒有一種國際通貨可以包納這一特殊情況﹐同時也沒有一個主權國家（5）會容忍這樣一種貨幣﹐國際收支不平衡的問題由財政部通過貨幣黃金（6）來解決。

這完全就是以黃金為儲備的貨幣體系。

與之相對的最著名的貨幣政策是“金本位體系”﹐它以十九世紀末的倫敦體系和從布雷頓森林體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關貿總協定等）衍生出來的“浮動匯率制”為代表。

在金本位制下﹐美國財政部只能根據存在財政部的金幣和金條量按一比一的比例發行紙幣﹐或者由各州政府授權的私人銀行根據發行銀行的黃金儲備量按一比一的比例發行自己的紙幣。這就是說﹐每個人可以手持紙幣在發行銀行自由兌換同等價值的金幣或金條（7）。

金本位制把貨幣流通量限制在財政部或授權發行紙幣的銀行所持有的黃金儲備量之內。當美國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末的“美國硬幣恢復法”的約束下採取這一政策期間﹐經濟危機深重漫長﹐由之而引發的社會危機層出不窮。在這一時期及其以後的一段時期裡﹐外國人得以從美國政府和私人手裡買下大片地產和其它資產﹐ 而且大多以極低價格成交。更糟糕的是﹐由於在“美國硬幣恢復法”下產生的政策帶來美國國庫裡金條的空虛﹐許多生產效率低于美國的國家和手中握有黃金的私人勢力得以通過紙幣購買而大肆掠奪聯邦政府和我國國民﹐因為這些紙幣不是以實物產出做擔保。

從貨幣理論角度需要強調的一點是﹐金本位制比完全不發行紙幣還糟糕。根本的問題是﹕實物產出的水平與貨幣發行量之間沒有函數關係。在上面所介紹的黃金儲備體系下﹐對發行貨幣的基本擔保不是黃金﹐而是有價值的實物資產﹐及有用的實物。而且﹐在運行正常的黃金儲備體系下﹐貨幣供應量總是大大低于生產出來銷售的實物量。所以我們說﹐經濟蕭條﹐尤其是極為嚴重的經濟蕭條﹐都是金本位制的產物。

黃金儲備體系的有效運作取決于決定貨幣發行的出貸政策。下述標準是保障最大有效性所必不可少的。

一﹑以發行貨幣為基礎的貸款只能用于經濟發展﹐要麼是投資于實物生產能力﹐要麼是投資于發展實物生產所必不可少的經濟基礎設施。其它貸款必須以存在貸款機構中的貨幣儲蓄﹑硬幣﹑金條等私人儲蓄為基礎。

發行貨幣應該用于新增實物尤其是新增資本貨物的投資﹐而且﹐即便是為了短期刺激衰退的經濟﹐發行貨幣也只應是短暫地用于消費品貸款。發行貨幣不能用來投資于任何二手貨﹐也不能用來進行二次貸款。如果用于非生產性支出﹐那麼只能是在必需時偶爾使用﹐數目儘量少﹐而且只能作為主要用來購買資本貨物以發展實物生產或經濟基礎設施的生產性貸款的補充。

這樣作的目的是刺激實物生產投資﹐保證政府發行貨幣而帶來的責任能夠得到這種投資的擔保﹐因為這類投資可以促使債務者增加實物生產﹐從而增加收入。

二﹑貸款必須優先滿足技術先進的資本貨物投資的需要﹐尤其是要滿足資本貨物生產投資的需要和資本貨物生產投資中機床工業投資的需要。

三﹑不僅是發行貨幣必須優先貸款給符合上述標準的投資需求﹐而且以私人儲蓄為基礎的貸款也應這樣做。

這一優先貸款的第三個標準是以下述方式實現的﹕

三Ａ﹑發行貨幣的貸款利率應該大大低于資本市場上私人儲蓄的貸款利率﹐年率一般在百分之二到四之間。私人銀行在二次貸出這些發行貨幣時﹐允許加上為數很小的附加費。這樣﹐私人銀行可把存在自己銀行裡的部份可出借儲蓄與貸給銀行的政府發行貨幣“平均”起來﹐以混合貸款名義貸出﹐從而能夠提供大多數優惠貸款條件。如果這種“混合貸款”是二次出貸發行貨幣的條件﹐那麼有兩個原因可刺激私人銀行利用這一條件﹕一是它的貸款能力得到增強﹐加快銀行存款加資本的週轉效率﹔二是它原有的貸款能力由於有發行貨幣的加入而得到增強﹐從而使該私人銀行的潛在私人儲戶的收入增加速率相對加快。

三Ｂ﹑政府把私人儲蓄更多地導向優先投資領域﹐從而更有效地實現其目標。

這一機製非常簡單。私人銀行與可以享受優惠待遇的投資者一道﹐向聯邦儲備委員會的有關機構呈交申請貸款協議﹐該機構在這一問題上代表財政部。貸款協議批准之後﹐聯邦儲備委員會將從財政部存在該委員會那裡的財政部發行貨幣賬上劃出一張支票﹐支票開給該私人出借銀行﹐然後存入借貸者在該銀行的賬戶。借貸者可以使用這一賬戶﹐開出有該銀行有關官員揹書的支票﹐但支出項目必須符合經過批准的貸款協議中所明確列出的投資目的。這樣﹐發行貨幣就以貨物﹑服務和工資的方式流通到某些種類的業主那裡。通過這種方式﹐發行貨幣就定向進入產出中自由能的不斷流通之中。

以黃金為儲備的這一體系必須考慮兩種彼此不同但互有聯繫的特殊情況。一是用此發行貨幣直接進口外國商品﹐從而產生財政部的外債。二是這些發行貨幣進入二次流通時﹐也可能用來進口外國商品﹐同樣帶來外債。

這一外債由貨幣匯率的有關規定所控制。就進口商品而向外國供貨商的付款﹐主要是以出口國的貨幣結算﹐因此﹐美國購買者就要通過以黃金儲備美元為基礎的國家銀行體系購買出口國的貨幣。這實際上也起到了進口許可證的作用﹐因為單家公司的外幣購買量要受到國家銀行體系（包括財政部）決定購買的每種外幣總量的限制。國家銀行體系所遵循的原則﹐是與每一國家保持外匯收支平衡。要作到這一點﹐必須採取一些適當的政策。比如﹐美國不能與那些不同樣採取黃金儲備貨幣政策的國家解決外匯收支不平衡問題。

進口規模增加的余地﹐取決于出口推銷的程度。在這方面﹐政府主要有三大作用。首先﹐政府大力促進有利於硬商品出口的協議。第二﹐政府仍保留有進出口貸款功能﹐為美國商品打入國際市場提供金融支持。不過﹐這種金融支持的原則也與用于國內的發行貨幣優先貸款原則一樣﹐重點是支持資本貨物的出口。第三﹐政府在國家銀行體系的配合下﹐對美國公立和私人機構與其貿易夥伴的外貿逆差和順差進行綜合平衡﹐以保證其外匯債務和資產符合美國的黃金儲備原則﹐滿足政府和私人機構在國際貿易問題上的利益。

這些作用都是政府經濟功能的補充。從廣義上講﹐政府對經濟的直接介入應該局限於工農業基礎設施的建設和維修。其它的經濟活動﹐應該儘量納入私人投資的範疇。所謂政府﹐在這裡指的是美國聯邦﹑州和地方的政府﹐它們的職能要麼是提供經濟基礎設施﹐要麼是通過接受政府調控的公用事業提供經濟基礎設施。這包括﹕水的管理﹐公共交通設施（比如港口﹑港口設施﹑以及包括鐵路﹑公路﹑公路貨運和航空在內的主要交通運輸手段）﹐能源生產與輸送﹐自然資源的開發與管理 ﹐包括傳統市政設施在內的為工業服務的市政基礎設施。

除了這些方面的資本投資而外﹐政府應該對其中長期債務持謹慎態度。政府在這些方面的投資應該是採取（Ｓ’＋Ｃ）的形式﹐而且以這樣的方式影響整個經濟。這些投資的發展速度﹐可以通過計劃用于這些投資的發行貨幣貸款來加以調節管理。這可以使政府刺激經濟中自由能的實現﹐從而不僅增加實物總產出的採購﹐ 而且也會增加對某些選定實物的採購。由於政府在確定基礎設施投資方面（如決定開工時間和完成速度）有很大的自主權﹐政府就可以審慎地利用這一自主權﹐選擇刺激的領域應該是那些在一定時期需要一定刺激的資本貨物生產行業。不過﹐這樣的開支僅僅是政府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該付出的開支﹐這種開支的影響以它對整個經濟的健康發展來進行衡量。此外﹐由於是用發行貨幣作為資本投資債務部份的主要資金來源﹐政府的債務水平和管理債務的成本都將是最低的。

在貨幣政策問題上的主要決策標準﹐是對我們迄今所定義的實物經濟發展是否起推動作用。因此﹐貨幣政策同時也是實物經濟函數概念的延伸並與這些函數有關。政府的作用主要是發揮其自身的經濟貨幣功能﹐決定私人投資的整個經濟貨幣環境。

把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加以區別在當前還頗有市場﹐但是從經濟科學來看﹐這是一種誤會。政府徵稅的權力﹐尤其是民族國家政府的徵稅的權力﹐以及利用稅收政策來償付公共債務的做法﹐是貨幣政策中不可分割的部份﹐它們對經濟的發展方向有着深遠的作用。

稅收有這雙重作用。它必須用來支付政府的當前開支﹐同時還必須能夠調節徵稅重點﹐對希望發展的活動採取少徵稅的政策﹐對不希望發展的活動則採取課以重稅的政策。再重申一遍﹐本書對實物經濟原則的分析﹐是制定政策的總指導方針。

比如﹐對各種利欲熏心的活動﹐對已經處於非道德邊緣的非生產性開支這些不受歡迎的活動﹐應該儘可能課以重稅。要麼是徹底掃除這些邪惡﹐要麼是把它們徵稅征到崩潰的邊緣。與之相應的是﹐對生產性人員的家庭課以重稅則是不道德的﹐而且對經濟有累進負面影響。雖然支付能力總的說來應該與整個國家提供的機會成正比﹐但是私人資本投資的高速發展也許會激發一些愚蠢的政客去對高收入征以高稅﹐其根據純粹就是收入高。判斷稅收政策是否道德﹐是否具有經濟意義﹐其標準應該是收入如何使用。如果把收入儲蓄起來﹐然後把這些儲蓄貸給符合實物經濟學原則的有用的資本投資﹐那麼﹐政府就可以審慎地給予這部份收入一定的投資減稅待遇﹐從而讓花在無用消費上的收入自動承受更大的納稅負擔。

就通過金融機構的信貸流動和收入的購買流動而言﹐如果經濟的一個層面收到相對的歧視﹐經濟的另一層面則因之而得到促進﹐那麼﹐這種區別就將決定整個國民經濟在這一期間的命運。

這一規律涉及到自然法則問題﹐而庫沙正是現代文明的自然法則權威。按照自然法則﹐每一個人的自然權利是對“平等”這一概念的適當解釋。個人的基本權利是“人”權﹐即把男人女人與動物區別開來的權利。這就是所謂“創造性理念力量”。年輕人將理念力量發展到與現代技術相應的水平﹐是一種人權。人們繼續發展這種理念力量的權利和義務也是一種人權。自由使用這一不斷發展的力量﹐使個人能給社會留下經久不衰的價值﹐是最基本的人權。否則﹐人的價值也像動物的價值一樣﹐隨着進入墳墓而消失。人的生命是神聖的﹐人生對社會的貢獻應該是不斷造福于未來幾代的人類﹐這就是世界上每一個人的人權。如果有什麼其它權利與這一人權的基本原則對立﹐那麼它們必須服從于這一基本原則。這是自然法則下平等的原則。任何與之矛盾的解釋都不能為自然法則所接受。

由於經濟和國家是每一個人實現其人權時所依賴的工具﹐這些經濟和國家的作用對滿足和保護平等原則來說﹐就是必不可少的。無論什麼其它的權利或特權﹐只要它們違反了這些由平等原則而賦予經濟過程和國家的權利﹐都註定是無效的。

讓我們舉一個自然法平等原則的著名例子。如果一個債務人必須犧牲其生命來償付債務（即違反了平等原則）﹐那麼債權人就不能在這樣的情況下逼債。如果重新磋商償債時間和其它還債條件都不奏效﹐那麼按自然法則債權人對還債的要求就失去效力。這就是“夏洛克原則”（8）。

上面簡要闡述的平等原則直接或間接地定義了公共道德所包含的所有內容﹐無論是政府﹑私人機構還是個人都應該在實踐中予以遵守。對符合這一原則的活動進行保障的責任﹐與保障平等原則的機構或個人的勢力大小成正比（9）。最終的責任是在政府身上。

如果說這種平等原則處於政治經濟學實質問題的範疇之外﹐那麼這種論調是錯誤的﹐是不道德的。道理很簡單﹕平等原則是實物經濟學中經濟價值定義的另一種說法。或者說﹐本書中所闡述的這一經濟價值的定義﹐就是政治經濟學中平等原則的全部含義。

因此﹐從道德上講﹐政府有權利和義務來決定稅收政策對社會的影響﹐從而最佳地滿足實物經濟學中的經濟價值標準﹐同時保證這一標準的運用符合平等原則﹐因為經濟價值原則畢竟來源于這一平等原則。

到這裡﹐我們已經討論了貨幣理論中符合道德標準的所有基本觀點。任何與之相對的論點都是不道德的﹐也許其動機就不道德﹐但如把它用于公共政策其效果肯定不道德。簡單地看看休謨﹑亞當斯密和邊沁等人的觀點﹐就足以揭示這一區別。根據下面的闡述可以直接和間接地得出這一結論。

當今的英國公共政策由徹頭徹尾的不道德觀念所左右﹐而這些觀念的理論基礎主要來源于這三個十八世紀的人物。休謨就對這種不道德觀念做過大量的辯解。他在這方面的論點最初見于他那充滿伏爾泰思想（10）的論文“論人性”（一七三四年）﹐後來他又詳盡地闡述了他在這方面的概念﹐如“人類理解力探索 ”（11）（一七四八年）和“道德原則探索”（一七五一年）。休謨的道德觀念直接影響了亞當斯密在這方面的思想﹐如他的<<道德感情論>>（一七五九年）和<<國富論>>（一七七六年）中的“無形之手”學說。邊沁（1748-1831）在政治經濟學學上的主要著作是他的<<利益至上之辯>>（一七八七年）和<<道德立法原則介紹>>（一七八九年版）。至於這三人以及其它一些人的政治經濟學觀點的實質﹐下面這段引自亞當斯密<<道德感情論>>的話對之做了最好的總結﹕

管理宇宙這一大系統…關心所有理性和情感之物的普遍幸福﹐是上帝的事﹐而不是人的事。分配給人的是一些更卑微的事﹐一些更符合人的力量局限和理解狹窄特性的事。人關心的是他自己的幸福﹐他的家庭﹑朋友和國家的幸福…不過﹐雖然我們天生有十分強烈的願望實現這些理想﹐但是上天又要我們遲鈍而無定向的理念力量來確定適當的實現方式。大自然賦予我們原始的直感﹐並以這些原始直感把我們導向這些理想﹕飢餓﹑口渴﹑兩性相吸的熱情﹑對快樂的追求和對痛苦的恐懼 ﹐促使我們使用這些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而不管它們是否符合偉大自然主宰所希望的結果。（12）

盲目服從這種樂－痛原則而派生出的“原始直感”﹐在性質上屬於非理性的快感主義﹐是教義中所說的“原罪”。因此﹐凡是與休謨﹑亞當斯密和邊沁有關的理論都是不道德的理論﹐這些不道德的理論又通過休謨和邊沁等人塞入政治經濟學中﹐鼓吹這些不道德行為的“自由”﹐讓它們不受任何科學規律和自然法則的約束。一句話﹐盡你所能做你高興的事﹐避免你不高興的事。後來又繼承這一理論傳統的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黑利伯裡之流﹐如托馬斯‧馬爾薩斯（1766-1834）﹑笛卡爾

（1772-1823）﹑詹姆斯‧米爾（James Mill, 1773-1836）和約翰‧斯圖華特‧米爾

（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因此﹐人們有時也稱這一理論為“英國十九世紀英國哲學激進主義”或“十九世紀英國放任自由主義”。

詹姆斯‧米爾大張旗鼓自覺把英國自由放任主義應用于實踐（13）﹐從中可以看出英國的印度殖民主義政策是嚴格自覺應用這一理論的結果。主要也是在這一理論的影響下﹐卡爾‧馬克思

（1818-1883）在英國代理人恩格斯和大衛‧烏爾夸特（14）的監督下﹐詳加闡述了他的“階級鬥爭”理論。

在馬克思和其他一些人看來﹐問題是邊沁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理論與自由放任主義者的自覺實際應用之間究竟有什麼關係﹖就這一點而言﹐邊沁的<<圓形全景監獄>>（15）一書不容忽視﹐因為該書代表着邊沁對他演繹出的自由放任主義的實際運用。這種自由放任主義理論的歷史先驅包括亞里斯多德（公元前）的<<道德與政治>>﹐羅馬帝國法的歷史模式和波斯帝國政策的“寡頭模式”。就後一類歷史先例（16）而言﹐英國十九世紀自由放任主義的理論基礎就是“寡頭主義”﹐即“寡頭模式”。

初一看﹐馬克思對英國自由放任主義的看法並非不正確。初看起來﹐“所有人的最大幸福”必須理解為“所有英國統治階級”﹐尤其是英國“既成權力機構” 的最大幸福﹐在當時﹐這些機構的權力中心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和巴林兄弟銀行（17）。但是﹐如果再深入細看一下﹐我們必須承認﹐邊沁的所有人“幸福”的條件 ﹐是我們必須接受這樣的假定﹕各個種族和各個種族中的各個社會階級在“原始直感”需求方面具有天生決定的差別﹐而這些需求又全都是從東印度公司及其同夥對待不同種族和種族中不同階級的實踐中推理出來的。這就是波斯帝國﹑羅馬帝國﹑以及在這之前的亞述帝國和巴比侖帝國﹑和在這之後的奧托曼帝國﹑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和大英帝國的實際結構和政策。這也是委婉稱為法蘭西帝國的瑞士行省和稱為比利時帝國的瑞士－哈普斯堡陰謀集團的實際政策。德意志（東印度公司）帝國等的做法也有這樣的特徵。這是當今稱之為“文化相對主義”的翻版。每一種族以及該種族中的每一階級都賦有其特殊的需求﹐階級與階級之間和種族與種族之間其需求不一定相同。對這種理論的解釋通常還要加上專門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的說法。最終﹐還是馬克思對英國自由放任主義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的解釋更準確。問題的實質﹐是把統治種族中“統治階級”的人為意志強加在被統治種族和被統治階級（或階層）身上。這就是英國十九世紀自由放任主義的（“文化相對主義”）信條的理論基礎。

在英國﹐是奧卡姆（18）最早對這種理論做了書面闡述。克萊爾沃克斯（Bernard of Clairvaux, 1090-1153）提出了與之類似的觀點﹐目的主要是針對彼德‧阿貝拉爾德（Peter Abelard,

1079-1144）。這反映出一個事實﹕從希爾德布蘭德（喬治七世﹐一○七三年）的登位起﹐歸爾甫派的影響開始超過梵蒂岡。克萊爾沃克斯的理論影響到馬丁‧路德（1481-1546）﹐從而推動信仰與日常生活的分離。這一非理性主義理論的主要根源是東方的諾斯替派和蘇菲派的教義﹐它主要是在拜佔庭靜修士運動影響下通過西奈的聖凱瑟琳和希臘雅典山的“神聖山”而進入西歐的宗教殿堂。非理性主義的影響在十五十六世紀期間由於黑色歸爾甫派的崛起而死灰復燃﹔這一理論在十三世紀歸爾甫派－吉伯林派戰爭之後得到黑色歸爾甫派的大力宣揚。在英國代表歸爾甫派的人物是登位的斯圖華特家族及其遺留清客﹕弗朗西斯‧ 培根（1561-1626）﹑他的秘書托馬斯‧哈伯斯（1588-1679）和約翰‧洛克（1632-1704）。在這一點上﹐這三人是休謨的直接祖先。正是這一反對英國非理性主義的主要力量﹐後來于十七世紀期間領導了發生在北美公司特許殖民地上的美國獨立革命。必須強調指出﹐反對這一非理性主義的鬥爭﹐ 一直也是反對這一非理性主義提倡的利益至上主義的鬥爭。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的“無形之手”的說法﹐直接來源于這種非理性主義的享樂快感論﹐與熱力學第二定律完全一致。亞當斯密﹐尤其是邊沁根據同一休謨學說專門解釋的“快感數學”（即“享樂數學”）﹐隱含着對“遍歷定理”的需要﹐而這一定理中則包含有把熱力學第二定律應用到統計氣體理論（“統計撞擊熱理論”）的概念。約翰‧斯圖華特‧米爾提出的“邊際使用價值”理論顯然是以邊沁的“享樂數學”為基礎﹐以紐曼“數理經濟學”（19）為代表的維也納新實證主義也是這樣。因此﹐必須恰如其分地把無能的當代學院經濟學人士定義為“不道德人士”﹔這是對邪惡實踐的懲罰。

第七章註釋

1. 一七二九年的論文“簡論紙幣的性質和必要性”。該文由N.斯班諾斯和C.懷特重新發表在紐約出版的<<美國獨立革命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中。

2. “公共信貸報告”（一七八九年）和“國家銀行報告”（一七九○年）均由N.斯班諾斯和C.懷特重新發表在紐約出版的<<美國獨立革命的政治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