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自由主義的犯罪與墮落 和 人類未來的新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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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爾加·澤普- 拉魯什

[2020年4月25日網上席勒學會會議 – 美國中美論譠社 張文基 翻譯]

人類正面臨一場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機, 它不僅將使數百萬人因疾病和饑餓而喪生, 掃除許多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機構, 使世界大部分地區陷入黑暗時代, 包括文化, 而且還可能陷入一場毀滅人類的熱核戰爭。

這場危機比14世紀的危機影響更大,當時黑鼠疫摧毀了從印度到冰島三分之一的人口,因為這次危機將影響到整個世界。它比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更為嚴重, 因為它有可能摧毀更多的經濟物質, 而且如果戰爭爆發, 它將比20世紀的两次世界大戰更危险, 因為它可能涉及熱核武器的部署。

由於全球化和從核武器到互聯網許多系統的國際化, 全人类都在同一條船上, 與以前的時代不同, 那时當世界部分地區崩潰, 而其他地區却正在經歷一個文化發展的高點, 這次將沒有部分解決的辦法。比以往歷史上任何時候, 现在全人類更需要達成一致新的相處原則, 這些原則可以保證我們這個物種的長期健康和生存。這就是這次會議的要點: 我們如何查明這場危機的根源, 消除這些根源, 並開啟世界歷史的新篇章, 使我們擺脫當前國際間戰略结盟所造成的地緣政治衝突, 侵略和不信任氣氛, 並將人類提升到符合人類作為創造性物種特徵的理性層面?

我為什麼要提出核戰爭的危險? 因為中國正受到無恥和惡意的指控,這些指控來自英國軍情六處和軍情五處及其宣傳機構,位于倫敦的 亨利·傑克遜協會(Henry Jackson)及跨越大西洋的其他宣傳機構,如大西洋理事會,等等機構, 它們指責中國應對新冠病毒大流行負責, 有些指控中國拖延了對世界其它地區通報疫情, 有些甚至指控中國正在對西方發動生物戰, 從而樹立中國爲敵人的形象。作为跨越了大西洋兩岸的自由派新保守主義者核心的 亨利·傑克遜協會和英國主戰派,他們要求為七國集團國家提供數十億美元的賠償,這種傲慢和无礼只能被視為旨在為戰略攤牌奠定基礎的挑釁行為。

這是一個帝國的歇斯底裡, 但最終絕望的反應, 意識到一切都結束了, 世界永遠不會再回到已經瓦解的單極世界的戰略方向, 所謂的「華盛頓共識」和「基於規則的秩序」, 這些在新冠病毒爆發之前, 至少還能夠保持表面的莊嚴 。 這些主戰力量的計算一向是錯誤的, 當蘇聯解體時他們過度匆忙地宣告了”歷史的終結”, 這也與當時的一種錯覺有關, 即中國只須被賦予世貿組織的成員地位, 就能幾乎自動地發展成爲英國式的自由民主國家, 而且所有其他國家, 包括伊斯蘭國家, 也將通過政權更迭政策轉變成為西方的民主國家, 無論是通過顏色革命, 還是通過戰爭。

中國獨特的世界性, 歷史性的偉大成就, 她不僅使本國8.5億人民擺脫貧困, 而且首次透過新絲綢之路使發展中國家有了擺脫西方的殖民主義政策的前景, 這些政策透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至今仍在實施,導致長期的貧困, 然而, 中國的成就使得大英帝國的各家代言人產生不能置信的恐懼 。 在西方媒體無視歷史上最偉大的基礎設施計劃約四年後, 針對”獨裁政權”——中國、俄羅斯等——的攻擊突然升級, 這些同樣的媒體自2015年以來一直在對川普的”追捕巫師”中, 與英國的特工部門勾結企圖政變。

但是,一旦3月和4月公佈的數字顯示, 中國不僅能夠更有效地遏制這一次的大流行病, 而且能夠比西方國家更有效地克服危機導致的經濟後果, 而西方私有化的衛生系统完全沒有做好應對這一流行病的準備, 世界對中國的語氣變得激動。西方民主國家的”基於規則的秩序”是”民主合法性”中唯一的”規則秩序”, 却長期以來一直動蕩不穩, 現在有可能崩潰, 因而他们宣稱北京奉行“超限戰戰略”。事實上大英帝國的自由制度已經一敗塗地。但這並不意味著與帝國結盟的力量在他們面臨最後痛苦時不能造成巨大的破壞, 例如煽動一場世界大戰。

正如孔子所說,現在是“必也正名乎”的時候了。 如果這個意圖是起草一份犯罪團伙名單, 並爲造成當前危機償付損失, 那麼它必須是英國自由主義的影響清單, 它的領銜主角温斯頓·邱吉爾背負著主要責任, 因為羅斯福總統所期望的二戰後布雷頓森林體系缺乏最重要的一面,就是克服殖民主義和工業化發展中國家所需的信貸機制。由於缺乏這種配套機制, 大英帝國對所謂的第三世界的控制在戰後得以延續。1971年8月尼克松總統終止布雷頓森林體系後, 導致金融市場接連放鬆管制, 臭名昭著的外包給廉價劳工國家, 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條件,使得這種情況更加惡化。 這一政策的唯一目的就是維持殖民性貭的搶劫, 防止落後國家進行有意義的發展。

“先進國家”中的任何人怎麽能够認為非洲、拉丁美洲和一些亞洲國家的殘酷貧困是不言而喻的, 甚至是咎由自取呢? 更何况我們现在看到“先進國家”並没有多先進!如果西方在過去70年裡做了中國過去10年在非洲所做的, 即修建鐵路、水壩、發電廠和工業園區, 那麼整個非洲今天都將享受韓國或新加坡的發展水準, 甚至更好! 非洲幾乎沒有衛生系統, 幾乎沒有基礎設施網路, 一半的人口無法獲得亁净的水或者電, 因為大英帝國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 通過世界自然基金會(WWF)故意壓制它們, 世界自然基金會認為, 在有疑問的情況下保護昆蟲物種比百萬人類的生命更重要! 如果你考慮到這項政策的總體效果, 你就會得出一個結論:數百萬人的生命因饑餓和未經治療的疾病而縮短! 很多人天真的認爲随着舊殖民地的獨立和1997年6月30日香港的回歸,大英帝國已經不再存在,事實上大英帝國仍然以新自由主義的貨幣政策控制世界金融體系的形式而存在, 這種控制一直是帝國的精髓。

帝國宣傳的另一個例子是說”第三世界國家根本不想發展”。現實情況是,隨著布雷頓森林系统(Bretton Woods)的終結, 甚至聯合國發展年代的概念事實上也被消除, 取而代之的是人口減少的概念、羅馬俱樂部關於所謂增長限制的粗俗想法, 以及約翰·洛克菲勒三世的厭悪人類的概念。1974年在布切雷斯舉行的聯合國人口會議, 或從同年開始的亨利·基辛格的醜聞性的國家安全研究200, 這些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模製品, 它们只是複製了邪惡的牧師馬爾薩斯, 一個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文書, 的信念,而他不過剽竊了威尼斯 “經濟學家” Giammaria Ortes的想法。林登·拉魯什在1973年開始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政策影響的一系列研究中, 對這種發展模式的變化做出反應, 並警告說, 由于營養不足、免疫體系削弱、缺乏衛生等將導致全球大流行疫情的出現。拉魯什的數以千計的演講和文章在五十年中傳遍了五大洲 , 沒有人能說目前的大流行是不可預見的! 特別是因為LaRouche的一生的工作在致力於制定開發計劃, 這些計劃本來可以阻止大瘟疫的流行!

當前跨大西洋”基於規則的秩序”背後的自由主義世界觀之所以失敗,以及為什麼它背后的既得利益集團被證明完全無法反思其失敗的原因, 都是源于它们的公理基礎和這個世界觀對人,國家和科学的錯誤定位!

從義大利文兿復興時期開始,一個有意識地培養全民中更多的人的創造能力和以科學進步作為社會財富來源的國家思想和形式, 受到當時的最大帝國威尼斯的封建寡頭的蓄意反攻, 其中保羅·薩爾皮作為威尼斯寡頭的主要思想家, 提出了他的教導, 從中發展出後來的启蒙運動和自由主義。 其理念是控制科學辯論, 但要阻止認識和發現真正普遍原則的能力, 用武力抑制創造和想象的潛力,將群衆降低到感官體驗的水準, 把”人性”中的落後一面變成教條。

继承這個傳统的是 伽利略 和 牛頓的機械科學傳統, 約翰·馮·諾伊曼和諾伯特·維納的遊戲和資訊理論, 以及最近作為當今賭場經濟衍生品交易基礎的演算法。湯瑪斯·霍布斯、湯瑪斯·馬爾薩斯、傑里米·本瑟姆、約翰·洛克和約翰·斯圖爾特·米爾 兜售的經驗和唯物主義教條和腐朽的人的形象直到今天仍然是英國自由主義的基礎, 而這種病毒造成當今世界的腐朽狀態。

大英帝國的寡頭心態, 否認所有的人, 特別是所有有色人種, 擁有創造力的神聖火花,這在他們無數的著作和陳述中得到了充分清晰的表達, 如果人們願意尋找他們, 從菲利普親王的臭名昭著的希望能轉世成為致命的病毒, 以減少人類的過剩人口, 到亞當·斯密在他的1759年道德情操理論中表達的卑鄙的觀點:

“宇宙偉大系統管理…對理性和理智的人的普世快樂的關注, 是上帝的事, 而不是人的事。人是給予於一個更謙卑的位置, 但一個更適合他的力量的弱點, 和他的理解的狹窄, 那就是是他自己的幸福, 他的家庭, 他的朋友, 他的國家…大自然通過原始和直接的本能引導我們到其中的大部分。饑餓、口渴、兩性結合的激情、對快樂的熱愛和對痛苦的恐懼, 促使我們為了自身利益而運用這些手段, 而不須考慮它們是否导致仁慈的结果, 那是大自然的偉大總監的職責。”

由於這些屬性都同樣適用於動物, 那麼顯然也可以定期撲殺劣等畜牲, 就像斯巴達人殺死赫洛特人一樣, 當前者認為後者會过度繁衍時。這種厭悪人類的形象是純粹的種族主義, 正如伯特蘭·羅素在《工業文明前景》中如此無恥地表達的那樣:

“全世界的白人人口將很快停止增加。沒有戰爭和瘟疫,亞洲的種族的人口成長期將更長, 黑人的時間更長, 直到他們的出生率下降到足以使他們的數量穩定。在此之前,社會主義所針對的利益只能部分實現, 而少產的種族將不得不用那些令人作嘔的方法來保護自己对抗人口高增长的种族。”

這種種族主義意識形態是殖民主義、奴隸貿易、鴉片戰爭的真實理由。老實說, 这也是爲什麽當大部分民衆聽到有關非洲和一些亞洲國家的蝗災新聞時, 他們也表現出漠不關心, 兩個月前, 清除這些蝗蟲可能只須花費7500萬美元。

《每日電訊報》的一位專欄作家在3月初的一篇文章中再次強調了帝國代表們對優生學的基本支持沒有改變:

“不要從個體体的角度看,從完全客觀的角度新冠病毒甚至可能證明具有溫和的好處, 從長遠來看, 它不成比例地消滅了老年受撫養人群。”

正是這些野蠻的自由主義前提, 雖然承認它們的存在在所謂的發達國家内並不流行, 但多年前林登·拉魯什(Lyndon LaRouche)就指出需要將世界上四個經濟和軍事上最重要的國家——美國、中國、俄羅斯和印度——結合起來, 進行迫切需要的世界秩序的重組。然而, 這種重組必須首先明確地拒絕這種自由主義教條所定義的人的形象及其政治影響。大英帝國的一切形式, 但最重要的是, 它對金融體系的控制, 必須結束。

美國、中國、俄羅斯和印度這四個國家迫切需要召開緊急會議, 採用新的布雷頓森林體系, 實現羅斯福的充分意圖, 就是建立一個一勞永逸地保證發展中國家工業發展的信貸系统。它應該從實施世界衛生系統開始, 在這個星球上的每一個國家建立一個衛生系統, 首先與新冠病毒大流行病作鬥爭, 然後很快達到1970年代私有化前提出的 美國《希爾·伯頓法》或德國和法國醫療系統標準。正如羅斯福 在1941年國情咨文的講話中所說, 他在著名的”四個自由” 宣言中說: “第三個自由——免於匱乏——這轉化為世界術語, 意味著經濟上確保全世界任何地方的每個國家内的所有居民健康和平。第一夫人埃莉諾·羅斯福將確保這四項自由納入《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做为她的個人使命。

在林登·拉魯什1984年發表的《美蘇協定備忘錄草案》中, 他定義了他所提出的《SDI》的原則和基礎, 里根總統於1983 年 3 月 23日宣佈了這一美國的官方政策, 並一再向蘇聯提出在全面核裁軍計劃上進行合作, 拉魯什定義了這一信念, 這一信念是他一生工作和本組織使命的一個絕對關鍵部分。本文第一條的原則也適用於四國和所有加入加入這一新夥伴關係的其他國家之間的合作, 該條規定:

“持久和平的政治基礎必須是:(a) 每個和所有的民族國家的無條件主權,以及(b) 主權民族國家之間的合作,以促進無限機會參與獲得技術進步的好處, 造福每一個和所有的民族國家。目前執行這種持久和平政策的最重要特點是, 主要大國與那些通常被列為 “發展中國家” 的相對從屬國家之間的貨幣、經濟和政治關係必須發生一個深刻的變化。除非後現代殖民主義揮之不去的不平等得到徹底糾正, 否則這個星球上不可能有持久和平。只要美國和蘇聯承認全球勞動生產力的進步符合雙方的重要戰略利益, 這兩個大國就必然因爲共同的利益而受到這種程度和這種方式的約束。這是促進這兩個大國之間持久和平所不可或缺的政治和經濟政策的核心。”

鑒於英國特勤局軍情六處和軍情五處發起的反華運動不斷升級, 特朗普總統的隨行人員幾乎每小時都試圖互相兢争加劇指責中國在新冠病毒危機中涉嫌的不當行為, 包括國務卿龐佩奧、貿易和工業政策主任彼得·納瓦羅、參議員琳賽·格雷厄姆和電視節目主持人塔克·卡爾森, 儘管美國和北約部隊的各種武力展示似乎已經因爲一些軍艦官兵感染了病毒而受到限制, 但存在的問題是, 世界如何擺脫這種危險的升級。難道我們注定要重蹈歴史上因爲第一和第二强權争奪統治權所發生的十二次戰爭嗎?

新冠病毒大流行病、世界饑餓危機、即將到來的金融危機和全球實體經濟的蕭條相結合造成了壓倒性的危机, 每個有思想的人都應該清楚認識到, 只有在其他工業化國家支持下的美國和中國的通力合作發揮各自經濟潛力共同抗撃, 才能擺脫這場危機, 從而創造確保醫療所需的能力, 基礎設施和工業生產和食品生產。努力實現這一目標符合每個人和每個國家的生存利益。我們必須創建一個世界性的共鳴, 所有國家和人民必須要求這樣做!

美中衝突只有在美国内部兩黨邪悪力量盛行下才會發生,那就是H.G.Wells “公開陰謀” 的傳統, 即美國接受大英帝國模式作為英美控制的單極秩序的基礎。Wells的愿景在William Yandell Elliott身上得到传承、他是基辛格、布熱津斯基、塞繆爾·亨廷頓的導師,直到新保守主義者, 炮制了新美國世紀專案(PNAC) 而得到進一步的貫徹。另一方面, 如果美國回到其反對大英帝國的獨立宣言和美國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經濟體系的真正傳統, 那麼中國經濟模式將有很大的親和力, 這種模式包含許多原則,包括A. Hamilton, Friedrich List and Henry C. Carey 的思想。同樣, 現代中國之父,孫中山受到那時美國制度很大的影響。

在美國、中國、俄羅斯和印度的緊急緊急峰會上, 以及那時必要的新布雷頓森林體系成立大會上, 各國元首可以本著最初的布雷頓森林會議精神, 當時中國代表團團長孔祥熙在會議上總結了孫中山先生提出的建立 “國際發展組織” 的建議。孫中山的姐夫孔先生在布雷頓森林的演講中說:

“中國期待著戰後經濟大發展和大膨胀。除了農業的發展和現代化之外, 還包括一個大規模的工業化計劃。我堅信,一個經濟強壮的中國是維護和平、改善世界福祉不可或缺的條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 孫中山先生提出了一個他所謂的 “中國的國際發展” 的計劃。他強調與友好國家合作的原則, 利用外資發展中國資源的原則。孫博士的遗教構成了中國國家政策的基礎。我希望美國和聯合國其他國家將積極參與幫助中國的戰後發展。”

正如我所說, 羅斯福在談判中支持這一發展政策的國際化, 他認為提高世界生活水準是全球穩定的關鍵。他看到了具體實施的方法,在於新政的國際化。

世界四個主要國家——美國、中國、俄羅斯和印度——現在必須在新的布雷頓森林制度下, 與所有希望加入的國家一道, 建立以人類共同目標為指導的國家之間國際合作的新世界觀。林登·拉魯什的四部法律的第四部定義了更高品質的經濟綱領, 更高的理性水準,這些是植根於庫薩的尼古拉斯的“对立的统一”原則,在這個基础上地緣政治所造成的對抗的矛盾將被克服。

完全依賴可核查的普遍物理原則的科學家之間的國際合作必須取代當今佔領政治至高無上地位的意識形態和利益。研究 “生命科學”, 更好地瞭解是什麼原因導致在宇宙中生命的起源和特點, 是對抗冠狀病毒和所有其他潛在的病毒, 細菌和其他疾病過程的先決條件。作為世界衛生系統的一部分, 我們需要建立國際合作醫學研究中心, 在那裡所有發展中國家的年青科學家們可以接受訓練。新冠病毒瘟疫的深刻經驗是提供醫療服務必須是共同福利而不是爲了私家醫院的最大利潤。研究成果因此必須立即提供給各個國家的所有大學,醫院和醫護人員。

國際合作實現人類共同目標的另一個領域是實現能源和原材料安全, 隨著熱核融合理論和相關核融合技術流程的掌握, 這一點是可能的。位於法國南部卡達拉切的國際ITER專案、托卡馬克核聚變反應堆和已經涉及34個國家合作的國際研究專案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但ITER和其他核聚變模式的資金支持必須大幅增加。 LaRouche 的核心發現之一是生產過程中使用的能量通量密度與相對潛在的人口密度之間的直接聯繫。核聚變的掌握對載人航太是至關重要的。

一個沒有國際合作的太空研究本身就是不可想像的, 它比任何其他科學類别,都更正面地證明了,而大瘟疫以消極的方式證明了下面這個事實: 我們實際上是由其未來決定的一個物種, 其長期生存能力將取決於我們學習如何更好地瞭解和掌握宇宙的規律——包括哈勃望遠鏡至少証實存在的兩萬億個星系。防禦小行星、流星和彗星只是其中許多重要因素之一。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無限制地參與許多研究專案是最佳途徑——通過科學和技術的”飛躍”——能夠為所有公民提供良好和安全生活的經濟創造先決條件。

庫薩的尼古拉斯早在15世紀就寫道, 所有科學發現應立即提供給所有國家的代表, 以免不必要地阻礙其中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他還發現, 只有當所有微小個體以最佳方式發展時, 宏觀整体的一致性才有可能。我們需要塑造的國家間合作的新觀念, 必須從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出發, 實現所有的國家和各異的文化, 如同在乐樂曲中的賦格,通過不同的旋律相互交織, 動態地上升到有序和諧的更高境界。

作為人類文明, 我們能否在這麽晚的時候避免大流行病、饑荒、金融危機、蕭條和世界大戰的危險的海嘯? 那麼,世界現在需要這次四國首腦會議! 如果這樣的峰會宣佈所有這些改變: –新布雷頓森林體系, 四大國聯手建立全球發展計劃, 透過 “新絲綢之路成為世界陸地橋樑” 的形式, 世界衛生系統, 國際核融合和相關研究緊急計劃, 國際太空合作的大規模升級, 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是一次旨在激發所有國家各自的古典傳統文明間的對話,促成新的文藝復興,它將類似, 但以更美麗的方式超越“克服了14世紀黑暗時代的恐怖的偉大的義大利黃金文藝復興”– 一個人類的新時代可以誕生!

我們是否有合理的希望能夠克服目前人類的深刻危機? 絕對有! 我們是宇宙中迄今唯一已知的具有創造力的物種, 它有能力一次又一次地發現我們宇宙的新原理, 這意味著我們的創造性心理活動與這些宇宙定律,也就是“道”的親和力。

一个想法闡明這種樂觀的前景,它涉及空間研究的一個方面, 即失重條件下的老化過程似乎加速, 以及在超重力過程中的生理變化。更好地瞭解這種“太空老年學”顯然對未來的載人太空火星和星際空間之旅至關重要, 預計這將大大提高人類擁有更長健康壽命的能力。

如果你認為舒伯特只活到31歲, 莫札特35歲, 但丁36歲, 席勒45歲, 莎士比亞52歲, 貝多芬只有56歲, 那麼你可以想象未來的天才, 預期壽命為120或150歲, 將能夠為人類的發展做出多大的貢獻!

讓我們結束大英帝國吧! 為全人類創造一個真正的人性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