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雪力·格拉奇 (Michele Gera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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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雪力·格拉奇 (Michele Geraci), 意大利經濟學家, 羅馬發展部前副部長

[2020年4月25日網上席勒學會會議 – 美國中美論譠社 張文基 翻譯]

非常感謝。我很高興來到這裡。在接下來的15分鐘里, 我將對一些熱門話題提供一個我的快速的思考。我想借用你剛才提到的我的一些經驗, 直到最近我一直是義大利政府内閤的一員, 同時我作為義大利加入”一帶一路”計劃的主要支持者之一, 那些是我在中國度過十年之後。

我在義大利政府一年多裡看到的是,我們正面臨一場深刻的危機。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困境, 它阻礙了我們社會的進步, 就是內閣成員中有能力的人和民選代表陣營間不同意見的兩難處境。直到今天, 人們假設,那些人民選出的政治人物會扮演政治家的角色, 會根據數據分析、各部門內工作人員的建議、單位主管等等做多方面的權衡作出決策。而且,這種模式並不要求政治家對特定主題有特別的瞭解。

在過去, 政府擁有更高的穩定性, 所以政治人物實際上將繼續在各部工作多年, 在此期間, 他們可以一點一點地在各自的領域積累一些專業知識。然而, 我們看到在過去五年裡, 政府每年,或每一年半就更换。以我為例,在政府工作15個月。現在,由於頻繁的變化, 這段時間顯然不足以讓政治家獲得相對的能力和技能。因此, 他們需要依靠單位主管、雇員和公務員。然而,這些人面臨著恰恰相反的另一個問題,: 他們在那裡已經很多年了, 10年, 15年了, 沒有激勵, 沒有晉升, 沒有獎金, 沒有獎勵; 他們不能走得更高, 不能下去, 他們不能被解僱。因此, 他們本身没有動力追求效率和提高生產力。同樣,這在過去效果很好, 因為變化、外部變數不像現在那麼頻繁和激烈。

所以, 如果我看看10年、15年、20年前政府如何運作, 那時, 一個政治人物會在那裡呆很長時間; 公務員雖沒有太多的衝勁, 至少如果他們知道什麼是足夠, 他們會把它傳給政治人物, 後者會有時間學習, 因此這個系統幾乎保持運轉。

現在,外部變數的變化速度不允許人們在日常的時間範圍內及時學習。這造成了政治人物和公務員階層之間嚴重缺乏合格的能力。顯然, 決策者的政治決策過程,他們沒有什麼可堅持的信念, 他們沒有數據, 沒有分析, 幫助他們作出決定, 因此, 我們進入了一個我稱之為政治決策過程隨機化的世界。

因此,我們要問的問題是, 政治人物是否應該成為專家? 他們須要什麼背景才有資格代表人民, 他們須要受過良好的教育, 或者根本沒有受過教育, 但只要他們有選票,他們就應該成為部長? 我們如何找到解決這一困境的辦法, 現實是我們需要專家, 而我們沒有專家進入必要的政治或公務員層——我說的是總體情况。當然, 在這兩個層次上都有很好的人, 但總的來說, 這是我們所目睹的問題。

當我們沒有足夠的知識時, 你根據感情、舊故事、你被告知的內容來做出決定, 而非透過閱讀和有時間去處理和深刻的思考。因此,你往往不僅要做決定, 還要做出與現實脫節的陳述。

現在, 我要提起我們所看到的日益高漲的反華情緒的例子, 即使在義大利,在歐洲和西方世界的公開辯論中也是如此。原因有很多, 我不想詳細闡述, 因為它們是眾所周知的。我想提請你們注意的是, 這種知識和須要學習的時間不匹配,使得人們無法學習。從某種意義上說, 這也是我推動義大利加入”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的主要目標之一: 因為無論加入這一基礎設施項目的經濟效益如何, 至少我們成功地讓義大利公眾討論中國, 這是前所未有的。在過去的12個月里, 媒體、政治家們把中國重新作為討論的中心。

現在,我所聽到的90%是完全錯誤的, 但我們一步一步地做。至少我們正在討論中國, 我們正在討論”一帶一路”, 我們正在討論這些全球性變化的影響, 諸如:人工智慧、技術發展、氣候變化——相信我, 他們以前是令人民厭惡的, 甚至在政府層面, 但確實沒有很好地探討它們的內在性質。因此, 我一方面看到這種反華情緒, 我擔心, 因為我看到它增加, 和每個人都在寫別人以前的言論, 却沒有思考太多。另一方面, 我會是樂觀的, 因為它是基於缺乏知識, 我確實希望知識增長的方式, 人們有時間學習, 研究, 也許參加一些像今天這様的活動, 將扭轉他們的批評, 至少形成基於事實和分析的意見。而這正是我們一直試圖帶到西方、義大利、歐盟層面的討論桌上。分析, 事實, 數據, 而不只是基於舊故事的概念, 那些自然會得到錯誤的結論。

現在,我想舉一個病毒的例子: 我聽說了”黑天鵝”。我比較多一些”灰犀牛”, 一種動物, 在那裡, 可見, 但人們忽略它。他們要麼假裝看不到它, 要麼他們看不到它, 但這是一個已經發生的, 這是真正發生在義大利的事。當我們第一次知道1月中旬的武漢局勢時, 到月底, 我們義大利一直有時間計劃, 包括封鎖、經濟措施、金融措施、如何與歐盟、中央銀行、歐盟委員會討論——我們現在, 在四月底, 三個月後, 仍在討論該做什麼, 採取什麼措施, 是否使用應用程式進行接觸者跟蹤 – 三個月後! 雖然在11月時這是一隻 “黑天鵝”, 12月, 也許對中國來說, 它也許沒有預料到會有這樣的結果, 但對於我們歐洲來說,這是一隻「灰犀牛」: 我們很幸運地展望未來, 只是看看中國,韓國正在發生什麼!

但我們沒有。”灰犀牛”正坐在那裡, 人們轉過頭去, 不想看到它。為什麼? 由於我看到很多同事中根深蒂固的概念, 那就是, 基本上, 這一點: 無論中國做什麼都是錯的。我們也許沒有什麼可以從中國學習的, 當我們做基準測試練習時, 我們也許甚至不應該看中國, 我們甚至不應該問,更不用說問問題了。

這確實是我們社會面臨的最嚴重的問題之一。因為這與心理問題混為一談, 我們自己的國家的問題主要是因為我們自己的錯誤。但是,正如在講故事時, 我們需要尋找外部原因, 我們需要創造一個怪物, 這不是我們, 而是別人, 所以我們可以戰勝它, 我們可以責怪它, 我們可以戰鬥它, 然後我們可以成為解決問題的英雄。

當然,這都是虛構的。這並不能解決問題。它可能創造一些大眾的支持, 因為人們會相信這個故事; 絕大多數人傾向於相信怪物/英雄的故事, 這增加了政治家的共識, 增加了民眾的誤解, 並完全賦予了我們各國像最後一條條旗子, 希望它能夠真正應對問題的核心根源。所以, 這幾乎就像我們生活在一個幻滅的小說。

這是我們在這幾個月裡所看到的。真正使我們與眾不同的東西, 我再次比較我們的西方價值觀與中國的價值觀, 真正使我們難以接受, 也許是有時是客觀的, 是我們生活在一個社會, 個人, 當然, 是第一, 夢想是個人的夢想, 美國夢是個人的夢想, 這是一個人的夢想。在中國, 這是一個集體的夢想, 是整個社會的夢想。是的, 當然, 有一個個人的元素, 人們當然利用它, 但總的趨勢, 我注意到的最大的區別是,這個集體相對於個人的夢想。

因此, 我們不僅發現很難接受從這個模式學習, 這種模式與我們的模式非常不同, 我們擔心這種模式會入侵歐洲。但是, 實際上, 我們很少看到中國真正想向歐洲輸出其社會、經濟和政治模式的證據。當然,他們知道這永遠不會奏效。

但是,這使我們處於危機之中, 因為現在, 我們問自己, 自由貿易是否奏效, 還是不起作用? 印刷鈔票是解决問题或不解决問题? 歐盟是否發揮效用? 例如, 到目前為止, 我看見歐盟善於解決歐盟本身的存在所造成的問題: 因此,它是一個限制於從本身的角度試圖解決問題的方案。沒有立即可見的邊際價值, 包括解決在歐元區危機期間馬里奧·德拉吉的行動。是的, 他阻止了危機, 但危機就在那裡, 因為我們有共同的貨幣; 其他擁有單獨貨幣的國家不需要歐盟的解決方案: 它們根據自己的手段解決了這個問題, 而且幾乎每個人都做的都比較好。

所以, 我可以說真正最困擾我們歐洲的是關於”模式”的哲學衝突, “民主”與否, 集體與個人, 是的,我們也許開始意識到, 一般中國人並不關心我們真正想用模型來推銷什麽東西給他們。當然, 除了一些例外, 我看到他們一般都很高興。他們把價值放在其他價值中。他們重視其他事情,而不是我們所重視的事情。而這正是我們真正努力的事情——這是我在政府工作的時候, 現在, 當我回到學術界時, 我個人的努力,試圖告訴我們的同胞, 並不是每個人都完全認同價值——某些價值觀可能是普遍的, 是的, 但它們下沉到個人層面時會有不同程度、不同層次的重要性。

讓我我重複了赫爾加之前說過的話做一個總結: 我們可能需要一個文藝復興。我們需要回顧400年、500年、600年, 而正是從這裡, 我們的歐洲社會才能重新崛起。這是我多年來一直爭論的, 今天我很高興再次聽到它。這既是一個文化挑戰, 但它也是一種文化資產, 我們必須使用。這也是對人工智慧挑戰的潛在對策之一, 人工智慧可能抹殺許多任務的工作; 但它也許很難攻擊這些軟技能、藝術和創造力。

“一帶一路”, 我希望它有助於使兩個世界更緊密地相互接近, 增加相互瞭解和理解, 當知識增加時, 預期的風險就會降低; 因此如同金融投資者一樣, 更願意採取措施, 走的更近, 也許能一起做更多的生意, 進行更多的交流, 他們會更多地關注機遇,而不是威脅。

我就此打住,把時間留給提問和回答答。非常感謝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