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助西方更理解「一帶一路」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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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爾佳•策普•拉魯什

[2019歐亞經濟論壇在中國古城西安市舉行,大會邀請歐亞兩洲58國的1000多位專家與會,進行為期兩天的演講和討論。黑爾佳•策普•拉魯什應邀於2019年9月11日擔任主題演講人。]

大多數中國人很難理解為什麼西方這麼多機構對「一帶一路」倡議(BRI,即新絲綢之路)如此反感,最近甚至激起反華情緒;例如,為什麼在美國的中國科學家和45萬名留學生被懷疑是間諜,讓人想起麥卡錫時代1最糟糕的日子,而歐洲的一些安全機構正提出類似指控。因為中國人從完全不同的角度體驗「一帶一路」倡議的現實。

對中國人民來說,鄧小平改革開放40年的經驗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功。1971年,我第一次到訪中國,當時還是相對貧窮的發展中國家,如今中國已經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某些方面甚至是第一大國民經濟體。八億人擺脫貧困;其中3億是富裕的中產階級,另外6億人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改善。現代化的步伐在世界上是無與倫比的,擴建30,000公里的高速鐵路系統即可為證,該系統很快將連接所有重要城市。

2013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哈薩克斯坦將「新絲綢之路」提上議事日程以來,對所有與會國家提供中國成功模式的合作,以實現「雙贏」合作。此後短短六年間,「一帶一路」倡議獲得來自各方令人難以置信的回應,目前與130個國家和30多個大型國際組織合作。這是有史以來最龐大的基礎設施、開通六個主要走廊、修建鐵路線、擴建港口、建立工業園區和科學城,並首次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克服貧困、不發達的機會。

一開始,「一帶一路」倡議就向全球各國開放。習近平主席不僅明確向美國和歐洲提供合作,並在多次演講中提出全新的國際合作模式,即「人類命運共同體」。因此,他提出了史無前例的更高合作概念,克服地緣政治,並以和諧的發展體系取代造福全民的利益。因此,「一帶一路」倡議是21世紀和平秩序絕對必要的經濟基礎!

儘管亞、非、拉美諸國,甚至歐洲的一些國家,新絲綢之路也被視為最偉大的願景,是「發展促和平」的概念,正如1967年教宗保祿六世在〈民族之發展〉的通諭中所述–但其對手卻將同一政策稱為「制度競爭」。

許多中國人不明白地緣政治點燃的激烈反應。同時,在過去50年中,西方已經習於變化,從根本上改變了其政治傾向和價值。

關鍵的是,1971年以來,西方已經發生範式轉換,與中國的走向相反。

邁向新的法西斯主義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總統廢除以固定匯率和美元黃金儲備為標準的布雷頓森林體系,逐步放棄實體經濟,轉而支持金融經濟的貨幣利潤政策,利潤逐漸趨於最大化。

這種趨勢在1999年廢棄了格拉斯-斯蒂格爾(Glass-Steagall)銀行分離系統,對金融市場完全放鬆管制,導致反覆的金融泡沫,直致2008年的崩潰。中央銀行卻未採取任何措施消除崩潰的

原因,反而持續透過量化寬鬆、零利率甚至是負利率,以實體經濟為代價,促進賭場經濟的投機。結果,今天跨大西洋金融體系面臨比11年前更加嚴重的崩潰危險。

971年8月,先夫美國經濟學家林登·拉魯什(Lyndon LaRouche)很有遠見的提出警告,如果不以新世界經濟秩序取代尼克松的貨幣主義政策,將面臨新一波蕭條和新法西斯主義。

1972年,拉魯什反對羅馬俱樂部出版根據馬爾薩斯《人口論》的《成長的極限》,該書至今仍為環保運動的謬論基礎,「綠化」西方很大一部分的政黨拉魯什在其大作《成長無極限》中,強調人類創造力是科技進步的引擎,也是定義「資源」的要素。同時,他警告,隨著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轉向搖滾-毒品-反文化的價值觀,從中期來看,將破壞人們的認知能力,不僅造成文化危機,也破壞經濟生產力。

不幸的是,今日正陷入此境。

1978年中國採取了相反的道路。以創新和國家信貸提供資金為基礎,實行統制經濟的實體經濟,取代四人幫的反技術政策。

西方人不了解,中國的經濟模式基本上與年輕的美國共和國財政大臣漢彌爾頓2(Alexander Hamilton)提出的美國制度完全相同,運用主權建立國家銀行創造信用。這是中國非常有名的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3(Friedrich List)提出,也是林肯經濟顧問凱里(Henry C. Carey)的架構,影響了羅斯福復興銀行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美國為解決金融危機設立的公司)的經濟政策,帶領美國走出1930年代蕭條時期。二戰後的德國重建,即模仿復興銀行公司,設立德國復興信貸銀行(Kreditanstalt für Wiederaufbau),創造經濟奇蹟。

因此,今天,中國在做的正是美國和德國當年經濟成功的基礎,只是這兩國後來以新自由主義取代這項政策,如今,世界最大衍生性金融品交易商德意志銀行的破產,就是這種「成功」模式最好的例子。

蔡元培與美學教育

我個人認為西方人不了解,中國也未特別強調,「一帶一路」倡議成功極其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儒家社會2500年歷史的傳統文化,只不過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間中斷了。中國在這項傳統下,共同利益較個人主義發揮更大作用,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共同利益一直有更大的意義,但是隨著當今自由主義盛行,已經退化為「萬事可行」了。

儒家傳統意味著品格是教育的最高目標,「君子」一詞可與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美麗靈魂」相呼應。因此,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中,人們尊重公共道德並與惡人抗爭已經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社會高度發展的先決條件。

當今西方社會廢除了發展「美好性格」的洪堡教育理念,使得當代時代精神完全背離道德改善的思想。因此,從自由主義的角度來看,有人會稱中國為「威權主義制度」,但是從中國自身的文化歷史來看,絕非如此。

任何想了解習近平想法的人,都必須一讀去年他回覆中央美術學院(CAFA)八位老教授的來函,他在信中強調美育對中國青年精神發展的重要性,在培養美好心靈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可使學生充滿愛意,並促進偉大藝術作品的創作。

孔子已經了解,詩歌和雅樂在人的美育中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理解習近平視野的萬能鑰匙是建立現代中國教育制度的學者-中華民國第一任教育部長蔡元培,因此不應侷限於「中國夢」,

而是從人類整體社會和諧發展觀之。蔡元培在尋訪當時最佳教育體制的旅途中,來到了萊比錫,接觸了鮑姆加登4和席勒關於美學的著作,並透過哲學史學家文德爾班5的著作,認識洪堡的教育理念。他對席勒的美學教育與儒家道德的契和十分興奮,認為席勒「無可置疑」的影響了德國古典主義的精神。

蔡元培運用上述理念使中國的教育體制現代化,並創造「美育」一詞,強化了孔子沉浸在偉大古典藝術中提升品格的思想,從而連結感官世界與理性。因此, 1919年5月10日蔡元培在一篇文章的內容,也可以連結當今西方的問題:「我認為,我們國家問題的根源在於許多人的短視,希望快速成功或取得金錢,卻無任何更高的道德思想,美育是唯一的解方。」

再也看不見善良了嗎?

今天許多西方人很難相信中國提出雙贏合作的想法是認真的,因為他們已經非常習慣上述的範式轉換,所有人類的互動都是零和遊戲。但是,西方國家應該記得,1648年結束150年宗教戰爭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又譯西伐利亞和約)》確立了一項原則,即持久和平必須考慮其他人的利益。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立了國際法,並為《聯合國憲章》奠定基礎。

是西方,不是中國,拋棄其中的原則,例如絕對尊重所有國家的主權,卻以所謂的R2P(保護權)的概念取而代之,即以所謂的「人道主義」干預戰爭,透過顏色革命干涉和政權更迭,一如目前世人所見的香港現況。

習近平關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想與儒家關於和諧發展的觀念對應,蔡元培也對此傳統提出重要思想。他有一個「大同世界」的夢想,一個和諧、沒有軍隊和戰爭的夢想,可以透過文化對話,透過參與其他民族的文化,比較人類的呼吸、進食和飲水等,生存基本元素的文化。的確,回顧人類歷史顯示,參與其他文化可促進更高的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想法,西方幾乎沒有任何真正的分析家或政治家有任何深遠的回應。如果有到,也只是順便說一句,似乎是宣告中國打算在未來的世界舞台發揮領導作用,除了共產主義的宣傳外別無他用。但是習近平在201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年之際,也就是2050年,中國人民應該擁有民主、人

權、發達的文化和幸福的生活。而且,不僅是中國人,是這個星球上的所有民族。

地球的事態混亂發展,我們必須無保留的地提出一個所有哲學家、科學家、政治家都關心的問題,並積極的回答:人類能否賦予自己一個保證長期生存的秩序,適合擁有身為具創造力的人類所應享有的尊嚴?習近平關於命運共同體的概念,首先非常清楚地提出將人民放在首位的想法,然後才及於大家共同定義的國家利益。

為了能夠跟上塑造「改革後的國際治理」這一新秩序的討論,西方國家必須回到自由主義已經摒棄的人文傳統。相應的想法可以在庫薩(Nicholas of Cusa)主教的作品中找到,他認為唯有微觀世界的和諧發展才能實現宏觀世界的和諧。萊布尼茲在宇宙的前定和諧(pre-stabilized harmony of the universe)中也提及,(人類)有可能進入更高的階次,隨著更高階的發展,自由度增加,我們才可能生活在最好的世界。席勒也認為,世界公民與愛國者都為人類未來的共同利益努力,兩者之間並無矛盾。

總之:中國應協助西方理解新絲綢之路的概念。中國不須對反華的攻擊有防禦性反應,反而應該對自己輝煌的歷史更自豪、更自信於深邃的儒家道德理論,啟發了富蘭克林的道德哲學;深奧的中國詩歌;意境優美的文人繪畫。中國應該挑戰西方,重振其文藝復興時期但丁、佩脫拉克6和布魯內萊斯基7的人文主義傳統;巴赫,貝多芬和席勒的古典音樂文化;以

及政治的共和傳統。只有當西方經歷了偉大的「復興」,振興漢密爾頓、李斯特和林肯的經濟顧問凱里的思想時,問題才得解決。

萊布尼茲對中國充滿熱情,曾經向耶穌會傳教士學習各種中國知識。他著迷於康熙皇帝的數學結論與他的結論相同,並認為存在所有人民和文化都接受的普遍原則。他甚至認為中國人的道德很優越。他寫道:「中國似乎應該派遣傳教士給道德日益嚴重敗壞的我們,教會我們自然神學的應用和實踐。因此,我相信:如果選出一位智者,不是要判斷女神的外貌,而是判斷人民的卓越,他會把金蘋果給中國人。」

德國中產階級和中小型企業(SME)以及意大利北部港口的熱那亞、奧地利的維也納、瑞士的蘇黎世、法國的里昂、歐洲最大內陸港杜伊斯堡和漢堡(以上二者位於德國)等城市,以及更多的城市早已意識到,潛力不僅僅是擴大雙邊關係,最重要的是擴大與第三國的合作,例如非洲和西南亞的工業化。

這種熱情可在太空旅行的國際合作中看出——歐洲航天局(又譯歐洲太空總署)與中國航天局的項目合作,對未來中國空間站國際合作的構想,國際月球村的興建以及在火星進行環境地球化—在在說明習近平對人類共同命運的願景終將實現。


脚注

  1. 1950年代初期,(美國)國會對政府官員(之後擴及到各階層)在沒有足夠證據情況下指控其人不忠、顛覆、叛國等罪
  2. Alexander Hamilton,1755 – 1804,美國開國元勳,憲法的起草人之一,財經專家,第一任財政部長,政黨制度的創建者,在美國金融、財政和工業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3. Friedrich List,1789-1846,德國經濟學家,為經濟歷史學派的先驅,思想為建立歐洲經濟共同體的理論基礎。
  4. 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1714-1762,德國哲學家、美學開創者。
  5. 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德國新康德主義哲學家。
  6. Francesco Petrarca,又譯彼特拉克,1304-1374,義大利學者、詩人、文藝復興第一個人文主義者,有「文藝復興之父」之譽。
  7. Filippo Brunelleschi,又譯布魯內列斯基,1377-1446,義大利文藝復興早期頗負盛名的建築師與工程師,主要建築作品都位於義大利佛羅倫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