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未來潛能是最高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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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爾佳•策普•拉魯什

[5月15、16日席勒學會創辦人黑爾佳•策普•拉魯什參加北京舉行的“亞洲文明對話大會”,習近平主席在會中發表了主題演講。策普•拉魯什也以“人類未來潛能是最高理想”的論文發表10分鐘的演講,並收入大會論文集出版。以下為黑爾佳•策普•拉魯什的演說內容。]

歷史轉折點的特徵是大多數人對正在發生的事情沒有概念。唯遠見人士才能看清未來積極的潛力,在決定性的一刻干預這個過程,避免潛在的災難,迎向人類的新時代。我們發現自己處於這樣的階段性變化: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尤其是蘇聯解體後,舊的世界秩序正在解體,但是新的秩序卻尚未建立。我們似乎正處於推翻國際法的時期,因為目前聯合國和任何其他機構似乎都無法執行。

不可否認的是,近幾個世紀以來鐘擺似乎從有利於西方文明擺盪回亞洲– 雖然幾千年來亞洲在人類歷史中佔據了領先的地位。這顯然得益於亞洲的人口發展,全新的戰略干預,如“一帶一路倡議”(BRI),以及明確的目標,例如《中國製造2025》的概念或習近平主席為中國2050年設定的展望。

這些為亞洲帶來了極佳的機遇,也許還伴隨著全新的責任形式,會點燃推進整個人類的靈感。習近平主席談到“人類命運共同體”時,顯然心中已如此想。我們正處於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寶貴機遇,以人類一致更高的想法,明確定義的任務,有意識地為一個新時代設計。如果我們想要創造更人性的秩序,就必須建立在各種文化產生的最佳概念之上。因此,這些概念必須具有本體論特徵,其中的任何內容都具跨時代的特性,如以佛法的道德規範做為例,精神領袖和亞洲社會都會遵循人類歷史的新篇章。

顯而易見的,定義這種“正義方式”的動力必須來自亞洲古老的傳統,例如儒家、佛教或耆那教,都與人類終身自我修煉和道德修養的承諾聯繫在一起。雖然西方古典和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也有類似的主張,但是以提升人類道德作為生活目標的觀念幾乎與當今西方自由主義相反。自由主義拒絕偏向道德要求的優先權或任何一方哲學的優越性。

為使人類即將面臨的共同體新範式,奠基於安全的基礎,我們該如何設計前述原則,以滿足現代自然科學與新國際關係體系的需求?

這個問題必須從不同層面回答。1954年4月29日,《中印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及交通協定》中首次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梵文Panchsheel)寫入正式文件,是個很好的起點。序言指出,雙方一致同意以下原則:1. 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 2. 互不侵犯, 3. 互不干涉內政, 4. 平等互利, 5. 和平共處。

1955年的萬隆會議(第一次亞非團結會議),中國總理周恩來和印度總理尼赫魯將五項原則擴充為萬隆會議十項原則。1961年在貝爾格萊德舉行第一次不結盟運動首腦會議,強調以同樣原則作為國際法的核心要素。透過一帶一路倡議,中國首次將國家間的關係定義為以全球重組為基礎開放所有國家參與。習主席在2017年5月第一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主題演講中強調, “中國願同世界各國分享發展經驗,但不會干涉他國內政,不會輸出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更不會強加於人。”

這些和平共處的原則深深紮根於亞洲文化。其中一些概念本質上是哲學的,另一些則是神學。本文旨在確定具有先進人性的方法,並與人類未來的理解相關。這也是習主席海外訪問的態度,正如2014年他在新德里向印度精英發表的演說中強調:

「中國自古就知道,『國雖大,好戰必亡』。以和為貴、和而不同,實現天下大同。中華民族主張的『天下大同』和印度人民追求的『世界一家(Vasudhaiva Kutumbakum) 』、和『不殺生(ahimsa)』是相通的。」

因此,吠陀文本、奧義書和古典梵文學的印度古代經典中,有許多重要的概念具有宗教和實踐的政治意義。包括,習近平提到的ahimsa (不殺生)原則,尊重所有其他生物 – 不僅放棄身體暴力,還不以任何方式傷害對方,無論是口頭還是精神。Ahimsa即使面對現實世界中的複雜挑戰,也是一種預防戰爭和解決衝突的方法。

梨俱吠陀本集是現存最古老的完整文學作品,即使在複雜的助記符號幫助下,口頭傳承了幾個世紀。梨俱吠陀中有關於宇宙秩序的基本思想,最終也指導人類在地球上的行動。

奧義書中,有五個原則反映了相同的基本方向。最基本的概念是無所不包的婆羅門。 “Ishawaram idam sarvam jagat kincha jagatvam jagat” – 無論存在於何處的所有東西,都為同樣神聖的力量所浸潤。萊布尼茲關於單細胞生物的想法中,也有類似的發現,所謂「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是也。

第二個原則,婆羅門傳達的是每個人意識中,呈現整個現實世界的創造性原則,有情眾生的梵我(Atman)。梵我反映這個無所不包的婆羅門,是個人意識,卻沒有從根本上與婆羅門分開。“Ishwara sarvabhutanam idise tishtati” -上帝在每個人的心中。梵我與婆羅門之間的關係是整個吠陀教義圍繞其發展的核心。這在庫薩的哲學中,對應就是宏觀世界和微觀世界的相互吸引,使得無形的力量 – 創造性理性創造的想法 – 有可能帶來物理宇宙的進一步發展。

第三個原則是吠陀的人類共同靈性,所以世人同屬一個家庭。奧義書稱人性為“不朽之子(amritashya putra)”。

奧義書提出的第四個概念是所有宗教和所有精神的同質性。 “Ekoham svat virpra bahuda vadanti” – “真理是一,聖人異以名之。”相對於「恆法」(Sanatana Dharma) — “永恆之法”,這是超越所有宗教的單一宗教,也是庫薩在柏拉圖式對話“《論信仰的和平》(De Pace Fidei)”中所傳達的觀點,他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淪陷後立即寫下這一對話以及相關的血腥衝突。這次對話中,各大宗教和國家代表都向上帝求助,因為他們都以祂的名義征戰、殺戮。上帝指出,他們都是各自國家和宗教的哲學家,必須超越各大宗教傳統和先知的教導。因此可以理解,宗教之上有一個上帝,唯一的真理超越各大傳統。另外,1893年9月11日印度教僧人辨喜(Swami Vivekenada,1863 – 1902,向西方推廣瑜伽第一人)在芝加哥舉行的世界宗教議會之前發表的著名演講中,引述了同樣的論點:各大宗教的追隨者只因觀點狹隘而爭論不休,卻未意識到最高的存在是無限的。

第五個概念是吠陀倡導所有生物的福利。 “Bahujana shukhaya bahujana hitaya cha” – 印度教哲學尋求“(地球上)人類和眾生的利益。”有關於儒家發展和諧思想的親和力,孔子曾明確表達:“成功者應助人成功 (譯意)。“ 當然,這也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想法和各國之間”雙贏合作“的概念。儒家哲學也為新時代命名,這個新時代始於日本天皇德仁的年號「令和」,字面意義是“追求和諧”。日本評論家強調可以追溯至該國著名的古典詩集《萬葉集》,不過正如學者王鵬(譯音)指出,令和就像古代的年號,也像現代中國一樣,是對和平和諧最高的祝福。

因此,世人對於以世界和平秩序為基礎和諧發展的想法,植基於亞洲各大文化中,並且迥異於國家之間零和遊戲的想法。然而,正如曉蓮大師1所言,實現上述想法顯然需要人類進化的新階段,即屬靈者的時代;或者在生物圈中日益佔據主導地位的心靈空間,弗拉基米爾-維納德斯基2在其中看到了宇宙自然律軌跡。

宇宙固有的律法,使其進入更高階發展。維納德斯基將人類的創造性理性看作是宇宙的基本組成部分,一種地質動力,自人類進化的以來,一直在質量上往更高的發展推進。林登·拉魯什在物理經濟學中,以潛在相對人口密度的概念,證明人類創造力的絕對效率,也因此區別所有生靈與人類的不同。

然而,這種反熵的高級發展既不是線性,也不是客觀過程的自動結果 – 例如在歷史或辯證唯物主義中發現的變化 – 隨著新發現物理原則過程中的客觀效應,這一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已經成為人類的主觀智力和發展的更高道德。

在完成本文開頭所言有意識地塑造人類新範式的任務中,對中國和亞洲其他文化無疑是無比的優勢,尤其儒家哲學中道德品質的發展一直是亞洲廣大地區最重要的教育目標。儘管人們大肆宣傳未來經濟平台的經濟數位化和人工智能,但是人類的道德品質始終是問題,它將決定新技術是為人類的利益,還是邪惡的目的。因此,具有一流戰略意義的是幾個月前,習近平致函中國美術學院的八位教授,強調美育對中國青年智力發展的非凡重要性。美育在美麗靈魂的發展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充滿愛的學生,促進了偉大藝術作品的創作。

除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斷過,儒家思想持續的傳統可以追溯數千年,其中道德品質的發展代表教育的最高目標。因此,在中國,人們視關注公共道德和打擊人們口中的不良特徵為理所當然,也是高度發達社會的先決條件。例如,1906年清政府翰林院關於教育目標的法院報告,首先要求的是課程內容教導公共道德和儒家道德,以便“每個人都關心他人如同關心自己,熱愛國家如同愛自己的家庭。”

然而,理解當今中國美育特殊意義的關鍵,不僅在於儒家教義認為道德品質在詩歌和美好音樂中佔有重要意義,也在於中華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蔡元培,他對中國現代教育體制的影響比任何人都大。蔡元培15歲取得秀才,也因為非凡的智慧和勤奮,24歲中進士,1894年26歲成為翰林院编修,達到清朝學術生涯的最高峰。他對古典文字有著極佳的詮釋,並以其優美的古典風格聞名。

這段期間,蔡元培和中國精英都因中國受挫於中日戰爭而大為驚訝,且自鴉片戰爭以來,每役必敗,不僅放棄權利還支付侵略者高額賠償。知識分子討論後,認為長期落後的日本是因為明治維新才得興起,因而試圖從這一轉變中汲取教訓。

這些可恥的失敗都歸咎於清朝的腐敗。蔡元培堅信,唯有提升教育品質,才能改變人民的意識,國家也才有生存之道。蔡元培先生因而前往日本和歐洲考查當地的教育制度。最後,他抵達法國和德國,1907到1911年駐足萊比錫研究西方文明和文化歷史,之後,1912年孫中山任命為教育總長。

蔡元培深入研究包姆嘉登3、康德和席勒的美學著作以及洪堡4的教育理念。受到威廉·文德爾班5哲學史的啟發以及第一手接觸康德、席勒和洪堡作品。他很快意識到席勒有關”美麗靈魂“的概念完全與儒家君子思想一致,因此席勒的美育理念不僅與儒家道德訴求完全密切相關,而且,相較於任何早期或當代的哲學家,席勒以更清晰、更高的角度談論這些觀點。“席勒的綜合理論和美育理念為每個人帶來了極大的清晰度,”蔡元培說。“自此,我們可以藉歐洲的美育理念,規劃我們對這一主題的理解。”並說:“在德國,美育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想盡全力來推廣。“蔡元培創造了過去從未存在的中文術語”美育”。

席勒寫下了《美學書簡》(Aesthetic Letters, 1975)回應法國大革命的失敗,並認為政治領域的任何進步自此都只能來自高尚的人格。唯有超越感官世界的短暫幸福,人類的努力不僅為自己而是為社區;不僅為現在,而是為未來;不是為身體上的愉悅,而是為靈性的創意,唯其如此,國家才能繁榮昌盛。席勒在《書簡》和進一步開創性的美學著作中,說明沉浸在偉大的古典藝術中,才可以實現高貴的品格。

蔡元培認識到孔子的教義與席勒美學之間的驚人契合。閒暇時沉浸在詩歌、音樂和繪畫中,喚醒了觀賞者美感的愉悅,既不是對感官世界的渴望,也不是拒絕。反之,品味形成,情感益趨高貴。美感包含美和高貴,從而連結感性世界與理性。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資質,卻不是都會產生偉大而高尚的情操。因此,這種聰明才智必須透過淬鍊,才能成為強大的驅動力。

1912年,蔡元培撰寫《新教育論文(譯)》和《中學道德與個人發展教科書(譯)》,將人類良知訂定行為基本指南。1919年5月10日的文章中,他寫道:“我認為,國家問題的根源,在於眾人的短視,只想要快速成功或賺快錢,卻沒有任何更高尚的道德情操。美育是(對治此問題)唯一的藥方。”

當然,不應忽略,蔡元培先生領導北京大學獲得國際公認的科學名聲,他以校長之姿接受洪堡提出的許多建議,他們整合了研究和教學,並以品格之美作為柏林大學的教育目標。由於蔡元培的聲望,北京大學很快就吸引了海外歸國的年輕中國學者,就像他成為許多其他藝術院校的靈感一樣。

在我看來,蔡元培把國家視為大家庭,認為國家的利益優先於個人的家庭利益,對於理解習近平主席的政策和他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也至關重要。因為對他而言,國家的繁榮是公民幸福的先決條件。然而,作為眾生的家園,世人的利益也設定在個別國家利益之前。蔡元培寫道:“直至’大同’實現之前,社會的利益不可能與世界的利益一致。”他還強調,在履行國家義務時,必須小心不要與世界的責任相悖。他夢想建立“大同世界”,一片和平和諧,沒有階級和國界,沒有軍隊和戰爭,人們相互理解互助。他認為“文化對話”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途徑:“我經常認為一個國家必須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就像身體,如果沒有呼吸體外的空氣,就無法吃喝,也無法成長。”是的,他在這次文化會議中看到了更高發展的先決條件:“如果看看世界歷史的發展,會看到文化衝突導致新文化出現。”

藉由充滿活力的“新絲綢之路精神”,絕對可以實現這項願景,必須確定新範式 “正義路徑”的原則是由美育所生的前景組成。經濟學的世界中,不是基於利潤最大化原則或個人貪婪最大滿足原則,而是基於人類創造力的最佳提升,作為反熵發展宇宙的動力;如果 “宇宙秩序”激發了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那麼孔子,席勒、蔡元培、習近平和林登·拉魯什的夢想就是人類的政治立法者。泰戈爾與愛因斯坦著名的對話中曾說:“當人類與宇宙和諧相處時,我們感受到的永恆,一如真理與美。”

  1. Sri Aurobindo,1872-1950,印度哲學家、瑜伽士,又譯「旭蓮大師」
  2. Vladimir Vernadsky, 1863 ~ 1945,烏克蘭著名科學家,在礦物、化學、生物等方面都有貢獻
  3. 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1714~1762,德國哲學家
  4. Wilhelm von Humboldt,1767 – 1835,創辦德國洪堡大學
  5. 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德國新康德主義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