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这篇文章
這篇文章是拉魯旭PAC電視每週播出「關於人類新典範」節目中，6月17日的編輯和刪節版。演說者/作者是Megan Beets。
兩天前林登•拉魯旭主持一場討論，主要集中在下列問題：既然大西洋系統的崩潰是文明的厄運，那麼未來文明將從何而來？我們確實看到習近平正在推動的雙贏政策，金磚國家已經通過，但是討論的重點卻圍繞在解決方案核心的原理：是否有必要在人類社會中為人類帶來連貫的一致性，以及統一人類以不同方式表達共同原則和任務。我會引述一些拉魯旭在該場討論中的論點，為我的演講定調：
“諸位必須重建我們在美國已經失去的一些東西。你們必須建立某種和諧與共鳴，人類的和諧與共鳴是不同天份的人組成合唱的各個聲部，以及這些聲部的共同理念，統一這些聲部，合唱時才能互相合作，而這也是共和民族的主要宗旨。這就是把大家找來組成社會的方法。你只需帶來和諧/共鳴，交響樂的和諧/共鳴將人們聚在一起，大家或多或少都會凝聚並找出彼此認為是正確的共識。所以，當你編寫或演奏古典樂曲時，就會想要建立發展人類心智的理想模式。合唱的概念就是統一所有人對於現實和任務的常識，而不論其是否另有技能，或是歡欣鼓舞。”
他下一段的內容則和我今天的演講非常相關:
“我們認為人類心靈的一項特徵就是和諧與共鳴長駐其中。人類心靈只為和諧與共鳴的功能準備。而，古典歌曲 – -合唱作品 –的和諧與共鳴形式是全人類和諧與共鳴和生活中一切和諧與共鳴的模式。每一件圍繞機械演奏的部分都是和諧與共鳴的一部份，如果你失去了生命中的和諧與共鳴，你的人生將會崩壞和墮落。就這麼簡單。重點是理論的名稱很簡單，就是所謂的古典藝術創作音樂。音樂是典型古典和諧與共鳴的創作媒介。“
拉魯旭先生所提和諧與共鳴的概念是民族之間的和諧，一群人來自完全不同文化和民族背景，在社會上扮演不同角色，在共同原則之下，統一不同民族的理論與美國當今政壇主流的流行觀點非常不同。和諧與共鳴不是嚴厲指責，迫使人們凝聚或符合流行觀點，而是帶領人們發現一個更高的統一原則，也是今日我們看見金磚國家展開的過程。因此，和諧與共鳴的原則不止是音樂的原則，也是更直接、更全面的，追根究柢就是開普勒的發現。
宇宙的調律
我們今天認為的和諧與共鳴 – -無論是用於音樂的現代和聲，或是拉魯旭先生表達的意思都來自開普勒（1571- 1630）的成就。開普勒發現了太陽系，並因此建立了今日古典音樂平均律和聲的現代形式。這始於巴赫（1685-1750）直接運用開普勒的想法。今天，我不打算全盤闡述開普勒的發現，但是會提到幾件事情以建立基本的概念。
開普勒丟棄所有先前有關太陽系、天文學本身特性的假設。他發現太陽系是一個物理系統。總之，開普勒開始設想每個行星的運動都受到太陽的引動。開普勒想像每個行星都是樂團的一員，演奏太陽指揮的樂曲。樂團中，每一名成員都不是獨立行動的音樂家，恰好就是同一個房間裡其他獨立行動的音樂家一樣。樂團中，演奏同一樂曲的成員的共同任務，就是和諧的演奏出作曲家以及指揮者想要表達達的內涵。
圖中[圖1]開普勒證明，行星在太陽系中行動最快和最慢的行星與大調和小調一致，和我們今日在音樂中所見一致。音樂中，這些行星音階的調音和太陽不是一個接一個的關係。而是，每個行星的運動都被調整過，才能與其他的行星取得和諧與共鳴。其結果並不是一個簡單的調音，而是更複雜多變的調音概念，這也表現在人類高度發展的音樂中：古典弦樂四重奏、管弦樂等。開普勒並未將他想像的（而這項發現是真實的）太陽系實質過程和人類音樂的原理（後來人類以高度發展的古典音樂呈現）分開來。
這將我們帶到音樂的真正核心。當你看到拉魯旭先生有關與和諧與共鳴的想法，以及開普勒處理太陽系和諧與共鳴的方式，音樂的基礎並不是聲音。很多人對這個想法可能會覺得奇怪。音樂怎麼不是聲音呢？當你去音樂廳聽音樂會，你聽到的不是聲音嗎？當你練唱一首音樂時，你不是會發出聲音嗎？是的，聲音是其中一部份。聲音是參與演出過程中的明確結果，但是音樂其實不是聲音。它不是由聲音建構的。聲音的組合並未構成音樂。有關這一方面，我想引述拉魯旭先生上個月引領討論中的另一段話：
“音樂並不源自於音樂。它源自於音樂的動機，要不然，音樂到底代表什麼呢？這是只是製造噪音的一種形式。你不想製造噪音。你想捕捉人們的心靈，而不是他們的耳朵，那就應該流經他們的頭腦，而不是耳朵。你不是透過聽到的聲音銓釋一件事，你應該聽到的是演奏背後未被聽到的、才華橫溢的音樂。你不需要聽到，因為你已經被吸引。你的頭腦是工具，你的身體和靈魂是音樂的工具。不是音樂製造了這一切。而是身體和靈魂造成的。音樂只是個意外。“
我想今日一般人對音樂的想法一定與此完全不同，由其是美國和歐洲。它無視於人們接受和默認的流行音樂觀念：聲音、娛樂、自我表達。拉魯旭先生的想法，遠遠超出音符的實質內容。它關乎人類心靈本質的新見解和發現的容量，也能夠向其他人傳達並交流這些概念。我們稱此為古典音樂的溝通模式，可以穿上聲音的外衣，並以聲音的方式表達，但是動機是無聲的 – -是人類更高層次的熱情。
古典傳統的音樂概念是西方文明的基礎，同時也與孔子著作中的音樂和藝術強烈共鳴。以這一概念建立的藝術標準，我想討論一項關於今日藝術如何呈現的重要議題，這也與未來古典音樂是否可能持續作曲和演奏有很強烈的關係。這項議題就是，上述想法的調音。
為什麼今日古典音樂家都走音了
今日的一個事實，就是幾乎地球上無論是專業還是業餘的歌唱或演奏的古典音樂家都走音了。他們無論唱歌或演奏都讓人覺得他們用錯了音準。
這是什麼意思？以錯誤的音準唱歌？如果有人去音樂廳聽音樂會，音樂家會在演出前為自己的樂器調音。所有的音樂家都要將樂器調整到演奏的標準音準。如果去鋼琴音樂會，或鋼琴伴奏的演唱會，鋼琴也必須弦。無論是哪一種演奏，都有選定的標準音準，並且所有的音符都要符合同一個音準。然而，今日大多數的情況，標準音準都過高，也絕對會過高，因為選定的標準音準都由所有樂器調音的音準決定，因此也決定了歌手演唱歌曲的音準。在某些情況下，還會遠高於所應有的音準，也就是每一個音符聽起來比自然音準高一點或更高。
這聽起來似乎是音樂專家或音樂愛好者的問題，但是這並不是學術問題，或僅僅是「音樂界」 內的政見或一般日常生活中沒有結果的辯論。這是由偉大的歌劇作曲家威爾第（1813-1901）在一百多年發動的激烈政治鬥爭，他曾經獲選為意大利第一屆國會議員。林登拉魯旭在20世紀80年代再次重燃戰火並持續至今。
首先，為什麼這是政治鬥爭？我們為什麼說，有正確或錯誤的音準這回事？怎麼能說樂隊的音準錯了？誰有權這麼說？大自然！大自然有權說。人類的聲音也有權說他想要唱什麼音準- – 它該如何呈現才會有最好的效果。今天所有的音樂，無論是聲樂、器樂或鋼琴音樂，都是基於人類的聲音和音樂在人類詩歌中所表達的特點。具體而言，這是文藝復興時期根據聲音特色訓練，進一步發展後，發現人類的聲音實際運作的理論。人類的聲音在一個特定音準內唱歌時，表現最好。當聲音拉伸到唱較高音準，或者拉至低得多的音準時，表現並不如理想。中央C調到每秒振動256次音準是19世紀和20世紀最佳古典音樂家都同意的音準。也就是說，音符的正確音準是每秒振動256次；如果震動更多次（例如260次），音符的音準聽起來會有一點太高，如果震動較少次（例如246次），聽起來就會有點低了。C 256是自然而適當的音準，它對應的A以上的音符大約每秒振動432次。
對於不玩樂器或唱歌的人，也許不了解調整這些聲音有什麼差異，所以我會舉幾個例子。第一個例子是A調432的自然音律。
第二個例子是相同的A調，是美國許多樂團採用的音調，A440。這比A432的音準高出一點點。差別很小，但是仍有區別，音階的每一個音符至少都要調整到那麼高。
第三個例子是相同的音調，A450，是今日世界各地許多樂團採用的。
A432和A450之間的差異要大得多。幾乎是一個半音，鋼琴兩個鍵之間的差異，兩個完全不同的音。這麼做的結果是什麼呢？首先影響的是歌聲。例如，維也納一個訓練有素的歌劇歌手會如何演唱音調比自然音高得多的歌劇角色？
1980年代和1990年代，席勒學會曾經主持一個調回到低調音的活動，我們就這個問題與世界許多頂級歌劇歌手接觸，他們都同意：高調音有害聲音。它延伸了聲音，使聲音在錯誤的地方改變（他們因此必須接受適度的訓練），造成他們的負擔。可能因此縮短歌手的職業生涯，也使他們無法唱出過去以較低音調作曲的音樂。導致無法為現代聽眾譜出類似過去的偉大音樂，也因為這些高調音造成的張力，讓我們再不到演唱這些音樂的聲音。
這種結果不只是對聲音有害- -而且傷害的不只是人類的聲音，也對許多樂器造成難以置信損害，例如，小提琴演奏高調音時。如果當初製造小提琴時昰為了演奏A432的低調音，如今擰緊所有的琴弦以滿足更高的音調，則小提琴琴身的低調音就會有8磅以上的額外壓力。隨著時間的推移，將會對斯特拉迪瓦里巧手製造的絃樂器以及所有其他已經成為人類社會和文化精妙樂器的偉大人文資產造成巨大的傷害。
最明顯的問題是，較高的音調對聲樂和器樂這麼傷，可是這些音調為什麼因地而異（你永遠不知道從一個音樂廳到另一個音樂廳會聽到什麼）。到底是誰出的主意想要這麼做呢？誰想要做一些不自然的事呢？是怎麼走到這一步的？難道人們只是忘記了自然的音調，然後就任意選擇他們想要的嗎？不，並不是這麼回事。圍繞自然音調的真正戰爭是人的本質的戰爭，以及音樂的本質。音樂在社會中的作用是什麼呢？心靈的本質和人類的生命又是什麼？這也是圍繞音調戰鬥的根源。
各地音調的戰爭
我們稍為介紹調整音準的奮鬥史。先前曾經提到，1880年代威爾第爭取立法的問題，1986年拉魯旭發起一場運動，爭取國際調音音準的標準化立法，將其設定在C256或A432的低自然音律。然而，這場爭鬥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時候。古典作曲家的時代，巴赫、韓德爾（1685- 1759）、莫扎特（1756-1791）、海頓（1732-1809）的時候，真的沒有標準化的音準。人們可以從一個城市旅行到另一城市，或者在一個城市內不同教堂之間進出（多數都有特定音調的風琴），而彼此間調音的音準也十分不同。但是，已知的是，通常這些作曲家調的音都比現代的音準要低得多。例如，韓德爾和莫扎特使用的音準都略低於A432。
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是第一次非正式嘗試將調音的音準標準化。維也納會議是拿破崙戰爭結束後，為了建立歐洲新政治結構舉行的國際會議。 （雖然維也納會議真正達成的是，帝國主義強權重新強迫歐洲接受法西斯主義。）俄國沙皇在維也納會議中，贈送一組全部設定在A440高音調的樂器給奧地利軍樂團。這不是俄國沙皇一時的心血來潮；其中有維也納會議中想要控制歐洲文化的政治操作，在音樂中強加一個新的、更高的音準就是其中一部分。樂隊的新樂器有一個更明亮和更炫麗的聲音（其中有物理聲學的原理），而且這種聲音對聽者有更實際上的影響。這一次歐洲全面掀起了聲音更明亮的熱潮，從此各地的樂團和樂隊開始提高樂器的音調。
1820年倫敦愛樂調到A432。1842年，他們已經調高到A440，1850年之前，他們又調到A452。類似的事也發生在巴黎和許多其他城市的主要樂團。雖然人們仍然以較低的音調演奏，一般而言整個歐洲的音準開始提高。例如，1877年倫敦的華格納音樂節已經以比自然音高半個音階的A455演奏。1880年紐約市的施坦威工廠將鋼琴調到十分高的A457。1858年巴黎的一次會議中為了反映這一點（主要是作曲家羅西尼（1792-1868）發取的，他作的曲子是為了展現人聲技巧的美聲唱法），而將音準標準化。會議背後的想法是：較高的音準根本沒道理！我們正失去屬於我們的音樂，我們正失去屬於我們的聲音，我們必須以較低的音準為標準！這一次巴黎的會議正式通過以非常接近低自然音的A435為標準，也是那段時間法國使用最低的音準。 1881年，意大利舉行了音樂家代表大會，他們很大程度受到那一次巴黎會議的啟發，也公開呼籲意大利採取類似A432的標準。作曲家威爾第支持該項理念，他在意大利音樂家代表大會的決議後寫了一封信給意大利政府，內容如下：
“由於法國採取了標準音準，我建議我們也應該跟著建立標準，我正式要求意大利各大城市的樂團，尤是斯卡拉歌劇院和米蘭的樂團，降低音叉以符合法國的標準。如果我國政府的音樂制定委員會認為我們應該將435降至432，雖然差別很小，但是我全心支持。羅馬提出A450為標準音準是非常嚴重的錯誤。我個人認為降低音準，演奏時絲毫不會影響聲音的響亮或生動活潑，卻比過高音叉尖銳的響聲更能提供飽滿、莊嚴的高貴。就我而言，我想要在整個音樂界採用一個單一的音調。如果音樂的語言是普世的，那為什麼巴黎或米蘭採用一個稱之為A的音符，到了羅馬這個音符卻變成降B呢？“
三年後的1884年，意大利政府也正式採納A432為意大利所有樂團調整音準的標準。其他國家，如西班牙和比利時也採納類似議案。1885年維也納的一項國際會議卻變成了一場激列鬥爭。威爾第推派他的朋友也是劇本的密切合作者博依托（1842-1918）為兩位意大利代表之一，並指示他大力爭取432（或以435妥協）。但是維也納會議充滿衝突，代表們最終決議採用A435。但是，A435在執行時卻完全沒有占主導地位，威爾第意識到這一點，如果他的歌劇奧賽羅演出時，使用高音調，他就禁止演出。這個案例中可以看出，音調始終是一場政治鬥爭。
現在跳到1939年，另一個將標準音準國際化的嘗試。這一次由納粹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直接提出。戈培爾要求倫敦召開國際調整音準標準的會議，要求都使用柏林電台較高的音準：A440。這一次的倫敦會議也的確應第三帝國的要求採用A440，卻因為二戰的動盪和混亂無法全面執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仍有幾次想要規範音準的企圖，其中大部分開始時都佔上風。例如，今日維也納的標準音準為A444，柏林是非常高的A448。
在這一點上，停下來思考一下這段期間音樂界曾經發生的事（從巴赫和莫扎特，到1815年，再到威爾第的期間，再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段期間音樂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古典音樂在這段期間曾備受激烈攻擊，特別是1897年勃拉姆斯去世之後，人們開始推廣植基於感官的音樂理念 — 音樂的感官效果。接著就開始推廣華格納（1813-1883）、理查•史特勞斯（1864-1949）和史特拉文斯基（1882-1971）的作品。史特拉文斯基最有名的作品就是以活人獻祭的「春之祭」音樂劇，所有的創作都以人類生理意義的效果出發，推廣音樂就是醜陋的想法。這就是音樂界與音調上升的過程同時發生過的事。很顯然，拉魯旭先生認為這完全與音樂理念及人類的心靈的力量與發現來自於和諧與共鳴相反。
拉魯旭爭取C256
此處略述1986年以來拉魯旭的組織為了拯救古典音樂爭取恢復較低的自然音，並為社會保存這一珍貴的權力所做的努力。 1986年由林登•拉魯旭發起，之後由席勒學會（1984年由海嘉 – 拉魯旭成立）執行，拯救古典音樂的運動，呼籲立法調降音階。1988年之前，他們接觸許多世界級的歌手，數百人連署支持席勒學會對此呼籲的陳情，席勒學會也與兩位意大利國會議員合作於1988年（威爾第之後100年）在意大利立法降低調音的音準。[1]
席勒學會主辦研討會，讓與會者區別A432和A440的不同，唯有聽到較低而非更高的音調，才能聽到音樂更真實的聲音。所以，請願書上數千名的歌手包括：世界三大男高音多明戈(Placido Domingo)、男高音貝爾貢齊(Carlo Bergonzi)、著名歌劇男中音卡普切利(Piero Cappuccilli)、意大利歌劇女高音弗雷妮（Mirella Freni）、西班牙歌劇女高音卡芭葉(Montserrat Caballé)，和其他很多著名歌唱老師和器樂音樂家都參與連署。
1988年，席勒學會第一次在米蘭舉辦研討會展示較低音調的重要性。演講者包括席勒學會研討會大會主席海嘉 – 拉魯旭、世界著名男中音卡普切利，偉大的意大利歌劇女高音泰巴爾迪(Renata Tebaldi)，和其他世界上備受推崇的音樂家。有趣的是，泰巴爾迪發言時強調，高調音影響必須唱高音的女高音、男高音或歌手的最高聲音。這非關（聲音）唱到高音，而是關於聲音的自然位置。她說，即使唱非常低音的女低音和女中音也會不利人類聲音自然轉換的順序。
這個視頻呈現卡普切利在會議中的演唱。視頻中，卡普切利先唱一小段威爾第歌劇中的詠嘆調，他先唱低音調，接著唱高音調，然後再唱一次較低的音調。演唱時，卡普切利指出，他在唱高音時必須將聲音轉換到最高音，而這是威爾第原本沒有打算要做的，這也會改變聲音的顏色。低音調的優勢所有與會者都很清楚。
席勒學會的運動成功解除美國和歐洲的爭吵，而意大利1988年的立法最終受制於美國對意大利政府的巨大壓力而未通過。人們應想想：如果音樂只是為了取悅我們，為什麼調整音調這種事會是一件大事？為什麼寡頭政治集團在1815年，然後又是最近的1988年，要花這麼大的力氣阻止規範調音的音準？其中到底有什麼問題？這又回到了：人(的本質)是什麼？音樂的力量對人類的意義是什麼？是恣意而行嗎？是任何你所希望的嗎？這類的想法會導向何處？要找到答案，環顧當今社會的情景吧！看看今日娛樂文化是什麼光景！相對於我們可能在社會上發展和維持真實的古典音樂和理論的文化，當今的一切已經導致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危機。
這就是我們今日政治任務的核心。恢復我們最佳的文化，一如我們在偉大的古典音樂理論中所見， 這尤其是我們在美國和歐洲所曾經擁有，可以形塑我們今日社會合作、和諧/共鳴的過程。
[1] 見 “從c=256到全國音樂學校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