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他有罪還是殺了他!」 那一夜他們要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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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登•拉魯旭
2004年3月2日

1986年10月6日,400多名軍事武裝人員降臨維吉尼亞州的里斯堡小鎮突擊EIR辦公室,同時部署另一個更見不得人的使命。我居住的地區被各式戰機、裝甲車,和武裝人員包圍,等候命令射擊。幸好,因為司法部刑事處處長威爾德(William Weld)的上司下令取消這一次的攻擊,沒有發生恐怖的屠殺。這一股針對我、內人、和某些同事的軍事力量,第二天早晨就撤退了。

美國司法部介入針對我本人想要把我從政治圈消滅,那已經是第二次有案可查的案例。第一次發生在1973年FBI的內部,在美國國內運作;第二次則是國際性運作,發生在1986年10月6-7日,蘇聯總書記戈巴契夫也介入其中。至於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官僚想要利用選舉權法,將我自這次的總統競選中排除,則是更高層次的幕後運作。因此,我們必須指出1973和1986年試圖將我個人排除在外的關鍵點。

這不僅是我個人的怨言,大多數美國人也都和我一樣受害。我認為,他們有權利知道事情的真相。

1986年10月6-7 日,瑞典總理巴莫(Olof Palme, 1927-1986, 瑞典前首相)遭到殺害,有關當局立即將罪名推到我頭上,內容都採自長期對我進行不利報導的華盛頓郵報和其他知名新聞媒體。其實這一次的暗殺都是從漢默 (Armand Hammer, 1898-1990,西方石油公司總裁,也是從羅斯福總統到雷根總統任內的資政)的同夥戈巴契夫政府藉著遍佈世界仇視我本人的宣傳一手主導。蘇聯參與這次 (對我本人)的攻擊,幕後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蘇聯瞭解我將戰略防衛構想(SDI,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俗稱「星戰計畫」)介紹給雷根總統中的重要性。戈巴契夫,一如他的前任蘇聯總書記安德洛波夫(Yuri Andropov),痛恨我向國際社會和美國推動SDI計畫的重要性。

那一年以後,事情變得愈來愈清楚,他們利用這次暗殺巴莫的事件,建構一個報復性殺害我的動機和環境;目前為止,還沒有其他提出殺害巴莫的有力動機。同年稍後10月6-7日的里斯堡事件,追蹤所有相關的發展,我們發現這二件事間隔的時間、以及事件演變的模式,包括波士頓的威爾德採取的準備步驟,都在在說明刺殺巴莫和10月6-7日事件之間的關聯性。

當思及司法部那二次明顯針對我的「翦除」行動時,有一個問題是:「1973 年和1986 年的那二次行動間是否有關連?」實際上,有很緊密地的關連性,而且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瞭解為什麼美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麥考理夫(Terry McAuliffe)背後的金主反對我,他們幾乎是歇斯底里地要排除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目前是民主黨募款能力最強的候選人。為什麼這些人這麼怕我,寧可冒高度的政治風險,也要把我從政界剷除?

1986 年10月6-7日則是第二個案例,明顯的動機主要是因為我在發展SDI計畫中扮演的角色,官方想要殺害我、內子、和其他相關人等。諷刺,但不偶然地,這次的行動卻因為雷根總統和戈巴契夫在冰島首都雷克雅未克會面而破功,雷根總統再次聲明支持SDI的決心。

但是,這與FBI 1973年早期的行動有直接關連。1973 的大選活動他們為了把我「翦除」,採取和1986 年10月6-7日同樣幾近屠殺的手段,以及這一次用極其頑強的手段把我從辯論中排除。因為我無論是否競選,每一次的議題都攻擊某些自由派的經濟學者以及其他將整個世界投入前納粹經濟大臣夏克特(Hjalmar Schacht,1877-1970)的政策。

這些行動的源頭不是美國司法部,反而是美國政府更有可能。美國政府其實就和威尼斯式國際金融寡頭利益集團,和旗下的律師事務所沒什麼兩樣,他們這夥人在 1922-45年間在歐陸推動法西斯專政浪潮。兩者間的共同點是1922-45年間和今天的國際金融利益集團,都在美國和全世界強力推動夏克特經濟,就像目前在阿根廷的搶劫就是他們實踐法西斯主義的代表作。

試圖透過民主黨的訴訟將我排除的金融家,只不過希望確保美國選出的總統在全國經濟和社會政策問題上支持法西斯主義的銀行家。有個諺語說明這些支持夏克特金融家利益集團是躲在民主黨之後的「金主(big bucks)」。

三個相關的問題

從1973 到現在所有反對我的行動,都和三個具有共同特色的問題緊緊相連。一、我贊成FDR 反對夏克特經濟。二、我反對目前與「野蠻人」錢尼相關的所謂「烏托邦」軍事教條。第三、我意圖扭轉美國過去40 年向下沉淪的愚蠢,從領先世界的生產大國到今日羅馬帝國式大規模掠食的「後工業」的麵包和馬戲。

回到1971年夏秋之交,尼克森總統於8月15-16日下令將功效不彰的布萊頓森林系統廢了,我譴責那些無能的經濟學家,他們堅信透過所謂的「內在穩定器 (built-in stabilizers)*」就不會發生這種事。從60年代中期起,我就一再公開提出警告,抵制這種可能造成一系列國際金融危機最後導致目前這種不可收拾的局面。事情已經發生了。事實又再一次證明我是有遠見的經濟先知;實際上每本大學的經濟課本、每個經濟學教授或類似的型式都證明在這個問題上完全錯誤。

*(譯者註) 經濟運行中的一些政府稅收和開支體系本身就具有緩衝私人部門收入變動的作用,自動穩定經濟狀況,稱為”內在穩定器”(the Built-in Stabilizers),”主要包括:所得稅、救濟金、失業津貼、累進所得稅等。西方經濟學家特別強調,這些財政政策的內在穩定器具有緩和經濟衰退,抑制通貨膨脹的作用,但本身作用不足以穩定經濟,必須與其他需求管理措施配合使用。

所以,我同事和我展開反對「光說不練的」**經濟學教授的活動。這次活動在校園內和在別處導致的混亂,迫使這些痛苦的經濟學家選擇他們中的佼佼者在開放辯論中擊敗我。不幸的美國知名凱恩斯經濟學家勒納(Abba Lerner, 凱恩斯主義者)教授很快就雀屏中選。

我們在紐約王后學院的校園碰面。教授和其他的知名之士聚集在前排,學生和其他人則在他們後面。我挑戰勒納的主題是,他對巴西的主張事實上就是納粹經濟大臣夏克特的理論。我警告,他對巴西提出典型的法西斯似嚴峻政策會在尼克森的法案創造的新情勢下推動。輪到勒納辯論時,他扭捏不安的試圖改變主題,從我具體的議題變成時間測試的問題:巴西政策。辯論結束後,勒納抽噎地哭道,「但如果德國接受夏克特的政策,就不會有希特勒了。」

從此以後,全世界還沒有一個號稱頂尖的經濟學家,有勇氣在美國政府推動夏克特經濟政策的問題上,在公開辯論的時候向我挑戰。勒納的朋友胡克(Sidney Hook,哲學家)教授指出了重點:「拉魯旭贏得了辯論,不過」–他最終會輸的更多。他是說「當權者」會團結起來對付我。

這完全不是巧合。美國過去領先全球的最大製造國美譽,已經因為1966-68年間尼克森為了競選總統將美國和英國的經濟轉向夏克特式「後工業」烏托邦而被取代。這種其蠢無比的「後工業」變成不懷好意的貨幣主義,導致美國政府必須摒棄愚蠢後甘迺迪經濟和文化政策,更正確的說就是做出我曾經警告他們我恐怕他們會做的事。尼克森1971年 8月15 日的決定使得這一切不可避免的走向毀滅和法西斯似的專權。尼克森八月中旬的決策不可避免的使得1971 年拉魯旭-勒納的 辯論必須繼續下去,關於美國經濟政策的主要議題,從當前新夏克特主義到拉薩德兄弟公司(Lazard Freres & Co)的跟班羅哈亭(Felix Rohatyn, 拉薩德公司前總經理)。

尼克森的決策將美國選民和一些重要的機構投入了一場真正的經濟意識形態的魚缸。也就是說: 這些可憐的魚可能認為他選擇想要在裡面游泳的魚缸能統治宇宙,可是魚缸中已經沒有原來運載他方向的知覺。其他相信真相的人以自己定義「不證自明」的定義、公理,和假設使自己陷入笛卡兒式的烏托邦幻覺中,使得這種解析成為一種悲劇。他們相信的宇宙,只是一個充滿傻瓜的魚缸,他們相信自己的自由選擇,並根據這種信念,掌控自己的命運。

今天已經很少人會極力支持夏克特式的自由學派金融家而痛恨羅斯福總統。多數嬰兒潮族經營的公司,譬如我同為競選總統職位的對手,甚至於都不知道什麼是夏克特戰略。不過,那些夏克特式金融家努力在後凡爾賽十年期間建造的法西斯式國際主義雖然已經被美國總統羅斯福擊敗,可是他們今天仍然盡一切可能想要摧毀農工業,這是當年羅斯福戰勝希特勒的王牌。因此,1944年8月,當美國登陸諾曼地預告希特勒的死期之後,那些不得不支持羅斯福努力的金融家們,由羅素為首的右派透過防止核子戰爭的方式將世界推向烏托邦教條式帝國主義的世界政府。

軍事傳統主義者艾森豪總統在兩任總統的任期中,藉由「軍事工業集團」保護美國憲法不受這些烏托邦者流的衝撞。甘迺迪總統的刺殺打破了與這些烏托邦者流抗衡的力量;美國正式陷入中南半島的不對稱戰爭流沙中,另一方面,60年代中期也伴隨著烏托邦者流的勝利確立了「後工業」時期。馬丁路德金恩博士和包伯甘迺迪遭到謀殺,是其中最關鍵的因素將我們的經濟文化推向更糟的廢墟。

60 年代中期向下沉淪的文化典範,不過是典型狂放的搖滾-毒品-性的反傳統文化,這就足以摧毀曾經創造全球最偉大的經濟體,美國經濟,的頭腦和膽識。誘使文化典範沉淪的目的就是連根拔除和美國總統羅斯福有關的一切成就。

我曾經向雷根總統提出稍後被命名為戰略防衛構想(SDI)的計畫,很快就有人認為會增加熱核戰爭的危險,在史勒辛格(James R. Schlesinger, 國防部長)同黨的解讀下,將之視為「有立即性危險」。我根據我的信念向核子狂人布里辛斯基的老友,史勒辛格等人三邊宣戰。我表示,美國必須想方設法參與蘇聯長期可能走向熱核戰爭,包括1970年代以來一直提倡羅素似的所謂「和解」政策。因此,當雷根政府的國家安全理事會願意透過我的反向通道和蘇聯政府討論,將我的提議作為相關的選項,我立刻成了這些國防當局裡裡外外的烏托邦式政策中最危險的人物。1983年3月23日總統在電視轉播的演講中,他們認為我反對他們計畫的政治力量太強,因此絕對不允許生存。這是我今天代表反對錢尼和他新保守主義同夥同樣的問題。那就是1986 年事件背後主要的動機。

因此,我反對夏克特經濟、烏托邦軍事狂、和我們國家過去四十年在經濟、智力和道德向下沉淪的文化典範,是同一議題的三個方向。所以, 1973 年他們希望我「消失」,1986年則公然展開消滅我的無恥行動,和今天則試圖消滅我在國際社會上的所有影響力。

「監獄,任何人?」

1986 年10月6-7日試圖放棄攻擊我的結果就是,導致另一場在相關議題進行高層次的辯論。「我們到底是該殺他,還是把他關起來?」是那次辯論主題。來自烏托邦派的威脅就是,「如果您允許他攻擊我們目前正在進行的合法構陷,您這一次就無法阻止我們殺他!」

這場爭論的結論就在1983 年3月23 日雷根總統的電視演說當晚決定了。幾天後,烏托邦派重新組合他們的力量,包括右翼烏托邦派、極力反對SDI (和拉魯旭和「氫彈之父」泰勒(Edward Teller, 1908-2003)的葛拉罕(Daniel P. Graham)和烏托邦派的傳統基金會。因此,雖然SDI的名字繼續使用,但是,這些人在葛拉罕幕後指使的影響下,內容完全變質了他們強調的是過時的,尤其是要毫無用處的「現有」技術。

1988 年10月12 日,我在柏林發表一場令人難忘的演說,並為同月在某個全國電視競選專欄的電視轉播而錄音。我預言蘇聯盟國已將近崩潰,可能很快就會從波蘭開始,並迅速傳入其他東歐國家以及蘇聯經濟的現況。我提出美國應採取的行動路線,藉由肯定的經濟措施,藉此機會在世界各地連根拔除製造主要軍事衝突的機構。

很快就有人催促要以最快的速度把我丟到拘留所,如果要找出美國最狡詐的匆促判刑,就非維吉尼亞東區的亞歷山大聯邦法院莫屬。如此,實際上,就是最近就職的喬治布希總統把我投入監獄的,而且,五年多之後克林頓才把我放出來。現在,世界又進入新一輪的危機。這一次,那些銀行家再次希望民主黨會提名一個實際上能為他們執行夏克特政策的工讀生送入白宮。他們害怕我這個一點都不像工讀生的人會進白宮。

許多國家的領導不是當選就是被殺,或因誹謗而入獄。如此,如果人民允許發生這種事,則強有力的金融家同黨經常決定了國家和人民的命運。因此,在今天的世界裏,對共和國最重要的就是選出能幹的領導人,使他們不被贊成法西斯的金融家黑手黨成員手中殺害。

* “Quackademic” 是美式英文中關於Academic以鴨子聲發音的成語,也就是”Quack”-ademic 。 意思是光說不練的教授。相信中國一定也有相對的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