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開支中所需的實質商品﹕ 沒有貨幣的交易

林登•拉魯旭
2000年7月18日

除了一般的流氓和經濟文盲外﹐全球大部份有影響力的圈子都以前所未見的反應報導全球貨幣及金融制度﹐這個目前已是腐朽不堪已經註定早就會產生連鐶倒塌現象的組織。逐漸地﹐美國以外的相關圈子都在問﹐應如何取代目前的全球制度﹐更明確的說﹐有什麼制度可以取代﹖

因而﹐東亞和南亞採取日漸大膽的步驟積極搜尋各項替代方案﹐這股趨勢中以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堅持控制資本和匯率的改革最有進展。最近幾周﹐採取強硬﹑激烈手段的美國財政部長蘇默(Larry Summers)和聯邦儲備局長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已經在亞洲以外的地區進行類似討論﹐並已有顯著進展。逐漸地﹐這些步驟都共同指向目前已出現的區域經濟合作制度。如果能夠聯合這些地區的努力作為新全球貨幣與金融制度的基石﹐則目前的國際貨幣基金會(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不是要破產重組﹐就是很快的會自行解體。

針對國際貨幣基金會即將破產﹐可能對各區域影響的各種研究中﹐一些知名經濟學家以1945-1966年間美元黃金準備為基準所創的固定匯率制為例﹐可能被相對而言是固定匯率的新制度所取代。這個制度並非之前的美元黃金準備制﹐而是根據各地區的「貨幣籃(basket of currency)」所制定。沒多久﹐「東協加三(ASEAN Plus Three)」的會員國﹐以及西歐大陸決策圈的宣傳都依此提出建議。類似的討論也持續在穆斯林會議組織(Organization of the Islamic Conference)的成員進行。

歐洲地區則以法國總統季斯卡和德國總理斯密特于1970 年代末期共同發表的提案﹐受到國際貨幣基金會特別提款權 (Special Drawing Rights, SDRs﹐國際貨幣基金會訂定之外匯交易單位﹐目前每一SDR折算1.4美元)及歐洲貨幣制度(EMS,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的注意。我們可以將這份提案和我本人于1970年代中期為國際發展銀行(IDB﹐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Bank)的提案比較﹐我的提案當時曾吸引美國國務卿季辛吉及相關決策圈敵對勢力的注意。

就和其他地方一樣﹐今天歐洲相關決策圈都會同意美國總統小羅斯福提議﹐二次戰後成立貨幣制度的重整計畫﹐這個制度一直執行的很好﹐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和西歐都因此得利。這個制度一直到致命的1963年面臨一連串混亂以前都運作的很成功。當時﹐德國總理艾德諾(Konrad Adenauer)被迫辭職﹐美國甘乃迪總統被暗殺﹐法國戴高樂總統面臨腐敗勢力的暗殺和來自各方的攻擊。這些攻擊在1967-1969年之間一直藉由文化亂象和經濟移轉而持續不斷。

不過﹐那些認知到該盡速回到1971年早期固定匯率制國際貨幣協議的人﹐如果將甘乃迪總統在世時的美元和今 (2000)年的美元比較﹐就會相信目前的經濟狀況實在相當破敗。除了那個事實之外﹐更讓人害怕的是﹐不論是新的美國布希政權﹐或是不大可能當選的高爾﹐ 美元都會快速貶值到無底洞以下。除此之外﹐歐亞二洲相關決策圈也注意到﹐美國本身正是阻止重建固定匯率制的最頑固來源。為了各種不同的原因﹐它實際上的需求已經被理論化成為新貨幣及貿易制度﹐應該使用「貨幣籃」作為取代 1945-1965年間美元黃金準備制(gold-reserve-denominated)。

我同意特別提款權的模型是一種引導﹐其中包括了經濟復甦指標的特徵﹔儘管我心裡很同情卻不同意﹐他們將貨幣籃視之為當前改革成功與否的指標。我認為應該不是貨幣籃﹐而應以下列二階段建立符合需求﹑新且具全球性的固定匯率貨幣和貿易制度。

我們且以下列術語討論相關事宜。我們應同意﹐在目前的狀況下﹐為建構前述改革的議程﹐應模糊相關觀點﹐以確保我們從目前的全球性金融及貨幣災難中全身而退﹐時間如果有重疊的話﹐也僅僅發生在二種截然不同的連續階段。

我還要強調一項事實﹐1998年10月美國政府犯了一個致命的大錯﹕竟然採納華府貨幣會議的決議﹐使得政府不僅在貨幣改革前期就已全面棄守﹐而且還以最堅定的意志推動全球金融超通貨膨脹曲線﹐而最近的例子就是1923年三月~十一月將德國威瑪政府推進了商品-價格超通貨膨脹的深淵。1998年10月華盛頓會議以後﹐美國政府還繼續推動與貨幣政策相關的愚行﹐例如他們最近聯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對南斯拉夫發動毀滅性戰爭的行為已經加重災難的結果﹐也破壞了美國在1998年10月以前在外交上取得在全球貨幣改革中扮演建設性角色的可能。

如果美國曾經有過任何可行的改革﹐他們的這些行為使得美國在1998年10月以前取得的信用以及形成的政策都造成極大程度的退步﹐幾乎可以說會連續在區域性及全球性方面造成影響。

第一階段﹐以東協加三的代表進行象徵性討論為例﹐就是很典型的1997日本前大藏大臣神原英資(Eisuke Sakakibara)向亞洲貨幣基金會建議的振興計畫。類似的機製不僅僅是對抗由風險組織和投機者掀起金融戰爭進行攻擊指標﹐它也被亞洲國家作為推動以實質商品結合貿易和改善長期資金需求的急迫性。第一階段﹐我們可以預見區域性(有些地方可能會重疊)大量的出現類似組織﹐而且在全球各地進行各種形式的合作。

第二階段﹐將是重建回到固定匯率制而且是一個極有效率地全球貨幣組織﹐一種取代已經破產的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制度。這個階段將採用新的貨幣制度﹐一種由發起國的團體組成的組織。

因此﹐如果從事實面檢驗「貨幣籃」﹐當今全球在未來十年期間仍然有任何榮景的話﹐改革的二階段是目前唯一可預見的成果﹐。

因此﹐問題應定義如下﹕

只要國際貨幣基金會制度﹐及與他們現存形式相關聯的屬性﹐試圖以「貨幣籃」作為類似1945-1963年間操作美元的替代品﹐則不僅不是補救﹐反而是個陷井。不過﹐全球不能坐等全面貨幣改革﹐反而應該針對目前結果最差而且還可能造成不可收拾的全球性金融及貨幣災難採取最緊急且實際的措施。因此﹐目前的階段 ﹐最必要的是在整個監督系統之外制訂最基本的措施﹐否則就只好控制目前已經被「全球化」的貨幣制度。

今天﹐我們必需要把目前的貨幣改革視為二個步驟的程序。第一階段﹐是在國際貨幣基金會之外的區域性團體操作 ﹐或與現存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制度平行。第二階段﹐對於類似的區域性團體將十分重要﹐他們將建構並取代目前已經沒有希望且即將破產的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制度。過渡期間﹐區域性團體的措施必須很小心的避免造成毀滅性的結果﹐這種措施將會和已經註定無望的國際貨幣基金會制度有所糾纏。謹慎的人必然不會待在已經下沉的鐵達尼號上。改革必須將經濟價值獨立於現有的國際貨幣基金會制度之外﹐以及確保後者的制度能夠持續更長久的時間。

籃子裡有哪些東西﹖

在評估貨幣籃的選項時﹐應問一問﹕「這些貨幣到底有哪些實際的價值﹖」滴水不漏的回答將是﹕「結合這些貨幣聽起來就像1923 年 7 月初投資德國馬克一樣。」簡言之﹐現在全球整個的貨幣金融制度已經被有名無實的金融資產以加速超通貨膨脹的方式緊緊扼住咽喉﹔這是目前這個制度已達十分嚴峻的分水嶺。也許除了中國和一些國家之外﹐目前的全球系統已經瀕臨瓦解﹐其中包括最重要的貨幣。

設計一項政策時﹐應避免政府的信用被拖進埋葬現有制度的泥沼中。簡言之﹐「別將好與壞的貨幣一起送進下沉的洞中。」

上述關鍵性的事實都是以健全的經濟決策為前提﹐只是證明目前統治當局的金融貨幣機關﹐已經無望地全面破產了 ﹐以致于如果要保住全球經濟就不得不在當前的帳面資產上打消相當于幾百兆美元的帳﹐極大的超通貨膨脹。換句話說﹐極為出色的金融主張必須含蓄地結合全球的家庭產品﹐預估實質商品的價值並將其置于全球目前的水平線上。如果不急速減少這些華而不實的金融主張﹐經濟就不可能從這股洪流中恢復﹐取而代之的反而可能是最大及最深的全球性經濟蕭條。目前全球現存帳面約有$400兆的金融財產﹐這些帳面資產不是經由破產重組全部一筆勾消﹐就是大幅刪削成這些實質商品現有帳面值的數十分之一。

持類似主張的人認為這種情形下的金融性衍生商品﹐尤其是店頭市場(OTC, over-the-counter)的衍生性商品﹐必須完全一筆勾消。他們對與衍生性商品同源的「垃圾債券」及投機性活動也持同樣看法。龐大的國際債務都不是實際的買賣行為﹐卻反而是在浮動匯率的行政機製下透過虛幻的帳務過程產生﹐因此也必須取消。帳面值大量灌水的房地產和其他類似的事也會面臨大規模取消的情形。至於那些一定要還的實質債務﹐ 縱然實際上系由主權政府所借貸﹐也必須重新安排或另排時程。總而言之﹐這一堆亂七八糟的金融主張必須刪削成集體債務服務的支出費率﹐而且利率應該和 1945-1965年間在西歐和美洲的經濟成長政策一致。

管理類似重組後的金融及貨幣組織﹐必須考慮恢復並維持就業﹑消費﹑及生產水平﹐尤其是生產和消費的實質商品部份應和相關基礎建設的品質按每人﹑每平方公里維持淨成長率。這與美國甘乃迪﹑法國戴高樂﹑及德國艾德諾主政期間的集中政策目標是一致的。換句話說﹐不僅目前已經破產的國際金融及貨幣制度需要重組﹐而且必須在就業﹑投資﹑及信用流動的範圍內進行結構性改革﹐以扭轉那些與上述政權操作目標不一致的項目﹐回到既有的目標和標準。

這些看似激烈又唐突的措施不僅僅是政策選項﹐也足以使我們持續所謂的「現代文明生活」。

對那些還沒把相關事實想透的人﹐上述警告似乎過份誇張。如果沒有類似看起來激烈的金融貨幣重組措施﹐也沒有今日逐漸流行的倒轉實質商品投資和生產的趨勢。人類不久將陷入全球性的黑暗時代﹐甚至更進一步類似非洲化的撒哈拉螺旋向下沈淪﹐屆時全球人口數在未來的數十年間將可能只剩下十億人左右。這是從世界各國有關於傳染病資料中持平且令人震驚的報告﹐這項報告幾乎所有賢明的政府及相關單位都已知之甚荏﹐並將作為一個「標記」思考目前全球經濟的致病狀態。

對於曾經致力于研究西元1500年以來歐﹑美兩大洲潛在相對人口密度(及平均壽命) 實際及立即性變化的專家們來說﹐這項警告並非多餘。如果我們思考十四世紀中葉新黑暗時代以來累積基礎結構和生產技術的發展﹐我們必須知道自1960年代中葉採用國際貨幣基金會制訂各項政策的相關制度以來﹐已經將人類經由長期不斷努力達成的人口數整個的倒轉過來﹐在1966-1971年間﹐人口數已經在前幾個世紀的歐洲文明之間擺湯。如果我們不將1960年代中期以來在國際貨幣基金會主導下造成與人口數相關的技術投資急速下降的趨勢導正過來﹐我們已經達到全球人口的大禍邊緣。

實際上﹐如果全球的先進國家同意採取1945-1965二次戰後期間美國和西歐之間共同分享的合作模式﹐甚至在今天這麼遲的階段仍能避免類似的大禍。比起戰後美國和歐陸執行這些政策時有起伏的階段﹐目前要回頭採取政策﹐其實已經很足夠了。今天﹐我們必須再加一些警告﹐類似的合作必須構筑于真實﹑實質上的全球性合作關係﹐這些合作的國家有一些直到現在還是當年殖民政策的受害者﹐包括繼承並實踐新殖民政策但目前已經破產的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制度。

參與科技輸出的國家﹐如日本﹐再加上東協加三諸國﹐合作對象就包括了整個歐亞大陸。其間的意義代表﹐至少近似﹐所有合作夥伴都實行「整套經濟」﹐以致每人 ﹑勞動生產力都有高獲取率。我個人希望美國這幾位排名領先素質卻不怎麼出色的總統候選人﹐無論是誰當選﹐都能在2001年建立一個較目前更健全的政府。當今的政府正陷入一片混亂﹐眼前還在進行一些讓人覺得噁心的政治程序﹐而這個政府卻是東協加三曾經暗示渴望與之建立全球合作的搭擋。

若要及時達到那種形式﹐某些基本步驟必不可少。為了找出所需的措施﹐我們必須考慮之前訓逐漸走向瀕臨破產的國際貨幣基金會「浮動匯率」制度的教。我們必須將最近30幾年將人類帶入災難的政策性變化﹐與1945-1966年間值得我們學習的成功經驗區隔開。

我們因此建議將一些領導全世界的貨幣也在某種情況下就此一筆勾消﹐或者由負責一個全新制度的單位出面進行破產重組。過渡期間﹐這些重要的貨幣不是被有系統的重組了﹐就是被新定義的貨幣或信用機製取代。因此﹐僅僅藉由徹底改變「全球化」的最新趨勢﹐或由各主權獨立國的信用創造單位執行﹐就可以將這些貨幣重組或是全部重新來過。

我們必須理解﹐類似的重組並不是什麼無法想像的激進建議﹐貨幣主義支持者卻歇斯底裡的堅持它是激進的提議。我說過﹕我們不是經由本身的意願理性地這麼做﹐就是坐等目前全球的金融﹑經濟﹑政治﹑及社會亂象為我們處理﹐無論我們是否選擇這種結局。

我們在剛剛結束的20世紀才經歷過類似的過程﹔現在的全球金融及貨幣危機更深﹐更廣﹐比20世紀中任何看得見狀況都還要大。此外﹐20 世紀一些相關的先例中﹐我們應該強制從相關帳戶中取消已經破產的貨幣﹐代之以由各主權政府新創的貨幣。

無可否認地﹐目前仍然有人歇斯底裡的抗拒類似改革。這一切都可以在政治上有權有勢的金融寡頭利益圈中看見﹐他們的觀點和英美寡頭集團代表的觀點一致﹐同時也反映了另一批在1933-1934年間支持並鞏固希特勒當權進而造成1930年代大蕭條的人的觀點。其間的關聯已經很明白了﹐相對於德國的葛賽夏夫特 (Friedrich List Gesellschaft)在1931年提出解決相關問題的改革計畫﹐政治上代表金融寡頭利益的有英國的諾曼(Montagu Norman)﹐諾曼的金主沙赫特(Hjalmar Schacht)﹐紐約的伯朗兄弟投資銀行﹐及帕彭(von Papen) 。

今天﹐反對上述貨幣學家的人制定的政策目前也需要改革了。他們的情形類似1920~1930年代的諾曼和沙赫特﹐確切的說就是蒙帕萊學會﹐及具類似想法的共犯﹐如英國前首相柴契爾﹑美國傳統基金會﹑及美國國會中極力主張「自由貿易」的狂熱份子。如果我們任由這些金融寡頭支持者的力量佔優勢﹐一如今日美國的財政部長蘇默﹐聯邦儲備理事會主席葛林斯班﹐及玩弄民意的前克林頓高級戰略顧問迪克.莫里斯(Dick Morris)﹐那麼全球不久之後就會看見比希特勒統治下的歐洲還要糟的政經情況出現。在這個點上﹐精確的說主要在於所有的文明將面臨立即的危險﹐情形就如同美國總統候選人布希州長和副總統高爾。

因此﹐政策制定者應該更小心地進一步深入學習布列頓森林固定匯率制度的實質精神﹐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戰後﹐1945-1965的20年間在美國﹑西歐﹑及日本相關國家運作成功的故事。在這方面﹐我們應該注意執行這個制度的實際情形﹐尤其是羅斯福總統意外猝死以後﹐其繼任者杜魯門政權在道德上及經濟上就故意推翻羅斯福的遺志。就羅斯福的遺願被接受的部份﹐美國和西歐至少一直到60年代中期都受益頗多。現在的問題是﹕針對今日各國不同的國情﹐什麼是成功執行固定匯率制度的關鍵﹐尤其是充份適用的原則﹖

表面上﹐面對今天的挑戰﹐答案其實相當基本﹐因此已經為相當多的政體接受及支持。然而﹐我必須指出﹐要成功的進行類似矯正措施必須有深入了解其中奧妙的專家投入。我將進一步解釋其中的區別和含意。

一籃商品

實際上﹐1945-1965年間布列頓森林制度的優勢在於一籃實質商品的實際價值。美元之所以具有儲備貨幣的優勢﹐主要是美元會結合進口黃金的入超做為貨幣儲備黃金的固定價格。黃金準備制的確有效﹐否則國際上及相關國家的內部貿易保護主義者及相關規章不會另定措施加以保護。它是美國經濟的實質優勢﹐它可以按人口計量﹑按每人及每平方公里實質生產力的成長率衡量﹐也可以資本的實質商品形式在一段時間內的增加率呈現。這是美國經濟在戰後的最初二十年施行貨幣制度最關鍵的期間。這項實質的優勢﹐正與戰後受創頗深的歐洲對美國農產品和機器類產品需求數量急速擴張一致﹐促使美國信用刺激西歐每人實質生產力成長﹐使得歐洲因此成長並得以履行其對美國的義務。

實際上﹐1930年代羅斯福總統的經濟振興政策及1945-1965年間的布列頓森林制度中﹐美國都在執行羅登伯奇博士(Dr. Lautenbach)于1931年會見葛賽夏夫特時提出擴充信用建立消費者生產力的政策﹐也因此1945-1965年間﹐美國經濟能夠在成長中提供歐洲重新支付進而擴大信用。因此﹐羅登伯奇博士的提議不僅實際上被羅斯福總統治下的美國修正成適用的措施﹐甚至還成為羅斯福1945-1965年間美國和西歐之間戰後經濟關係的遺產。要強調的是﹐羅斯福和羅登伯奇的政策系明確地以美國立國之初的財政部長漢彌爾頓對美國國會表示採用反亞當斯密主張的美國政治經濟制度為前提。同一制度也由19世紀的大經濟學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和亨利(凱裡的政策為代表﹔葛賽夏夫特同時也在德國提出和羅登伯奇類似的建議。

實質上﹐這個看法和日本及東協加三所提的亞洲合作計畫一致。藉由這些工具國際經濟分工足以供應多個國家增加的勞動生產力。透過運用相關的進口科技﹐使每人勞動生產力因而受益﹐這些分工將可藉由中﹑長期資本基金協議獲益。

戰後羅斯福總統曾經有意幫助及解放葡萄牙﹑荷蘭﹑英國王朝﹑及法國治下殖民地的國家及人民。羅斯福為非洲詳細規劃基礎建設的發展可以作為相關政策的例子。一旦羅斯福當初的想法實現了﹐這項政策就應該成為全球經濟科技高度開發及低度開發地區之間合作模式的基礎。這項新的固定匯率取向的政策應被接受為全球的貨幣制度。

本世紀之交﹐應該強調固定匯率的一些問題。如果要延長中﹑長期國際信用﹐則貼現率應維持在每年單利1-2%的水平﹐實質商品資本形成的高平均率不僅不可能也不應該作為開發中國家的全部。如果相關幣值因為倫敦之類的金融寡頭中心施壓而造成波動﹐一般而言﹐公開市場的借款成本率必然因此上漲﹐而且會以複利而非單利的方式反映。實際上﹐倫敦直到1931年都致力在全球維護黃金標準或浮動匯率制度﹐情形就如同尼克森總統在1971年8月下令推動相關法案﹐立即對開發中國家造成極大的傷害。

就目前的情況來看﹐沒有人知道美金和歐元相對於其他幣值的真正價值為何。究竟是哪些合理地前提組成實質商品資本形成使其價值能夠持久﹖ 莎士比亞在哈姆雷特中的臺詞﹕「生存﹑還是死亡﹕這的確是問題﹖」因此﹐當情況是生存時﹐所有的事務都顯示經濟價值的長久性無法從貨幣量扣除﹐因此經濟活動的價值究竟應如何評估﹖

現在我們再回到「商品籃」的主題。我認為「商品籃」就是植基於1945-1965年間相當成功的固定匯率制﹔也是1791年美國財政部長漢彌爾頓像國會提出的報告「有關於製造」為全世界耳熟能詳的政治經濟美國制度下定義。就如同1945-1965年間極為成功的跨大西洋制度是結合美國和西歐國家的經濟創造實質經濟的成長﹐漢彌爾頓也是這樣。他先從自己開始﹐再經由瓦泰爾(Vattel)﹐結合萊布尼茲的理論﹐以美國經濟政策結合城市工業和農村作為相生相長的基礎。簡言之﹐健全的經濟是以衡量執行成果的成長率﹑及每人﹑每平方公里的實際單位為前提﹐而非將帳面(也就是﹐金融)值納入為已生產商品中。

當實質商品滿足貨幣波動的情況時﹐當事人仍然可以選擇透過協議建構一籃實質商品的虛擬單位帳戶。因為商品價格的調整是以一籃商品為單位 ﹐一旦幣值波動﹐對商品並沒有影響。類似的虛擬單位可以運用在國際信用機製的會計制度中﹐因此﹐就創造了以特別提款權為基礎的後續事務。

因此﹐在投資實質商品的中﹑長期資本貸款中﹐即以一籃實質商品的貨幣價值為標準。貸款系以此為單位而非貨幣價值﹔然而﹐出口商是以產品交付的虛擬單位為信用﹐償還貸款則以到期日當天的幣值為準。

實際上﹐「黃金準備加商品籃出口」制即採用類似以物易物制度的中﹑長期實質商品借貸﹐在1945-1965年間的大西洋兩岸的關係中採用固定匯率制。

以上就是這整件事的要義。

現在﹐我們再進一步檢驗使用交易帳戶的虛擬單位過程。檢驗設計及管理這些單位的方法。

對讀者而言﹐目前顯然要談的內容應該包含需求物品的實際價值﹔但是﹐不應該考慮包括合理原因的缺點。事實的真相是﹐哈佛和芝加哥大學等相關學術界由其那班天真的學生到處散佈類似天空之城(Laputa)的迷信思想﹐他們認為日常經濟中所有的價格雖然從未接近其實質價格﹐可是卻以很合理的方式運作﹔所謂「正確價格」僅僅是這批昏頭的人腦中的迷思罷了。例如﹐恰恰與邊沁(Jeremy Bentham)的實用主義想法相反﹐認為商品的價格必然落于「自由落體」的狀態而非漸近線的狀態。除了那些以教授隨機數字為生的江湖郎中之外﹐實際的經濟活動中不可能出現隨機的數字。

事實上﹐透過一些對類似理論透徹了解並且相信其可行的高素質學術機構﹐我們可以設定一個可接受的錯誤估計值﹐例如以一籃作為標準的商品 ﹐應該視之為合理的選項。

實踐和理論

建立一籃商品合理的標準單位是從頭就拒絕自以為是義大利經濟學還元主義者史瑞法(Piero Sraffa)等人的想法﹐例如﹐將消費視之為商品的生產過程。我們必須將供應家庭必需品的基礎工程(例如﹐公共工程)﹐與家庭消費及科技進步相結合﹐使得以集中資本投資資本財的生產及物理分配的實質商品形式﹐勞動生產力相對提昇﹐而這一切都應以物理產品的每人﹑每平方公里的方式評估。這些是影響成長率的因素﹐以實質商品的觀點定義經濟價值。

目前為止一切都還好﹔不過﹐還是有陷阱。在某些方面來說﹐以類似方式衡量成長率顯然沒有問題﹔但是﹐有些比較微妙的部份可能會被忽略﹐ 以致造成可怕的結果。進一步考慮更清析的衡量方式﹐然後就可能清楚的呈現更微妙的部份。

在所有經濟研究的合理設計中﹐我們嘗試計算出一國經濟的潛在相對人口密度。我們將從這個標準引導出潛在的增減比率。因此了解相關的計算方式可能了解經濟成長的精義。

研究經濟發展應該是從人的勞動生產力﹐而不是商品的生產。也就是說﹐從小孩經過幾十年成長到成人能夠完全加入經濟活動的這段期間。當然 ﹐這都有賴資本形成的特質。

為了計算其中的效應﹐我們必須定義典型家庭用度的最小規模﹐及其中所含括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這麼一來﹐就可以估計出全體人口在健康的環境中自給自足﹐進而使人口增加的標準。人們可以定義科技的水平─而非單一的技術–允許整體人口產生相應網絡的實質經濟成長率。我們將成年勞動力和整體人口間的關係﹐定義成為一個家庭組織─也就是說﹐生產足以養活一個家庭的量使其有充份的心智發展加入成人社會。這就可以建立一個足以比較的大略標準。

我們因此就可以定義出整體社會勞動階層相對應的結構特徵。首先是估計出家庭的市場消費﹐開發基礎建設 (例如﹐公共工程)﹑工業輸出﹑農業輸出﹑及一國領土中衡量上述事項每人﹑平方公里的產出。定義「家庭必需品」的商品﹐包括範圍相當寬的專業服務需求(例如﹐健康﹑教育﹑科學)。這些範圍的消費與浪費﹐將全部與經濟的產出作比較﹐並以同樣的術語衡量。以下將就其較佳﹑較差﹑或停滯﹐以增加率的方式比較。

因此﹐我們採用一種方便且可靠的方法估計貨幣的值﹐就是以綜合性選擇價格和家庭收入間的值求出每人勞動力及每單位面積。藉由生產得到實際上相對的自由能量 ﹐加上已經定好的費用﹐我們就能估計出整體的經濟產出﹐及相應的成長率。目前這項估計值與與潛在相對人口密度的增加率正好一致﹐這項成長率的估計已足以達成整體經濟的財務和行政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合理的經濟範圍內﹐價格並非由全無規範的自由貿易所定﹐而是由整體經濟進程中的基本生活水準所定。這些基本生活水準的特性必須由政府制訂。

所謂的「貿易保護主義者」衡量採用典型的臨界點﹐就是那些受蒙帕萊學會影響而被廢止的條款﹐尤其是蒙帕萊學會的同路人﹐1969年就職的那個倒楣又沒大腦的尼克森總統。接‥這些保護的臨界點又在1977-1981年卡特當政期間推行自由貿易和財政高利政策時再一次的受到重創﹐使用的手段甚至更粗糙﹐使得整個美國政府從此長期陷入負債的泥沼而不能自拔(圖1和圖2)。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美國國家歲入比較低的百分之八十的家庭收入方面。自從1977年卡特總統就職以後﹐美國人的生活條件就每下愈況﹕這可以從之前所謂改進生產潛能﹐及整體降低每人實際勞動生產力中看出。

貿易保護主義者確實是有短﹑中期增加價格的傾向﹐這就好像貨幣主義者從來不會停下來為這種結果啜泣是一樣的道理。(就中﹑長期而言﹐增加更高的生產率實質商品的資本才可能增加的更高﹐如此一來造成一些特殊商品的價格下滑﹐品質卻因此提高不少。)因此﹐價格上漲就在所謂的「自由貿易」的大纛下被視之為「公平交易」了。

針對這些貿易保護主義者﹐任何敢於制訂規章規範這些人的健全政體治下的經濟有二個好處。首先﹐他們直接或間接保護一般的薪水階級﹐使得潛在生產力可以由家庭呈現﹔這麼一來﹐再結合合理的稅制之後﹐就可以確保政府和私人單位制訂的價格可以維持在相對潛在人口密度的所需要的水平。其次﹐政府因此可以改善潛在相對人口密度所倚賴的政府及私人的中﹑長期資本投資創造市場。

想要提昇美國憲法不可剝奪的基本權利中的福利--如果美國政府膽敢公然違背她的義務--就要確定已經將改善全國人民每人﹑每平方公里的潛在相對人口密度考慮進所擬定的相關措施中﹐其中應包括私人企業無力負擔的公共工程。就這方面來說﹐這是一個自治政府應對其轄下每一個人民的生活及工作水平所應擔負的責任。

因此﹐以這種方式擬定公共政策投入貿易活動﹐將為激進且愚蠢的蒙帕萊學會大加詆譭﹐國家也會任意的進行干預。可是如果沒有這些令蒙帕萊學會憎惡的措施﹐現代經濟就不可能存活的這麼久。確實﹐三十多年來蒙帕萊學會的意識型態對政府的影響力﹐已經對1945-1965年間在美國和西歐創造的經濟高峰一落而為經濟荒原。在這個過程中﹐自從186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中期的一個世紀中﹐包括歐洲和美洲所有當代的基礎建設﹑農業﹑及工業發展的實質經濟價值都已經被破壞殆盡。甚至是20世紀二次大戰對歐﹑美洲的破壞都沒有近三十多年英國工黨首相威爾遜(Harold Wilson)第一次掌權時推動的「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狂想所造成的破壞力更糟。

同樣的問題可以不同的方式提出。最近三十多年間﹐大西洋兩岸最成功的貨幣制度現在已經進入破產的階段。有哪些政策制訂者會比過去三十多年採用更愚蠢的措施﹖有哪些學術機構會致命且錯誤的把1960年代中期以來最成功的措施﹐變成一場全球性的大災難﹖

那些機構名氣都很響亮﹐也不難認﹕他們是蒙帕萊學會和有類似想法的思想家。他們的影響力有系統的造成自然災難﹐而不僅僅是反映在決策者和管理階層讀錯電話號碼所造成的意外。這是一種經過特殊設計的機製﹐用來誤導全球最有影響力的決策者和管理者﹐為地球帶來前所未有的災難。因此﹐那些掌權的經濟學家和財會專家竟有系統的以異于常情的方式讓我們面臨這場大禍﹕有系統的。

美國政府和一些單位有意識的且逐漸的誤導大眾﹐把統計資料報告或詮釋成愚蠢又多舌的「資訊社會」和實際上誰也弄不清楚的「新經濟」﹔情形就和發現公司已經瀕臨破產﹐在深沈的絕望中試圖耍手段欺騙投資者和債權人。然而﹐目前各級政府﹑中央銀行﹑及相關單位所撒的漫天大謊就是基本問題的症狀﹐而非根本原因。

從這一點來看﹐會計的實驗主義失敗主要原因在於亞當斯密﹑邊泌等人以「經濟」為名設計的帳務系統。這裡﹐我們將超越商品籃的膚淺性﹐直接進入基本原則和理論。

總而言之﹐相關的理論如下。1950年間當我第一次發現物理經濟的領域開始﹐我曾經再三的重複這些內容。可是這些內容還是需要重複說明 ﹐直到學生能掌握這些概念的精義﹐而非僅僅學習相關名詞的表相。

1. 1671-1716年間萊布尼茲初次定義物理經濟學時﹐曾經明白的提到人類是有別于其他物種的萬物之靈﹐唯有人類能─透過他本身的力量─經由行動的意志力增加其本身的潛在相對人口密度。

人類將行動意志力的普世性增生力量視之為一種偉大的發現﹐後來更證明這些發現為宇宙間的物理原理。它透過人類不斷的累積知識﹐以及合作的方式運用各種知識不斷開發﹐再以意志力選擇應有的作為﹐使得人類在宇宙間增生的力量可以在某一特定社群治下每人﹑每平方公里增生能力明確的計算。

2. 目前為止﹐我們以「物理科學」點出今天教室中傳授現代數學物理的觀點﹐包括實際生活的部份﹐及人類被視之為不可能在數學上予以系統化。自從19世紀克勞秀士(Rudolf Julius Emanuel Clausius, 德國科學家)﹑格拉斯曼(Hermann Grassmann, 德國數學家)﹑凱文(William Thomson Kelvin﹐英國科學家)﹑韓默茲(Hermann von Helmholtz, 德國科學家)﹑馬克斯威爾(James Clerk Maxwell﹐蘇格蘭科學家)﹑瑞利(Baron Rayleigh﹐英國科學家﹐1904 年度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及波茲曼(Ludwig Boltzmann﹐奧地利科學家)等人提出從數學物理的觀點認為宇宙是被一種稱之為「熵(entropy)」的自然律所管轄。這個結論至今仍廣為各界接受﹐讓他們的支持者陷入長久困窘的地步﹐原因不外于人類及生活進程都是宇宙間最有效率的一部份﹐因此對熵的倡導者的誠信問題不免有所懷疑﹐甚至在課堂上教授這些理論都要冒‥似乎失禮的風險。

經濟上﹐整體經濟實質的利益是以潛在相對人口密度的邊際增加表達。這項邊際的增加與相關制度的自由能量相關。因此﹐如同生物一般﹐向上演變的生物圈呈現的是抗熵的特色。在物理經濟上來說﹐要檢驗某項收益是否是整體經濟的實質收益﹐就要從帳面上的收益與實際上的自由能量比以潛在相對人口密度的相關性下手。確實﹐自從1971年8月﹐特別是1977年1月﹐美國經濟的淨效益都是假性成長﹕美國突然間對過去投資在經濟上的基本建設﹐生產性資本等熱衷起來﹐可是這一切僅僅是實質經濟以外的金融財務帳面上的利益﹐而非實際的自由能量增加。

3. 因此﹐主要在回應凱文-克勞秀士廣受歡迎的統計熱力學教義﹐他們的擁護者接受了負熵(negative entropy﹐有時也稱之為negentropy)的術語﹐認為這仍是今日數學物理的傳統觀點。類似這種主觀事務的統計結果﹐一項廣受歡迎的說法是 ﹕a)全面性的負熵並不存在﹔b) 統計上﹐唯有在操作的環境中逐漸增加熵的比率才有可能以負熵的形式出現。波茲曼不僅朝這個方向延伸他的想法﹐他在這方面對他學生的影響﹐尤其是聞名的薛丁格(Erwin Schrodinger﹐1933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將這個看法用在有機體的原則上﹐是頗值得吾人注意的一點。

4. 1948-1952年間﹐我拒絕數學課上一般人有關熵和負熵的看法。具體地說﹐這些定義反映了新康德浪漫主義社會性病態的影響力﹕否定人類綜合性認知有能力自覺理解那些既有的存在﹐進而揭露完全倚之存在的普世性原則。其間自相矛盾之處又顯示出一般接受的熵/負熵教義的病態﹐強迫我們相信生命原則就涵蓋在宇宙的物理原理之內﹐或者就是這些原理本身。就某方面來說﹐這是高斯的學生和追隨者黎曼的多重面相連結的革命性成就。我把我自己原始的想法也加到物理經濟學中﹐使得認知的原則也是一種宇宙性的物理原理。從那時起﹐當維納斯基(Vladimir Ivanovich Vernadsky﹐前蘇聯科學家)介紹生物圈的概念以後﹐就認為生活中的抗熵原則是超越非生物性的﹐統計上熵的演變﹐及經濟史的科學發現顯示﹐抗熵認知過程的特色超越其他僅僅是生命的過程﹐這二者﹐生活和認知﹐分別為宇宙間不同的物理原則﹐因此必須從整體的角度來看才能將其置于物理學中相對應的位置。

5. 乍看之下﹐針對增加社會上潛在相對人口密度而改變的行為﹐是觀察人口統計學上定義個人與自然間關係的改變。因此﹐我們以表面積的每人﹑每平方公里的實際值來衡量這項變化。從這有利點﹐我們能預估勞動生產力的增加說明當今科技發展的現狀﹐就如同黎曼的物理時空幾何學中曲率的改變。在這個觀點來看﹐每增加一個有效的宇宙物理原理﹐就會改變物理經濟學行動領域中的曲率。想要合成一項有效的宇宙物理原則﹐唯有在自主不受干預的個人認知下才有可能達成。因此﹐這也成為人類行動的模式﹐而人類在宇宙中的動力也由此而增加。

6. 然而﹐進一步檢驗上述事項﹐我們發現不能將認知的功能僅僅限制于宙物理原則的有效發明上。由於宇宙原則的觀點不能僅僅借助于感性知覺的傳遞﹐社會上共同合作選取進而運用宇宙物理原則的發明﹐有賴于認知並回應各個以發現的原則。如同當初古典人道主義者針對當代環境所建構的教育體系一般﹐這項回應我們現在知道是實驗宇宙性物理原理有效性的古典藝術組合。經由這些參照人類認知進程的藝術形式﹐而非僅僅是感性知覺(例如﹐快樂和疼痛的感官形式)﹐我們培養了洞察力使人類能夠有效的產生或推動宇宙物理原理使得抗熵能夠依之增加人類的潛在相對人口密度。這些古典形式同時包含了一般的人為和非人為的形式﹐以及開發語言的文學形式﹑歷史研究﹑及其他的經國大事。

7. 因此﹐類似這種多重的宇宙物理原理及古典藝術原則代表透過特定的方式﹐人類可以獲得潛在相對人口密度所賴以增加的物理原理和合作的原則。

8. 我們將從前述的論點推論出經濟政策的三個關鍵點。A)經濟成長的主要源頭來自于年輕人的教育﹐以1960年代中期經濟發展最快速的時期為例﹐當時校園人口增加的數字相當于本世紀初前二十五年的總人口增加數。這不僅意味‥教育體系內古典形式的人文與科學教育﹐甚至是家庭與社區生活在情感上都很適合向年輕人推動自我發展的認知能力。B)因此﹐學生應該再次體驗宇宙物理原理的第一手發現﹐大學則扮演基礎研究計畫中心作為推動科技進步促進整體經濟發展的推動力。 C)私人企業(其中的區別就像是公開持股公司和控股公司的不同)﹐ 尤其是機器工具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是實踐原理求證實驗相關的設計﹐以合適的熱情推動科技進步的進程﹐如同個別農夫進步的例子一樣。健全的現代經濟要求國家創造一個規則完善的環境和基本的經濟基礎結構﹐使每個人的認知能力都能夠自主運作為尖端科技發展服務﹐經濟進步逐漸達到資本集中的的形式。

因此﹐科技教育導向的經濟成長的特色是黎曼式的。新增且有效的宇宙性物理原理髮現擴展了可用物理原理的多重連結。我們曾經闡述過多重性變化的特色﹐是經由某個經濟行動呈現的物理時空曲率。所以﹐這項變化是反映潛在相對人口密度增加的抗熵形式。我們因此依上述方式定義變化率和生產力的增加率﹐它是抗熵物質中「自由能量」的比率而真實利潤也依此而不斷產生。

上述八點已經概括的指出經濟的實質成長率。

全球的勞動力分工

且以中國和印度的例子來強調這一點﹐今天全球大多數地區都受困于所有的人口集中在有限的可耕地。這些障礙的癥結點在於如何改善全球多數人的生活水平﹑增加可耕地面積﹑增加單位面積的潛在人口密度﹑加速生產﹐及家庭﹑社區生活中科技進步的效率。

到目前為止﹐我們要求國家之間接納根據下列基本原則制訂的政策與協議。(1)科技進步的爆發力應該像「火山」的爆發次數﹑規模﹑密集度一般儘可能的增加﹐ 同時造福各方。(2)儘可能重複科技進步的過程﹐必要的經濟基礎結構(例如﹐水資源管理﹑能源﹑交通﹑教育﹑健康保健)必須儘可能針對所有能增加生產力和生活水準等方面提供。(3)為科技進步所購買﹑建設的各項基礎建設所創造的長期信用應該極力擴充。這項信用應該從產生科技進步相對比率最高的地方流進最需要且有機會進行開發土地﹑人口﹑及生產經濟的地區。

這意味‥相關政策必須至少往前看二十五年。這段時間的差距將藉由在相關領域中改善資本的長期信用來表示。對於現代已經處於自我毀滅邊緣的破敗文明廢墟﹐這表示生活中極端需要新的機會。

全球重建的類似過程將呼應1945-1965年美國和西歐之間經濟合作的最佳特色。它也代表一種不同的方法思考經濟議題﹐這包括完全與下列信奉保守革命教義的存在主義者﹐例如叔本華﹑尼採﹑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德國哲學家)﹑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賽斯(Ludwig von Mises﹐與海耶克同屬奧地利學派)﹑韋納(Norbert Wiener﹐美國科學家)﹑范紐曼(John Von Neumann﹐電腦先驅)﹑史壯(Maurice Strong﹐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UNCED秘書長)﹑ 及蒙帕萊學會等空想家劃清界限。也就是說﹐我們必須以物理經濟的角度思考經濟﹐而非把注意力放在帳面的金融資產上﹐同時也須把經濟視作為在我們居住之地內增加人類的力量。它也應該將合作視之為文化認知的形式﹐而非象霍布斯之流的觀點﹐將人貶低成為完全受喜怒哀樂控制的野獸。

現在針對觀點﹑策略﹑軍事等方面應該有較新﹑更深入﹑更豐富的概念。當代歐洲文明史中引發戰爭的實際原因﹐ 一直以來都是當代各方與寡頭集團的抗爭﹐避免人活得不像人﹐或者如當今的蒙帕萊學會的意識型態企圖讓人類回到畜生似的政治及社會狀況。最典型的正義之戰就是大英帝國企圖利用其叛逆工具美利堅聯盟國(簡稱邦聯﹐Confederacy)來消滅美國﹐以保證其奴隸資產永存不朽。就如同歐洲遲至三十年戰爭結束之後才達成協議﹐在1648年簽訂「西伐里亞合約(Treaty of Westphalia)」一樣﹐這場由林肯總統領導的戰爭定義了文明生活下國際法的前提﹐事實上就是自1648年起已經由歐洲文明向外擴散並存在的明證。

今天﹐文明的主要危險來自于以倫敦為中心的全球金融寡頭﹐他們接受蒙帕萊學會愚蠢無比的「自由貿易」教義作為毀滅國家主權的工具﹐將多數人生活水平和平均壽命降低到畜生的地步﹐整天沈溺在虛擬的任天堂或雅虎的世界。那些蠢蛋事實上就是法西斯主義者﹐和之前的希特勒沒兩樣。如果那些寡頭集團和它的右翼蠢蛋﹐成功的推動「自由貿易」全球化﹐及股東分紅的想法﹐文明將終止一個世代以上。在此歷史的轉捩點﹐國家間戰爭的唯一正義之因就是擊敗這些邪惡的寡頭集團和新帝國企業。否則﹐除了維護主權國家間和平的現狀﹐全球將不會再有戰爭的合理需要。

這一刻終於到了﹗我們可以經由主權完整的共和國﹐經由其內部的社區組成夥伴關係建立人類相關事務的規則﹐國家則承諾推動1776年獨立宣言第一段及聯邦憲法序言中提出的共同福祉。這些以主權完整為前提的國家聯合組成的社區﹐就不會有所謂的正義之戰發生。這項以維護世界各國人民及其后代的共同福祉的原則是唯一適合全人類共同處理的全球性事務。

類似開發完整個人自主認知能力的社區是所有文明的寶石。推動開發個人﹑能力﹑及了解相關利益對現在及后人都有貢獻﹐也將成為我們制訂相關經濟政策的概念。事實上﹐這必然會實現﹐也必然會在相關團體間共享這項理解。

就如同我在本章中所規畫的﹐一籃商品應該被理解為共同分享做好事的承諾。因此﹐經濟的問題不完全是商品的價格﹐而應以合理的善意預估公平的價格。在那個基礎上﹐一單位籃子商品的合理價格﹐將是實際上的正確價格。

圖一: 美國聯邦政府債務表 (美金)資料來源﹕美國預算管理局。美國政府2001財務年度預算﹐歷年表格。圖一和圖二﹐一如本圖所示﹐美國政府債務增加最快的其間是尼克森和卡特總統當政的期間政策出錯所致。

圖二: 美國聯邦政府債務表﹐每名成人勞動力(兆美金)資料來源﹕美國預算管理局。美國政府2001財務年度預算﹐歷年表格﹔美國勞工部勞動力統計局﹐僱用與收入雜誌﹐2000年6月號。